中古汉地之西域文化

周  泓

【摘要】社会文化生成与历史生成相互促生。文化生成主要在于文化接触、交往交融而形成复合文化。社会生成，主要指不同形态社会力量（生产方式、主体等）碰撞交流，形成新的社会特质。历史生成，因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尤其朝代更替或政权变更，使主体及其文化迁移或滞留，而产生新的社会主体或结构。即历史生成实质涵括或促动社会文化生成。同时，社会与文化生成积淀或敦促历史生成。族属、信仰之转换、转向通常基于文化、社会和历史的生成。即历史生成往往基于社会文化生成。自古代经中世纪至近代，西域文化不断东渐中土，与南北方汉文化交融生成，逐步成为现今汉文化的重要构成。此亦历史生成之内容。

【关键词】西域文化；社会文化生成；历史生成；中古汉地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多元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多族体和谐研究”(项目编号：12BMZ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泓，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新疆历史与发展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人类学（本体、历史人类学、信仰人类学、汉人社会等）、社会史、民族学与白俄罗斯研究。北京100081

自古代经中世纪，西域文化不断东渐中土，尤其在竞技、物产、艺术、信仰习俗诸方面，不仅见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亦见于流传迄今的文化事项与民俗元素。古代西亚中亚的马和马术，狮子、鸵鸟，“胡风”艺术均经西域传入中地；生肖地支纪年、中土“宿星”(《七曜经》)亦是汉地-西域之文化生成；西域果蔬香料花木随古玉石之路-香料之路-丝绸之路东渐，与南北汉地文化交融，成为近现代汉文化的重要构成。

一、连接东西陆路空间：丝绸之路

西汉张骞通西域前，已有西域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史籍已称中国为“赛里斯国”，意为“丝绸之国”。公元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成为中原王朝及北方部族西向交往的渠径，系中国经中亚、西亚而联结欧陆的东西方交通线路。因丝绸贸易为古代世界运销最远、数量最多、持续最久的商品贸易，史学家遂把沟通中西方的青铜之路、玉石之路、香料之路、茶马之路统称为“丝绸之路”。汉代“丝绸之路”①,主要东起长安(今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敦煌向西分南北两道。南道,自敦煌西出阳关,经楼兰、伊循、鄯善、若羌、且末、精绝、拘弥、于阗、皮山、莎车、蒲犁,越葱岭达大月氏、安息,经条支,最后到大秦(罗马帝国)；北道,从敦煌出玉门关到车师、轮台、龟兹、姑墨、疏勒,西越葱岭达大宛、康居到奄蔡。三国魏晋时期,辟中道:从敦煌出发,向西达罗布泊,横穿沙漠溯孔雀河与塔里木河,经焉耆、龟兹、轮台、阿克苏、巴楚等地抵喀什,再西越葱岭至中亚、南亚各地。唐朝至中亚商道为：伊吾—吐鲁番或库车—塔里木盆地或敦煌—吐鲁番—和阗—帕米尔—撒马尔罕—波斯—叙利亚。②国外史学界一般确定“丝绸之路”西端至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伊斯肯德仑)和西顿与推罗（今叙利亚拉塔基亚与巴尼亚斯）港口。[1]（P.8）古希腊人往往从占据地中海东岸港口的波斯帝国获取中国丝织品。故罗马人亦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1877年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称张骞开辟的陆路欧亚通道为“丝绸之路”。

自长安迄古希腊达八千多公里的“丝绸之路”，促进了西域城郭诸国商业的发达，吸引了波斯人、中亚人、突厥人、回鹘人、西域人等聚集于此。西域胡人, 原主要指粟特人，唐代亦指波斯人、天竺人、大食人、罗马人。③塔里木边缘绿洲间散布着配备客栈商队的一座座唐朝城镇。由漠北草原和西域至唐朝的突厥人数甚多。唐高宗获赦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其部；赦释突厥阿史那伏念部，拜车鼻可汗左武卫将军。[2](P.329,321)显庆五年（660）大将军苏定方获赦西突厥首领都曼及其部；龟兹王随唐军至京城，被授予左武卫大将军。[2](P.320,321)中亚萨曼王朝（819-999）从河中费尔干纳输入突厥人。长庆二年（822）回鹘人从巴尔喀什湖地区携葛逻禄人为贡礼。[3](P.3116)此外波斯人作为商品被输入，花剌子模输出斯拉夫人。[4](P.236, 240, 238)唐朝陇右道载土贡，突厥贡麸金、砺石、蜜蜡、蜡烛、麝香……鸟兽角、羽毛、皮革；[5](P.17)花剌子模出产豹皮，毛皮、貂皮、狐皮、羊皮、兔皮。[4](P.235-236)

二、中土之西域元素

（一）马与马技

天马是致龙之兆，也是神龙之友，亦龙马。突厥斯坦各地都有水中出生之马的传说。七世纪唐玄奘记，龟兹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④李白《天马歌》曰：“天马来出月氏窟（贵霜窟），背为虎纹龙翼骨”。[6](P.5)乌孙双翼“神马”（据传说）是汉王朝得到的最早的天马。汉武帝时代“神马”被确定产于锡尔河流域的大宛马。大宛马与波斯诸王骑尼萨马（马身高大）是同一种马，均以“汗血马”著称。⑤二世纪张骞通西域后汉朝得到了这种骏骨龙马。乌孙马大宛马比米底亚马和蒙古马身材高大，被训练为仪式立仗马。⑥此或系匈奴駃騠或系古代里海附近的雅利安马，系突厥马之祖。土库曼马或突厥马是从突厥斯坦地名得名，主要散布在波斯、亚美尼亚、小亚细亚等地区，好几个种系，最优的“龙翼骨”种栖息在咸海和锡尔河以南或阿姆河地区，头部硕大高鼻梁，身材高大修长，强耐力和高速度，系当地马与“长腿小腹双脊大食马”交合产生。⑦

突厥马是唐朝马的主要来源，“技艺绝伦，筋骨合度……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史记》匈奴蓄马即騊駼也”。[2](P.1306)突厥部落不论薛延陀或九姓乌古斯均献大量马匹予唐朝，有时一次达五万匹。贞观十七年（643）薛延陀贡马《旧唐书.太宗纪》,天宝六载—七载（747-748）九姓乌古斯贡马。[7](P.16)突厥贡马往往上千匹，见于贞观二年（628）、长安四年（704）、开元五年(717)、开元十五年（727）、开元十九年（731-732）⑧。从玉门关到咸海的中亚地区的西突厥及其雅利安居民，亦献当地马予唐朝。西突厥贡马见于武德五年（622）[7](P.4)、贞观元年（627）、贞观九年（635）。[3](P.3599)铁勒贡马于贞观十六年（642）[3](P.3617)。突骑施贡马于开元五年（717）[7](P.2)、开元十四年（726）[7](P.6)、天宝三载（744）[7](P.14)。俱密贡马于贞观元年（627）[7](P.4)。西突厥使团贞观元年一次贡马五千匹。《册府元龟》载“西蕃突厥献马蹄羊，其蹄似马。”[7](卷970)贞观十七年（643）唐朝同意突厥薛延陀请婚要求，突利设献给唐朝五万匹马和大量牛、驼、羊。[3](P.3617-3618)突厥毗迦可汗弟弟过世，唐朝派六名画工至草原为突厥特勤写真。开元十九年十二月（731-732）毗迦可汗送画工返回时遂献给长安五十匹马。[7](卷九九九P.18)唐玄宗遂下诏互市胡马，杂交改进“国马”品种，“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每年赉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⑨九姓、坚昆及室韦于天宝六载十二月（748）贡马六十四匹。自此，帛马边贸制度化。

拥有大食血统马的河中地诸国在八世纪均向唐朝贡马。康国贡马于武德七年（624）、开元十二年（724）、天宝三载（744）、天宝九载（750）。⑩安国贡马于开元十四年（726）、开元十五年（727）、天宝九载（750）。[7]（卷九七一，P.7,17）吐火罗贡马于开耀元年（681）、开元八年（720）、天宝三载（744）、天宝七载（748）。石国贡马于天宝五载、六载（746-747）。[7]（卷九七一，P.15-16）骨咄国贡马于开元十七年（729）、开元二十一年（733）、天宝五载（746）、天宝九载（750）。拔汗那贡马于开元二十九年（741）。[7](卷九七一,P.13)史国、曹国、米国等均于天宝三载（744）向唐朝“献马及宝”[7](卷九七一,P.14)。

在唐朝马匹中最大的供给者是回鹘人,其凭借自己优势助唐朝驱逐了吐蕃人。唐朝把马匹贸易垄断权交给回鹘作为回报。八世纪中叶后后者控制了唐朝马市。[8](卷五一,P.3754)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回鹘汗国向唐朝太和公主求婚献礼物一千匹马、五十头驼，驼褐、白锦白练、貂鼠裘、玉腰带。[2](卷九八,P.1748)西域城郭诸国也曾贡给唐朝良种马。龟兹贡马于贞观五年（631）、上元三年（676）、开元二年（721）。于阗贡马于天宝元年（742）。[8](卷一一○,P.3933)可那汗贡马于开元二十一年（733）[7](卷九七一,P.9)。苏吉利发乌阑贡马于天宝七载（748）。[7](卷九七一,P.17)施拔斯单贡马于天宝五载（746）。[7](卷九七一,P.15)此外大食人贡马于开元十二年（724）、天宝三载（744）、天宝十三载十二月（753-754）。[7](卷九七一,P.5,14,19)

太宗六骏皆具中亚马血统，如“特勤骠”。贞观十年十一月（636-637）太宗令将这些骏马“刊石镌真形”，赞文由欧阳询手书镌刻于雕像侧面。[7](卷九七一,P.12)这些石雕被置于“昭陵”之侧，后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石马的鬃毛为修剪式样或捆扎成束，是中亚或突厥血统。太宗十骥是太宗本人亲自从突厥骨里干国贡献的上百匹马中挑选的，类似于坚昆马。

马术西来。“中宗时，殿中宴吐蕃蹀马之戏，皆五色彩丝，金具装于鞍上，加麟首凤翅。乐作，马皆随音碟足；遇作’饮酒乐’者，以口衔杯，卧而复起。吐蕃大惊。”玄宗百匹舞马均由贡马诸国所献最优良中挑选。盛装舞马两队“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奋首鼓尾……旋转如飞……乐工数十人立左右前后……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年“千秋节”皇帝诞辰庆典循例舞马健美表演，“太常卿引雅乐，每部数十人，间以胡夷之技”。[8](卷二二,P.3677)陆龟蒙诗“月窟龙孙四百蹄，骄骧轻步应金鞞”，[9](卷一二,P.12)其中“月窟”即李白《天马歌》中的“月氏窟”。吐谷浑自440-449 年南北朝期间拓西域，最盛时期隋朝时，兼并昆仑山北麓的婼羌、且末、鄯善，与突厥形成南北对峙。其将马步与音乐融合，为日后的马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关于吐谷浑的舞马史载：“吐谷浑尝得波斯良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所传青海骢是也。”[10](卷一百八十八,P.8)据说善于驯马的吐谷浑人使之以善走侧步而著称，谓之舞马。南北朝时期，公元461 年吐谷浑将闻乐起舞的舞马作为贡品献给宋孝武帝。史料载，“抬寅遣使献舞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马歌者二十七首。”[11](P. 2373)

波罗球为波斯经由西域传至长安的马背“打毬（也称击鞠或马球，古回鹘语称“乔干）”，即骑马以棍击球，波斯人传播，西方称波罗球，蒙人叫布鲁，唐时即盛于突厥回鹘，传入中土，早于蒙元。唐代西域盛行打马球，挑选骏马、骑手，分二朋，骑手各持击球棒一，飞驰击球，相互争夺，以攻入球门为胜。唐朝皇宫即有马球场。[12](P.74-79)上等打毬马来自突厥斯坦和波斯，开元五年于阗献给唐朝两匹打毬马。[7](卷九一七,P.2)《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太宗“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11世纪马球运动在西域仍十分流行。两队比赛时，骑马飞驰击球，用进球多少定胜负。[13]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辞典》提及了11 世纪突厥人特有的马球运动，如“他帮我弯了马球棍”“他使人弄弯了马球棍”“赛马和打马球时，在赛场边上拉的绳子”“用曲棍打的球”“马球”。[14](P.6,01,42,84,94)唐多元化风格，回鹘的儿童也打马球，呈现突厥的传承。[13]

据《突厥百科全书》，马球是中亚突厥诸族马上运动。由中亚传到印度，在印英国人将之传至欧洲。亦由波斯人以波罗（Polo）球名称传于世界。中国古称“击鞠”“打球”，“唐朝尚行。唐太宗即位初突厥颉利可汗与唐结盟并表演了马术。吐鲁番文献63TAM1：11《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1-5）：“故怀袖蹹臼囊各一枚。”OR.8210/斯6251 Ast.ii.1.016-019《北凉玄始九年（420）随葬衣物疏》：“故绢蹹旧囊一枚。”75TKM96：17《北凉真兴七年（425年）宋冸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故白绢蹹麴囊一枚，故黄金[千][两]。”63TAM2：1《北凉缘禾六年翟万随葬衣物疏》：“故怀袖蹹臼囊各一枚，故手爪囊一枚。黄金千斤。”75TKM99：7《建平六年张世容随葬衣物疏》：“指抓囊一枚，蹹臼囊一枚，故绢蓐一领，故绢被一领，杂色百千匹。”75TKM90：19《高昌阿苟母随葬衣物疏》：“故蹹毬囊一枚，故理一枚，故被一枚，故褥一枚。”大谷4884《高昌延寿九年（632）闰八月吴君范随葬衣物疏》：“银带蹹囊一，铜完弓箭一具。”2004TAM408:17《令狐阿婢随葬衣物疏》：“故银环九指，故怀右囊三枚，故铜镜一枚，故蹹臼一枚。”今考《隋书·突厥传》：“男子好樗，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说明此项运动盛行于突厥，甚至连吐蕃也不例外，参考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打毬”条。又考《金史·礼志》：“已而击毬，各乘所常习马，持鞫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毬，先于毬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毬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木+号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马球这项运动最先是典型的军事体育和娱乐项目，中西方有学者认为，此项目可能发源于波斯，西行至君士坦丁堡，东传至土耳其斯坦，再传入中亚草原帝国，进入中国古代西藏、印度诸地，然后至日本、高丽等地[15]（P.79）。杜环《经行纪》谓拔汗那国：“土有波罗林，林下有毬场。”唐代以前，蹴鞠以骑马杖击居多。《唐语林》卷七：“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鞫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乾符四年，诸先辈月灯阁打毬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毬将数辈私较。”王建《宫词》：“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毬，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在唐代，女子也参与骑马打毬。花蕊夫人《宫词》：“自教宫娥学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又请比较南宋末年牟巘《陵阳集》卷五《拂菻天马图》：“赤手谢衔辔，踏蹴飞九衢，健哉此女子，果胜大丈夫。”滨田耕作《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附有骑马女俑一具，即打毬女伎[15]（P.86）。宋辽画家陈及之据此画《便桥会盟图》, 绘十余名骑士持球杆奔跑，四骑士拔马以杆争球。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出土打马球彩绘和西域女子马球图。” [16] 1003 年夏木苏尔·玛阿尼纂《百科知识》载“打乔干”（古代维语马球）[17](P.68)。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 提到马球是疏勒贵族必须熟练的技艺和修养，向国王建议派作使节者应会“打乔甘”。

据新疆吐鲁番研究院关于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三件皮囊分析，洋海墓地三件皮囊可能是距今约2400-2800年前的马球实物，如果该发现被证实，中国马球记录将提前400-800年，也意味着国内最早的马球运动起源于吐鲁番。“这三件皮囊都是用羊皮制作，拳头大小，椭圆形束口，底部绘有红色十字形图案，皮囊里面装满碎皮革、毛线等杂物。”吐鲁番研究院资料信息中心介绍，“这些皮囊与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中发现的西汉中期马球基本一致，和2004年陕西富平县唐李邕墓中发现的马球图壁画中的“马球”外形也基本一致，由此判断这三件皮囊应该是古代居民打马球时使用的球。与此同时，洋海古墓出土的8件木旋镖与唐李邕墓、章怀太子李贤墓内马球图壁画中的形象，以及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打马球佣手持球仗也极为相似。洋海古墓出土的殉马和挽起的辫状马尾，都与文献资料中的记载不谋而合，由此证明皮囊很可能是当时的马球，木旋镖可能既是狩猎工具，又是打马球用的球仗。海洋古墓发掘领队分析，这三件皮囊应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物品，如果三件皮囊判定是马球，这比国内马球最早记录——东汉时期还要早，也就是说，早在东汉中原有马球运动之前，吐鲁番盆地就已流行马球运动。”[18]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曾出土一件彩绘泥塑打马球俑，该俑通高26．5厘米，白马四足腾空，骑者头戴黑冠，身着圆领褐色长袖长袍，足穿黑色高腰皮靴，左手紧握缰绳，上身挺立，右手握击球棍，双目注视左前方，作举杖欲击状，造型极富动感。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发现了面积达6600平方米的马球场，球场轮廓清晰，南北两侧是2米高的石碓看台。[18]

马球、蹴鞠、捶丸是中国古代“三大球”。“唐代马球运动由西域传入中原后，最初这种运动用于骑兵的训练。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马球运动在唐代十分风行。唐朝马球分为单、双球门两种比赛方法。随着马球运动的兴盛，唐代宫廷里还出现了正规的马球场地，如西安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乙末月建”字样的石志，表明在修建宫殿的同时，修建了球场。” [19]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妇女打马球图》铜镜，上面所刻的即是四个骑奔马打球的妇女形象。

中亚的马球比赛, 自古代至今几乎没有变化。它已逐渐成为整个俄罗斯东部民族喜爱的活动。除中亚外, 还扩大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伊朗和其他国家。波斯语引用维语“乔杆”( ge w ge n )也出现在阿拉伯语中。因此, （苏〕姆·特·塔尼克叶夫认为：

说马球运动是从中原传到外国,是不妥的。因为中原不是牧业区,不是马的产地, 更不是马的重要饲草和其它饲料的基地。应该说马球运动由北疆草原传入内地才合乎情理。从中国汉文历史文献看, 春秋时代以前的经典中, 尚无‘骑’字(见《旧知录》卷二十七)。唐代以后才有关于马球的记载, 到11世纪, 马球运动由于不是汉族传统运动而被放弃, 或是有其它原因, 不得而知。在古代中国, 马是由商队贩运至内地的。从汉字‘马’的篆书形体来看, ‘辰’‘王’骑坐在上面, 下为四蹄站立。意为最初为皇亲国戚, 文武大臣等官僚骑用。马球运动必须有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马球运动球杆为拘子木和红荆条、红柳等材料。唐朝白居易诗词中有《红藤杖》绝句, 说红藤杖来自万里远方。马上运动须备皮马靴、备马鞍和皮马鞭等物件。在浩如烟海的汉文文献中, 有关中原汉人加工皮革的记录微乎其微。没有相当规模的畜牧业就不会有相当规模的皮革加工制造业。因此,出现在文献中的记载也就不会多。马球运动的主要用具是‘qe w g a n ’(球杆) ,因此它成为这项运动的名词。‘乔杆’、‘球杆’与维吾尔词读音一致。在维吾尔语中, 长柄弯头的棍子被称为‘q e w g a n ’，这两个字的音和义基本上是音译借词，维吾尔语、汉语均使用该词, 语音相同。汉文文献中有关马球运动的史料以及古代美术作品中出现的马球大门,其形状和维吾尔人、波斯人的建筑物相同。据史料看, 维吾尔人把马球运动从七世纪一直保持到16世纪, 而汉族地区于11世纪就已放弃。[20]

中亚是天马大宛马故乡。西域相马术几同希腊，早于中原。秦马陇右马凉州马多自西域,秦赵均起于为周王驯养马。中原尤其秦相马经大都近同希腊，维吾尔相马术同希腊看重马蹄为首要，均与其经由中亚西域之马之中心直接关联。

（二）物产

古代斯里兰卡岛称为“僧迦罗（狮子国）”，据载当地人“能养狮子”。[8]（P.卷二二一,P.4155）中世纪该词作为动物名称由波斯传入中国。“开元末，西国献狮子”。武德五年（622）“四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献狮子皮”。[7]( 卷九七○,P.4)贞观九年（635）唐太宗得到康国贡献的狮子，并令虞世南作《狮子赋》。吐火罗向唐朝三次贡献狮子于显庆二年（657）和开元七年（72）。于阗贡狮由画家李伯时作了“白描画”。阎立本组绘西域“大尾黑狮”《西旅贡狮图》和《职贡狮子图》组狮，“狮数枚……胡王倨坐甚武……数人各执胡琴之类”。龟兹在重大节日有“斗驼”戏，[21]( 卷四,P.37)黠嘎斯部有“弄驼之戏”。[8](卷二一七,P.4143)岑参诗云：“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22](P.188)元和十一年（816）回鹘向唐朝贡献骆驼；开元九年（721）玛纳斯河流域处密、开元五年（717）突骑施使团各贡献唐朝骆驼。[7](卷九七二,P7；卷九九一,P.4,2)于阗亦献骆驼于唐朝。[7]( 卷九九一,P.2)高仙芝在石国得到大批骆驼。[3](卷一○四,P.3391)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国贡献吐火罗种鸵鸟，波斯人称之骆驼鸟代其希腊和拉丁名称“条枝大爵”。武德三年（620）西突厥使臣贡献“条枝巨鸟”。[3](卷一,P.3065)永徽元年（650）吐火罗贡献鼓翅鸵鸟。高宗以之献予太宗墓前[3](卷四,P.3071)。今高宗墓前仍然立此鸵鸟石像。驴与骡间的“”，系出波斯、吐火罗，开元八年（720）和开元二十二年（734）由吐火罗和波斯贡献于唐朝。唐朝有波斯犬和拂林犬，由高昌王贡献。中国罗马狗自此始。天宝十二载波斯紫鹿皮由花剌子模使臣经西域带入长安。[7]（卷九七一，P.19）

中亚西亚的羊毛中世纪既闻名，唐代诗歌提到西域毛织品。斯坦因发现西域有相当的毛纺织业。开元七年（719）安国遣使唐朝，携带郁金香、石蜜和“拂林绣氍毬（彩色羊毛地毯）”等大量礼物；安国王后可敦献给唐朝皇后“大氍毬二、绣氍毬一”。大羊毛毯“舞筵”八世纪由突骑施、米国、史国的君主贡献予长安。[7]( 卷九七一,P.14,3,15)天宝九载（750）“火毛（石棉）”“绣舞筵”（彩色长毛毯）运入长安。[2](卷一○○,P.1784)三世纪，棉花由中亚经西域传入中原，六世纪中国突厥斯坦已经种植棉花。西域高昌的棉花在唐朝尤其知名，土著人植棉、纺线、织布，再送往唐朝内地。“大马士革钢”“坚利可切金玉”，据六世纪载产于波斯，七世纪载产于克什米尔。《新唐书》“拂涅部”记献宝：“铁利，开元中六来”。铁利为回纥祖先，将冶铁和工匠技艺带入中土。

汉代前西瓜由中亚花剌子模等处入西域。花剌子模出口的西瓜以雪包裹置于铅制容器保鲜，[23]（P.73-74）西域葡萄也如此运送至长安。贞观卄一年突厥叶护可汗亦献唐廷紫色“马乳葡萄”。九世纪“马乳葡萄”从高昌输入长安；“康国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之于苑囿”。[7](卷九七○,P.8)汉张骞通西域将葡萄种子引入敦煌、陇右道。切梅列夫斯基认为，葡萄一词与于阗语bataa酒及波斯字batiake酒杯有关。[24](P.7-45)至唐初，唐朝势力通达波斯、突厥地方，葡萄与葡萄酒及古希腊艺术的葡萄纹样式渐为唐人知晓，并见于唐镜和锦。唐廷令高昌年贡各种葡萄和葡萄浆。长安禁苑移植二葡萄园。韩愈诗“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若欲满盘堆葡萄，莫辞添竹引龙须”。[25](P.29)杜甫《寓目》云：“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26](P.323)诗中葡萄对应苜蓿，均由前二世纪张骞引入汉地；羌女对应胡儿，应为西域或凉州、敦煌情景。据《博物志》，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欲饮之醉，弥日乃解。[27](卷八四五,P.6)葡萄酒三至四世纪已传入中土[2](卷一○○,P.1796-1797)，陇右道有“西凉酒”和太原“燕姬葡萄酒”。八世纪以波斯方法制作的葡萄酒无疑来自石国。[7](卷九七一,P.7)唐“破高昌，收马乳葡萄……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凡有八色……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刘禹锡《葡萄歌》描绘凉州葡萄移植晋地与马乳葡萄制作的葡萄酒：“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篙。移来碧犀下，张王日日高……马乳带轻霜，龙鳞曜初旭……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28](卷九,P.5)八世纪山东贝丘南有葡萄谷，“谷中蒲萄……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宝中，沙门……游诸岳至此，谷得蒲萄贸之”，[21](卷一八,P.148-149)即由西域佛徒携带传至东土。此外，伊吾的“香枣”，高昌的“刺蜜”（蜜枣或沙枣），龟兹的“巴旦杏”（波斯名“badam”）[29]均贡献唐朝。

洋葱、胡芹、胡椒“生西戎”。摩羯陀（magadha）是胡椒的别称，荜拨（长胡椒）“胡人将来”。[30](卷一四,P.37)安国和火寻国均向唐朝贡献石蜜，康国亦产石蜜，“生儿以石蜜啖之……欲长而甘言”。[8](卷二二一下，P.4153)今维吾尔人仍存此习俗。因西域石蜜优质，唐太宗派使臣专往摩羯陀国学此技术，“西番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羯陀国取其法”。[2](卷一○○,P.1796)波斯的肉桂、五倍子、丁香，印度的犀角，以及欧陆的甘蓝皆由西域传到唐朝。[30](卷一六,P.22)菠菜来源于波斯，曾称“波斯草”，贞观二十一年（647）由尼婆罗国贡予唐朝。

木香被最初认为是克什米尔出产，唐代其产品以曹国和狮子国（斯里兰卡）知名。[27](卷982,P.1)文献记载的木香主要来源是西域，唐朝官修药学书载“木香有二种……昆仑来者……西胡来者”。[30](卷一四,P.35)

苏合香是一种西域树脂，因由安息传入中国又名安息香，六世纪前后来于突厥斯坦的佛教诸国，尤其是“犍陀罗”国，意译即“香国”，是佛教教义主要发源地和香料主要供给国，它曾经是安息国的部分，故以安息王朝名称命名该香。[31](P.7-8,11-12)汉晋时檀香木随印度佛教已至于阗，晋穆帝升平元年（357）旃檀作为岛国名出现于中土（“天竺旃檀献驯象”）。[32](卷八,P.1095)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旃檀树出现于汉地。[29](P.130)唐朝佛像许多用檀香木制作。佛僧不空为唐玄宗“焚白檀香龙”祈雨。[21](卷三,P.23)李白《赠行僧融》提到“旃檀阁”。[6](卷十一,P.7)天宝十载（751）唐玄宗在长安为安禄山建豪宅“帖白檀床二，皆长丈阔六尺”。“广州开元寺有胡人造白旃“华严经九会”，率工匠六十人，三十年造毕”。

京城花圃苑囿及宫廷王府大都种植莲花，而“红莲花、白莲花生西国，胡人将来之”。[30](卷三三，P.23)莲花作为自生实体象征起源于印度教梵天象征，继而转为佛教佛陀象征。尤其在阿弥陀佛崇拜中意味着极乐世界中圣洁的再生；菩萨汉译为“莲花手菩萨”，“莲宗”教派经典汉译为“妙法莲花经”。由赵嘏《秋日吴中观贡藕》之“莲余片片红”可知红莲为贡品。[31]白莲于九世纪由白居易带入洛阳种植。李德裕最先以白莲为题作《白芙蓉赋》。[34](卷六九六,P.5)唐玄宗太液池的“重瓣白莲”称为“千叶白莲”，成为大明宫一大景观。敦煌绘画有一女身菩萨轻轻盘腿坐于一黄莲花上。吐蕃风格的观世音像“手执青莲枝”，文殊师利则坐于青莲花上，青莲花安放在“狮子背部的底座上”。狮子与佛教吉祥联结，应是西南亚文化的传入。宋初汉地“湖州有染户家，池生莲花……家有三世治靛瓮……以莲子濅于翁底，俟经岁年然后种之”。随之陶器、瓷器、木俱、年画、丝绸、布面，妇女发髻、鞋尖均见莲花。

水仙是中世纪传入中国的罗马植物，汉文名字“nai-gi”似希腊名“narkissos”,应由波斯名“nargis”译来。据普林尼，水仙油对冻疮具有加热升温效用，“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21](卷一八,P.153)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28）“蔷薇”香水出西域。茉莉茶源于天竺名字“茉莉”，另以波斯名耶赛漫和大食名耶悉茗而知名。

青黛由波斯输入。[35](P. 97-119)唐代“青黛、安息、青木等香”亦被认为由曹国、拔汗那国出产。[27](卷982,P.1)开元五年（717）拔那汗国献予唐朝青黛，[7](卷九七一,P.2)唐朝妇女亦开始以青黛画眉。李白《对酒》诗：“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6](卷二十四,P.4)八世纪末德宗朝妇女仍用青黛画“蛾眉”。青黛描眉习俗迄今存于维吾尔等族妇女中。

药物学上和焊接金银的氯化钠之称“硇砂”，在唐朝与粟特文有关。史载“硇砂出西戎”。[30](卷一一,P.10)据巴尔托里德，在费尔干纳附近布达姆山有重要的硇砂采掘地。[4](P.169)唐朝从西域输入硇砂，主要自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8](卷四○,P.3727)东西方医生、皮革匠、染匠均使用明矾。宫廷制作纸张所需最优质白帆原料从高昌输入。[5](卷二○,P.18-19)唐朝药剂师也喜用波斯矾。[30](卷一一一,P.11)绿盐又称胆矾，产于西域焉耆和波斯。十世纪甘州回鹘出产金刚钻。[36](卷七三,P.4480)长安作坊玉石钻头所需的金刚石尖酸由中亚输入。[5](卷二二,P.14-15)中国古代和唐朝的软玉、碧玉、白玉均源于于阗和叶尔羌之喀拉喀什（墨玉）河和玉龙喀什（白玉）河交汇处玉矿。中国新石器文化中软玉已有显著地位。周代作为周王与神的沟通用于天象、权力和祭祀仪式及贵族佩物，如玉圭，玉牒，葬玉，剑佩等。玉器隐喻“君子比德于玉……仁也”。最神圣神秘的玉器是天子封禅祭礼——感谢昊天上帝列祖列宗对天子及其朝廷的护佑时的玉牒。乾封元年（666）唐高宗封禅礼使用“玉策三枚皆以金编，每牒长一尺二寸……刻玉填金为字。又以玉匮一，一藏正座玉策”；“昆仑玉盏杯”是中亚高原出产。[27](卷八○五,P.1)玉带也是胡人的贡礼，成为官阶象征。贞观六年（632）于阗王献给唐太宗玉带，佩二十四块波斯风格月形玉板；[7](卷九七○,P.7)康国献给唐玄宗玉带环；[7](卷九七一,P.13)西国尚贡玉制钏、杯、盘，长安靖坊大兴善寺“于阗玉像，高尺二寸……一佛四、菩萨、一飞仙”。[21](卷五,P.214)随后玉雕驼、狮、马、鸟、凤凰、龟、鱼及玉梳均成为吉祥物。玉之辟邪益寿延年而作为护身符的观念一直保留。于阗商人出售当地玉且垄断玉石贸易，巴达克山青天石及石国“玫红尖晶石”及六、七世纪君士坦丁堡王宫与大教堂青天石，在中国均以“于阗石”知名。[8](卷221上,P.4153)唐朝的珊瑚主要从波斯和狮子国输入。西域红珊瑚制作指环、手镯、发钗与笔架等，如九世纪中期薛逢《醉春风》诗：“坐客争吟云碧句，美人争赠珊瑚钗”；九世纪晚期罗隐：“珊瑚笔架珍珠履”诗句。

（三）“胡风”

古西域诸国将音乐作为“土贡”献给朝廷，如龟兹乐、疏勒乐。隋代欣赏西域音乐的社会风气延续，至唐代增加了“高昌乐”。“音乐”包括曲式、乐器、乐曲。突厥苍凉粗旷的鼓吹乐（沙陀突厥使用的胡琴即匈奴三弦琴大角、鼓、钹）传入唐朝，用于宫廷庆典和凯旋仪式。[37](P.30-31,51-52)西域音乐、西域乐师、西域乐曲记谱法传入唐朝。唐玄宗长兄李宪“（宁王）尝夏中挥汗鞔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21](卷一二,P.92)敦煌发现弦线标谱法写成的古琵琶曲。龟兹、高昌、疏勒、安国（安息-布哈拉）、康国（撒马尔罕）、天竺诸西域曲调存于唐朝。唐代流行乐的二十八调即基于四弦曲项琵琶技法、曲式、旋律。胡乐乐器构成唐朝三组管弦乐器主体，一是木管乐器横笛、筚篥等；二是打击乐器钹、羯鼓，太鼓；三是低音乐器琵琶与古筝。如横笛见于李贺《龙夜吟》：“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38](P.14-15)羯鼓由龟兹传入长安，唐玄宗为羯鼓演奏家[39](P.56,58-59)，且在梨园弟子中培养“胡雏”。 [40](卷四,P.63)唐朝宫廷演奏中大量吸收了西域管弦乐，传于贵族和市民阶层。“城头山鸡（雉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33](第五函第五册,P.21)长安和洛阳的教坊是民间传播上层社会音乐的主要机构。《突厥三台》《龟兹乐》、西域婆罗门《霓裳羽衣曲》被作为非主流音乐训练。岸边成雄把唐朝西方音乐影响分为：1.以于阗为中心的古伊朗音乐，2.以龟兹为中心的吐火罗音乐，3.以康国为中心的粟特音乐。[41](P.76-82)西域音乐中龟兹乐对唐朝影响最大，尤其“鼓舞曲是雅俗共赏的乐曲。[2](卷三三,P.611)龟兹乐器也备受赞赏，最重要的是四弦曲项琵琶。唐代最有名的“西凉乐”，是龟兹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混合，即龟兹琵琶和古典石磬一同演奏，为八、九世纪及后文人赞叹欣赏。[37](P.51-52)乐师尤其来自河中地区、东突厥斯坦的大乐师，安国的乐人、康国的横笛演奏家，于阗的筚篥演奏者、龟兹的曲作者，塔什干的舞者，以及帕米尔、石国、史国、曹国、米国、穆国、俱密国的音乐家，均在中原找到用武之地。[41](P. 68-72，86)龟兹乐师为唐朝宫廷乐师。长安吹笛者闻胡笛，问“得无龟兹之侣乎？”得复“本师实龟兹人也”。“代宗大历四年(769)时,回纥(回鹘)留京师者常千人”, 唐廷诏令“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长安著名西域乐舞为《醉胡乐》《打毬乐》（波斯波罗球）。唐人最喜欢的中亚软舞为《春莺啭》，健舞是塔什干女子的“柘枝舞”，石国男子着波斯装窄袖衣、戴尖顶高耸帽旋转跳跃“胡騰舞”，俱密国、康国、史国、米国的粟特女子的“胡旋舞”，至今保留。从唐朝传到日本并保留下来的西域乐舞如《醉胡乐》《打毬乐》（波斯波罗球）《破阵乐》，“泼胡乞寒戏”。后者是冬至时胡人和汉人青年赤身戴面具，在鼓、琵琶、箜篌伴奏中舞蹈，用冷水互相泼洒并泼洒过往行人。牵线木偶是七世纪由突厥斯坦带到长安。8世纪是中亚琴师在唐朝大都市受到热情欢迎的世纪；同时因数千名波斯、大食商人在扬州遇害，故陆路丝路贸易持续扩大。西域胡乐胡服胡食在中原非常时尚，整个唐朝沉侵于西陆文化的社会风尚中。元禛诗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乐务胡乐”。[42](卷二四,P.5)

胡风波及语言文字领域，唐朝一些汉人懂得突厥语。唐诗诗体受到突厥民歌的影响。有供专业学者使用的突厥-汉语词典《突厥语》。唐太宗皇太子李承乾说突厥语，在皇宫搭突厥帐篷，穿戴仿突厥可汗，仆人全穿着突厥人装束。白居易在自己庭院搭二毡帐，在帐篷中招待宾客。盛唐涌现出一批边塞诗人，如陈子昂、高适、岑参、王维、王昌龄、杜甫、李白、白居易、元稹、李益等。代表作如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王维《老将行》（“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李白《少年行二首》其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白鼻騧》（“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李白《樽前有酒行二首》其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陶翰《出萧关怀古》（“更悲秦楼月，夜夜出胡天”）；李颀《古从军行》（“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李颀《崔五六图屏风各赋一物得乌孙佩刀》（“磨用阴山一片玉，洗将胡地独流泉”）；储光羲《关山月》（“胡笳在何处，半夜起边声”）。

唐朝两京风尚尤其注重仿效突厥人和东伊朗人的服饰。骑马戴胡帽，贵族妇女喜包头巾披风，既显高傲又避免好奇者窥视。七世纪中期后长面纱被宽边垂布“帏帽”代替。中唐男子戴貂皮帽，妇女穿波斯风格窄袖紧身服、百褶裙、长披巾。《明皇杂录·辑佚》记：“天宝初，时士庶好为胡服貂皮帽，妇人则步摇钗，窄小襟袖，识者窃叹”；八世纪宫女时兴“回鹘髻”。《旧唐书·舆服志》说：“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另外，“胡饼”（油煎和蒸的波斯焖饼），通常由西域人出售。[43]（p.146-149）

敦煌莫高窟魏晋南北朝时期壁画突显西域风格，与宋代后汉地化佛教佛像、人物绘画之神态内敛、线条色彩柔和相比，早期“飞天”、观音、人物塑绘，眉目骨骼线条粗犷，神情奔放，色彩浓烈，保留了西域原初佛教艺术特征。七世纪中叶，初唐著名佛像画家吐火罗或于阗胡人尉迟乙僧，由于阗王推荐于唐朝宫廷，带来源于波斯的新的绘画风格。贞观十七年（643）闫立本受命绘太宗朝万国纳贡图，有《西域图》二。闫立本绘制进贡者将兽中之王狮子贡献予唐廷。唐朝工匠创作的赤陶塑像不乏戴高顶帽神态骄傲的回鹘人。印度、巴基斯坦的鹦鹉由阿富汗、西域传入长安，至16世纪依然。唐代画家周昉、张萱分别作杨贵妃调教鹦鹉之《妃子教鹦鹉图》《写太真教鹦鹉图》，并均作《拂林图》。

太宗贞观五年（631）唐朝在长安为景教徒重建了祆教寺。贞观十二年（638）波斯景教徒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生成立要，济物立人”。唐太宗下令在长安专门为其建了一所寺院。天宝四载唐廷把两京“波斯寺”改名为“大秦（罗马）寺”以明景教来源。元和二年（807）回鹘人也得唐朝允许在洛阳和太原建立了摩尼寺。[2](卷四九,P.864)

（四）佛典正像历算

狮子国使臣贡献唐朝《大般若婆罗密多经》，名僧不空在唐朝宫廷享有各种特权。长安灵华寺圣画堂有于阗铜像，[21]( 卷五,P.217)斯里兰卡金刚三藏画师“善西域佛像”。[44](卷九,P.298)武则天遣使于阗取《华严经》，带来“学喜”译师安置于东都宫中，汉译时或“亲临法座”。唐玄宗特遣使于阗求西域诸国信奉的北方多闻天王“正像”。使臣王玄策自天竺带回的菩提迦叶米勒菩萨像成为麟德二年（665）长安弥勒菩萨塑像的样本。[44](卷三,P.135)

前二世纪西域已有羊皮纸或相当于羊皮纸的书写材料。张骞记载，安西“画革旁行以为书记”。[45](卷一二三,P.0267)中世纪于阗以皮革作为书写材料。[46](P.347)天竺人“书于贝多树叶以记事”[3](卷一九八,P.3613)唐京师最大佛院兴善寺的“贝多树”由“西国”贡献。[33](十函1册卷二,P.1)该寺同存于阗玉像。皮日休描写西域寺院“小殿熏陆香，古经贝多纸”。[33](九函九册卷三,P.8)贝叶书“书辞颇类浮图语”，借指佛典。开元七年（720）克什米尔遣使贡献唐朝“天文经”和“秘方药物”。

十二生肖，据湖北云梦公元前3世纪秦墓出土竹简可知春秋战国时代已经使用；或说由周边族体传入而为中华文化吸纳改良。清代赵翼《陔余丛考》载：此“盖北狄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继而“塞入居五原（位于今山西）……与齐民相杂”“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即十二生肖由西、北族体带入中地。纪大椿研究员认为，中原十二地支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与西边北面十二生肖的“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相碰撞，遂有了子鼠丑牛之神奇组合。亦即西、北的十二生肖与中土的十二地支，生成了中国的生肖地支文化。且漠北突厥卢尼文碑铭已记载生肖纪年，据大批回鹘文书，8世纪前西域回鹘人使用自己文字记载十二生肖。又纪大椿考证《旧唐书》载：黠戛斯国（吉利吉思—吉尔吉斯）“以十二物为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故西域的生肖地支纪年应由回纥沿袭突厥而来。另，汉代已出现七曜（日月与行星）名称，隋唐时，狮子国名僧不空把《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译成汉文。[47](P.202)广德二年（764）不空弟子发表该书注解，以印度、波斯、粟特诸语言列出一星期每日星曜名称。汉文书写的粟特“七曜表”尤其精彩，具列已经湮没的巴比伦诸神：Mihr日、Mah月、Bahra火星、Tir水星、Ormuzd木星、Nahid金星、Kevan土星。[48](P. 40-41)后五者同《周易》五行，“星期日”的粟特文名称mihr持久使用。唐朝许多天文历算著述以西亚分类体系写成。一行和尚的天文学著作使用了近东的行星名称。[48](P. 41)隋朝时西域医学药学著作已输入中地，《西域名医所集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等列入宫廷图书目录。[49](卷三四,P.3452)

三、社会文化生成与历史生成

社会文化生成与历史生成相互促生。文化生成主要在于文化接触、交往交融而形成复合文化。社会生成，主要指不同形态社会力量（生产方式、主体等）碰撞交流，混成新的社会特质。历史生成，涵涉因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尤其朝代更替或政权变更，使主体及其文化迁移或滞留，而产生新的社会主体或结构。如畏兀儿大族从蒙古军征创元朝，其出仕汉地仕朝大都或南北方官吏之汉化；军士翦氏至中南形成汉姓畏兀儿。又民国代替王朝，满州人不少由京城西移或更姓易族而当地化或汉化；或返回东北坚守，与新文化特质糅合。左宗棠西征，募协饷、运输和军需供给，带动大批内地汉人至西域，形构了家乡的西帮大营客和西域“老新疆”人。俄属中亚现代化和新疆三区革命后，一些维吾尔移居俄苏，一些迁移其他国度，一些至京城，构成地缘地域跨界族体。即历史生成实质涵括或促动社会文化生成。

同时，社会与文化生成积淀或敦促历史生成。族属、信仰之转换、转向通常基于文化、社会和历史的生成。畏兀儿在元代京城有对家乡和汉文化的双重认同，继而有同族内部分佛教和部分伊斯兰的认同。拙著《魏公村研究》曾考证魏公庙（大护国仁王寺、大都寺、高梁河寺）转为关帝庙或道观佛寺混生，即族群变迁及其信仰转换与寺观更替关联的历史痕迹。在畏兀人移入中土和参与回族形成的过程中，部分转向回族认同，即回纥→畏吾→回族之认同转换与转向。穆斯林回纥→回族为族属转换，浮图畏兀儿→回族为信仰转向，但二者均是跨越族性而趋近信仰的选择。认同为主观，而认同转换或转向亦拘于社会环境，兼主观与外在二属性。故族属转换或基于认同之转换转向，抑或携带外在之无奈。京城维吾尔人仍保持自身族体认同，回到新疆仍然有着对都城旗营（回子营）的认同。少数有前辈到过元大都的维吾尔人的历史记忆，引导迁移汉地营生的维吾尔老板特意到其祖先曾辉煌的京城魏公村开店，是意义的历史。即历史生成往往基于社会文化生成。自古代经中世纪至近代，西域文化不断东渐中土，与南北方汉文化交融生成，逐步成为现今汉文化的重要构成。此亦历史生成之内容。

注释：

①《汉书·西域传》载其前“丝路”，“自玉门、阳关出西域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北山，波河西经疏勒为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

②Chavannes, Edouard(沙畹)，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cs) Occidentaux(西突厥史料)，St. Petersbourg,1903,“Le pays d’Occident d’apres de Wei lio”(《魏略. 西戎传》笺注)，T’oung Pao, Vol.6(1905),529-531. 斯坦因,1925 P.481; Stein, A.(斯坦因) “Innermost Asia: Its Geog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内陆亚洲)，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65,1925, 337-403,473-501; Stein, A.(斯坦因) On Ancient Central-Asia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 western China（古代中亚行程：中国西北和内陆亚洲三次探险），London,1933, P.160-162. Bergman,Folke(伯格曼)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新疆考古研究)，Publication 7  (Stokholm: Sino-Swedish Expedition,1939), P.42. Miller，Roy A.（米勒） Accounts of Western N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chou Dynasty(《北周.西域传》译注)，Chinese Dynastic History Translations, No.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9,P.23。

③参阅师觉月，1929页77，346-347；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页34。

④比尔，1885卷一页20, Erkes,Eduard(俄可思) “Das pferd im alten China”(古代中国的马)，Toung Pao, Vol.36 (1940) 26-63。

⑤Waley,Arthur(韦利) “Tai Tsung’s Six Chargers”(太宗六骏)， Burlington magazine, Vol.43, 1923, 117-118; Anderson,J.K(安迪森). Ancient Greek Horsemanship(古希腊马术)，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1 P.127。

⑥ Waley,Arthur(韦利). “The Heavenly horses of Ferghana: A New View”(大宛“天马”新解)，1935 P.96,101-102; History Today, Vol.5, 1955, 95-103。

⑦莱德克,1912页148；江上波夫，1951页94; 周泓.元明都城西御敕寺院与当地畏兀（畏吾）文化，青海民族研究，2016，4。

⑧《册府元龟》卷九七0页6，18；《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2，7；《册府元龟》卷九九九页18。

⑨《新唐书》卷五十页3755；《旧唐书》卷一九四页3599。

⑩《唐会要》卷九九页1774;《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5;《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14 ，17。

⑪《册府元龟》卷九七0页17；《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4；《唐会要》卷九九页1773；《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14。

⑫《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8, 页9, 页15, 页17；巴尔托里德,1958页236引麦格迪西。

⑬《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7,4；《册府元龟》卷九七0页16，《旧唐书》卷五页3074。

⑭麦切-赫芬,1957页119-138,  Waley,Arthur(韦利) “Tai Tsung’s Six Chargers”(太宗六骏)， Burlington magazine, Vol.43, 1923, 117-118。

⑮《册府元龟》卷九七○页12；《旧唐书》卷三页3070。

⑯宋顾文荐《负喧杂录》, 武平一《景龙文馆记》，《说郛三种》卷一二○，明刻本。

⑰《明皇杂录》，《唐代丛书》四，页8-9。

⑱玉尔和伯内尔,1903页181, Schafer,E.H.(薛爱华)“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唐代传奇中的波斯商人), 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y Presented to William Pop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Semitic Philology, Vol. XI(1951), 403-422。

⑲《国史补》，卷上页2。

⑳《旧唐书》卷一九八页3614，《旧唐书》卷二页3068，《册府元龟》卷九七○页8，《唐会要》卷九九页1774。

㉑《新唐书》卷二二一下页4155，《旧唐书》卷一九八页3614，《唐会要》卷九九页3；《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3。

㉒《云烟过眼录》卷上，页23。

㉓《酉阳杂俎》卷一六页131；《云烟过眼录》卷下，页50。

㉔《后汉书》卷四页569，卷一一八页904；《册府元龟》卷九七○页13。

㉕《新唐书》卷二二一页4154，《册府元龟》卷九七○页13。

㉖《新唐书》卷二二一，页4135；《唐会要》卷九九，页1773；《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㉗《通典》卷一九一页1030，《旧唐书》卷一九八页3612，《册府元龟》卷九七○页5。

㉘马喀迪斯记载的十世纪突厥斯坦纺织品的详细状况，见巴尔托里德1958页235-236。

㉙伯希和，1959页484，参阅Pelliot,Paul(伯希和)“Les influences iranienn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eme-Orient”(伊朗文化对中亚和远东西影响)，Revue d’histoire et de literature religieuse, n.s., Vol. 3 (1912), 97-119。

㉚陈祖圭,1957页3-4, Schafer,E.H., and B.E. Wallacker (薛爱华和沃兰克)“Local Tribute Products of the T’ang Dynasty”(唐朝的土贡)，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ol.4 (1957-1958).

㉛《新唐书》卷四○页3727，《旧唐书》卷一九八页3612。

㉜《周书》卷五○，《隋书》卷八三，《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二。

㉝《册府元龟》卷九七○，页11-12；《新唐书》卷四○页3727；《唐会要》卷一○○，页1796-1797。

㉞《酉阳杂俎》卷一八页148，《本草纲目》卷三三与20。

㉟ Grousset,Rene(格鲁赛) De la Grece a la China(从希腊到中国)，Monaco，1948；Sampson,Theos.(桑普森) “The Song of the Grape”(葡萄歌)，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Vol.3 ,1869,p.52。

㊱《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7；《唐会要》卷一00页1796-1797。

㊲《册府元龟》卷九七0，页12；《本草纲目》卷三二，页17。

㊳《酉阳杂俎》卷一页3，《资治通鉴》卷216页8。

㊴高楠顺次郎，1928页466, 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页348。

㊵《演繁录》卷九页2。

㊶《开元天宝遗事》，《唐代丛书》三页64。

㊷斯坦因收藏第CLX号，韦利1931页160; Davidson,J.leroy. The Lotus Sutra in Chinese Art (中国艺术中的莲花经)，New Haven,1954。

㊸韦利1931，页150-152第CXL号。

㊹德里收藏第CDLIV号，韦利1931页265; Davidson,J.leroy .The Lotus Sutra in Chinese Art (中国艺术中的莲花经)，New Haven,1954。

㊺《北梦琐言》卷十“杜儒休种莲花条”，中华书局，2002；《太平广记》卷四○九页8，中华书局标点本1961。

㊻劳费尔1919,页427-428，参阅Pelliot,Paul(伯希和) “Les influences iranienn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eme-Orient”(伊朗文化对中亚和远东的影响)，Revue d’histoire et de literature religieuse, n.s., Vol. 3 (1912)。

㊼《博物志》ⅩⅪ章十二，页12、15.430。

㊽《妆台记》，《唐代丛书》七七，页3。

㊾劳费尔,1919页506，Needham,Joseph(李约瑟) .Th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teel Techology in China(中国钢铁技术的演变) ,London,1958,P.654-655。

㊿《全唐诗》第八函，册十页3；《全唐诗》第十函，册四卷一页4。

51《教坊记》，《唐代丛书》卷八页80。

52《教坊记》，《唐代丛书》卷八页90；白思达1953页119-120。

53《李暮吹笛记》，《唐代丛书》卷十页11。《太平广记》卷204，引《逸史》。

54《全唐文》卷一百页1798；《资治通鉴》卷225页20。

55向达,1939页59-61；《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3、7、8。

56劳费尔,1923页38-39; 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页158。

57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号之二，北京，1933页42；Ishida Mikinosuke(石田干支助)“Etudes sino-iraniennes, I. A Propose du Hou-siuan-wou”(中国伊朗研究I 论胡旋舞)，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Vol. 6(Tokyo,1932),61-76。

58费子智,1938页173-174, Waley,Arthur(韦利) “Foreign Fashions: Po Chu-1(772-846)”(胡风)，Forum, Vol.78, 1927,p.3。

59小川昭一,1939页34-44；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页94。

60藤原佑世《日本国见在书目》（890-891）,Liu Mau-tsai(刘茂才) “Kulturell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Ost-Turken(T’u-kue) und China”(东突厥与中国的文化交往)，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3,No.3 (1957-1958), P.199。

61向达,1933页41；麦切-赫尔芬,1957页120;  Waley,Arthur(韦利) “Foreign Fashions: Po Chu-1(772-846)”(胡风)，Forum, 1927 ,Vol.78。

62索珀,1951页13-14；Acker,W.R.B(艾惟康) Some T’ang and Pre-T’ang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唐朝及其前有关中国画的若干文献）, Leiden, 1954, p.191注2.  Pelliot,Paul(伯希和) “Les influences iranienn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eme-Orient”(伊朗文化对中亚和远东西影响)，Revue d’histoire et de literature religieuse, n.s., Vol. 3 (1912), 97-119。

63Mahler,Jane Gaston(马珍妮) The Westerners among the Figurines of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 (唐朝塑像中的西域人)，Rome, 1959, p.18，32，图版Ⅷ；Ishida Mikinosuke(石田干支助)“Etudes sino-iraniennes, I.”(中国伊朗研究I)，Tokyo,1942，P.67。

64《历代名画记》卷九页278-279，《宣和画谱》卷一页63。

65《历代名画记》卷九页273；《宣和画谱》卷一页60。

66闫立本《职贡狮子图》，《宣和画谱》卷一页60。

67《宣和画谱》卷五页155-159，卷六页166-172。

68师觉月1950页54,  Drake,F.S (德雷克) “Foreign Religions of the T’ang Dynasty”(唐朝的外来宗教)，Chinese Recorder, Vol.71 (1940), 343-354,643-649,675-688。

69《大正大藏经》五十，《宋高僧传》卷二页718-719。

70索珀1951页79，Eberhard,W(艾伯华)“Some Culture Traits of the Sha-t’o Turks”(沙陀突厥的若干文化特征)，Oriental Art,Vol. I(1948),p.52。

71《新唐书》卷二二一上页4153，《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4。

72湖北云梦睡虎地第十一号、公元前217年秦代墓。

参考文献：

[1]王时祥.喀什噶尔历史文化[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2](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3](后晋)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Barthold,W（巴尔托里德）.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2nd edition[M]. London, 1958.

[5](唐)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唐）李白.李太白文集(北宋宋敏求增补刻本)[M].(唐)曾巩，编.成都:巴蜀书社，1986.

[7](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5.

[9](唐)陆龟蒙.甫里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

[10]（宋）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1]（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J].燕京学报(专号之二)，1933.

[13]刘玉庆.中国新疆古代体育发展研究[D].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4]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辞典（第一册）[K]．校仲彝,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1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6]周泓.元明都城西御敕寺院与当地畏兀(畏吾)文化[J].青海民族研究,2016,(4).

[17]艾热提·买提热依木,等.对我国古代马球等几项传统体育项目起源与传播的探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08,27(4) .

[18]吐鲁番洋海墓地3件皮囊与陕唐墓壁画马球外形一致[EB/OL]. (2016-05-11)[2017-01-12].新华网.

[19]阿迪力·阿布力孜.吐鲁番马球俑：再现西域唐风[EB/OL].(2010-10-19）[2016-12-12].http://travel.ts.cn/content/2010-10/19/content_5310409.htm

[20][苏]姆.特.塔尼克叶夫.哈萨克体育史(三)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k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1](唐)段成式.酉阳杂俎[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22]（唐）岑参.岑参集校注[M]. 陈铁民，侯忠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3]Mahler,Jane Gaston(马珍妮). The Westerners among the Figurines of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 (唐朝塑像中的西域人)，Rome, 1959.

[24]Chmielewski,Janusz(切梅列夫斯基)“The Problem of Early Laon-Words in Chinese as Illustrated by the word P’u-t’ao”(由“葡萄”一词说古汉语中的外来语问题)，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Vol.22, No.2(1958).

[25]（唐）韩愈.韩昌黎集[O].玉山文兰阁藏，清刻本，卷九页29.

[26](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内府藏本)[M]// 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7](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Z].四部丛刊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8]（唐）刘禹锡.刘梦得文集[O]//四部丛刊.集部.上海涵芬楼藏.

[29]劳费尔,1919页405-409; Schafer,E.H., and B.E. Wallacker (薛爱华和沃兰克)“Local Tribute Products of the T’ang Dynasty”(唐朝的土贡)，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ol.4 (1957-1958).

[30]（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科技出版社,1993.

[31]Yamada,Kentaro(山田宪太郎). Tozai koyaku shi(东西香药史)，2nd edition, Tokyo,1954.

[3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3]（清）彭定求.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4](清)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5]伯基尔1935,页1232-1233，Pelliot,Paul(伯希和) “Les influences iranienn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eme-Orient”(伊朗文化对中亚和远东的影响)，Revue d’histoire et de literature religieuse, n.s., Vol. 3 (1912), 97-119.

[36]（宋）欧阳修.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7]孔德.外族音乐流行中国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8](唐)李贺.李长吉歌诗.外集[M].(清)王琦,汇解.济南:齐鲁书社,1997.

[39]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J].燕京学报，北京，1933（专号之二）.

[40](唐)李肇.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1]Kishibe Shigeo(岸边成雄), “Seiiki-gaku toryu ni okeru kogaku raicho no igi”(在西域乐东传中胡人来朝的意义)，Rekishi to bunka, Vol. I (Tokyo,1952).

[42]元稹.元氏长庆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3]Gernet,Jaques(谢和耐)“Les aspects e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ete chinoise du v au x siecle”(五至十世纪中国的寺院经济)，publications de l’Ecole Francaise d’ Extreme-orient，Vol.39,Saigon,1956.

[44]（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4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6]Stein, A.(斯坦因)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古代和阗：中国突厥斯坦考古考察报告),Oxford, 1907.

[47]Needham,Joseph(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三)[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48]Huber,E（休伯）“Termes Persant dans l’astrologie bouddhique chinoise”(中国佛教占星学中的波斯词汇)，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 Extreme-orient，Vol.6(1906).

[49]（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