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罗马住过几年。村上龙因公要来意大利，好心地跟我打招呼：“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我给你带去。”我便说：“那，我想要日语歌磁带。”那还是索尼随身听刚刚问世时的事。他酌情挑选了大约五盒歌带，带了过来。

这当中我最中意井上阳水和小泉今日子，时常听。比如《底片》与《古典歌谣》。耳中从早到晚充斥着怒气冲冲的罗马口音意大利语，准是已疲惫不堪的缘故吧，日语的语音听上去十分悦耳。

稍后不久，我独自一人去威尼斯旅行。当时，我个人遇到了非常艰难的局面，郁郁寡欢，意识就仿佛是一盘散沙，再也无法凝聚。因此我停止了思考，将大脑尽可能清空，一味地在陌生的街头东奔西走，用随身听反复播放同一支曲子。

春天的威尼斯是个美丽的地方，但关于那次旅行，我心里却只记住了运河水面反射的安宁的光芒，以及耳机里重复播放的小泉今日子的歌。可是明明听过无数遍，却想不起歌词。旋律与歌声留存在记忆里，可内容却近乎空白。日语的语音和它作为文字传达的信息没有串联起来—或许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而正因为不相串联，这些歌才化作了零零碎碎的暗号，它们的声响才会在异国他乡保护了我。我觉得是这样，尽管无法解释明白。

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有过好几次真切地感到哀痛的经历。那是一种一旦经历，身体各处的结构就必将发生变化的残酷事件。当然，谁都不能毫发无损地走完一生。不过每一次，那里都回响着特别的音乐。或者说，大概每一次在那个地方，我都需要有特别的音乐相伴。

有时候那是迈尔斯·戴维斯的曲集，有时候则是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还有的时候就是小泉今日子的音乐磁带。音乐在那个时候碰巧就在那里。我无心地拿起它，当作肉眼看不见的衣裳披在身上。

人们有时会把内心的哀痛和辛酸寄托在音乐上，以免被那份重荷碾压成齑粉。音乐便具备这样的实用功能。

小说也具备相同的功能。心灵的苦楚与哀痛虽然是个人的、孤立的东西，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又是可能与别人分担的东西，是能被悄然编织进共通的辽阔风景中的东西。正是它们，把这些告诉了我们。

我想，要是我写的文章能在这世界的某个地方发挥相同的作用，那就好啦。我打心底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