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俊琏

《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

《史记》写得最成功的是悲剧人物。所谓悲剧人物，指的是他们的遭遇悲惨，或者被杀，或者自杀，或者一生坎坷不平，内心时常处于痛苦之中。而他们的遭遇能激起人们对正义、美好事物的同情和对邪恶势力的憎恨。《史记》130篇，其中写人物的作品共112篇，其中57篇是以悲剧人物的姓字标题的，此外还有近20篇写到悲剧人物。在这近80篇中还有许多篇是几个悲剧人物的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等。还有一些篇虽然只以一个悲剧人物命名，但实际上还写了其他次要的悲剧人物，如《伍子胥列传》中的白公胜和石乞，《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李将军列传》中的李敢、李蔡等。粗略统计，《史记》全书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120多人。可以说，《史记》是一部悲剧人物传记。  

《史记》的悲剧性作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为代表的表现崇高伟岸的英雄悲剧，一类是以《萧相国世家》、《万石君列传》、《李斯列传》为代表的表现普通人的悲剧。应当承认，《史记》中的悲剧主人公多半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经过司马迁笔下流泻出来的悲剧英雄的灵魂力量，总是力图支撑起一代历史的负荷。英雄虽然毁灭了，但是英雄本身所显示出的对苦难和死亡的蔑视和征服，宣示着一种至大至刚的独立人格的确立。以《项羽本纪》为代表的英雄悲剧历来为读者所重视，原因盖在于此。

关于《史记》一书的悲剧特色，前人早有零星论述。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中曾说《史记》是“司马子长之深悲”[1]，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史记》“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2]，刘鹗在《老残游记序》中更说《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3]。在确认《史记》传记文学的悲剧性时，他们都把眼光集中在司马迁对所写人物倾注的同情的基点之上，这比单纯指明传记主人公被杀或自杀更能见出这部伟大作品的悲剧实质。因为悲剧的实质在于同情，在同情的背后，潜藏着的则是人的被毁灭的价值。

项羽是司马迁笔下描写最成功的英雄人物，在汹涌澎湃的反秦浪潮中，他简直是一条巨鲸，在浩邈的波涛上腾跃咆哮，演出了一幕又一幕令人眼花缭乱的壮剧。他年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学万人敌的兵法，又不肯竟学。观秦始皇游会稽，有取而代之之心，当他拔剑斩了会稽太守的头，击杀数十百太守卫兵，“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4]，而后率江东八千子弟攻城略地时，一个年轻的英雄已站立在我们面前了。他是那样潇洒自如，一切全凭兴致。果然，他屠城阳、斩李田，又在“帐中斩宋义头”，以上将军身份率楚国大军渡河救赵。这时，出现了一幅纷红骇绿的场面：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5]

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场面！在《史记》中，恐怕只有韩信破陈余的情景才能与之相比。从此以后，天下大事，政由羽出的局面形成了。项羽的英雄性格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是他的命运开始向悲剧性转折的时候。这转机便是鸿门宴。鸿门之宴，酬谢碰杯之中含着刀光剑影，谈笑舞蹈之中伏着一场智慧的较量，深沉而紧张，平淡又激烈。刘辰翁《班马异同》卷一云：太史公“叙楚汉会鸿门事，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6]。当项羽接受了张良的白璧，“置之坐上”时，一位举世无双的英雄已踏上了他失败的第一步。从此以后，他失败的成份逐渐增多，虽然他曾分封诸侯，号令天下，但一代英雄的确开始向末路行进：田荣以齐反，陈余以赵反；征九江王而九江王不往，战田横而田横不下；困京、索不能过荥阳，杀薛公而东阿失守；使龙且而龙且击死，委司马长史而司马长史败亡。于是最悲壮的一幕开始了：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7]

这又是何等苍凉悲壮的情景!它是对死的观照，对生的留恋，英雄之气与儿女风情，无可奈何而又眷眷不舍凝固成如此感人的力量。在短短一百二十三个字中，连呼五次“项王”，司马迁握笔的双手，攥满了同情的眼泪，他简直是在招项王之魂，在悲歌“羽兮羽兮奈若何”了。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集卷二释道盛《与某》：“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歟?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8]。是啊，太史公情之所至，也顾不得他“雅驯”的原则了。然而，末路的英雄毕竟是英雄。你看，“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9]“项王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避易数里。”[10]“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11]当乌江亭长请他过江时，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12]最后，他碰到汉骑将吕马童，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13]乃自刎而死。谈笑而死，视死如归，使人“惊动悲慨，千载下如昨日事也”[14]。

英雄失败了，悲剧诞生了，但我们读的不是失败的挽歌，也不是悲伤的叹息而似乎是无畏的进取，胜利成功的快慰，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快慰。这才是真正的崇高的悲剧，因为崇高悲剧的价值恰恰在于表现人们对失败与死亡的抗议与斗争。正如吴见思所说：“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军处，斩宋义处，谢鸿门处，分王诸侯处，会垓下处，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隃麋汗青之中，令人神动。”[15]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6]”鲁迅对悲剧的经典性定义是对中外文学史上众多悲剧的高度概括，我们研究《史记》的悲剧，它仍然是一把难得的钥匙。因此，悲剧的分析必须放在发掘悲剧人物有价值的东西上，放在悲剧作者对悲剧人物同情心产生根源的考察上。

“项羽为人傈悍滑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17]”他初屠襄阳，又屠城阳，又坑新安卒二十余万，最后屠成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够残暴的了。如果我们由此联想开去，当年流血漂杵，无数无辜者倒在项羽刀下，那一个个少年士卒，羸老幼妇，那悲天怆地的哭声，那临死前仍迷惑求生的神情，还有那绝望的哀号，冤魂的啾啾。如果这样，我们怎么会进入悲剧境界呢?我们怎么能感到悲剧主人公身上失掉了价值呢?我们更无法理解司马迁对项羽倾注深切同情的原因。    

但是，我们读司马迁笔下的《项羽本纪》，我们分明感到这是一个令人惋惜的失败英雄，即我们进入了悲剧境界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暂时消失对他的残暴的感觉的。我们之所以能消失这种感觉，至少我们认为他的残暴在这时是可以原谅的。没有原谅就没有同情，没有同情就没有悲剧。至少在我们进入审美境界时，我们已不由自主地原谅了项羽的残暴。也就是说，项羽尽管很残暴，但他之所以成为悲剧英雄，并不在于他的残暴，而在于他的有价值的方面。不研究他的有价值的方面而专注于他的残暴，就不再是悲剧的分析。

那么，在项羽身上，毁灭了的价值是什么呢?司马迁为什么要“深惜羽之不成”[18]呢？为什么字里行间“加嗟惜之辞”[19]呢?

首先，项羽是捣毁旧世界，开创新世界的英雄。这是项羽的历史价值。《太史公自序》说：“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20]《秦楚之际月表序》也说：“虐戾灭秦，自项氏。”[21]项羽在巨鹿消灭了秦军主力后，入咸阳，杀子婴，燔秦宫室，接着分裂天下，分封王侯，政由已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然而代秦而号令天下，整整五年。刘邦虽先入咸阳，但他开始本来属于项羽，如果不是项羽的巨鹿大战，歼秦主力，即使想入咸阳也不可得。由陈涉在大泽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的农民反秦暴动，是在项羽的手中得以完成的；由刘邦建立的春秋战国以来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统一王朝，也是项羽为它奠了基石，铺平了道路的。

这里，有必要谈谈司马迁对秦王朝的态度，现代多数论者，根据《史记·六国年表序》：“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22]认为司马迁是肯定秦朝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第一，众所周知，《史记》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反抗强暴，而秦的统一天下，就是建立在残忍强暴的基础之上的。“据《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自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l2年）至始皇之十三年（公元前234年）间，秦破六国兵，所斩首虏，有记载者，共百二十余万人；而秦兵之被杀于六国者尚不计。”[23]始皇十三年到统一之年，其间大战无数，残杀者当更多，翦伯赞先生估计“其数当不下三百万人”[24]。最著名的是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战胜赵军后，竟将已降的四十万赵军全部活埋，酷烈至极。至于统一后为修长城、筑宫殿、挖驰道、戍五岭而征发的赋税徭役，难以计数；而严刑酷法，使全国变成大监狱，“赭衣塞路，囹圄成市”[25]，更是将社会推向绝境。对于如此残苛的暴政，司马迁怎么会肯定呢？正惟此，他才衷心讴歌那些反秦战士，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与梁耀北论史记书》中指出：《史记》的“微旨”之一，便是“抑秦”，因为“秦之无道，史公所深恶也”[26]，可谓一语中的。

第二，司马迁投放在《史记》中的情感和评价，并非处处一致。他既有历史学家冷静的理智分析，又有文学家的感情溢露，而且二者往往有矛盾之处。《史记》的论赞往往直接评述，理智分析较多，而人物传记则在行文叙事中寓于情感和评价，例如在《项羽本纪赞》中，他批评项羽将自己的失败归于天命的荒谬，但在本传中，曾重复记叙项羽“天亡我也”的自我开脱，以见出他承认自己死亡必然性的精神力量和英雄气魄。同时，《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常常流露司马迁的感情倾向，而《表》和《书》中较多的是客观的、正统的历史记实。如在《刺客列传》中，他热情歌颂专诸、聂政，荆轲等人反抗强暴的英雄行为，而在《表》中，则多次把他们称“盗”。所以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中称秦的统一“成功大”，并不能说明他肯定秦王朝。

第三，由于司马迁大一统的历史观，他对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天下分裂的局面很不满意，他和屈原一样，衷心希望中国的统一与和平。但他并不希望由“虎狼之国”的秦来统一中国。就在司马迁说“世异变，成功大”的同时，他又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27]这是太史公对秦统一中国百思不得其解之后的敷衍之辞，我们只要听司马迁说秦国的仁义道德，比鲁卫等国的暴虐无道还不如，那么秦国的暴虐，又何可言传也哉；司马迁的义愤填膺，他的情感所向，不是很清楚吗？所以，他又接着寻思道：“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28]这更是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的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的写照。因此，司马迁一方面希望天下统一，一方面又憎恶秦的酷烈，把它的统一看作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这正是“抑秦”的表现。

暴秦灭亡了，旧世界被推翻了，而推翻旧世界的项羽也被毁灭了。黑格尔曾说：“在世界史中凡是开创新世界的新英雄们的情况一般都是悲剧牲的。”[29]在司马迁眼中，项羽正是这样一个开创新世界的英雄，所以他的死是悲剧牲的。

其次，项羽的牲格中，除了有作为一个英雄的风云之气而外，尚有天真憨直的一面。在鸿门，刘邦的几句花言巧语，项羽就信以为真，“因留沛公与饮”。范增多次示意让他杀掉刘邦，他却“默然不应”。樊哙闯进军门，“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30]项羽却又是赐酒，又是赐肉，似乎不知道眼前的是他的劲敌，而好像欣赏展现英武之气的雕像。樊哙色厉内荏，表面斥责而实即巧言道歉之后，他更是糊里糊涂，“未有以应”，直到刘邦脱身逃去，张良漏洞百出的说明和假意殷勤的献礼之后，他仍沉浸在虚假的恭维之中。总之，鸿门宴上，项羽彻底被愚弄了，他把人事想得过于简单，把人心想得过于单纯，他的诚实和天真毁了他自己。如果说在政治斗争中诚实是不足取的，那么，在审美领域，诚实不正是散发着真善美气息的令人喜爱的性格吗?其实不仅是在审美领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期盼着人与人之间的诚实与和睦。对人心之险恶难测深有感触的司马迁，对这种诚实与天真怀着钦敬的心情，更是容易理解的。司马迁这样写道：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31]

这简直是儿童游戏，然而项羽却说得那样认真、诚实，难怪刘邦笑着拒绝了。更有甚者，当项羽被围垓下，仅剩二十八骑突围时，他如同一个赌气的孩子，对他的从骑几次重复“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32]项羽被毁灭了，连同他的诚实与憨直，这是人性中闪光的东西，司马迁感到同情和悲哀，我们也感到同情和悲哀。

然而，这还不是毁灭了的项羽价值的全部，司马迁着力描写的也不是这些，而是项羽的抗暴与英武。即使他的屠咸阳、坑新安卒、焚烧秦宫室这一系列残暴行为中，也包含着有价值的合理的成份。因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实际上是处于多种相交叉的价值系统中，任何一种行为，在不同的价值系统里。表现为不同的价值量。项羽的“残暴”，如果放在历史的人道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则无疑是恶的。项羽的屠刀之下，固然有许多是作恶多端的秦王朝的走狗、官吏，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无辜的老百姓；在项羽点燃的烈火中，许多体现劳动人民艺术技巧和优秀才华的建筑和古籍化为灰烬。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伦理道德的价值系统中，放在艺术审美的价值系统中，这又是一种值得称赞的义勇行为。项羽作为一个复仇者的代表，他的这一系列行为，都闪灼着一种伟大的正义之光，喷放着国仇家怨的愤怒火花。

现在需要指出的是，项羽的抗暴英武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人类社会自从诞生以来，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存在着不调和。这种不调和的表现方式是强者欺凌弱者。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又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在剥削、压迫和反剥削、反压迫的阶级斗争的剑与火、血与泪中演进的，历史的长河充满了弱者的痛苦和强者的欢笑。鲁迅曾说人类的历史是人肉摆成的筵宴，在吃人者的欢呼和被吃者的呻吟中进行着。作为“历记成败、存亡、福祸、古今之道”的司马迁，他不断地用双手剥落着生命和鲜血淤积的历史陈迹，他正视和直面了太多的惨淡的生命和淋漓的鲜血，所以他对弱肉强食的古今之道更是洞悉明了。因此，积淀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便有同情弱者、反抗强暴的本能。而这一点，在司马迁心理中尤为突出，他“多爱不忍”[33]，他“为古今人叫屈”[34]（康发祥《伯山文集》卷一），他最爱写失败了的英雄，敢于写抚哭叛徒的吊客，都是确证。

在长期的人类历史发展中，人们受压迫、受冤屈是无穷无尽的，人们经常寄希望于“循吏”和“王法”，然而这种希望常归于幻灭。因此，广大的受压迫受冤屈的弱者，在无处申诉的苦境之中，自然就寄希望于反抗强暴的英武行为。虽然，这种反抗强暴的英雄并不能解救他们，但至少给他们在心中一种希望、一种安慰。反抗强暴的英雄被毁灭了，其实是毁灭了人类寂寞心灵中的希望，悲剧感即由此而生。

与此相联系，在项羽式的英武性格的深处，还有一个人的价值问题。我认为，司马迁对人的价值的判断，是相当深刻的，他在《刺客列传赞》中写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35]又在《鲁仲连邹阳列传》中说：“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36]在《廉颇蔺相如列传赞》里说：“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37]这里的“志”“气”是司马迁判断人的价值的标准。“志”“气”其实是一种东西，它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的主体性，也就是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荡然肆志”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也就是人的不受任何束缚限制的自由自主本质的实现，亦即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物有物的价值，人有人的价值，人的价值不仅是指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有用性。而且，他们本身还有许多需要要求满足，这就是人作为主体存在的价值。而在艺术创作中，人作为“自由物”，作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他的价值是超越任何作为“自在物”的它物的价值的，人的根本价值正在此。司马迁不可能从思辨哲学的高度予以这样的说明，但他的“志”“气”，只有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人的主体性往往得不到实现，常常处于“欺其志”的状态，就是庄子所慨叹的“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人为物役、自身失落的情况。在司马迁看来，项羽英雄勇武之时，是人的自由自主的本质表现最明显的时候，也是充分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时候。李清照诗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38]也是在这个角度理解项羽英勇无畏的价值的。

诚然，这种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肯定，这种自身主体性的实现，仅仅是很短暂的时间，而且是以整个生命作为代价的。然而，就在这人的自由自主的本质得到肯定的瞬间，又把它毁灭掉，于是，便闪出了主人公最光辉耀眼的悲剧火花，铸造了艺术史上令人惊心动魄的崇高悲剧。我们看到了悲剧主人公崇高而雄伟的形象，感到了排山倒海的力量。太史公之所以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许多慷慨勇敢的悲剧英雄，尤其是他们的悲壮之死，原因也在这里。

比如李广，虽然一生几乎没打过胜仗，但他的志和气决定了他仍然是英雄。他治军，让人人自便，他有的是胆识与智慧，还有高超的箭法。他可以把石头当虎来射，“中石及镞”；他可以在四万敌人的包围中，在自己的人马矢尽粮绝而敌人矢下如雨的情况下，意气自如；他可以在匈奴数千骑面前，“解鞍纵马卧”，而且“奔射杀胡白马将”；他可以在重伤被俘，敌人把他“络而盛卧”两马间时，“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39]“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40]他的结局也是“引刀自刭”。黄震《黄氏日钞》卷四七曰：“李广每战辄败，因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公抑扬予夺之妙，岂掌手可望哉!”[41]荆轲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42]的慷慨悲歌，仗剑长驱，入“不测之强秦”，在九宾之仪上，他谈笑风生，神情自若，“图穷而匕首见”，最后“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坦然就死。”[43]齐人王蠋面对入侵燕军的利诱和威胁，陈辞道：“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44]“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45]秦少游在《淮海集》卷三四《书王蜀后事文》中说：“予读《史记》，未尝不为蠋废书而泣，以谓推蠋之志，足以无憾于天，无怍于人，无欺于伯夷比干之事。”[46]

赵人贯高在朝廷狱中，“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47]，真是铮铮铁骨。当高祖刘邦认为他“为人能立然诺”而赦免之后，他却“乃仰绝肮，遂死”。程婴在保全了赵氏孤儿赵武，并让他“复故位”之后，准备“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48]，赵武啼泣顿首固请，他却说：“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49]遂自杀。

伍子胥面对吴王赐死的“属镂之剑”，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50]乃自刭死。

田横耻为刘邦臣，“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51]

这些英雄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死亡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征服了对死亡的畏惧，显示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和英雄气魄。而《史记》中的英雄之死之所以是一种意识到的牺牲，是因为他们朴素地认识到了超出悲剧世界之上的关于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因而也就值得用死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肯定自己的价值。就悲剧的象征意义来说，他们的死正是人类走向那更高标准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他们的死能在黑暗中给人以光明，在毁灭中给人以希望，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在《史记》的英雄悲剧里，死的意象就这样被赋予崭新的意义，成为揭示悲剧人物英雄性格和精神力量的重要手段。

注：

[1] [唐]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

[2] 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5页。

[3] 刘鹗著《老残游记·自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4] [汉]司马迁撰《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7页。

[5] [汉]司马迁撰《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7页。

[6] 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45—346页。

[7] [汉]司马迁撰《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3页。

[8] 钱钟书著《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78页。

[9]《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4页。

[10]《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4页。

[11]《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4—335页。

[12]《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6页。

[13]《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6页。

[14] 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52页。

[15] 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47页。

[16]《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

[17] 《史记·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56页。

[18] 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47页。

[19] 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45页。

[20]《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2页。

[21]《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59页。

[22]《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6页。

[23] 翦伯赞著《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24] 翦伯赞著《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25]《汉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096页。

[26]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23页。 

[27]《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5页。

[28]《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6页。

[29]《悲剧、喜剧和正剧的原则》。

[30]《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3页。

[31]《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页。

[32]《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4页。

[33]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07页。

[34] 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0页。

[35]《史记·刺客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38页。

[36]《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78页。

[37]《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51—2452页。

[38] [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8页。

[39]《史记·李将军列传》，第2871页

[40]《史记·李将军列传》，第2871页

[41] 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73页。

[42]《史记·刺客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34页。

[43]《史记·刺客列传》，第2535页

[44]《史记·田单列传》，第2457页。

[45]《史记·田单列传》，第2457页。

[46] [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5页。

[47]《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84页。

[48]《史记·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第1785页。

[49]《史记·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第1785页。

[50]《史记·伍子胥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80页。 

[51]《史记·田儋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