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的时候，很多老公都从柜子深处翻出过年少时的遗物。譬如初恋的情书。江美琪唱了，“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
所以，初恋的情书，你会扔掉吗？
想必答案八成会是：不会吧。
但是请设想：捧着“发黄的信纸”的你正追忆“那段美好”到出神，忽然老婆破门而入——“不去干活，看啥呢？！”
你现在的老婆，早已不是你的初恋。你觉得，她会希望你把初恋的情书一起乔迁到新居么？
想必答案又八成会是：不会啊！
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再请设想：你的孩子（TA根本不知道你的初恋是谁）在一旁“吃瓜”，心想——“这下有好戏看了”。毕竟，对于孩子而言，情书留还是不留，TA不在乎的呀。
那么情书的命运最终会怎样呢？其实答案也简单：家里谁说了算，听谁的。
反正，情书自己说了不算。因为留还是不留，你说，哪个是“天经地义”的呢？
文化遗产
上述这番“伦理剧”，不是为了说笑。是想说，有时，当我们严肃研讨所谓“文化遗产保护”时，处境和心境与面对初恋的情书，也许并无二致。
“文化遗产保护”，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我猜在文物古迹前，你应该听过国人这样的讨论：“哎呀，你看人家XX国，那么多年前的XX，都好好的！再看咱们国家，都毁了！他妈的！”
当一件事很复杂、很专业的时候，国人往往不愿探求这件事其中的道理，而愿激情地发泄不满，“他妈的！”
譬如民主、足球、防雾霾，譬如文化遗产保护。
Jukka Jokilehto《建筑保护史》（本文部分内容依据该书）
文化遗产保护，是从西方舶来的概念。保护与破坏文化遗产，在西方都自古有之。《摩西五书》里写，“为向后代们传递记忆，保留一个文物……”而君士坦丁大帝则把几世纪前别的罗马皇帝的头像雕塑，改成了自己的脸。
但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的源头，一般还是从“文艺复兴”说起。比如拉斐尔（1483-1520），“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他目睹了古典时代建筑遭到破坏的情景，怒火中烧：“它们不应该被恶毒和无知的人带走并一起毁灭！”于是，教皇封他了个“罗马石材长官”，专门让他盯着那些将古希腊、古罗马的石雕和石材烧成石灰的人。
其实拉斐尔爱的，何止是雕塑呢？他更爱的是，蕴含在雕塑中的、与中世纪相对抗的人文精神。
拉斐尔
有道是“距离产生美”。一千多年后，雕塑不再只是雕塑，而成为了一种斗争，一种权力。
你看，时间真是个微妙的东西，保护真是件“处心积虑”的事情。
文艺复兴的精神，后来在温克尔曼（1717-1768）身上发扬光大。此君首创科学系统研究艺术史的方法，被誉为“艺术史之父”。他爱古典时代的艺术品爱得深沉，代表作《古代艺术史》后来都成了“新古典主义”的指南。在他眼中，古典时代就是“理想之美”的巅峰体现。进而他觉得，古典时代的雕像这么伟大，纵使修复，也要首先充分了解，此外不能以假乱真。
温克尔曼
而就在新古典主义者追慕古典时代的同时，距离继续产生美，中世纪的那些哥特式教堂，也开始有粉丝登场了。
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者看来，中世纪教堂那是“四旧”，得拆！可是，在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口号反面，呼唤感性想象的“浪漫主义”兴起了，神秘的哥特式教堂开始“圈粉”。再加上新觉醒的民族主义，教堂又和民族国家的辉煌历史挂上了钩。中世纪，开始不再“不堪回首”了。
而教堂也不再只是教堂，也成为了一种斗争，一种权力。
维奥莱-勒-杜克
可是教堂和雕塑有个根本的差别：雕塑被欣赏就好了，教堂却还要被使用。而以法国人维奥莱-勒-杜克（1814-1879）为代表的“风格式修复”，提出一种有别于温克尔曼的新思路：“修复一座建筑并非将其保存、对其修缮或重建，而是将一座建筑恢复到过去任何时候可能都不曾存在过的完整状态。”
什么意思呢？一个大概的比喻：一乾隆年间古庙，一度香火兴旺。到如今，却竟门厅破败，香火断绝。信众不忍，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以求再现盛景。出于尊重，信众详加考据、修旧如旧；又出于安全，信众增添现代防火避雷等结构设施。工程告讫，四方悦然，谓之善缘。
两年前，我们“挖啥呢”就曾追问：谁说文物保护一定要“修旧如旧”？而在当年，海峡对岸一位名叫拉斯金（1819-1900）的英国人也质问“风格式修复”：如何如旧？凭何如旧？
拉斯金言辞铿锵：“我们再也不要谈论什么修复了，那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能够从尼尼微废墟中获得的信息，无论如何都远比从重建之后的米兰城中所能获取的要多。”“反修复运动”的拉斯金等人，一度让“修复”（restoration）变成贬义词，并以“保护”（conservation）取而代之。
拉斯金
拉斯金为什么反修复？因为他对工业革命怀有警惕。他害怕本就被机械生产扼杀了的“艺术”，那种“人们在劳动中所获取的快乐的表达”，会又被“修复”消灭。所以拉斯金同时也是“工艺美术”运动的领导者，他在绘画、雕塑、建筑之外的“小艺术”中也发现了美。从某种角度讲，拉斯金继承了温克尔曼的衣钵。
在19世纪，相对于正在快速现代化的世界，文化遗产就是那些“距离产生美”。只不过出于对文化遗产不同的价值判断、行为意见与权力诉求，拉斯金与维奥莱-勒-杜克走上了斗争的正反辩席。
布兰迪
斗争的结果，大体可以说，是以布兰迪（1906-1988）为代表的意大利学派博采众长，以二者的中间路线，奠定了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原真性、完整性、最小干预；重视维护、修复可逆可识别……
而这些理论，后来又通过《雅典宪章》《威尼斯宪章》《世界遗产公约》等形式逐渐制度化、国际化、经典化，俨然成为了“公理”。
所以，这就是权力斗争的终结吗？可惜不是。
世界遗产大会
回头看“初恋的情书”。如果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是“公理”，那么情书就不仅要留了，而且要珍藏起来，时时维护，不能折损玷污。
只是这一套“公理”，老婆会听吗？
人们认为物质即将“消逝”，视其为（物质）文化遗产；进而人们对文化遗产作出价值判断，提出或保护或利用等等的行为意见；进而人们为自己的价值判断、行为意见，进行权力斗争。
文化遗产的问题，本质上是权力的问题。它曾经如是，未来仍将如是。
伦敦大学学院遗产批判理论学者Rooney Harrison说得好：“遗产最重要的不是关乎过去，而是关乎我们与现在和未来。”
Rooney Harrison《遗产——批判理论》（本文部分内容依据该书）
所以在俨然成为“公理”的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反面，就必然仍然继续着权力斗争：
他们斗争为什么不保护东亚文化遗产的修复传统；
他们斗争为什么不保护混合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遗产；
他们斗争要满足文化遗产使用、旅游、传播、民族主义、多元文化的诉求；
他们甚至斗争要拥有消灭文化遗产的权力……
连布兰迪都承认，对于每一例文化遗产，都应根据其自身的特性具体考虑，不必拘泥于原则问题。
卢浮宫玻璃金字塔：一个“破坏”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的例子？
而我们呢？
我们并非“所有异见”的支持者；我们是“无视与否定所有异见”的反对者。
我们企盼，每一例文化遗产的每一种价值判断、行为意见与权力诉求，都可以至少得到尊重。
我们关心圆明园兽首为何格外值钱；
我们关心《国家宝藏》是否应该娱乐化；
我们关心何时会有文革专题的国有博物馆；
我们关心汤显祖后人对汤显祖墓考古有无发言权……
建川博物馆聚落（非国有博物馆）之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陈列馆
当然，我们还关心，初恋的情书，留还是不留。
我们还企盼，每一例文化遗产，都可以收获相互理解、皆大欢喜的结局。
当很多年后，孩子从新家柜子深处，再次翻出父亲那并未扔掉、但也并未再看过的初恋的情书，他会感谢当年那一天，父亲与母亲相互的体谅与包容。
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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