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科技传播中心成果转化高端人才训练营在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正式开营。本次训练营由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中心主办，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与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支持，旨在汇聚高端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筹备建立相关行业协会，推动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业发展。

现任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秘书长，中国科协（深圳）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CEO周路明先生带来了关于深圳创新模式的精彩演讲。从亲身经历出发，讲述深圳为什么能够成为创新之城，科技成果转化为什么效率高，为大家展示深圳创新发展的路径模式。

以下为演讲全文：

在新一轮大湾区创新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回顾一下深圳过去30年的创新，并从一些新的角度去做一些讨论。

为了便于大家讨论这个话题，今天的题目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把深圳创新的这个过程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讨论这些重要事件是如何发生的。第二部分，我想总结关于深圳与创新的几个关系。

一、80年代，深圳科技创新的原始积累

80年代是深圳创新的原始积累的过程。当初中央政府确定深圳为改革开放窗口这么一个定位的时候，实际上从深圳自己包括中央政府都没有试图把这个城市定位成科技创新之城。据史料记载，这个城市建市的时候只有两个工程师，一个修拖拉机的，一个是学兽医的。似乎可以看出来，从创新资源的角度来讲，深圳在30年后成为国家产业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不论是从国内外创新的理论还是创新逻辑来分析，都站不住脚。在科技资源丰富的地方没有产生大量的产业创新，只有两个工程师的城市却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把深圳最开初的过程梳理一下。

80年代，在创新的话题上有三件事情绕不开的。第一是“三来一补”股向深圳转移，这和香港有很大的关系。一河之隔香港的电子工业在广东这一块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电子工业向深圳来转移，应该是深圳第一块的垫脚石。深圳最初的工业基础和人才，技术装备的积累几乎都是从香港来的。

第二，中石化、赛格集团、中航技等“八大金刚”在深圳落地，为深圳奠定了第一批人才基础。跟“三来一补”工业向深圳的转移相比，人才可能更重要一些。

第三，在80年代末，1987年，深圳出台了18号文，其中有一款非常重要的规定，允许科技人员创办私营企业。这个规定到现在为止来看非常平常，但是在80年代末的时候，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都在做计划经济的情况下，这个城市允许科技人员办私营企业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所以，87年的18号文应该是深圳创新史上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件事情。恰好华为就是在1987年注册的，没有考证，华为的注册跟87年的18号文有多大的关系。但是起码就是说，这为科技人员90年代在深圳创办私营公司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二、90年代，创新成为主旋律

90年代，深圳官方开始在创新上主动布局，有影响重大的事件：

第一件是1993年的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座谈会。因为这个座谈会，1993年成为深圳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元年。1993年前，深圳整个城市还崇尚一夜暴富的观念，在当时这个城市里，聚光灯下面基本上都是做地产或者是贸易的大佬。但是，1993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知识产权座谈会。1993年的时候，当时省委书记谢非感觉广东的“三来一补”已经走到的尽头，应该做一些跟科技创新相关的一些事情来推动产业的转型，所以带着这个目的来到深圳考察，希望找到一些话题。时任深圳科技局计划处长的刘应力带着谢非去看深圳的一批高科技公司，其中包括华为。在这之前，深圳市领导包括，各部门的干部对科技公司的了解几乎是为零，那一次参观之后，谢非一行非常兴奋，没有想到深圳还藏着这么一批搞高科技的公司。此前，大家都认为深圳就是做商业的。于是临时把关于座谈会的会址放在深圳，也就是这个背景下，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这个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宣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当时有40家公司在座谈会做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在当时很轰动，除了官员之外，深圳的很多投资商都去参观这个展览，这个展览最后带来一个效果：很多做投资的人感觉到，搞高科技还是一个挣钱的机会。1993年以后，很多在地产贸易和股市当中挣了钱的人都开始往高科技砸钱，这个行业的资源聚集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值得一提的是，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1999年，高新技术产业每年增长的速度是超过50%。

第二，孔雀东南飞。从90年代末到2000年代末这十年间，我们估计有超过50万规模的科技人口的大迁移，这个迁移的规模不光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从全球范围内来讲，这么大规模的创新资源的迁移也是非常罕见。到现在为止。活跃在深圳一线的企业家，包括科技一线的高级人才，都跟这次的转移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1999年的高交会。到了90年代，深圳对技术的需求非常旺盛，技术来源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围绕当时的需求，市政府把深圳荔枝节改为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高交会是为满足深圳民营高科技公司对技术的需求，把会展和技术投资结合在一起，这个效果，出奇地好。第一届高交会开幕的时候，三千人在市场上排队，当时临时场馆动员两千名武警维持秩序，这让国外厂商看不明白。交易会完了之后，实际上深圳在全国高科技龙头地位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深圳已经成为国内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标杆。

三、世纪之交的深圳转型，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

到了2000年以后，又是一个新的阶段了。从2000年到2005年这一段时间，深圳经历了一段比较低迷的时间，中间走了一段弯路。不是深圳的经济基本面上出了问题，而是全国的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一些很大的变化。

全国改革开放向内部延伸之后，外资进入中国的模式出现了新的趋势。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投资深圳的这些公司基本上是来自于台湾和香港的中小公司，2000年以后，改革开放向内其他城市转移的时候，国外的跨国公司进来，这一次进来让大家很意外，跨国公司没有选择当时改革开放的最早的广东地区，而是基本上进了长三角地区。

跨国公司和当时港台的厂商进入中国投资模式是不一样的，这些港台的公司可以承受社会转型过程中很多的不确定性，搏机会。但是跨国公司天生厌恶不确定性，所以他们选择了长三角。

这对深圳来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尽管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很好。2002年，网上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深圳，你被谁抛弃》，反映深圳处于一个比较焦虑的状态。这个压力导致深圳呈现一些往回走的趋势。后来提出来适度重型化的主张，背后的压力是GDP的压力，一直到2005年的时候，深圳开始又从注重GDP回归到创新。

2005年正好当时是深圳的换届的时候，总书记胡锦涛提出自主创新战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在党代会报告中，用“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呼应了总书记的号召，引起中央的关注，深圳迅速成为国家媒体轰炸的重点。所以在这个阶段，是北京重新发现了深圳。这一阶段深圳开始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到建设发展一个创新的系统。

一、市场化驱动：深圳创新的原动力

深圳创新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在哪里？在国内关于总结创新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大家关注都是技术本身，这是中国组织创新里面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从我们过去30年观察来看，最重要的原动力来自于市场。尽管80年代的时候，中央给深圳定位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建立市场经济框架体系，这个好像跟创新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举动本身，让深圳在创新上有了最初的原动力。我们原来国家计划经济下把创新作为科研活动，在深圳这个地方第一次变成了一种经济活动，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过去国家在创新投了这么多的资源，但是在产出端依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在创新的理解基于技术研发，但如果创新归咎于研发，会带来许多局限性，比如造成研发和产业化“两张皮”。

但是在深圳一开始没有什么大学和研究所，从客观上也让深圳规避一开始就去按照官方设定的那种逻辑走，如果一开始中央在深圳建一批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的话，是不是打法会不一样，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深圳没有什么大学可以提供，是市场经济在深圳建立起了创新框架，创新主体在公司，公司是一个经济活动的主体，不是一个科研活动的主体。当你把创新作为经济活动来考察，技术才能放在应有的位置来考虑它的角色。

中国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不重视技术导致创新的失败，是因为把技术摆在不应该有的位置上，不放在经济学的框架上来进行配置。在今年的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我们重新提创新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深圳创新背后的“洪荒之力”。不是来了一批懂技术的专家，而是市场化的进程本身改变了深圳。这个进程是中央政府定位，尽管是无意的定位，但是从客观上改变了深圳太多太多，所以市场经济改革这个事情本身是深圳创新的洪荒之力，在今年尤其要想，怎么样把“市场化”进程的基础性工作要做好？而且从观点上接受这个东西，创新才是真正的最基础的土壤，否则怎么解释两个工程师的一个城市，最后变成国内外产业创新知名的城市？这个逻辑说不通的。

二、制度创新引领技术创新

那么市场化驱动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无意识的，中央政府给深圳改革开放窗口的定位是无意识的一种推动；第二个是有意识的，深圳有意在制度层面上进行设计，驱动创新。

深圳过去30年创新的成功，远不是技术的成功，是制度创新的成功。申请了多少家专利，获多少国家成果奖，实际上，这个事情都不重要，深圳最重要的就是在制度创新层面取得的一些成绩。我为什么会讲这个观点？因为中国的创新背景跟发达国家非常不一样的一点是，发达国家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建立的框架下去做创新，对西方国家科技管理的人来说，关注技术实际上本身就够了，因为整个制度设计已经完成了。对中国来说，即消除阻碍创新的制度要素，比起技术实现本身重要的多得多。

比方说无形资产评估制度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呢？1993年的时候，当时我在法规处，有一个律师来问我说，我们在外资企业入股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有一部分资产是软资产，不知道怎么评估。后来我们在图书馆一查，发现这不叫软资产，而是叫无形资产，在中外合资中相当普遍。我们后来通过一个研究后写了一个报告，递交给当时的市委书记，提出建立无型资产评估势在必行，后来，全国第一家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全国首个无形资产评估的制度和法规就这么形成了。它的结果是什么？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全国各大媒体来报道，最后导致了这个行业在几年之内大规模的兴起。这就是制度创新的力量。

三、创新文化：先天条件和后天塑造

深圳有一些不可复制的地方，比如说文化的这个东西就不可复制，但是有一些东西实际上可以引导的。深圳这一群人，跟香港人，跟北京和上海人就是不太一样，是比较能够承担风险，愿意折腾的人，这一群人的特质，跟IT创新比较吻合。

但是，创新文化后天的塑造其实也还是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政府在战略规划和一些政策上对文化还是有一定引导， 1993年谢非座谈会，对于后来深圳整个文化变迁的引导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再一个，地区的创新要考虑到这一群人的特质，适合于做什么。深圳搞IT产业，是因为“三来一补”电子工业就是IT的基础，而且有国际渠道，如果当时深圳是温州的那些传统工业的话，深圳的创新产业就不一定是高科技为主导。

四、创新的路径，对成果转化模式的颠覆：需求导向的创新路径

这个是我今天想重点说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熟悉一下官方描述成果转化的路径，建国几十年，成果转化都是按照以下路径走的：国家大量资源放在科研机构、高校、实验室做研发，把这个成果通过层层递进，向产业端做转移，就是所谓自上而下成果转化的路径。

但是我要说这个成果转化的路径，是一个非常低效率也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路径安排。我们国家在科研源头的安排，与一线的科技公司这几十年成长的逻辑是没有建立起必然的联系。比如华为、中兴，都是从代理起步，在改变产品品质提升过程当中，提出一些技术需求，去找大学合作，大学在原有技术储备上满足企业在这一部分的需求。我们在1995年做过调研，那个问卷样本量不是很大的，我们掌握到深圳科技公司， 95%以上深圳公司都是需求导向路径走出来的，和成果导向的方式不一样。

谈到需求驱动的创新模式，我觉得大家需要去研究另外一个相关问题：技术到底是工具还是目的？把技术本身当做科技创新的全部，把技术实现当做科技管理的终极目的，是会走入歧途的。我们做产业，做经济文化的管理，这个工具能让我挣钱，才是一个好技术，不能让我挣钱，你再尖端，对于企业家来讲，也没有用。

以深圳的比亚迪公司为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比亚迪的成功在处理技术元素的时候，与政府官员和科学家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当时从事制造不可能回避中国人口红利这么一个重要的事实，所以比亚迪做电池的时候，没有像其他的公司引进国际最先进的电池生产线，按照这个路径走，你永远拼不过跨国公司。于是比亚迪刻意去用人工，为了适应人工而加大电池配方的研发力度，从而形成了低成本的商业模式。按照这个逻辑，比亚迪变成世界前三名的电池公司。

听说当时北京来了一位高官，看了比亚迪之后，表示不愿再看这样的公司，这哪是高科技，就是血汗工厂。我们这些官员们看多了这种一尘不染的实验室，很昂贵的仪器，戴的眼镜讲课的教授，这种场景见多了，觉得比亚迪不是创新，不是科技，反映出来我们对技术的认知的问题。

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对于政府的规管提出挑战。组织创新的尺度在加大，知识上跨学科，经营上跨行业，规管上跨部门，光关注产品创新层面已经不足以推动新技术的商用，这就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矛盾。八项规定之后，政府行为在趋向于保守，趋向于安全生产，但是新的创新的组织方式呢，又要求政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找到一个适应现代国情和新一轮创新的组织方式我觉得很重要。在这里面我想分享一个台湾工研院的模式。台湾工研院成功最核心的要素是，是作为一个组织创新的角色，在台湾半导体工业兴起的过程当中，承担政府某种角色，成为行业创新的组织者。用台湾和海外产业正确连接的方式和路径，把海外半导体工业的人才和技术吸引到台湾。对于中国来讲，可能需要借鉴台湾工研院的方式，找到一些新的执行平台扮演创新的组织者。

来源：亿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