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新加坡之前，想先讲一段关于“关系”的故事。美晨阿姨，我姨妈的发小，一个美丽精致的女人。三年前，背叛的感情和破裂的婚姻让她远走新加坡躲避情伤。旅游签证即将到期的时候，定居在新加坡的妹妹给她介绍了一个大她近十岁的男人，一切都是俗到不能再俗的桥段，一切都是预谋已久的剧情，他们仓促的注册结婚，而她取得了留在新加坡的资格。不过，婚后的美晨阿姨一年倒有半年是回国生活的。

  这次我去国外旅行，在新加坡中转停留四天，走之前正好赶上她在国内，热情信任的把家里的钥匙交付给我，叫我不要住酒店，住到她家里就好。看着我略带尴尬迟疑的表情，补了句，他是个好人。我知道他指的是谁。也知道对生活在一起的人仅有一句“好人”的评价意味着什么。

      我对香港、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没有太大的兴趣，新加坡在我心里也一直被归为其类，但印象中的新加坡还是贴满了城市花园一尘不染高薪养廉保障有力飞速发展的标签。想象中的新加坡人民已然都奔了小康，过着亚洲四小龙肥的流油的幸福阔绰的生活。

知道美晨阿姨的先生要来樟宜机场接我和同伴，临下飞机前，我还在和同伴猜测他的样子。矮胖的暴发户？儒雅成熟的老商人？憨厚本分的读书人？他的家住在哪里？他会开着一辆什么样的车子？我们要借住到一所什么样的房子里？我该用哪一种语言和他交流？我抱怨自己竟然忘了询问有关于他的信息，甚至不记得他的姓氏。

出了机场闸门，我还在纠结他是否认得中文，来不及把写好自己名字的纸拿在手上，在午后接机人少的出乎意料的樟宜机场，我一眼就认出了完全不在自己想象范围内的他。

削瘦的如同一根火柴，一根皮带紧紧地束在腰间，稀疏的头发凌乱的趴在额头，透过一副金丝边眼镜是淡淡地看不出神情的眼睛，操着混杂了广东江浙味道的闽南腔。像周星驰电影功夫里戴了眼镜的包租公。

       他带着淡然的表情简单的与我寒暄，让跨越万水千山行李里装了一半特产给他的我一腔他乡故人的热情无处释放。放弃了在国内惯用的热情洋溢的“姨夫”称呼，中规中矩的叫他叔叔。

   他掏出两张城市交通卡，每张上面充了大概30新币资费，交给我和同伴，这是新加坡公民才能办理的捷运卡。带着我们乘坐MRT返回位于新加坡城市中心偏西的荷兰村的家。一路用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为我们讲述每一个车站大致会经过的地方。淡淡地介绍一些商场街路大厦的来历和用途。

   我端坐在他身边，身体僵直，后背坠着一个40升的背包，仿佛听力训练一样竭尽全力的让自己受过伤的右耳能听到他的细声慢语。但还是一知半解的听个只言片语。然后频频点头说嗯嗯是是对对。额头慢慢渗着汗珠。同伴在一旁别过头捂嘴笑，我向背后伸出手掐了一下她的腰。

   此时，真想赶紧找家酒店一头扎到床上。不要尴尬的交流，浮夸的客套，和对陌生人的打扰。

下了MRT，转乘一站公交到了荷兰大道，眼前是密集的高楼，蜂巢般的窗口，安静的仿佛没有人居住。大叔抬头看看自家居住的楼颇为自豪的说，这是我自己八十年代就供的楼，现在新加坡的年轻人能自己供楼的已经不多了。走过花园长椅、秋千滑梯、信箱、类似社区的办公室、小超市以及社区提供餐食的排挡和有小老鼠跑过的车库，终于到家。

长长的走廊，厚重的铁栅栏，坚实的木头门，好像到了TVB影视剧里的香港。六十平方左右的房子，一进屋，一个狭长的客厅，右侧是一个主卧一个客房，前方是小小的洗手间和淋浴房、厨房以及一个杂物间。家具电器都是在国内十多年前的老款式，杂物间门梁上挂着褪了色的卡通布帘，灰灰暗暗的落寞色调。

心头默默涌起一种给人添了大麻烦的懊悔和说不出的想家的酸楚。扭头看看朋友和我同样的表情，我用唇语和她说“我爱祖国”，她笑着抛给我一个白眼。

      放下行李，简单冲了个澡。大叔带我们到社区的餐饮排挡吃饭，我们还未来得及换新币，跟在大叔身后，小心翼翼地点了一个烧腊鸡油面，一个烧腊河粉，是整个排挡最便宜的食物，每份3元新币。大叔又到超市买了两瓶矿泉水给我们，嘱咐我们新加坡天气热一定要多喝水。此刻，我和朋友都在心底拷问，我们能为大叔做些什么？

   大叔带着淡然的表情和内心巨大的热情把我们送到牛车水。我和朋友艰难的说，“大叔您忙您的，大热天的不用带着我们俩，我们太过意不去。”不知大叔懂没懂我俩诚挚的感激以及背后隐隐的客气和压抑，他没有反应但似乎带着点落寞的神情，闪电一般迅速消失在牛车水被炙烤的火热的大道上。

       我俩大大的舒了口气，几乎要跌坐在能把屁股瞬间烫熟的柏油路上。新加坡之行似乎多了一种莫名的压力。

   牛车水，新加坡的chinatown。新加坡就像一块波板糖，蜜糖色的华人、巧克力色的马来人印度人，奶油色的欧美人，让你分不出这是谁的国家。近百分之七十五的华人比例，随处可见的中文字，偶尔遇到的可以用华语流利交流的人，让人觉得熟悉却不亲切。

街道密集，远远便看到路边的马里安曼兴都庙卧在墙头的白牛和堆叠成塔的颜色艳丽的印度人像，让这座庙充满印度市井风情。这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印度教寺庙，1827年修建，它是大多数新加坡兴都教徒举行婚礼的首选之地。脱掉鞋子进入寺庙之前，信徒们都会在门口先摇响铃铛祈求神灵允许他们进入，然后洗净手脚并在头上洒水，使自己更加纯洁，礼毕之后，才会进庙参拜。有时还能看到信徒在门口附近的铝圈中敲开椰子，意喻敲开自己的灵魂，乳白色的椰肉则是虔诚信徒们纯洁善良的内心。

同伴对寺庙兴趣不大，我放好鞋子，踩在滚烫的地砖上，一个人踮着脚尖舞蹈着进去。深谙“看人下菜碟”的阿三马上冒出来，见到脖子上挂着单反的我马上表示要收费，我扣上镜头盖微微一笑，他耸耸肩做了个请的姿态。

      出了寺庙，前行是佛牙寺龙华院。供奉着珍贵的佛牙舍利。从1980年务舍葛帕喇大和尚在缅甸蒲甘发现佛牙舍利到2002年法照大和尚受托建寺，一直到2005年这座兼具唐代建筑风格与元素并结合了佛教曼荼罗（坛场）设计风格的寺庙拔地而起。几乎每个来新加坡旅行的中国人到牛车水第一件事就是探访佛牙寺，仿佛在旅行的途中给心灵找个归属的驿站。

      傍晚走到克拉码头，这里已经成为欧美人的聚集地，当年商人用小船卸货的地方，而今停靠着搭载游客的游艇。岸边的仓库、货栈和商店也早已改头换面，成为时尚的餐厅、酒吧和娱乐中心。不知哪里传来的美式乡村摇滚乐让人想晃动脑袋跟着慢慢摇摆。许多著名的摇滚乐手和流行音乐的传奇人物都曾在克拉码头的酒吧舞台上释放过激情，其中有许多熠熠生辉的名字包括Deep Purple、R.E.M、Robbie Williams和Ronan Keating。

       珍宝海鲜是克拉码头比较有名的一家海鲜餐馆。但几乎成为游客定点餐饮中心。为了吃到更特色更不容易被黑的海鲜，我和同伴晚上去了驴友极力推荐的一家饭店。新加坡的消费比较高，在驴友的描述下我们心怀信任的找到怡丰城楼上的“无招牌”，饭店起了个这么无招胜有招的名字，而我们却完全忽视了。

   饭店在怡丰城顶楼的露天平台上，环境还不错，我们刚坐下就上来了一碟精致的花生米，心想着新加坡的餐馆和中国也算一脉相承了，餐前的小赠送还不错。由于两个女生平时饭量不很大，于是要了店里最小的斯里兰卡蟹，一公斤多，60多新币一公斤。以白胡椒烹饪成胡椒蟹，又点了一份马来面。结账时发现，那几颗花生米是收费的，2.5新币，13块多人民币，两张让我们擦桌子用了的纸巾收费1.6新币，约合10元人民币。还有已经告知不需收取的服务费以及税费共计16新币，折合人民币近100元。也就是说，我俩轻描淡写地吃了将近小一千。

   我俩故作淡定地刷了卡，不能给同胞跌份啊，主要还是不在自家的地盘儿，看在他们英语华语沟通都不算特别流畅的份上就别理论撒泼满地打滚了。留着发票，告诫同胞，嘴馋有风险，下馆子需谨慎。我突然觉得，对不住留我们借宿的大叔。

 晚上返回住处，冲了澡，我俩小心翼翼直挺挺躺在床上。

“你发现没？大叔家的淋浴头下接着一只水桶”我问同伴。

“嗯，还有他洗手台上的牙膏叠成三叠用橡皮筋绑着。”她回答。

“我发现大叔家没有任何蔬菜水果。”我俩几乎要热泪盈眶。

今天的白胡椒蟹吃的非常资产阶级做派。“嗯”。我俩在夜色中默默的惭愧的点头。同伴翻个身对着我调侃：“你说你这个同志，放着家里的大房子不住，小汽车不开，来这遭什么洋罪？”“我也怀念你家可以四口人携手冲澡的浴室”我反击。我俩互白了一眼，翻身背靠背。窗外是新加坡居民楼走廊在夜间永远不关的长明灯。整个社区灯火辉煌明亮安静的像座鬼城。可耻！真奢侈！

空调坏掉了，我们穿戴整齐的睡去，坚持节俭精神，一晚没敢打开床尾的老式电风扇。

六点半醒来，整个城市还在日出前的一片沉静中，只有各种鸟在变换着不同的唱腔，越发凸显这城市的宁静。我蹑手蹑脚走去厨房，开大窗子可以看到日出的方向，对面楼支出的晾衣杆飘舞着各色衣服，让我觉得有了些许的真实和人气儿。

新加坡让我感觉压抑，就像一个一贯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洁白的学生制服，鲜艳的红领巾，笔挺的坐姿，无懈可击的问题回答，面无表情的专注，无可挑剔的表现，却让人爱不起来。我更爱成绩不好，一脸泥巴，偶尔坏笑的柬埔寨。

大叔的房间没有关门，路过时，我无耻的偷窥了一眼，大叔两腿呈奔跑姿态脸上搁了一个巨大的抱枕，同时两手抱着。我不确定他是否还活着。

    今天的行程是新加坡植物园---乌节路---圣安德鲁教堂---亚洲博物馆---莱佛士登陆地点---鱼尾狮---金沙酒店---大榴莲---市政厅这一线。

     早上的植物园，大多是跑步的欧美人，以及散步练太极的新加坡人，新加坡的绿化比较好，所以园内园外的界限也就显得不那么清晰。高大的热带树木以及各种鸟类松鼠倒是非常常见。新加坡的蚊蝇虫类不多，几乎没见到。老鼠倒是见了不少，在社区的广场上，车库里，大排档边徘徊游荡，新加坡人民也从容处之。

   返回时下错车站，到了西班牙山庄，在市场吃了一份烧腊鸡饭，卖鸡饭的阿婆佝偻着身子热情的和我们聊天，七八十年代阿婆从老家浙江来到新加坡和到这里的中国人一样做点小买卖，辛苦至今，他们眼里的大陆仍旧是七八十年代他们出来时的样子，她带着淡淡地优越感抱怨着新加坡的天气，工作的忙碌，我们几次欲言又止，多想告诉她，大娘啊，祖国变化贼大啊，你要是现在还在浙江，没准早在画着大大的“拆”字的房前微笑的拍着全家福，是好几个富二代的奶奶了，还会在这个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仍旧操劳奔波吗？

       回到住处是下午四点多，柏油路要被晒化的感觉，阳光刺眼，楼下的荫凉里，一个男孩抱着一把木吉他自弹自唱着不知名的英文歌。我靠在床头恍恍惚惚睡去。

   一觉睡到晚上九点，醒来下楼到社区的排档混在一群当地人中吃着马来面喝着大杯冰柠檬水。这几天在新加坡，我和同伴总是招来异样的眼光，不管穿什么衣服，总是觉得和当地人格格不入，我俩总在反思是哪里不对，我们低调穿着，低音说话，贴着墙根走，从不闯红灯，（对了，谁告诉我新加坡素质极高半夜都没有闯红灯的？大白天走在路上闯红灯的各种肤色的人，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在地铁上马路边还是大排档里，带着异样眼光看我们的人还是非常多，那种眼神，非常复杂，可怕的是看不出褒贬和情绪，仿佛一种被非同类监视和盯稍的感觉。

      这天晚上，做梦梦到夜里大叔开门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我和同伴分站在左右两路对大叔出手进攻，大叔大喝一声，衣服瞬间震裂露出遒劲到变态的肌肉，我一哆嗦吓醒，大汗淋漓。摸索着看表，六点半，天色依旧是国内四点多的样子，新加坡日出很晚，我踮着脚尖起身洗漱，斜眼看大叔仍旧抱个枕头，头埋没其下不见呼吸。

这几天，我们偶尔晚上见到然后有些交流，大叔说话声音很小但是非常流畅，几乎无断句。一旦说起来绝对没有你插话的余地。先是问问我们今天又走了哪些地方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便是无尽的表达自己，仿佛压抑已久，仿佛无从倾诉。

说的最多的是对李光耀家族的不满，交易房产每一套要有多少比例通过他们家族的律师所洗白进入他们家族的口袋里；李显龙和自己是校友，他是如何走上总理之位的；新加坡11家公交公司如何在李的要求下合并成两家，最后变为一家，通过上市号召公民用公积金购买股份然后李氏家族非法回购使其成为家族垄断产业；他的同学如何在广谏进言的代表会议上说实话被监禁；以及近几年新加坡的公共卫生如何低价外包，致使环境质量大打折扣；还有他目前自己开家招牌制作名片印刷的小店收入反而不及从前给别人打工赚来的钱等等国家贪污腐败保障无力人民不聊生的八卦故事。

我站在房间门口，双腿交换重心，一听就是一个多小时，累的我啊，豆大的汗珠顺着脖颈流。大叔仍旧没有停止的意思，我向同伴使个眼色，让她接力，我退下稍作休息。

        最后一个呆在新加坡的整天，我们去了小印度，出了MRT车站，感觉仿佛出了新德里甘地机场，到处都是阿三们黝黑的面庞和咖喱的怪味道。

   近几年来对印度人的印象随着旅游所见所闻以及其国强暴妇女恶性案件的频发而大打折扣。他们再也不是童年印度歌舞剧里能歌善舞眉目传情顾盼生辉英俊多情的样子。有时，看到他们用手捏弄饭团塞进口中或是上前神情异样的搭讪时，生出许多厌恶。

上午的小印度，店铺还没有完全开放，街道两旁的各色建筑倒是别有味道，只是阿三们的卫生状况有待提高，这里也算是新加坡的一个卫生死角了。

       步行至武吉士bugis，去找寻极具中国文化的观音庙，未到寺庙门口就已经被深深震撼了，络绎不绝的人群，异常鼎盛的香火，一路请香、解签、算卦、占卜、募捐、放生、祭拜，与佛教有关的各种衍生职业都在这里一条龙的蓬勃着。对比之前去过的马里安曼兴都庙，觉得华人已经将信仰这事开发到了极致。把坐落在旁边的一所印度神庙硬生生压得没了人气。

   在炎热的午后向阿拉伯街的苏丹回教堂前进。

        1824年至1826年，柔佛苏丹东姑胡先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得到资金，在他的宫殿旁边建造一座清真寺， 1924年，清真寺建立一百周年，在老回教堂的基础上扩址增建，重建后这座新加坡最大也是最壮观的宗教建筑的主祈祷堂可容纳多达五千名教徒同时进行礼拜。两座金黄色的大圆顶，4个对称的宣礼塔，以及许多小亭和小塔，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

苏丹回教堂，每天上午9点—12点，下午2点—4点对外开放，教堂内禁止穿鞋进入，所有人都把鞋子摆放至台阶下，男性上衣必须有领有袖，穿长裤。女性上衣必须有领，袖长及腕，裤长及脚踝。我穿了一条过膝的长裙，于是被挡在门外。在穿上教堂内备有供访客穿用的雨衣一样的罩袍后，终于笨拙的走了进来。教堂内，一群男子躺在地毯上横七竖八的睡去，仿佛在神的庇护下，一切都是那么的安全。

离开前，我们把所有未花完的新币都留给了大叔。大叔的脸上带着淡淡的落寞。清早背着背包，离家上工。好像刻意回避送我们离开。

我关上厚重的铁门，反锁上房门。回头望了望。如同告别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