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程耳,青年导演、编剧。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9年执导毕业短片《犯罪分子》受关注。代表作有《第三个人》《边境风云》,新片《罗曼蒂克消亡史》12月16日上映。
新片《罗曼蒂克消亡史》试映那天,片子放完,导演程耳冒了出来,和观众做了一个对谈。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诚恳,身子有一点蜷缩,看起来比较疲惫的样子。后来在影厅休息室采访,感觉他真的是太累了。大冬天,他还要喝加冰的水来提神,每次喝水时,双颊的肌肉都会有一丝抽搐。
在《边境风云》惊艳了一把之后,程耳这位颇具个人特色的青年导演沉寂了好几年。新片《罗曼蒂克消亡史》距离当初立项拍摄,已经过去近4年的时光,其间的波折不足为外人道。幸而如今,电影终于到了“见众生”的一天。
“默默有名”了很长时间
《罗曼蒂克消亡史》最初名为《旧社会》,后来又改成《浮生若梦》,最后定下这个片名,导演程耳玩笑说灵感来自诗仙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罗曼蒂克消亡史。”
继2006年《夜宴》之后,葛优、章子怡在这部影片中再度合作,除了这两位电影界的一线大腕儿,还有浅野忠信、闫妮、袁泉、倪大红等实力派加盟,韩庚、钟汉良、霍思燕等明星友情客串,在名头上似乎个个都大过了程耳这个幕后的掌舵者。这使得影片还未上映就有了一大悬念,究竟何方神圣,汇聚了这样一个豪华的阵容?
对此,电影制片人、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说,程耳虽然作品不多,但已经在这个圈子里“默默有闻”很长时间了。演员们被吸引完全是由于剧本,华谊并没有出很大的力气,他也只是向程耳提供了演员们的电话号码而已。
程耳引发圈内人关注,要从他在电影学院读书期间开始说起。1999年,导演宁浩去北京电影学院看导演系学生的毕业作品,被一部叫做《犯罪分子》的短片深深吸引。“是我看过最好看的学生毕业作品,很成熟,不流于表面技巧,很个人化也有观赏性。”《犯罪分子》讲述了一段由意外之财引发的“无妄之祸”:年轻的摄影店老板需要筹一笔钱给母亲治病,一筹莫展之际捡到一笔巨款,帮母亲治了病,却也因为这笔钱走上了逃亡之路。程耳携这部作品参加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等,可以说,初出茅庐便技惊四座。
业界对这位年轻人寄予厚望,但直到7年之后,他才奉上自己第一部剧情长片《第三个人》。“我不太善于说服投资人,很难把一个东西推销出去。也可能和我想做的电影有关系,一直以来我想做的剧本,艺术和市场两边都不讨好。”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另外,电影拍得慢还有一重原因,就是他的敏感、细腻、完美主义,“我不能容忍美学上的陈旧与过时。”
《第三个人》有着悬疑惊悚的风格,复杂的叙事结构,市场表现一败涂地。这对程耳的导演生涯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不得不再度蛰伏,6年之后才拍出了又一部电影《边境风云》。它被誉为当年华语电影的惊喜之作,有媒体将它比作“中国版的《这个杀手不太冷》”,“惊人的时间跨度,充满悬念的叙事留白,分段式电影和侦破纪实电视剧诡异组合,拼贴出这部别具一格的《边境风云》。”低产的程耳,终于留给影迷们惊鸿一瞥。
对逝去时代的怀念和追思
“新片片名中的‘罗曼蒂克’到底是指什么?”面对《环球人物》记者的提问,程耳先是说,他相信“罗曼蒂克”本身的字面意思就足以说明这个词。在记者的追问下,他才解释,罗曼蒂克,在他心中是那个逝去的时代里最美好的人、事、物。
《罗曼蒂克消亡史》聚焦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葛优扮演的陆先生为中心,各色人物轮番登场:不甘寂寞的交际花,说着地道上海话的日本妹夫,只收交通费的杀手,深宅大院里的大管家,外表光鲜的电影皇后,偷腥的电影皇帝, 一心想要破处的处男,善良的妓女……凡此种种,折射出一个华丽而颓靡的上海滩图景。
陆先生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黑帮老大,影片开场戏就是他处理一场罢工风波。他干练、狠辣、做事爽脆利落,顷刻之间化解危机。他绝非一般的流氓地痞,举手投足间,注重礼仪,极富做派。
当初葛优相中程耳的剧本,正是因为人物赋予他的新鲜感。“办的事儿很硬,言行举止比较雅,安静地说事儿,杀人于不动声色之间。”就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在面对民族大义时,也有自己的原则:日本人想找他合作,借此在上海滩扎根,他拒绝,遭帮里人出卖,仓皇出逃。抗战结束,他重回上海,报了仇,但未能重返昔日的光辉。影片最后一刻,他把帽子摘了,手举高被搜身,这个人物的神圣感立刻被打破——他是“罗曼蒂克”的化身,又是“罗曼蒂克消亡史”的见证者。
不仅是陆先生,几乎所有人物的身上都有着一种典雅自持的仪式感。章子怡饰演的交际花看似薄情,实际充满对自由的向往。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她到底是轻佻风流、生性凉薄,还是舍身饲虎?慵懒迷离的眼神、妖娆的身姿之外,她的内心对观众来说如同一个谜。
故事里牵扯的人物众多,整体呈现出碎片化的质感。有些角色点到为止,看上去故事还没有说完。对此,程耳用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来解释:一部作品好比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仅仅是1/8,其余都在水面之下,要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罗曼蒂克消亡史》剧照
他还向记者解释,作品之所以这样线索繁多,和他的创作方式有关系。创作的由头是他以前写下的一系列短篇小说,电影中很多未完待续的故事,在小说里都是完整的。一直以来,他的创作理念都很特别:开端近乎涂鸦,从不成逻辑的突发奇想中,慢慢寻觅出一个方向,再以这个方向为中心,重新组合他的涂鸦。这是一种颇富文学性的电影创作,如同写《洛丽塔》的纳博科夫,把一段段没有序列的情节写在小纸片上,然后再重新组合成完整的小说。
不要说观众对复杂的情节与人物晕头转向,连演员本人有时候也云里雾里。在没看到成片之前,所有演员都想象不出这是怎样一个故事。就像章子怡在片中一场“戏中戏”里一样摸不着头脑:“导演,我在电影中究竟是怎么死的?”
“我们一直划桨,与波浪抗争,最后却被冲回我们的往昔。”程耳用这样一句话表达对逝去时代的怀念和追思。他也希望,借由影片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虽时过境迁,但抗战那段民族危亡的历史永远醒目而鲜明地存在于那里。
在极端状态下彰显人性
对于程耳这部一再推迟上映日期,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作品,有不少争议,也有许多影评人不吝赞赏,“有情怀,有深意;他眼中的商业,绝不是流俗,而有着一贯的个人追求、独特而浓重的‘作者烙印’。”所谓的“作者烙印”,第一是非线性的复杂叙事。程耳对记者说,他钟爱那些叙事线索繁多,但看起来并不混乱的作品,“原因是其背后有坚实的文学性作为支撑。”
第二,他钟爱犯罪惊悚题材,善于制造悬念,“喜欢在极端的状态下,把人物命运置于不可逆转的境地,放大和彰显人性”。他的电影里人物台词不多,表演收敛,剪辑凌厉,摄影风格冷峻,音乐突显气氛、画龙点睛,往往在平静的外表下,蕴藏着巨大的杀机和能量。
美好的消亡,也是程耳作品中常见的主题。《犯罪分子》里原本平静的生活消亡了;《第三个人》里幸福的家庭消亡了;《边境风云》里和平的边城消亡了;《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整个时代都幻灭了。有影评人将他的这部新片比作民国版的《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2014年上映的经典喜剧片,在柏林电影节和奥斯卡上都斩获多项大奖),“两者都指向一个非常崇高而具有人文精神的主题——关注某种文明遭遇战争暴力时,发生的令人无限感伤的没落。”
感伤与怀旧之下,是人物的宿命感。在《第三个人》开头,徐峥饰演的保险公司员工撞到一个小女孩,她并没有因车祸受伤,但在检查中发现有脑瘤。即便没有责任,徐峥还是帮小女孩作假弄了一张保单,他觉得遇上这样的事情,“冥冥之中一定有一种命运的牵扯。”《边境风云》聚焦于国境线上的边缘人物,讲述了一个女孩爱上毒枭绑匪的故事,注定了是一个悲剧。到了《罗曼蒂克消亡史》,宿命感不单关乎人物命运,更是时代症结。那些想要掌握自身命运的人,被时代左右,只能撒手,最终被旧的时代推入新的时代。
不过这些都是外界对程耳作品的界定。采访中,当记者问及创作风格与作品共性时,他先是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所谓相似的主题,或是氛围,不过是出于他对电影的一种本能。“我不清楚。或许我的下部作品、下下部作品,还是会有意无意地呈现这些东西。唯一肯定的是,我对电影的态度始终是严肃的,都是有感而发,我没有拍我不喜欢的东西。”——这种本能,也许可以读解为对电影艺术的一颗“赤子之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