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年（1884年），康有为二十七岁。

这个后来被称为“南海圣人”的年轻人，此时并没有太多心思关注正打得火热的中法战争，只在日记里浅浅地提了一句：“春夏寓城南板箱巷，即以法越之役，粤城戒严，还乡居澹如楼。”

他忙着埋头读书，这一年他读了很多书。宋、元明学案，朱子语类，还有不少佛典、数学和西学类的书籍，“上自婆罗门，旁收四教，兼为算学，涉猎西学书”。到了冬天，一年以来的勤奋阅读和沉思，因着“显微镜”、“电机光线”的机缘，让康有为对天地宇宙有了大彻大悟的理解，并由此确立了贯穿其一生的若干信条：

……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一秒数十万里，而悟久速齐同之理。……又以万百亿千世，生死示现，来去无数，富贵贫贱，安乐患难，帝王将相，乞丐饿殍，牛马鸡豕，皆所己作，故无所希望，无所逃避。其来现也，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不肯自洁，不肯独乐，不愿自尊，而以与众生亲，为易于援救，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以诸天不能尽也，无小无大，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亲之众，而悲哀振救之，日号于众，望众从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己。

这段话非常值得玩味，它背后的思想成分十分驳杂：既有儒家的济世情怀，又有道家的齐同物论，兼以释家的色空之观。更值得留意的是，引发康有为这种思考的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代表——“显微镜”、“电机光线”，而在“其来现也，专为救众生而已”、“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等表述中，也不难发现基督教中耶稣的惯常话术。由是，这段话也可被视为是晚清士人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所形成的新旧杂糅、中西结合的知识样态的典型代表之一。

康有为的这一表述现在读来仍十分动人。虽然他本人是个不折不扣的狂生，话里满溢着自负、狂妄和野心，但是，那时的他应该是真心实意地一心希望去“救世”。至少他坦诚，更可贵的是他能坚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也就是著名的戊戌年。匆匆十余载，当年的狂生，现在悄然已过了不惑之年。

这年春天，康有为纸上论政的万语千言，在急欲有所作为的光绪帝的支持下，迅速地转化为传递国家意志的制度文书，源源不断地下发到帝国各个行省。一时风气为之一变，国人皆言维新，唯恐落后。康有为年轻时许下的救世愿望，似乎很快就要实现。

然而，秋风忽至。

八月初二（9月17日），林旭带出朱笔密谕，其上有言：“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八月初六（9月21日），康有为仓皇出逃，在天津搭乘英国的“重庆”号轮船，先奔往上海。八月初九（9月24日），舟抵吴淞，康有为这才从前来营救的英国人濮兰德那里获悉光绪已被幽禁，而自己也已被通缉的消息。维新功败垂成，大业来去皆速，光绪生死未知。康有为一时悲愤难当，心如死灰，索来纸笔，草草写下绝笔书后，就准备投海自尽。在这封绝笔书中，康有为二十七岁时的顿悟，此刻又复现在笔端：

我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以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间世，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

写罢正欲投海，康有为又被濮兰德救下、拦住，理由是光绪生死并没有确切消息，等有消息再做决定不迟。康有为依言照办，逃往香港，稍稍安顿后，又将家人从广东接来。康有为没有理由死，因为他身负死于这次政变的同志的厚望。谭嗣同视死如归，英气凌云，他在绝笔书中所言，字字泣血：

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彼首鼠两端者，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其无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也。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

因此，康有为不能去死，相反他还要好好活着。可是，活着绝非易事，鉴于彼时的情势，继续事业更非易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康有为都似乎已经失败了。八月十四（9月29日）抵达香港后，康有为日日忧思。他面对的是一局死棋，而他的同志、乃至他自己都不允许自己弃棋，他必须要将时局盘活。

他首先想到的是日本。

还历历在目的甲午之战的苦涩，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到康有为对日本的好感。明治维新的成功的诱惑，在他这里，远远超过了家国之恨。或许，对康有为这样的狂生而言，所谓“国家”之界未免太过“狭隘”了。在维新变法刚开始时，他就与日本大使矢野文雄筹划过“中日合邦”一事，“……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也曾上书光绪：“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中、日两国各有不同的政府、语言、社会、风俗，合二为一，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不可能。可维新派的脑洞远不止于此，同属康党的官员宋伯鲁还曾向光绪提出过中、日、美、英四国合邦的设想。

在获得日本方面的肯定后，康有为从香港启程，于九月十二日（10月26日）到日本，寄希望于当时的大隈重信内阁能够帮助维新派打倒慈禧太后，支持光绪帝重掌大权。此时的康有为自称“逋臣”，多次在言辞中表示自己愿意效仿申包胥泣秦廷故事，凭一己之力破解危局，“臣当效申包胥之哭，遍诣诸国，痛哭求救我皇上，以冀保全万一”。在东京期间，康有为与多位日本知名人士笔谈、交流。在与提出“东亚保全论”“亚洲一体论”，实为“大亚细亚主义”的奠基人近卫笃麿的笔谈中，康有为说：“我两邦兄弟唇齿，同种同洲，祸福共之。贵邦诸君子仗义赴难，天下所闻，伏望急辅车之难，拯东方之局。秦廷之哭，想见哀怜。”在另一次笔谈中，康有为对近卫表示：“……自经朝鲜事后，顽固大臣实敬畏大国甚至。如有一重臣幸游敝国，而为教责诸顽固大臣及告西后，于大局实有大益。”

康仅仅靠衣带诏、政治主张的近似性以及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试图引入外部的政治、军事介入，改变偌大中国的政局，在政治上不可不谓幼稚。更何况，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他在求援的过程中，急于求成，不但没有对包藏祸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有所察觉，还积极地鼓吹“中日合邦”，实在是显得有点儿病急乱投医。关于这点，在他为时任日本文部大臣的犬养毅所作的《木堂记》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这篇文章将日本和中国分别比做两株树木，不过前者是“横东海之大梁，营中天之巨构”，而后者是“干短根浅，枝弱叶调”的枯木，康希望中国能从日本这株秀木这里“承雨露之余润，分天地之盎春”，最终“两木遇与东海，为合抱木，为连理木，相与俯仰二仪，顾盼大地，指挥东亚，为桥为梁，为舟为方，填渤海而沟通之”。虽哭廷于秦、有求于人，但文辞未免谄媚；合中日之议，亦是书生谈兵，空疏无当且于国有害。

康有为居日五月有余，期间大隈内阁仓猝倒台。见求日援救无望，康有为拟从日本出发，横渡太平洋，经加拿大赴英国，觐见英国女王，面陈维新大义，争取英国的支持，希冀拯救光绪，并使维新事业枯木逢春。行前，康有为赋诗一首，诗里除了写自己不惧畏途，还表达了对时局扭转隐隐的期待：

老龙嘘气破沧溟，两戒长风万里程。

巨浪掀天不知远，但看海月夜中生。

对于一直纵论世界的康有为而言，加拿大是他亲身踏上的第一个欧美国家；然而，对于当时心急如焚的他来说，加拿大却只是他此次赴英途中的中转站而已。他不曾想到，在这个国家的际遇在今后会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康有为乘日本的和泉丸于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1899年3月22日）出发，于二月二十七日（4月7日）抵达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港口城市域多利市（今维多利亚市）。船至码头，康只见一人在岸边等候，内心稍稍失落；等候之人一见康有为，立马电话通知其他人，稍后数百人涌至码头，夹道欢迎康有为。原来是域多利的华人群体，因联络不畅，不知康到达的具体时间，故而派一人恒守在码头，闻讯后才至，并非不期待康有为的到来。康有为在域多利的中华会馆稍事休息，“集者数千”，这其中就有主持域多利华人社群的李梦九，以及温哥华唐人街的“无冕之王”叶恩。

忠君爱国的感情，很多情况下到了外国才会变得格外浓烈。域多利的华人就是这样，“沦落海外，不能齿列国之齐民，西望宗国，睊睊忧悲”，因此，他们“闻维新而蹈跃大喜，闻政变而忧愤交作，闻吾被逮而忧念惴惴”。康有为在域多利演讲，陈述维新变法始末，称赞光绪神武英明，痛惜变法失败等内容。末了，问众人，愿意中国自强的请鼓掌，众人皆鼓掌；愿意皇上复政的请鼓掌，众人皆鼓掌。演讲效果很不错。三月初七（4月13日），康有为赴温哥华、新威斯敏斯特演讲，“远近各埠千数百里来观，集者千三百余人”、“电灯莹如白昼，报馆记者巡捕环立”。康有为是个煽动性很强的演说家，每每讲到痛处，听众“皆感叹哀泣，如域多利也”、“千头鱼鱼无声，灯光闪闪……多呜呜欲绝者”，最后，如法炮制了在域多利的诘问式结尾，群情高涨，皆鼓掌、高呼以示意。

海外华人的热情招待和爱国情怀，深深地感染了逋臣康有为。他突然意识到海外华人是可以依恃的可靠文化、经济以及政治实体，“士气可用”。粗略估计了一下，康有为推算出海外的华人约有五百万。倘若利用这一群体的力量，或许于中国内政能起到意想不到的功用：

……若吾同胞能和好联络，则内之省省通，府府通，县县通，外之人人相通，埠埠相通。则外之合海外五百万人为一人，内之合四万万人为一人，其孰能凌之？……中国维新，需才孔亟，天其或假我尽见之，以联海外之同胞之情，而擢异域怀才之秀，未可知也。

……今海外同胞兄弟五百万，若能同心一志，联络以求保其国，众志成城，何所不可？

康有为来不及思虑更深，就继续东行，毕竟重任在肩，经渥太华，横渡大西洋，于当年四月二十二日（5月31日）抵达伦敦。前海军大臣珀丽斯辉子爵代将康有为的请求陈于议会，议案却因“进步党人数少十四人未通过”。康有为得知此结果后，大失所望，对于保皇事业忧心忡忡，“秦廷空痛哭，晋仪自纷纭。……陈恒谁得讨，武曌亦能君”。他无心在伦敦停留，匆匆自利物浦启程，返回加拿大。

（第一个“保皇会”会址，于1905年修建，现存于维多利亚市 （1715 Government St） /  日寸 摄）

狂如康有为者，如今在现实前，也终于冷静了下来，认清了自己书生意气的哭秦廷、搬救兵，是有多么的不切实际。国与国之间交往、行事的最高准则，只在“利益”二字，绝不会政体的近似而对别国慷慨许诺、鼎力助之。康圣人学问很大，他能很快地在史书中找到申包胥作为自己当前境遇的写照以及期许的人格楷模，然而，伦敦之行却当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这时他才明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史书里写的，有可能只是骗人的。他在返回北美的船上，思绪纷纭，域多利、温哥华两地华人的义愤忠勇的脸庞一定时常浮现在他眼前。求诸外，不如返求于内。他终于明白，维新也好，变法也罢，只能脚踏实地，只能依靠自己。等轮船进入到圣劳伦斯河河口时，康有为写到：

西洋巨浪地球稀，万里行程九日归。

故国苍茫烟月远，逋臣愤慨海波飞。

云垂大野星辰炯，水接长天岛屿微。

喜见美洲江岸近，茫茫大地又何依。

故国不可归，大地莽苍苍，以后该何去何从？

生气勃勃的美洲不就近在眼前么？在域多利、温哥华，有数万同胞手足翘首期待着康有为的归来，一个叫“保皇会”（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中国维新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的全球性机构即将在域多利城率先成立。这个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组织，兼营外贸、金融、房地产乃至矿业，很快在海外160多个城市建立了分会，所筹集的资金源源不断地为维新派在海内外的政治乃至军事活动提供动力。

两度横渡大西洋如信步闲庭，真实的世界不是远比纸上得来的更为丰盛富饶么？地球此时在康有为眼中，变成了一颗可口诱人的樱桃，他迫不及待地要去采撷。从1898年起到1913年止，康有为效仿“耐苦不死之神农遍尝百草”，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埃及等40余国，共计绕地球三周，“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考政治乃吾专业也”。晚清以降，行如此之远者，惟康有为一人而已。

再往后，革命派在维新派的海外地盘里，后来者居上，持续在国内策动反清革命。光绪崩了，大清亡了。戊戌政变的所有惊惶和苦痛，渐渐随时间流逝而模糊起来。现在，你很难说，当初那个立志“专为救众生”的年轻人，到最后是真的输了，还是赢了。

请回答1898。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2、《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3、《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康同璧）

4、《康有为在海外》（商务印刷馆，2018年）

5、《万木草堂诗集 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6、“康有为海外游记研究”（张治，《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7、“维多利亚、温哥华与海内外华人的改良和革命”（陈忠平，《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1期）

8、“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基于北美新见史料的考证”（陈忠平，《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9、“康有为文岛之谜及其海外改良运动的兴衰”（陈忠平，《读书》，201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