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真正的文人》

我们至今仍然不愿相信周教授已离我们而去。泪水已不足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悲痛之情。他是一位把我们领入哥伦比亚大学，并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不断教导我们的音乐巨人。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对于我们来说他也像慈父一般关怀着我们。他会被我们大家深深地怀念，他的精神财富亦将永垂青史。回想往事，周教授那铿锵有力的语音和充满活力的姿态仍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周文中教授是最早访问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海外作曲家之一，他给当时那里的年轻作曲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八十年代初，当陈怡还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之时，有一次在学院图书馆举办的新进口音乐唱片介绍讲座中，她惊喜地听到了周文中教授为小号与管乐队而写的《思凡》（Soliloquy of a Bhiksuni）的唱片，她激动地跳了起来！尽管它没有直接引用中国民间音乐元素，但它听起来却那么的中国！那隐藏在惊人音响背后的中国韵味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作品是运用西方的和声语言与五声旋律写作相结合的手法而创作的，但这部作品却不是基于五声音调创作而成。陈怡迫不及待地找到唱片套，看到了周教授的照片，那时她意识到他一定是一位生于中国的人。这位华裔美国作曲家的音乐让她感到兴奋。这是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周文中！之后她了解到周教授曾作为美国代表团中的一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访中国。他向中央音乐学院捐赠了很多乐谱、唱片、书籍和资料。在图书馆的老师对这些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后，通过一系列讲座介绍给大家。从那时起，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开始熟悉了周文中的音乐。当时周教授的音乐，如他的《渔歌》（Yü Ko) 和其它管弦乐作品亦立即吸引了周龙。周教授的审美观念基于中国古代文人文化的哲理，正如他们的抚琴、吟诗、书画。周龙创作于赴美学习之前的弦乐四重奏《琴曲》（Song of the Ch’in) 和为长笛和古琴而作的《溯》（Su）都受到周文中教授推崇的文人音乐的强烈感染。

当时陈怡和周龙还很幸运地与音乐学系和作曲系的多位教授以及学生们一起参加了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的周文中教授讲座。除了介绍当代美国作曲家及他们的音乐作品外，周教授还回答了很多有关美国大学音乐教育的问题。学生们因此而得知当时周教授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1983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周龙被任命为中国国家广播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家，而陈怡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名研究生。1985年，在周教授访问中国时，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的李凌先生把周龙的一些作品推荐并转交给了周教授，其中包括他最早的几首管弦乐作品和民乐作品的谱子和录音，还有几套介绍他的音乐作品的广播音乐会节目录音。周教授将它们带回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作曲系招生委员会。委员会的教授们包括马里奥·达维多夫斯基教授（Mario Davidovsky）和杰克·比森（Jack Beeson）以及周教授本人，他们审查了周龙的作品并授予了他全额奖学金。周龙有幸成为首位从北京考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随周文中教授学习作曲的研究生。

记得初到纽约时，周龙曾感受到巨大的文化冲击，遇到了很多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事物。两年间（1985年到1987年），他几乎没有作曲。当他跟周教授上课的时候，周教授意识到周龙很孤独，所以就想办法帮助周龙，把他的妻子陈怡收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周教授知道陈怡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教授的优秀学生，吴教授也是周教授的好友，并与周教授合作在中国组织美中艺术交流活动。由于需要三年的学习才能获得硕士学位，所以陈怡比周龙晚一年来到纽约。1986年他们终于团聚，一同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跟随周教授学习作曲。当陈怡再次见到周教授的时候，已是他在中央音乐学院演讲之后的好些年了, 那是在她抵达美国之前到香港参加的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上。周教授请他们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作曲家们吃了一次美味的中餐，席间大家讨论了中国文化、中国音乐及其未来。陈怡到达哥伦比亚大学后，这也成为他们的例行活动。周教授每月都在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带领大家讨论中国音乐的传承，以及大家在当今的文化和社会中需要继续弘扬中国音乐的责任和应做的努力。每次讨论后，周教授都带他们去百老汇街上的一家高档中餐馆。每个月大家都非常期待这次聚会。不过后来当陈怡和周龙于1993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周教授和他的妻子易安在纽约下城格林威治村的一家很好的法国餐厅请他们品尝了一次精美的晚餐。陈怡和周龙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的佳肴和美好的情调。周教授是他们的恩师，毕业以后他们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周教授对陈怡最深的影响不仅是如何运用基本的作曲技巧来创作音乐，而是运用对中西文化深层次的研究来激发创造性观念, 并为发展和控制音乐元素提供灵感的思路。这样的创作成果是独一无二的。周教授这种通过结合东、西方风格和技术的作曲概念启发了她很多。在她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初期，当周教授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演出时，她做了很多周教授作品简介的翻译工作。她很乐于做此事的原因是周教授的作品简介是用英语非常流畅、诗意地表达出来的，她则需要努力找到准确的汉语表述方式才能保持其文章中优美的文学特质，而不是使它们成为一种简单的直译。

在周龙初到纽约时，周教授不仅指导他学习中国传统音乐，而且还带他探索了更广泛的东亚文化传统，包括日本和韩国的音乐。在美国学习的头一年，周教授还送给周龙音乐会门票，让他去听格拉斯的歌剧《海滩上的爱因斯坦》（Einstein on the Beach），以及荷兰来访的芭蕾舞团演出的舞剧《波莱罗》（Bolero）。周教授还曾鼓励周龙跟随他的同事乔治·爱德华兹教授和马里奥·达维多夫斯基教授学习作曲。到1987年后周龙才又恢复了写作，相继完成了为钢琴与电子音乐而作的《无极》和为长笛、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而作的五重奏《禅》。而《禅》是后来献给周文中教授的作品。他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中给予了周龙诸多的灵感和指教——从观念到哲学、从音乐织体到整体结构。

周龙和陈怡曾为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制作过一系列介绍二十世纪的音乐节目。 他们在三个时长各为半小时的广播节目中共花了一个半小时专门讨论周教授的音乐。周龙负责录音与节目制作，陈怡则负责整理有关周教授音乐创作的所有材料，编写了节目的文字介绍，并讨论了周教授在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首先是关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早期作品，例如《山水》(Landscapes)(1949)和《花落知多少》(And the Fallen Petals)(1954)，这些都是被很多主流管弦乐队演奏过的重要管弦乐作品。 从第二阶段的《飞草》(Cursive)(1963年)这个作品中则可以听到较为抽象的写作风格，在《韵》(Yün)(1969年)这首非常复杂的作品中更是如此。第三个阶段是关于他的后期作品。 这三期广播节目当时在中国广为流传，音乐家们至今仍继续谈论到它们。

这些经历让陈怡打开了眼界，并帮助她突破了框框，找到了自己的声音，特别是模仿说唱风格的写作手法，以及对京剧念白腔调的运用。陈怡认为这是她在新的创作语言、观念，和技术方面的转折点。在写作技术方面，周教授一贯强调精益求精。每次上课他都首先仔细查看陈怡的乐谱，并建议改进的地方。有次她下周又去上课，待周教授再审阅一遍她的乐谱后，只见他默默地用铅笔圈出了一个音符，说：“看这个音符！ 你没有改?! 你可以告诉我这个不改的原因吗？”。

周文中先生与陈怡合影

周教授还向学生展示绘画和书法, 并介绍他如何把这些看作对位的。他会观察书法的笔画，而且会将笔画的内、外边缘以及它们的变化方式当做一种对位。陈怡的琵琶独奏作品《点》(The Points) 便是从这里获得了启发。在书法中，每个笔画都从一个点开始。当这个点下去之后，你会扭转笔锋来选择所需要的笔触；因此，每个笔画中这第一个点在中国书法里都是非常重要的。周教授促成和启发了陈怡写这部作品。此作由纽约新音乐团（New Music Consort）委约，在该团主办的一场中国作曲家作品专场音乐会上由吴蛮首演。此音乐会也是1991年哥伦比亚大学十月新音乐节(NEW works OCTOBER)系列音乐会中的一场。这首作品后来被广泛地流传。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一些论文的研究主题，并已成为音乐学院及许多比赛中琵琶演奏的保留曲目。

当陈怡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时，周教授推荐她参加了由国际现代音乐协会(ISCM)组织的一部推展新音乐的系列影片《音响与寂静》（由波兰国家电视台和法国阿达莫夫电影公司联合制作）的拍摄工作。这个系列自1989年以来在欧洲电视网播放过几次，向广大观众介绍了丰富的现代室内乐作品。该系列包括十部各为一小时的影片，专门介绍了来自世界上19个国家的20位作曲家及其新音乐作品（其中2位来自中国：陈怡代表内地，另一位代表香港 ）。每位作曲家都有半小时的时间来展示作品，作曲家也是节目中的演奏家之一。主持人是当时ISCM的主席——波兰作曲家齐格蒙特·克劳泽(Zygmunt Krauze)。陈怡在自己的六重奏《遇》(Near Distance) 中拉小提琴，并在自己为女高音、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如梦令》(As in a Dream)中演唱。节目中还介绍了她的木管五重奏作品。组成她这套节目的另外半小时是介绍意大利作曲家Luciano Berio和他的作品。陈怡在他的小提琴二重奏作品中演奏了两个乐章。在陈怡前往波兰之前，周教授的妻子易安给了她很多衣服，包括裙子、演出服和外套等：“这个可能合适…那件…这件，试试这件…” 她带陈怡走进她的步入式衣橱，挑选着顶到天花板上的架子里所有的衣服…现在大家还可以在影片中看到这件衣服呢。

周文中先生与陈怡合影

由周教授邀请，陈怡还旁听了她的同学曾嘉志的专业课。周教授为他们分析了自己的大提琴协奏曲和他的其它作品，并向他们展示了自己如何用图式来设计作品。周教授用不同的颜色来标示各种特定的音乐元素。一种颜色代表音高材料、另一种代表力度、其他颜色则可以表示对张力和密度的控制、织体组合、音色、音响、配器等等。这种创作方法也给了陈怡启示。因为在这之前，她写作音乐时并没有作出过这样详细的、涵盖了方方面面的计划。这是与她之前的作曲经验非常不同但却非常实用的方法。周教授鼓励他们深入研究西方当代音乐，并给了陈怡他以前教授新音乐分析课的教学大纲，还介绍了瓦雷兹、勋伯格、韦伯恩、艾夫斯等人的作品。只有真正地学习所有文化，才能塑造出自己的语言，从而以独特的风格进行创作。

陈怡在哥大跟周教授学习了三年，其中第三年她还跟马里奥·达维多夫斯基（Mario Davidovsky ）教授学习电子音乐创作。周教授退休后，陈怡继续跟马里奥学习，前后共五年，他指导了她的博士论文写作直到她从哥大毕业。周龙也曾跟随周教授和达维多夫斯基教授学习，但他的博士论文写作是由乔治·爱德华兹（George Edwards）教授指导的。离开哥大后，他们始终和教授们保持着联系。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周教授几乎出席了陈怡在纽约所有新作品的首演音乐会，其中包括由纽约新音乐团(New Music Consort)首演的她的八重奏《烁》（Sparkle）和混合四重奏《气》(Qi)；由丹尼斯·罗素·戴维斯(Dennis Russell Davies)和 滑川真希(Maki Namekawa)在2007年林肯中心夏季音乐节首演的为两架钢琴而作的《中国西部组曲》(China West Suite)；由应氏四重奏团（Ying Quartet) 首演的弦乐四重奏《在堪萨斯城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以及2005年由弗朗兹·威尔斯-莫斯特(Franz Welser-Most)指挥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首演的管弦乐曲《四季》(Si Ji)。陈怡将《四季》题献给周教授，该作品于2006年入围普利策奖。周教授在得知这一好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向她表示祝贺。2011年，当周龙的第一部歌剧《白蛇传》获得普利策奖时，周教授亦打电话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他们对周教授的教诲和支持深表感激。

从左至右：陈怡、周龙、周文中、Paul Rudy, Mukai Kohei、James Mobberley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陈怡还曾在周教授的美中艺术交流中心担任了三年的行政助理，亲眼目睹了他为美中音乐教育和艺术交流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并作出的巨大奉献。 虽然周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忙于教学，但他还必须为中心募款、撰写许多报告并负责行政工作。他从未使用过中心的设施办理自己的私事，因为他很明白所筹集到的每一分钱都应该专款专用于该中心正在开展的项目中。 当陈怡在那里工作时，时常会有人来索要周教授的乐谱。陈怡问他：“我可以在这里复印吗？”周教授却答道：“不。 请到外面其它地方复印，并把收据带回来交给我。” 他从来没有使用过中心的复印机来复印自己的乐谱。

在中心工作期间，陈怡还参加了由周教授领导的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组织的两次重要的作曲家会议。一个是1988年在纽约举行的《海峡两岸作曲家会议——中国音乐的传统和未来》。这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各十位作曲家，一起坐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艺术讨论和文化交流。他们在传统和创新中发现了很多共同点！另一次是《太平洋作曲家会议》，它是1990年在日本札幌举行的太平洋音乐节的一部分，聚集了多位著名作曲家和来自环太平洋地区的数十位杰出的青年作曲家。这些作曲家的年龄从20岁到70多岁不等。该音乐节包括了音乐会、研讨会、讲座和文化交流的展览等多项活动。周教授热情地支持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年轻艺术家。

1987年，当陈怡初到美国时，来自中国的中央乐团在林肯中心首演了她的《多耶第二号》，但周教授那天需要参加在新泽西州的一场自己作品的首演音乐会。

尽管如此，他还是安排了由他的妻子易安亲自设计的一大束美丽的鲜花送到台上献给陈怡！他还邀请陈怡和周龙去他的乡间别墅欢度感恩节假期，并为他们介绍美国的文化习俗。多年后，当他访问陈怡工作的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校区音乐学院时，周教授给她带来了一件漂亮而有意义的礼物：李泽厚著的《美的历程》(The Path of Beauty: A Study of Chinese Aesthetics)英文版（由龚理曾翻译）。这是一本由晨光出版社于1988年在北京出版、1999年重印的带丰富插图的精装版图书（有12英寸 x 10英寸之大、4磅之重）。他说：“我想你会喜欢它的，尤其是在你用英语教学时需要它。”当他将书交给陈怡的时候，她难掩感激之情。

陈怡认为周文中教授是一位真正的文人（学者型艺术家、通才 ）。他是一位将文学、音乐和艺术融汇为一体的杰出艺术家和导师。他致力于给整个世界奉献自己的一切。他是陈怡的榜样，并鼓励着她继续为音乐创作和教学不断努力。周龙认为跟随周文中教授学习的要点是理解他的创作理念。周教授的教育理念是根植于文化的。今天，人们可以接受多样的风格，但这不是问题所在。作曲家必须相信自己的艺术视野，然后才能脱颖而出。周文中教授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成就了他们这一代华人作曲家走向世界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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