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科学界发生了两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人类首例抗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出生、“洞察号”成功在火星净土平原（Elysium Planitia）登陆。

20年前，一部《千钧一发》就预想了人类大规模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的社会图景；而随着NASA首个火星内部深层结构探测任务的开始，人类离《火星救援》里的火星生存可能，又进了那么小小的一步。

那些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想象，正在嵌入我们科学发展的现实。

科学与科幻就是这么互相推动着，不断拓展它们想象力的边界。

就在11月底结束的2018中国科幻大会上，科幻创作界和科学家进行了一次跨界交流，以探讨科幻与科学关系中的那些疑惑与误解，也刷新了公众对科幻、科普以及科学的认识。

科学在前，科幻在后

很久以前，人类幻想有“顺风耳”“千里眼”，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电话、电报、望远镜、电视等发明以后，人类的这些幻想，统统都成为了现实。

曾经有过一个历史时期，科幻一度被看成是科技的先导。那么现在，究竟是科幻的前沿还是科学的前沿，走得更靠前？

刚刚获得“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的刘慈欣在此次科幻大会上给出了确定的答案。

创作科幻小说无疑需要较为深厚、广博的科学知识，并紧跟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发现。

“所以我认为，科学前沿和科幻前沿的关系，科幻肯定是跟在科学后面。如果没有科学的存在，科幻不可能有那么疯狂的想象力，它的想象力还停留在传统的想象力。”

在他看来，传统的想象力、神话中的想象力不但在空间、时间、能量级别上，而且在涉及物质的尺度上，比起科学所描述的都差得很远。

“科学就是科幻小说的故事资源，科幻小说也不可能走到科学的前面。”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副研究员、此次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中篇小说奖获奖者叶盛的看法也是相似的。

他说，人类所有的幻想都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仔细探究一定能找到它最初的那个影子。

“很多所谓的科幻，看起来好像很超前，但其实都是基于已有的一些科学知识，作出的一个对未来的预测。它预测越准，其实越是因为对于已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有一个准确的认知，知道哪些是可以成立的，哪些只是天方夜谭。”

尽管科学和科幻都一样需要想象力这个助燃剂，可它们所基于的思维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

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刘科说，科学研究中的想象力一定是基于某些理论框架下的逻辑推演或归纳，而且必须是一步接着一步推进，过程非常严密。

而科幻，更接近天马行空般的想象。

这种想象在刘慈欣看来，主要是为了表现出想象力本身的美，创造出震撼的想象世界，至于这个想象世界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认知规律，并不是科幻小说能够做到的。

因此，它思维的难度其实要比科学简单得多。

“科学圈或者科幻圈外，可能存在一种一厢情愿的看法，某项科幻小说的科技终于在很多年之后实现了，就以为科幻在推动科学朝某个方向走。”

作为一名科学家，同时又是科幻作者，叶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先从小说的角度来说，引领科学从来不是科幻作者的初衷。

“我记得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每个人写每一篇小说的开始，都有一个不同的动因。就像我的获奖作品《画骨》，最初是因为反感泛滥的共享经济，就想如果共享经济发展到极致会是什么？于是我想到要写一个共享身体的故事，这才有了《画骨》。还有人写作，可能只是突然想到了一个很棒的结尾，所以要写一个故事来配合这个结尾。”

文学作品一般是作者先在前面设立一个目标，想好了要往哪里走。而科幻作品中科学的部分，只是推动着那个目标情节得以实现的不可替换的手段。

“相反，科学的进展，从来都是科学家先看我手里已经拥有了什么，然后思考它们都有哪些可延展的方向。至于最终选定往哪儿走，有时候真的就是灵光一闪，是需要想象力的。可如果你非要问我这种想象到底是怎么迸发的，我真的不知道。”他也坦言，看科幻、写科幻，对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科学与科幻有着本质的不同。

刘科表示，也许长期受严格科学训练的科学家并非成为科幻作家的合适人选，但这两个群体间的对话是有必要的。

科幻算不算科普

叶盛在2018中国科幻大会上主持了一个名为“双面人”的分论坛，他在论坛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疑问：科幻算不算科普？

这个疑问在刘慈欣与科学家的对话过程中，变成了存在于国内的一种独特现象——“人们都以为科幻小说能够普及科学”。

中国科幻的历史大概有一个多世纪。

刘慈欣介绍，从清末民初时出现，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期间中国科幻创作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工具化”。它被当时的知识分子用作抒发强国梦的工具，用科幻幻想中国的未来。

但是，这种幻想往往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到了鲁迅先生时期，他提出“科幻小说是经以科学、纬以人文”，意思是，用小说的方式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

从那之后，中国科幻就开始了另一个工具化的过程，就是作为科学普及、科学观念启蒙的工具。

这种工具化的状况在上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

那时候的中国科幻小说，大部分是科普化的写作模式，而且几乎全是面向青少年和儿童的，这是对孩子灌输科学知识的一种好形式。而这样的认知到现在仍然存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启了一场场关于“科幻文学”到底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

科幻开始努力从一种工具化的用途剥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学形式，拥有文学的自我意识，它的主要社会功能不再是科学普及。

但是，大众眼中的科幻形象仍然无法与科普划清界限。

叶盛认为，人们首先对科学是什么存有误解。

“很多人觉得科学就是客观事实，这是不对的。科学是对于客观事实的最接近的一个描述。科学是有了人类之后才有的东西，但没有人类的时候，自然界的客观事实也早就存在了。因此，科学是一种要求不断逼近客观事实的东西。”

“而科幻从某种程度上，是需要‘远离’科学的东西。”他说，科幻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是要对人、对社会有所观察的，而且是很多普通人没有观察到的东西，这是文学的使命。

具体到科幻小说家，他们的特点是，不仅要观察生活，还要审视科技。作者必须抽离出来，用科学之外的视角去看待它，呈现它。

不过，他也提到，科幻和科普可以共同存在于一个更大的范畴之下，叫作科学传播。

“我是从小看三本杂志长大的——《少年科学画报》《我们爱科学》和《科幻世界》，其实都是科学传播。科幻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它能够唤起你对科学的一种原始的好奇心。如果它能够引导更多读者对科学产生兴趣，我觉得科幻在科学启蒙方面的功能就已经达到了。”

此外，刘慈欣更想强调的是，其实科幻是要靠科学来普及的。一个国家科幻文学的水平发展到什么状况，受众多少，取决于受众对科学的了解。

因为，只有当科学的教育、普及做得越好，大众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越深，科幻作品才越有生命力。

科幻的独特性在于反思科学

《三体》作为刘慈欣最成功的科幻作品，在对未来科技文明的描绘以外，关于太空环境究竟会对人类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提出怎样深刻的挑战，以及人类对于极端末日情境反应的叙写，是远远超越科学想象的。

这也是科幻存在的重要价值，就是它的警示性。

“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而文学观察的对象是人与社会。科幻不仅想象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更关注在技术应用之下，社会将如何演变。”刘科十分清楚，身为科学家，他并没有科幻作者思考得更深入。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在今年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幻研究基地年会上也提到，一部好的科幻作品，并不是仅有热情和想象力就能够实现。

一个好的科幻作家，要有广阔的科学视野，还要有理性的思考精神，这对帮助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未来社会很重要。

但无论是刘慈欣，还是叶盛，他们从创作者的角度认为，作为警示寓言的科幻，并不是创作的初衷，也不是目的，更多是来自文学表达的需要。

那些孤独、焦虑、恐惧的氛围，总是能比喜剧的氛围更打动人，更让人印象深刻。刘慈欣认为，科幻作为文学的其中一种类型，不应被赋予过大的使命。

在这一点上，科幻作品研究者的看法是有所不同的。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一直以来都在强调一个观点，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对科学的反思，比如对技术滥用的深切担忧，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测，是科幻作品区别于其他文学影视作品的独特贡献。

他在《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中写道：“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至少可以理解为对科学技术的一种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幻想作品无疑是当代科学文化传播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现在看来似乎也只有科幻在一力承担着这方面的社会责任。”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科幻对科学和社会的监督、批判价值并不是被提得太高，相反，还很受忽视。

而在西方，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科幻作家就在遵循这种纲领——反思科学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困惑和灾难。

事实上，当有人不顾法律和伦理的边界真正实现基因改造的时候，人们也的确很自然地联想到，那些早先的科幻作品对它所作的思考与警示，那是多么的重要且必要。

科幻作品总给人以大雨将至的感受，让你预知到可能要发生什么，而且那个时刻一定会来临。

但实际上，科幻并不是想要预测未来，而是希望人类认真思索之后，能对未来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中国科学报》 (2018-12-07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