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以后，方志文献大量涌现，传统方志学理论进入成熟期，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与方志编修实践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清代考据学的主流控制，章学诚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业绩未能及时发挥更大影响。他的方志理论真正获得应有的评价与发挥指导性作用，是在晚清、民国之后。在梁启超的新史学观念下，章学诚得到了卓越评价。在近现代社会，中西文化交流日渐深入，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野影响到中国知识阶层，同时因为时世的关系，在经世致用的思潮下，激发了知识分子对方志文献的极大兴趣，出现了一批研讨方志理论的学术名家。他们的学术眼光、学术旨趣、学术思想，在继承与总结古代方志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方志学”。

　　傅振伦是现代方志名家，对方志有较深入研究。曾经在北京大学教授“方志学”课程，主持编纂《新河县志》，为河北通志馆制定方志体例。他的著作很多，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方志学通论》是他方志学的代表性著作。他说“近世竞言整理国故，表扬国粹，于是方志之书，颇引起学者之注意。发为论著，时有精义，而蔚为专著，尚无其人”，于是发奋著作。《中国方志学通论》是近代以来全面论述中国方志学理论体系及方志学史的专门著作。全书分八篇十九章：第一篇讲方志的意义及其范围，对方志的名称、种类、性质与功用进行了叙述；第二篇讲方志在学术上的位置，分析了方志的价值与地位；第三篇至第五篇分上、中、下三部分，叙述方志的起源、方志的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派别、方志的通病、方志的主要文献与章学诚的方志学等；第六、七篇分上、下两部分，讨论方志的收藏与整理；第八篇为方志之撰述。傅振伦称地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新修方志要“略古详今，侧重现代”，“博采详悉，注要实用”，内容上注重社会、注重物质、注重科学，以适应时代需要。

　　李泰棻是现代另一位有贡献的方志学者。一九三五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方志学》著作。该书分为十四章，前七章为总论，叙述方志性质、旧志利弊、新志编例；后七章为专论，以自己参加编修的《绥远省志》为例，论述方志资料搜集、辨别、整理及编纂问题。他提出新方志内容应该增加三方面内容，一是增加记录以前史实，利用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补充无文献记录的历史史实；二是应该增加社会经济资料，社会经济应为全志的骨干，它是人们生活的依靠，应该尽量记述；三是应该记录贪劣官绅的事实，正史中有奸佞人物传，地方志也应该据实记载，“故今后作志，无论其为官为绅，凡与兹土民生、民智有关之善恶事实，一律同载，方合史例”（《方志学》第六章）。李泰棻以章学诚方志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修志实践与思考，对章的理论也有针对性的讨论。特别值得欣赏的是，他认为现代修志者应该具备多学科的知识与视野，如地理学、社会学、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学、古泉学、言语学、系谱学、心理学、经济学、法政学及其他科学等，这种现代新方志学的修志要求，令人耳目一新。

　　黎锦熙是著名语言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对新方志理论与实践有贡献的重要学者。一九三八年，黎锦熙受邀主持纂修《城固县志》，他在《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基础上写作了《方志今议》。该书一九四〇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为十门，三十篇。书中讨论了历代修志经验与局限，根据时代变化，提出了自己的修志理论主张，对于当时的修志实践也给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并拟出了新方志的新体例。提出修志四条原则：一、明三术，指志书撰写的三种形式，即“续”，续前志以后之事；“补”，对旧志门类中舛讹阙失部分进行纠正与补充；“创”，新增事类，以记述新知。二、立两标，即在方志撰述中，地理与历史并重。三、广四用，即扩大方志的社会服务功能，对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导等功能进行资料搜集与写作侧重。四、破四障，即针对旧方志的局限，提出新方志修撰的方法。类不关文，即是说类别与文体无关，相近内容归为一类，不必为文章体裁局限；文不拘体，特定类别可以多种文体并存；叙事不立断限，根据实际始修还是续修确定起始时间，下限至搁笔之时；出版不必全书，方志分部类目，一俟定稿，即可印行，标明某县某志，分志出齐后，再汇为一书，配上总序与目录。黎锦熙为新修方志拟定了总目，如疆域总图、大事年表、建置沿革志、地质志、气候志、地形志、土壤志、生物志、人口志、农矿志、工商志、交通志、水利志、合作志、吏治志、财政志、军警志、自治保甲志、党务志、卫生志、司法志、教育志、宗教祠祀志、古迹古物志、氏族志、风俗志、方言风谣志、人物志、艺文志，后附本县文征、本县丛录。从门类设置到类目的内容都体现了黎锦熙的现代学术视野与新方志体例的编纂追求。黎锦熙后来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其《方志今议》在传统方志理论的继承与新方志的编修创新上贡献巨大，其方志理论影响到了二十世纪新中国的志书事业。

　　寿鹏飞是近代方志学家，他在晚清纂修过《奉天新志》，曾作为小学初级学堂教材使用。《方志通义》是他关于方志学理论与修志方法的著作。全书不分卷，主要论述方志定义、方志义例和方志编纂三大问题。他强调方志是历史，“志乘，为郡邑正史”，“志者，史也。史以明治乱兴衰之故，志以补郡国利病之书”。方志是地方正史，具有社会治理、政治教化与探求民生的多重功用，认为修志的目的是“正人心，敦风尚，明正谊，垂治规；究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救时政之阙失，研求民生之荣枯”。对于方志的编修，要极慎重，它不是个人著作，应该首先明确编修原则，注重义例，先立义，然后立例，志义经久不变，志例因时因地而变，可“不拘一格”。主张发凡起例，应该在“调查大备之后”。这样的方志才会资料翔实，取舍得当。难能可贵的是，寿鹏飞强调修志的平民立场，认为方志要为平民而作。“方志立言，当作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这种以人民为本位的修志思想，既是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也是现代社会民主思想在学术中的体现。在修志材料选择上，他认为“多志不如少志，志无用不如志有用，志琐事不如志大事”，同时认为“有关民生实用，疾苦利弊，虽小必志”，而且要详尽地记述。可见《方志通义》是一本具有平民意识与经世致用追求的方志理论书。

　　近现代方志学理论与实践讨论中，还有一位重要学者不能忽视，他就是湖北罗田人王葆心。王葆心曾为清末礼学馆纂修，民国初年任北京图书馆总纂、湖北国学馆馆长与武汉大学教授，一九三二年任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究心方志编修，广泛搜集方志资料，进行细致校勘比对，辨抄袭和证谬误，审体例，寻因革，深入研讨方志编修的历代经验和方法，并进行新旧体例、方法的比较。他将研究成果结集为《方志学发微》，在《安雅》杂志上连载，但未及刊毕，杂志即停刊。《方志学发微》稿本后为湖北省博物馆收藏。全书共二十四卷，约五十万字，分为七篇，一为取材篇，二为纂校篇，前主后附，合为卷一。该卷选取清代名家关于方志取材与修志的章程与议论，按主次分为专论与兼论，并将自己的意见、评论附于其后。三为导源篇，从地理、史学、经学、文学、杂家各方面考察方志的远近渊源与体例流变。四为派别篇，根据宋、元、明、清方志编修的历史发展，依次帮助明清以来旧派修志体例，清代雍正、乾隆以来新派修志体例，新旧两派以外的修志体例，对各家修志体例考辩清晰。五为反变篇，比较新旧两派改变前志的做法，以实例举证。六为赓续篇，比较新旧派在续修方法上的不同做法。七为义例篇，主要选取时代较近的新派中有所创新的义例和相关评论，兼采旧派和别派中可取的体裁，进行系统评述。一九八四年，湖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前三篇，全书至今未有刊本。由此，王葆心的方志理论没有得到学界重视。平心而论，王葆心是近代难得的修志名家，他不仅有主修《湖北通志》、搜罗资料、研讨体例的实践，作为一位旧学功底深厚，又勤于资料寻访与通达思考的学者，他对历代修志经验与传统方志的积弊都有系统精到的论述，为传统方志理论的推陈出新，为现代新方志学的确立，做出了积极探索，为二十世纪新方志的编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近代以来，方志名家名作批量涌现，除了上述列举的诸位外，万国鼎《方志体例偶识》（金陵大学，一九三五年）、吴宗慈《修志丛论》（一九四七年）、瞿宣颖《方志考稿》（天春书社，一九三〇年）、甘鹏云《方志商》（崇雅堂，一九三八年）等都有精彩的方志理论意见。而朱士嘉是近代以来学贯中西的方志名家，他的主要贡献是编辑出版了《中国地方志综录》，这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地方志目录。他还写作了《宋元方志考》，连载于《地学杂志》。朱士嘉曾经在《禹贡》杂志第七卷刊发过一篇《怎样编纂新式的县志》的专题文章，他论述了新式县志编修的两阶段：一采访，广泛搜集资料；二编纂，从机构组织到材料组织、体例选择，再到写作方法等，提出具体要求。最后说怎样才能算作新式的县志呢，第一在能真实地把一县的事物和盘托出；第二能表现地方性与现代性；第三所拟的体例能合乎一县环境的需要，不守旧，不嗜奇。如果达不到以上几个条件，他认为不如不修新志。朱士嘉的方志理论和见解无疑是卓越而有指导意义的。

　　为适应方志编修事业，加强学者之间的学术与实践经验的交流，近代以来还出版了一批地方文献刊物，如《上海通志馆期刊》《浙江省通志馆馆刊》《广西通志馆馆刊》《江苏研究》《江苏文献》《南京文献》《贵州文献》《江西文物》《安徽文献》《广东文献通讯》《西北文物展览会特刊》等。方志研讨者除在上述专门期刊发表文章讨论外，还在《中和月刊》《东方杂志》《禹贡》《西北论衡》《安雅》《国学丛刊》《食货》《学风》《地理杂志》《史地学报》《史学杂志》《新论衡》等刊物上撰文，发表关于方志编修的宗旨、体例与写作方法的讨论意见。章乃羹在《略论修志意见》中说：“盖一代有一代制度，一代有一代之精神”，“修志乘者，能通其故，不参杂我见，按当时实际情形，据事直书，则一代文献方信而有征”。（《浙江省通志馆馆刊创刊号》，第一一一页，一九四五年）在抗战如此紧张时刻，文化学者还不忘督促省志的编修，可见修志与文化的传承关系至切。今天我们身在中华文化复兴时代，搜集汇刊近代方志文献，是在为中华文化建设尽力。这些资料不易搜集，本资料编辑同仁竭力予以搜求，以飨读者。

　　综述近代以来方志学家的修志理论，我们看到了新方志学的新面貌与新贡献。具体说来，新方志学有三大贡献：

　　一是立足新文化视野下的平民立场，坚持为地方社会、地方民众撰写历史与记述生活，虽然这是“民为邦本”的传统观念的继承，但已经赋予了新的民族文化内涵。

　　二是调整了传统方志记述人文与地理的主题，拓展了方志记述范围，将社会经济与现代政治管理与社会生活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内容作为记述主题，充分发挥方志社会应用的服务功能。

　　三是继承并发挥了传统方志的社会教化传统，重视方志在文化认同上的维系功能。在上为政教，在下为风俗，是《汉书·地理志》以来的传统观点，明清方志中风俗部分的记述虽然不是重点，但强调“上化下承”的方式方法。上以风化下，谓之风；下以俗承上，谓之俗。其所以化之者得其道，则所以承者无不善矣。（《桐柏县志》）黎锦熙将新方志作为“教学材料”，发挥方志的教育功能，以此激发青年人爱乡土、爱国家的观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濬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方志是地方历史文化、前贤模范与地理风土的文献呈现，它所具有的文化传承、文化认同的影响力，以及对地方人格、地方文艺与地方学统的养成、鼓舞与激发均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

　　家谱、方志与国史是中华三大文献，方志联结家国，我们要熟悉我们的乡邦，热爱我们的家园，就需要阅读方志，理解方志编修的宗旨。方志是地情汇集，也是文教读本。阅读方志可以广见闻，可以增益智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我们中国人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重要的学术养料与基础支撑，同时它也能让我们获得根脉意识以及温暖的家园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室主任。）

来源：摘自《近代方志研究文献汇编》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