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周扬---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忆我的父亲周扬---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怀旧好声音 内地女星 2020-04-06 20:45:21 1334

来源:《文史博览》2009年08期,作者周艾若李菁


摘    要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 “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从上世纪30年代起, 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 成为其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周扬政治命运的每一步, 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缩影。建国后,周扬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扬被打倒,被称为“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入秦城监狱。1975年,周扬出狱,打倒四人帮后恢复了名誉,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等职。1989年去世。


1977年12月30日,北京,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周扬在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讲话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我从未感觉他作为一位父亲的回归”。他们父子之间,也从未真正走进过彼此的内心世界。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尽管他知道那是一个写不尽的周扬,尽管自己也与父亲一样从事文艺工作,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的任何传记,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上海记忆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小时候,我和弟弟迈克,头发都黄黄的,眼睛有点灰蓝,在那些大人眼里,我们两个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他们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谈他们的事。

那时候我太小,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欢家里热闹。他们要谈事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躲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些来往的人,都是当时在文学界比较活跃的左翼人士。父亲忙的时候,妈妈就在外间打麻将。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望风。

更多的时候,我、弟弟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

没客人的时候,父亲就一天到晚埋头在屋子里,写作、翻译,很少出门。父亲早年在上海上大学时,读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译的基础。在上海期间,他翻译了许多俄、美、日等文学作品和艺术理论文章。父亲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很多人回忆,那时候的他才气纵横、开朗潇洒,平时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还喜欢跳舞,爱去咖啡厅。从他给我们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迈克、约瑟,也可以明显感觉出,那时候,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

父亲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1 9 8 1 年, 周扬 (右) 与郭兰英

我的母亲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湖南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母亲对自己丈夫所从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并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随着父亲,只要是父亲做的事,在她眼里就是正确的,她就会无条件支持。这其中,也许有母亲传统道德观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她对父亲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出生以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可是父亲并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时,母亲又开始做第二坛甘草梅;不久,父亲来信说他这一年夏天会回来的。可是我们依然没有等到他,而柜子上已经摆了两坛梅子。
也是在这一年,1936年,父亲去了延安。起初,我们还有他的消息,我还记得有人捎来一套父亲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母亲,还给我带来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心里充满了炫耀的喜悦。

青年时期的周艾若 
父亲离开的时间长了,乡间渐渐有了一些传言。奶奶很喜欢我的母亲,她不放心,专门写信问他:“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都忘了?”父亲回信说,他现在在肤施(延安)做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我们兄弟三个那时都很小,并不能体会到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是后来回忆,母亲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茕独,形影孤凄,她太需要一个人帮助她撑这个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紧紧的,无论对我的奶奶、姑妈,还是对疼爱她的外婆,她只字不提,即便是对与自己最近的弟弟、我们的舅舅,她也从不吐露半句。

七坛甘草梅

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婆抚养,不久,外婆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
外婆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段时间,母亲牵着我和弟弟,带我们3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外婆的坟上哭坟。
这是我生命经历中最为悲惨的场景。虽然我年纪并不大,但我已经意识到,母亲的哭不光是对外婆的思念,更多的,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也许只有在这荒野当中,一直把苦严严实实包裹在心中的母亲,才会如此宣泄她的绝望心情。
刚回湖南时,我们起初的生活是靠田产,后来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后不久,舅舅又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之间成了穷人。母亲也由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平民女子,她为我们做鞋,亲手做各种坛子菜。
每年夏天,母亲还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甘草梅,而父亲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一下子崩溃,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
我对着病榻上的母亲,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感觉只是一片茫然而无望。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为了请医生,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开始卖掉一个个精致的景德镇上品瓷坛。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医生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像筷子般一样长的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紧缩,以致泪流满面。但我从没有听到过母亲一句呻吟。
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开来,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我不信这些,但是在一个秋雨连绵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时,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孤儿。

“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父亲在文艺理论上面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帮助阅看,而父亲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父亲外没有第二人。
延安时期,父亲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辑录了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一直贯穿到毛泽东。父亲也借此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的宣传者、阐发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去哈尔滨工作之前,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从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的讲话,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1 9 4 9 年7月毛泽东同周扬、茅盾、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文艺领域的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文章和作者以极高的评价。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父亲从文艺理论家到政治革命家转变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始的,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称“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之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祖师爷,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几天后,《人民日报》开始整版地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谓的采访,来证明父亲自始至终就是个“反动分子”,我看完以后,对以前所受的宣传开始动摇,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也开始对父亲有所反思。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196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他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为胸中郁结了太多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他早年得癌症有两个幸运:一是他幸好发现得早,没有扩散;二是那时候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照理说他应该有更多的出场的机会,就因为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的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此后,父亲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家属去秦城监狱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还在信里问主席、江青好,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九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 也听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
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搭帮毛主席……”这是湖南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他没有回答我,此后我们再也不提及这个话题。

家事

母亲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祖母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声中,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借机到延安找父亲。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呆了十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很少再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父亲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听说当时父亲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和苏灵扬两人打击都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解放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的人说这个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岳父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死在监狱里,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是不被容忍的,父亲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她反对还是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我们和父亲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转身离开了。
父亲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以往我们每次看他,离开时父亲从无什么表示;而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站起来,穿过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声不吭地送我们离开。这没有言语的举动,让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有父亲的无奈。

异化风波

父亲从秦城被放出来不久,中国政坛便接连发生一系列大事。我还记得父亲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
出狱后,父亲陆陆续续听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艺术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赵树理、田汉等。有一次,当听说傅雷夫妇自杀的惨状时,他刚开口说:“这给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就已泪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亲出狱后见的第一个人是冯雪峰,这位当年的“论敌”已经生命垂危。两位历尽磨难的人见面,父亲讲了很多往事,还抑制不住地哭了。
父亲曾邀请三十多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们,他情绪十分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时,已泣不成声。
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他特地去作协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虽然说那些报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毕竟都是他写的,伤害了那么多人。有些作家我很熟,艾青、舒群、骆宾基、萧军,包括胡风的夫人梅志,他们都认为父亲的忏悔是真诚的而原谅了父亲,而且后来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萧军甚至说:“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文革”后复出的周扬 
父亲也知道他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错误,父亲后来说,他在监狱中9年,想得最多的只是一条:辜负了毛主席。他在狱中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上推,有些错误是毛主席那里来的,也有许多错误是我们自己的。
父亲晚年对当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记得张志新的事情出来之后,他很感慨,说:“张志新了不起,她还是位女性,那么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一生是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到了晚年能说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已有所反思。
从某种角度,9年的牢狱之灾拯救了父亲的思想,父亲又重新活跃起来,他努力摆脱当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羁绊,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的文章,向着他早年的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逐渐靠近。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又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有一次,他曾很感慨地说:“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
1985年1月,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
不过,父亲在这一次政治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文革”时期。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给他拍的CT片子一张张放下来,上面显示,他的脑子一点点萎缩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有蟑螂爬上他的脸,他也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我们看护他时,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说对不起妈妈。不过于我而言,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的回归。
1989年7月31号,我正在胶东出差,接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赶回来。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特别简短的消息。那段时间我会接到一些电话,认为应该给父亲一个合适的评价。而我和两个弟弟的态度是一致的:将父亲交给历史来评价吧。
历史如何评价父亲,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在后来的追悼会上,父亲还是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很多重要领导人悉数出席,邓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来,父亲晚年又回归到他早年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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