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周扬---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怀旧好声音-八卦帝

忆我的父亲周扬---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怀旧好声音内地女星 2020-04-06 20:45:21 1346

创作不易，用心坚持，欢迎请BaGua喝几杯爱心咖啡！

来源：《文史博览》2009年08期，作者周艾若李菁

摘要：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 “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从上世纪30年代起, 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 成为其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周扬政治命运的每一步, 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缩影。建国后，周扬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扬被打倒，被称为“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入秦城监狱。1975年，周扬出狱，打倒四人帮后恢复了名誉，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等职。1989年去世。

1977年12月30日,北京，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周扬在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讲话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我从未感觉他作为一位父亲的回归”。他们父子之间，也从未真正走进过彼此的内心世界。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尽管他知道那是一个写不尽的周扬，尽管自己也与父亲一样从事文艺工作，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的任何传记，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上海记忆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小时候，我和弟弟迈克，头发都黄黄的，眼睛有点灰蓝，在那些大人眼里，我们两个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他们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谈他们的事。

那时候我太小，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欢家里热闹。他们要谈事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躲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些来往的人，都是当时在文学界比较活跃的左翼人士。父亲忙的时候，妈妈就在外间打麻将。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望风。

更多的时候，我、弟弟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

没客人的时候，父亲就一天到晚埋头在屋子里，写作、翻译，很少出门。父亲早年在上海上大学时，读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译的基础。在上海期间，他翻译了许多俄、美、日等文学作品和艺术理论文章。父亲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很多人回忆，那时候的他才气纵横、开朗潇洒，平时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还喜欢跳舞，爱去咖啡厅。从他给我们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迈克、约瑟，也可以明显感觉出，那时候，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

父亲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1 9 8 1 年, 周扬 (右) 与郭兰英

我的母亲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湖南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母亲对自己丈夫所从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并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随着父亲，只要是父亲做的事，在她眼里就是正确的，她就会无条件支持。这其中，也许有母亲传统道德观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她对父亲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出生以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可是父亲并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时，母亲又开始做第二坛甘草梅；不久，父亲来信说他这一年夏天会回来的。可是我们依然没有等到他，而柜子上已经摆了两坛梅子。

也是在这一年，1936年，父亲去了延安。起初，我们还有他的消息，我还记得有人捎来一套父亲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母亲，还给我带来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心里充满了炫耀的喜悦。

青年时期的周艾若

父亲离开的时间长了，乡间渐渐有了一些传言。奶奶很喜欢我的母亲，她不放心，专门写信问他：“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都忘了？”父亲回信说，他现在在肤施（延安）做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我们兄弟三个那时都很小，并不能体会到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是后来回忆，母亲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茕独，形影孤凄，她太需要一个人帮助她撑这个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紧紧的，无论对我的奶奶、姑妈，还是对疼爱她的外婆，她只字不提，即便是对与自己最近的弟弟、我们的舅舅，她也从不吐露半句。

七坛甘草梅

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婆抚养，不久，外婆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

外婆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段时间，母亲牵着我和弟弟，带我们3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外婆的坟上哭坟。

这是我生命经历中最为悲惨的场景。虽然我年纪并不大，但我已经意识到，母亲的哭不光是对外婆的思念，更多的，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也许只有在这荒野当中，一直把苦严严实实包裹在心中的母亲，才会如此宣泄她的绝望心情。

刚回湖南时，我们起初的生活是靠田产，后来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后不久，舅舅又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之间成了穷人。母亲也由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平民女子，她为我们做鞋，亲手做各种坛子菜。

每年夏天，母亲还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甘草梅，而父亲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一下子崩溃，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

我对着病榻上的母亲，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感觉只是一片茫然而无望。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为了请医生，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开始卖掉一个个精致的景德镇上品瓷坛。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医生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像筷子般一样长的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紧缩，以致泪流满面。但我从没有听到过母亲一句呻吟。

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开来，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我不信这些，但是在一个秋雨连绵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时，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孤儿。

“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父亲在文艺理论上面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帮助阅看，而父亲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父亲外没有第二人。

延安时期，父亲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辑录了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一直贯穿到毛泽东。父亲也借此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的宣传者、阐发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去哈尔滨工作之前，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从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的讲话，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1 9 4 9 年7月毛泽东同周扬、茅盾、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文艺领域的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文章和作者以极高的评价。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父亲从文艺理论家到政治革命家转变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始的，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称“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之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祖师爷，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几天后，《人民日报》开始整版地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谓的采访，来证明父亲自始至终就是个“反动分子”，我看完以后，对以前所受的宣传开始动摇，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也开始对父亲有所反思。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196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他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为胸中郁结了太多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他早年得癌症有两个幸运：一是他幸好发现得早，没有扩散；二是那时候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照理说他应该有更多的出场的机会，就因为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的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此后，父亲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家属去秦城监狱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还在信里问主席、江青好，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九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 也听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

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搭帮毛主席……”这是湖南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他没有回答我，此后我们再也不提及这个话题。

家事

母亲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祖母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声中，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借机到延安找父亲。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呆了十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很少再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父亲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听说当时父亲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和苏灵扬两人打击都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解放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的人说这个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岳父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死在监狱里，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是不被容忍的，父亲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她反对还是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我们和父亲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转身离开了。

父亲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以往我们每次看他，离开时父亲从无什么表示；而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站起来，穿过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声不吭地送我们离开。这没有言语的举动，让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有父亲的无奈。

异化风波

父亲从秦城被放出来不久，中国政坛便接连发生一系列大事。我还记得父亲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

出狱后，父亲陆陆续续听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艺术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赵树理、田汉等。有一次，当听说傅雷夫妇自杀的惨状时，他刚开口说：“这给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就已泪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亲出狱后见的第一个人是冯雪峰，这位当年的“论敌”已经生命垂危。两位历尽磨难的人见面，父亲讲了很多往事，还抑制不住地哭了。

父亲曾邀请三十多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们，他情绪十分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时，已泣不成声。

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他特地去作协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虽然说那些报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毕竟都是他写的，伤害了那么多人。有些作家我很熟，艾青、舒群、骆宾基、萧军，包括胡风的夫人梅志，他们都认为父亲的忏悔是真诚的而原谅了父亲，而且后来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萧军甚至说：“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文革”后复出的周扬

父亲也知道他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错误，父亲后来说，他在监狱中9年，想得最多的只是一条：辜负了毛主席。他在狱中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上推，有些错误是毛主席那里来的，也有许多错误是我们自己的。

父亲晚年对当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记得张志新的事情出来之后，他很感慨，说：“张志新了不起，她还是位女性，那么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一生是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到了晚年能说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已有所反思。

从某种角度，9年的牢狱之灾拯救了父亲的思想，父亲又重新活跃起来，他努力摆脱当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羁绊，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的文章，向着他早年的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逐渐靠近。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又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有一次，他曾很感慨地说：“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

1985年1月，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

不过，父亲在这一次政治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文革”时期。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给他拍的CT片子一张张放下来，上面显示，他的脑子一点点萎缩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有蟑螂爬上他的脸，他也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我们看护他时，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说对不起妈妈。不过于我而言，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的回归。

1989年7月31号，我正在胶东出差，接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赶回来。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特别简短的消息。那段时间我会接到一些电话，认为应该给父亲一个合适的评价。而我和两个弟弟的态度是一致的：将父亲交给历史来评价吧。

历史如何评价父亲，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在后来的追悼会上，父亲还是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很多重要领导人悉数出席，邓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来，父亲晚年又回归到他早年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

延伸阅读：

（1）韦君宜：记周扬

（2）1983年的周扬:一篇报告带来的打击超过了文革八年冤狱

（3）1957年冯雪峰违心检讨：我反对周扬其实就是反党

（4）龚育之：我所知道的陆定一、周扬和于光远

创作不易，用心坚持，欢迎请BaGua喝几杯爱心咖啡！

打赏并支持本文打赏并删除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