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制度性失范理论是美国学者提出的一种理论，被看成是失范理论在宏观层面上最重要的理论分支。该理论认为，美国社会的犯罪源自于美国文化所追求的美国梦带来的失范压力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制度结构。在文化层面上，美国梦过于强调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物质成功，而弱化使用合法手段的重要性。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经济制度主导下的社会制度结构削弱了非经济制度的社会控制能力，同时又加剧了无限制地追求物质成功这一文化压力。文化和社会制度结构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加剧了社会的失范状况，最终导致了高犯罪率的产生。只有通过激发家庭、学校、政治系统的活力，提升它们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同时进行文化革新，即提升金钱成功之外的其它成功标准的地位，并强调个人责任和集体义务，才能减少犯罪。研究制度性失范理论，对避免我国走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弯路，有效控制社会发展中的犯罪率增加问题，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国梦；犯罪；文化；制度失范

目  次

一、制度性失范理论的理论渊源

二、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美国社会的犯罪状况

三、理论体系——文化、制度结构和犯罪

四、犯罪控制策略——强化社会制度、反思美国梦

五、简要评价

近年来，“中国梦”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提出并追求“中国梦”，对于凝聚人心、振奋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些需要关注并尽量避免的负面问题，是值得研究的。“美国梦”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梦想的典型代表，已经经过了较长的历程；美国学者对美国社会在追求美国梦过程中出现的负面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性失范理论。他们的研究结论，值得重视；其中的一些内容，值得借鉴。

制度性失范理论（Institutional Anomie Theory）主要从美国梦（American dream）这一美国社会的核心文化气质（cultural ethos）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的角度，来解释美国的犯罪现象。该理论认为，美国社会对美国梦的追求在为美国带来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犯罪率的显著升高。因此，只有扬长避短，对美国梦的负面特征进行修正，同时配以制度改革才能有效地控制犯罪率的升高。

制度性失范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学者史蒂文·梅斯纳和理查德·罗森菲尔德在其名著《犯罪与美国梦》一书中提出的。该书自1994年第一次出版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截至2012年，已经修订出版了五次（1994年版、1997年版、2001年版、2006年版、2012年版）。在其历次的修订中，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和内在逻辑结构并没有变化，主要的变化是更新了统计数据、补充了新的说明例证和相关文献资料。制度性失范理论2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该理论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上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一、制度性失范理论的理论渊源

制度性失范理论来源于失范理论。“失范”一词来自希腊词汇“anomia”，意思是“没有法律的状况”。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在他的著作《社会劳动分工论》中首次引入这一概念，4年之后又在其另一著作《自杀论》中进行了发展，用来解释自杀、犯罪等越轨行为。迪尔凯姆将失范描述为社会准则和规范的崩溃，并认为失范伴随着社会的急速变迁而发生。这些社会变迁包括社会从机械社会（mechanical society）向机能社会（organic society）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衰退或快速增长的变化。在这些情况下，社会道德意识的力量大大减弱，社会调控个体本能欲望的能力遭到破坏，最终导致社会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1938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Merton，1910－2003）在其著名论文《社会结构与失范》中修正并扩展了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默顿认为犯罪不是因为个人的原因而是源自于社会因素的影响。他认为美国社会的文化过于强调金钱成功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弱化对实现手段的重视。同时，实现文化目标的手段和机会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又是不平等的。这种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状况，造成了社会失范的出现，进而导致美国社会犯罪和越轨行为的增多。默顿是失范理论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为失范理论后续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失范理论自1897年提出以来，通过默顿以及其他学者不断地修正和扩展，经历了创设期—休眠期—黄金时期—衰落期—复兴期这五个主要阶段，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犯罪学理论派系之一。失范理论实质上包含了宏观和微观两个研究层面：宏观层面聚焦于社会能否有效规范个体行为，认为当实现目标的手段难以或者几乎不受调控时，个体会倾向于使用对他们来说最为方便有利的手段，包括犯罪和越轨行为；微观层面注重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或者群体会从事越轨和犯罪行为，主要聚焦于实现个人目标的机会的缺少和个体应对结构性压力的方式。在失范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两个研究层面都出现了很多的理论分支。其中，1992年罗伯特·阿格纽（Robert Agnew，1953－）提出的一般紧张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被认为代表了目前失范理论在微观研究层面上的最新发展，而本文所研究的制度性失范理论则是失范理论在宏观研究层面上最重要的发展分支。

之所以提出制度性失范理论，是因为梅斯纳和罗森菲尔德认为之前的失范理论在宏观层面上的分析存在重要缺陷，不足以很好地解释美国社会的高犯罪率问题。根据他们的看法，无论是默顿的失范理论还是随后的其它失范理论，都存在一个基本的缺陷，就是未能准确全面地理解制度的功能和结构。默顿的失范理论相对于其他社会犯罪学理论，虽然融合了文化和社会结构两个维度，具有更好的概念完整性，但其最显著的局限就是对社会结构的考察不够全面，理解过于狭窄，只看到了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即合法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分布的不均等，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制度的作用。基于此，梅斯纳和罗森菲尔德在充分考察文化和社会制度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宏观社会学解释理论——制度性失范理论。

二、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美国社会的犯罪状况

制度性失范理论是基于美国社会严重犯罪的整体状况提出的一种宏观解释理论。这里的严重犯罪主要是指：对人造成严重身体伤害或者威胁的暴力行为、对个人或者集体造成显著经济伤害的非暴力行为，包括传统严重犯罪（抢劫和杀人）以及白领犯罪。梅斯纳和罗森菲尔德认为国家之间犯罪状况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严重犯罪状况的差异上，而美国社会严重犯罪的犯罪率以及其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严重程度都显著高于其它发达国家，并且具有其典型特征。

（一）传统严重犯罪的状况

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美国社会传统严重犯罪的犯罪率都要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且犯罪手段具有无底线性和危险性。

横向比较上，美国社会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大量的暴力犯罪，特别是致命的传统严重犯罪。从美国和其它15个后工业化国家杀人罪的平均犯罪率的比较上可以看出，美国的杀人罪的犯罪率位居第一且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杀人罪犯罪率为6.1起每10万人，而排名第二的芬兰仅为2.4起每10万人。美国的杀人罪犯罪率更是剩余其它国家平均值的5倍还要多。在抢劫罪犯罪率的比较上，美国的抢劫罪犯罪率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是也位居第三达到156.7起每10万人，远远高于剩余其它国家的平均值84.1起每10万人。

纵向比较上，从1900-2008年美国杀人罪犯罪率的变化可以看到，美国的杀人罪犯罪率从1910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增长了两倍之多，达到9起每10万人。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有所下降，但随后的20年里又进入了第二个显著增长期，而后虽然在90年代有所下降，但是整体的犯罪率依然很高。

犯罪行为方式的比较上，美国社会的犯罪行为方式和其他国家相比带有明显的无底线性和危险性。换句话说，无论是暴力犯罪还是非暴力犯罪，都具有“不择手段”（by any means necessary）的特征。如在抢劫犯罪中，虽然美国的抢劫犯罪率低于英国和威尔士，但是美国抢劫罪中30%都是持枪抢劫，而英国和威尔士只占5%。持枪抢劫意味着更高的伤亡率，也就是说，美国的暴力犯罪更多的是致命犯罪。犯罪行为越无底线，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也就越严重，美国社会的犯罪状况就越显著严重于其他发达国家。

（二）白领犯罪状况

制度性失范理论将白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es）也纳入了考察范围，并认为白领犯罪可以被称为“最严重的犯罪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首先，白领犯罪在美国的发生率在不断升高，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如一项关于白领犯罪受害人的调查显示，大约有1/3受访者曾经经历过诈骗。其次，和街头暴力犯罪一样，白领犯罪会对被害人或集体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有些时候其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甚至要超过传统的街头犯罪。白领犯罪将会导致受害人失去积蓄、家庭和工作，进而极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生病、受伤甚至死亡。有评估显示，白领犯罪造成的损失为每年2.5亿美元，相当于抢劫、盗窃、斗殴和其它犯罪造成损失的14倍。而且还有证据表明，美国每年所谓的“非暴力白领犯罪”比暴力犯罪造成的死伤人数还要多。最后，在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对白领犯罪的处罚往往要宽松许多，这也从另一方面导致了白领犯罪的泛滥。

（三）高犯罪率状况下的社会反应和生活状态

梅斯纳和罗森菲尔德认为，美国犯罪状况的严重程度不仅体现在高犯罪率上，还体现在社会对犯罪的反应以及高犯罪率下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状态等方面。

社会的反应方面，美国社会越来越将监禁视为一种控制犯罪的手段，其对监禁的依赖程度在其它国家是闻所未闻的。美国的监禁人数是其他发达国家的5-10倍。比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监禁率为74人每10万人，而美国的监禁率为743人每10万人。美国的高监禁率看似降低了犯罪率，但是并未真正的解决犯罪问题，只是隐藏了犯罪。因为，一方面因为监狱中的犯罪并未进入犯罪统计；另一方面监禁只是暂时减少了罪犯实施犯罪行为的机会。

美国社会严重的暴力犯罪状况使整个社会产生了广泛性的恐惧情绪。在严重犯罪猖獗的环境中，很多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在害怕、愤怒、受挫和绝望的情绪状态下度过的。这种情况在犯罪高发的社区和时期更甚。如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达到一个峰值的时候，暴力犯罪随处可见，生活在美国高犯罪率城市就像生活在充满恐怖和危险的“战区”。尽管近些年来，犯罪率相对有所下降，但是“战区”这一比喻仍然被持续使用。

像生活在“战区”一样的社会状况，不仅会造成个体的伤亡，也对社会制度造成了损害。社会制度的作用是为地方居民提供秩序、价值、目标和保护，一旦被削弱就丧失了对犯罪的有效控制，而迅速上升的犯罪水平就又会继续不断地损害脆弱的制度。制度的削弱或瓦解，使个人暴露于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危险中。学校和家庭本来是为儿童提供基本的社会化帮助和成长监护的场所，甚至可以说是使儿童远离街头暴力的避难所。当学校被犯罪入侵（大量校园枪击事件），学生就会感觉到双重的威胁，首先是犯罪本身的威胁，其次是能保证安全的场所的失去。实质上，不仅仅是学生，甚至是学校的工作人员都会感到恐惧。另外，这对执法人员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使他们也将社会视为“战区”，更使他们具有了好战的思维，导致他们将普通民众也视为“敌人”。警察和民众都像是被不能控制的力量包围着，警民之间出现了猜疑和敌对，从而导致出现了很多悲剧结果（很多的警察误杀黑人的事件）。

三、理论体系——文化、制度结构和犯罪

制度性失范理论是从文化和制度结构层面来解释犯罪问题的一种宏观社会学理论。该理论认为美国梦自身通过培育一个失范的文化环境向社会施加了产生犯罪的压力，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会怀着不惜一切代价的心态去追求物质成功。同时，由经济制度主导的制度结构破坏了其他非经济制度的活力，使它们难以履行原来的职责，降低了它们对越轨行为的控制能力和对社会赞许行为的支持能力。美国梦的失范特质和美国社会的制度结构模式两者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导致了失范压力的增强、社会控制的削弱、社会支持的消减，最终产生了较高的犯罪率。

（一）美国梦与犯罪

制度性失范理论认为要想很好地解释美国社会高犯罪率的产生，需要去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看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更广大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寻找答案。这一理论认为，美国的犯罪来源于美国梦自身的负面特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状况。也就是说，正是美国梦主要的优点“雄心壮志”产生了其主要的缺点“越轨行为”。

1.美国梦的概念及其演变

“美国梦”一词最早由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1878-1949)在1931年引入现代社会分析中，用来描述一个社会向个人成功开放的景象。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梦被定义为一种广泛的文化气质，这种文化气质使人们产生了对物质成功这一目标的信奉，并且使他们相信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公开的个人竞争实现物质成功。

在美国社会里，不论经历了什么样的社会变迁，美国梦都一直深入人心。美国梦对美国文化和居民意识的渗透已经足够强大和全面，无论是20世纪20—30年的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都没有动摇美国人对美国梦的信奉。一直以来，美国梦都没有被任何其它的文化信仰所取代，人们依然相信能够不论出身和社会地位，通过个人奋斗变得富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个人物质成功这一美国梦一直占据人们的视线，并作为美国社会的文化指南针指引着美国大众。

2．美国梦的价值基础

美国梦在美国社会具有支配性的力量，因为它具体化了美国社会中很多基本的价值信条。这些价值信条主要有：成就导向、个人主义、普世主义和金钱崇拜。每种价值导向都对美国梦的失范特性有自己的贡献，因为它们都潜在的过于强调文化目标，而弱化使用合法手段去实现目标的重要性。

（1）成就（achievement）

美国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强烈的成就导向。虽然其它国家也会强调竞争性成功，但美国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美国社会中，对个人的价值评价是以其获得的成就或拥有的财富为基础的。换言之，成就成了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最终标准。就像美国学者弗朗切斯科·迪纳（Francesco Duina）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人对竞争的认可是其它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无可比拟的。在这种价值导向下，未能获得物质成功的所谓“失败”很容易被等同于对社会贡献的失败，这随之就会产生非常强大的文化性压力促使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成功。最终，强烈的成就导向就会导致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关键不在于你是如何玩游戏的，而在于你赢或输。

（2）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美国文化的第二个核心价值导向是个人主义。美国文化极度地致力于个人权利和个人自治的保护。对个人主义的痴迷，再加上美国文化中强烈的成就导向，加剧了失范的趋势。因为每个人都被鼓励着通过个人奋斗而不是团体合作去实现自身成就，这就致使社会成员在追求社会奖赏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变成了竞争者和对手。个体竞争会愈演愈烈，强烈的个体竞争又会使人们忽视行为规范的限制，尤其当这些限制会妨碍他们实现个人目标时。

（3）普世主义（universalism）

美国文化的第三种基本价值导向是普世主义。美国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无一例外的被鼓励着去立志提升社会地位，并且所有人都很容易受到个人成就这一评价标准影响。正因为无人能够豁免于实现个人物质成功这种文化的强制命令，就导致失败的危险也同样普遍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因此，个人主义的成就导向所带来的失范压力也就不同程度地普遍散布于整个社会中。

（4）金钱崇拜（Fetishism of money）

美国文化中成功的典型表现方式是金钱的积累。金钱在美国文化中有特殊的权力，且已经作为一种价值本身被奉为神圣，它的功能也已经超越了其作为购买消费物品和其它所能实现的最大的本质功用。虽然对物质幸福的强烈追求在很多社会都很常见，但是美国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金钱在美国社会扮演的是成功的度量标准这一角色。也就是说，金钱自然而然地成为测量成就的度量衡，可以用来评判美国人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成就高低。但是，金钱积累从本质上来说是无上限的，拥有更多的金钱也就成了人们首要的目标，并且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等于说，美国梦提供了一个没有结束的起点，它要求人们永不停止地去追求成功，而不断获取金钱的巨大压力也正是怂恿人们不择手段地去追求金钱目标的罪魁祸首。

3.美国梦之恶

美国社会对美国梦的坚持和追求为美国带来了经济的扩张，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但是，美国梦也是一把双刃剑：美国梦在文化上强调物质成就，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创新的同时也产生了不惜一切代价成功的压力；对个人奋斗的颂赞，在培养人们的抱负、野心以及增加社会流动性的同时也导致了家庭的分离和社区意识的削弱；在金钱回报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加强了对经济的需求，却严重限制了人们可以追求的其他方面成功的种类。

制度性失范理论认为美国梦的这种黑暗面就是犯罪的社会根源。首先，美国梦过于强调金钱的成功而忽视其它的成功标准，把目标的实现放到首要的位置而不重视追求目标的手段，造成了无法控制的犯因性文化压力。其次，美国梦缺少对公民义务、责任，以及对能促进集体利益的政治制度的重视。简言之，美国梦中对物质成就的强调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暗含着对其他方面成就和价值的低估与不重视，这就致使美国梦对成功的概念定义得过于狭窄，从而导致产生超常的压力，在这一压力下会导致人们采用最有效也就是不择手段的方式去追求物质成功。

（二）社会制度结构与犯罪

文化不能独立于社会结构而存在，完整的犯罪社会学解释需要融入社会结构因素。和犯罪问题相关的社会结构因素就是社会制度结构，因为社会制度是整个社会构成的基础材料。文化和社会制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文化影响制度的特征及制度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关系模式组成的制度重现和维持文化的信奉。美国社会的制度结构是以经济制度为主导的平衡模式，这加剧了美国梦所导致的失范压力，更有利于犯罪行为的滋生。

1.社会制度的本质和功能

社会制度的本质是指通过设立一系列相对稳定规范和价值、设定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划分不同的团体和组织来调控人的行为和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社会制度由价值观和规范构成，是围绕一定的功能焦点而组织起来的权利与义务模式，是制度化了的身份与角色的复合体。社会制度是社会系统的支柱，为了个人和集体的生存我们必须需要制度，制度对人类社会行为的促进和控制有深刻的意义。

制度性失范理论涉及四种主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教育制度。这四种制度是影响犯罪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是制度性失范理论对制度考察的核心内容。环境适应是经济制度的主要责任，它的功能是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如衣食住行的需要。政治体系的功能是调动和分配力量去实现集体目标。如，维护公共安全，负责保护社会成员免受外部入侵，控制内部的犯罪和混乱，同时提供解决利益冲突的途径。家庭制度主要涉及建立和加强对性关系的限制、对儿童的抚养、和对社会成员进行主流文化价值目标的社会化。另外，现代社会家庭制度一个重要而独特功能是为其成员提供情感支持。家庭承担着缓解其他制度领域产生的紧张和压力的作用，可以说是艰苦的外界生活的避风港。和家庭一样，教育制度也承担着大部分的社会化功能，肩负着向下一代传输基本文化标准的责任。同时，在现代社会，学校还具有使青少年向成人角色转换的引领作用，特别是职业角色的转换。

每种社会制度都有其自身主要的活动内容，同时它们的功能又相互重叠相互依赖，每一种制度的功能对另一种制度的功能又有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制度间相互依赖的同时也可能会相互排斥，一种制度有效运转的需求可能会与另一种制度运转的需求产生冲突。所以，任何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形成的力量平衡模式。

2.美国社会制度间的力量平衡

制度性失范理论认为，在美国梦的影响下，美国社会制度之间的力量平衡倾斜向了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它的制度只处于附属地位。对物质回报的过分看重，导致非经济的功能得不到文化的支持，得不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重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非经济的功能和角色不受重视

美国社会不重视非经济的目标、职位和角色。教育方面，受到好的教育在历史上曾被认为是成功的标准之一，但是现在只是被看作是获得职业的手段和工具。反过来，教育的价值却被按照其能带来的经济回报进行评估。其次，对教育的低估和不重视，导致相关角色没有被授予较高的地位：好学生不是那么受他们自己和同学尊敬，和那些经商成功的人相比，好教师也只有微薄的经济收入，获得较少的公众赞许。

家庭方面主要表现在对家庭的主要功能和职责缺少重视，比如缺少对孩子的看护和养育以及为家人提供情感支持等。在美国梦的文化氛围下，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和陪伴只占很微弱的位置。好父母的标准主要看能否有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和领先的机会，即经济上成功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有的甚至一直没有离开过。据2009年的统计，有62%的六岁或者以下孩子的母亲都有全职或者兼职工作。

政治方面主要表现在：首先，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意愿和对政客的尊敬程度也显著下降，比如适龄人群的投票率显著低于其他国家，同时人们也不愿意从事政治工作去为社会服务。其次，政府的功能倾向于概念化为促进个人实现经济成功的能力。政府帮助个人追求物质的成功，而不是公共福利。最后，主要的政党都大肆赞美物质财富的获取和拥有，无论哪个政党当权，都会成为追求个人经济成功的附庸。

（2）非经济的角色服从和迁就于经济需求

经济的需求对其他制度的运行施加了较大影响。家庭方面主要表现为：首先，工作的时间表、奖惩制度影响着家庭日常生活。比如，受工作的影响，大约有2/5的美国工人的作息是不标准的，不是传统的朝九晚五。由于这样的工作作息，越来越多的父母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家庭团聚的时间显著减少。其次，还主要体现在用来维系雇员家庭生活的工作报酬上。大量的失业和低收入人群的存在，使家庭很难完整无缺。一方面，美国低收入居民的结婚率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很多地方尤其在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大城市贫困区，居民的分居率、离婚率，单亲家庭率和未婚生育率都非常高。

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首先，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去学校上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找到好工作，所以很多学生追求的是第二天就能派上用场的实用教育。而他们一旦进入劳动市场就很少会完全出于自身原因去追求更高的教育，即使回到了学校，绝大多数也是为了提高工作技术或者获得工作资格证书，进而去获得更高报酬的工作，还有一部分是为失业之后的再就业做准备。其次，还有很多学校为了适应和迁就工作时间安排将课程安排在周末或者晚上，并且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进行网上教育。最后，学校严重依赖于经济资源，私人企业越来越被看作是资金短少的公共教育系统的救星，越来越多的学校千方百计的寻求私人企业的资金支持。但是，经济对教育的支持是有附加条件的。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瑞士诺华制药有限公司签订的一个协议：诺华为伯克利一个系提供250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但作为回报，诺华获得该系1/3的专利转让权。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认为大学的研究是为公众利益而不是为企业利润服务的。

政治也同样依赖于经济的支持。如，竞选和政治党派活动都过度依赖私人捐赠。即使金钱不能保证竞选的结果，任何一个候选人都希望吸引大量私人来源的资金的支持。为此，政府积极注意培养和维持对私人投资的友好氛围，否则将会有被降级的危险，这就导致本身是要追求集体利益的政治制度成了经济的附庸。

（3）经济的标准渗透到非经济的领域

经济的标准对教育的渗透表现在：首先，学习变成个人为外在奖励而进行的竞争，教书育人变成了测试导向的行为。学校依赖外在奖励系统来促使学生完成目标，有些学校将学术表现和收入获利直接挂钩，获得高分或者完成作业时给他们金钱奖励。其次，反映在对商业广告的容忍上，商家的广告在学校随处可见，教育本身也被视为和其它消费产品无异的商品。最后，经济术语渗透到教育的语言中，把学生看作是消费者，学术计划也往往是商业计划。

政治方面主要体现在：首先，商而优则仕成为普遍现象。很多美国人倾向于选择商业领袖来担任政府领导。公众普遍认为，如果政客能像商人经商那样开展政治工作，政府会运转得更好。其次，教育也被当作商业来进行运作，选择成功的商业领袖来领导公共教育的趋势也有所加速。

家庭方面，家庭制度原本是抵御经济入侵最好的制度结构，但是即便是这里，经济标准的渗透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主要参照为家庭带来收入的多少来判断，即使对女性来说也是如此。其次，在称谓的变化上，大多数人认为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只是根据结婚合约而组成的分工不同的管理家庭事务的“合伙人”。

四、犯罪控制策略——强化社会制度、反思美国梦

制度性失范理论认为，美国社会中传统的两种犯罪控制策略都没有能够解决高犯罪率问题，两者都存在严重的逻辑限制。两者实质上都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俘虏，都毫无保留的信奉美国梦，都没有考虑到导致犯罪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主流文化自身，却都寻找到了一个外部的“敌人”来战斗。保守派找到的是代表社会危害的邪恶的人，激进派的敌人不是坏人而是导致人们难以遵守主流规范的不好的社会状况、不完美的社会结构。因此，要想持久地减少美国社会的犯罪，需要进行制度改革和文化革新，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犯罪，使社会更加稳定和成熟。

（一）传统的犯罪控制策略及其缺陷

1.保守派的犯罪控制策略及其缺陷

保守派的犯罪控制策略可以用“战争”一词来比喻。这一观点认为，罪犯已经占领了街道、街区、有些时候甚至是整个居民区，需要通过实施法律、犯罪起诉、法院判决、制裁政策等犯罪控制措施来收复失地。按照这些策略：警察会迅速地清除街道上的犯罪；检察官会严格地依法起诉且不存在辩诉交易等形式；法官和陪审团拥有较少的自由裁量权，罪犯的刑期会增加；矫正机构也会因此让罪犯在监狱待较长的时间。因为，一方面这些罪犯的刑期本身就较长，另一方面矫正机构没有自由裁量权来进行假释。这些严打政策会通过惩罚的震慑效应或者犯罪学家所说的监禁效应来减少犯罪。因为，通常认为这样可以通过增加犯罪成本劝阻潜在的罪犯进行首次犯罪，同时也可以防止罪犯重新犯罪。

对犯罪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扩大化的惩罚性社会控制，不但未能有效地降低犯罪率，反而产生了一些难以预料的负面后果。首先，直接导致了监禁人数急剧增加，进而使社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从1980到2010年，美国不同形式的矫正制裁人数增加了2.5倍。从1982年到2007年，罪犯的矫正费用增加了3倍。其次，这种扩大性的惩罚控制破坏了社会系统实现公平正义的能力。大量增加的待处理案件给司法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增加了人们对案件处理效率的关注，直接导致对被告辩护权力关注的减少。再次，这种扩大化惩罚控制会导致少数群体受到不公平的影响，如黑人青年会仅仅因为肤色就被警察跟踪。最后，男性的监禁率高于女性对社区中的男女比例产生了很大的破坏，对传统家庭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对犯罪开战难以形成一个安全的环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导致了问题的恶化，反过来强化了产生犯罪的文化和社会环境。

2.激进派的犯罪控制策略及其缺陷

激进派强调矫正政策，并试图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来增加实现成功机会。他们认为，贫穷者和弱势团体也原意去遵守法律，他们只有在通过合法渠道不能实现目标的时候才会犯罪，而为这些缺少机会的人提供合法的手段能够减少犯罪的诱惑。对于那些已经陷入刑事犯罪的人，激进派主张对他们进行改造和再教育，强调对他们进行技术训练，增加他们重新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竞争力。

激进派的策略和保守派的一样，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没有显著降低实际的犯罪水平。因为，激进阵营的方法完全忽略了美国社会的犯罪从根本上源自于美国梦自身带来的文化压力。机会的增加和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不会减少输和赢的重要性，也不会消除不择手段去获得成功的欲望。激进派的策略在缺少基本社会变革的情况下也出现了弄巧成拙的后果。首先，这些做法反过来加强了人们对美国梦自身的信奉，导致其犯因性结果一直持续。其次，社会改革所引发的社会流动性也可能会加重犯罪问题。当富裕的居民前往城市或者市郊时，带走了技术、资源和有助于维护社区稳定的传统行为榜样。他们留下的是缺少平等、不能够为守法行为提供支持、不能够对其成员施加社会控制、不能够保护其自身不受外来者干扰的社区，这会导致原来的社区更容易受犯罪的影响。随着犯罪率的上升，更多的居民会选择离开，而且往往是那些最有发展前景的最先离开。

（二）制度性失范理论的犯罪控制策略

制度性失范理论认为，持续有效的犯罪控制需要来自于内部的变革，即需要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对文化信奉的重新定位。首先需要激发家庭、学校和政治系统的活力从而增强这些制度的社会控制能力。这些制度活力的激发反过来也会缓和不择手段追求金钱成功所带来的强大压力。

1．制度改革

（1）家庭和学校的制度改革

家庭方面，通过制定一些经济领域内的政策来加强对家庭的支持。如，规定探亲假、丈夫和妻子共同分担工作、弹性工作时间表、雇主提供的儿童看护等。这些政策将会帮助父母平衡他们面对的经济需求和家庭义务间的关系。在很多家庭里，父母和小孩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很多儿童回家面对的是空空的房子，成年人就不能够对儿童进行有效的管理并施加积极的影响。如果父母能够花费更多时间陪孩子，不但能够增强家庭对孩子行为的控制，提高对儿童社会支持的有效性，而且能够使学校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会使学校为培养孩子所做的努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需要公开宣传对家庭观念的重视，为家庭提供更多的文化和社会支持，这种支持可以减少对物质的依赖以及经济因素对家庭决策的影响。美国社会中，结婚对美国人的吸引力越来越低，年轻人要孩子的愿望也更为薄弱，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担忧。因为婚姻被认为具有连通社会的桥梁作用，婚姻能同时引起夫妻和双方家庭成员以及双方朋友的联系义务，能促进影响社会和文化团结的依恋道德感的提升。就像美国学者默里（David W. Murray）说的：“个人婚姻是社会秩序的铆钉，整个社会结构通过它最终得以有序组合。”

学校方面应当进行下列改革。首先，要使增强学校功能的政策与改善家庭功能的政策设计相呼应。任何一种制度功能的实现都依赖于其它制度功能的有效运行，家庭和学校制度间衔接的缺少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其次，需要改善教育的市场化导向。对教育市场化改革的鼓吹会导致忽视教育的整体目标。学校应当致力于营造正规的学习环境这一主要目标，使学校不再是孩子们获取经济成功的手段和工具。最后，应该根据不同工作种类的需要，推行多种层次的教育，如职业教育。

（2）政治制度改革

①改革犯罪控制体系

改革犯罪控制体系方面，通过判刑制度改革来控制监禁人数的暴增，减少犯罪控制的成本。美国监禁率高的原因不是因为犯罪的增加，而是因为像强制最低刑期这些判刑政策的实施，这些政策不但增加了监禁人数而且增加了罪犯的监禁时间。可以通过以下策略来实施判刑制度改革：修改入狱和释放的政策、替代性的毒品犯罪惩罚策略、将落日条款引入强制最低刑期和精确量刑等政策、使更多的罪犯在社区中管理。其中最有希望的是容量敏感准入（capacity-sensitive admission policy）和年龄敏感释放政策（age-sensitive release policy）。

容量敏感准入政策要求法官考虑监狱容量来决定是让罪犯在监狱服刑还是在社区监管下服刑。年龄敏感释放政策是指应当根据需要将超过40岁的罪犯优先假释或在社区进行监管，除非对社区有明显的威胁或者犯了重罪。这是因为刑事犯罪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减少，罪犯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终止犯罪生涯，这种终止现象一般会在40岁初期达到顶峰。同时，随着罪犯年龄的增加会因为医疗服务等导致监禁成本提高。

另外，落日条款（sunset provision）应当被引入强制最低刑期和精确量刑条例。当犯罪率上升时这些政策有一些好处，但是犯罪率稳定和下降时其收益递减，立法者在使用这些政策时要有灵活性，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周期性的重新制定使用。

②提倡国民服务（national service）

在刑事司法体系改革之外，应该实施更为广泛的可以增强社会参与、社会支持和社会控制的措施。需要通过更广泛地政治制度内的变革来培养集体义务和个体责任，因为这对正式社会控制的有效运行十分关键。制度性失范理论认为建立国民服务团（national service corps）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具体来说，是通过为那些已经毕业或者辍学、没有找到适合职业生涯发展的工作、已经脱离父母但是尚未成家的未成年人和刚成年的年轻人提供教育机会、培训其需要的技能以及对其进行有意义的社会控制。简言之，就是在年轻人向成年人过渡的时期，为其提供一个制度锚，对其增强社会控制，促进他们向成熟阶段的转变，使那些参与过轻微越轨行为的年轻人因个人的成熟和承担成人义务而远离非法行为。

美国已经在这方面有所尝试，如克林顿建立的美国志愿服务队（AmeriCorps）。美国志愿服务队是一种通过当地和国家的非盈利组织开展的志愿社区服务组织。美国服务队为这类改革提供了一个示范，即通过让年轻人参与社区服务来增强他们对实现集体目标的成就感和责任感，这也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和特色功能。

（3）社会分层与财富分配

制度性失范理论认为，应该实施一系列更为宽泛的政策和措施确保社会福利没有和经济功能完全地联系在一起，确保非经济的角色从公共资源层面得到重要的经济支持。因为在经济制度的主导下，美国社会物质回报的分配是同经济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职业角色和资本占有。也就是说，经济产生的财富也专门根据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制定的经济标准进行分配。这样就导致弱势阶层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造成财富分配更加不均和社会更加不稳定。因此，为了支撑家庭、学校以及和经济相关的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制度，国家财富的分配应当基于非经济的标准而不是经济的标准。

总而言之，通过重建社会制度间的力量平衡模式，可以使犯罪率显著降低。这种重建需要减少家庭、学校、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分层体系对经济的附属性，因为从本质和目的上来讲，市场是为国民而不是为其它服务的。

2.文化革新

在进行制度改革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文化革新，即通过对美国梦自身的修正来缓解导致犯罪的文化压力，并维持和促进制度变革。美国梦的犯因性特征来自于其过分强调金钱成功，同时对追求这种成功的手段却不加限制。要减少这种主导文化的犯因性效果，就需要抑制物质主义带来的强大压力，同时培养人们对社会约束的接受度。

首先，要抑制物质主义的压力，需要将积累财富之外的其它类型的成功目标提升到文化层级中的突出位置。这也就是要求更深刻地认识到目前从属于经济制度的其他制度的功能及其重要性，并对其加以重视。如将子女养育、教育、学习、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成功变成物质成功的重要替代标准。另外，提升对这些非经济角色的尊重也意味着金钱不再是判断社会成就和个人价值的首要标准。一个成熟的文化应该是鼓励每个人才能全面发展的文化，物质成功应该只是其中的一个发展方面，不应当过于强调和夸大。

其次，进行文化革新还需要培养公众对社会约束的接受能力。主流的文化信仰美化个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鼓励人们在个人利益的引导下去最大化个人效能，将别人视为争取经济回报过程中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文化的革新需要将个人利益从属于更大的集体利益，如家庭、邻里和社区。只有强调个体之间相互支持和集体义务，降低对个人利益和权利的过度关注，才有可能减少犯罪。只有重新定位和修正美国梦，才能实现真正的“没有责任就没有梦想”。

五、简要评价

制度性失范理论弥补了默顿的失范理论在宏观层面上的缺陷，极大地完善和发展了失范理论。制度性失范理论详细考察了社会制度间的关系，肯定了由经济制度主导的社会制度结构对美国社会的绝对影响。这实质上是融合了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迪尔凯姆等人关于社会制度的思想，强调了社会制度对行为的规范作用以及对文化所带来的失范压力的缓和作用。这一理论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制度间的力量平衡模式既是文化影响的结果又对文化有自己的贡献和帮助。文化和社会制度结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导致了美国社会的高犯罪率。其次，制度性失范理论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学解释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国家之间的犯罪率差异。

制度性失范理论提出后，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也随之出现了很多相关的实证研究去验证这一理论。这些验证性实证研究很多是从宏观层面展开的。比如，考察了基尼系数、贫困率、GDP、失业率、竞选投票率、离婚率等与犯罪行为的关系。虽然很多研究具体的指标选择不一样，但是这些研究也都或多或少证实了制度性失范理论的理论以及实用价值。还有研究者从个体层面考察了个人对经济制度与非经济制度的信奉与暴力犯罪、盗窃和药物滥用等越轨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对非经济制度的重视能够有效的减少越轨行为的发生并削弱经济对越轨行为的促进作用。这也扩展了制度性失范理论的适用范围。

制度性失范理论特别适用于分析和解释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犯罪问题。在这些社会里常常伴随着财产犯罪、白领犯罪、腐败以及暴力犯罪等犯罪率的大幅度增加。同时，尤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犯罪率也有可能快速增长，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强化金钱回报的吸引力，会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地去实现经济上的成功。

制度性失范理论为减少犯罪提供了蓝图。如果一个国家能为国民提供足够的经济安全保障、社会福利、养老津贴、医疗保健服务，他们就较少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就不会愿意去从事犯罪行为，从而就会降低整个国家的犯罪率。这为很多国家控制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思路。

制度性失范理论无疑为我国当前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和解决办法，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我国目前正处于典型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其它方面也在随之经历着深刻地变革，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因此，如何准确把握我国社会失范现象的本质并有效地对其实施控制，也就成为现阶段我国犯罪控制和预防的重点。制度性失范理论为我国如何从文化引导和社会制度控制两个方面减少犯罪数量、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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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刑法论丛》第4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