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人民网

作者 | 盛夏

周扬

周扬与鲁迅的矛盾主要有三：一是自1934年开始，“左联”有关人士对鲁迅的批驳文章越来越多了，引起鲁迅反感；二是“左联”解散时对鲁迅意见的漠视，引起鲁迅不满；三是徐懋庸的信等影响到鲁迅对周扬的看法。

周扬1933年起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周扬是一位颇有领导才能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这种组织的行政化的有效性，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左联”甚至整个“文委”都变得清一色；一批青年知识者忠诚地围绕在他的周围，随时为他所用。胡风原来是“左联”的宣传部长，与周扬的关系不错，但是后来，周扬发现他在工作中经常闹“独立性”，周扬便让任白戈代替了胡风的位置。1935年周扬任“文委”书记，至此，大权在握，完全可以左右整个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了。

鲁迅原先是“左联”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掉了，主动退回到“无权者”的位置。作为一个作家，写作才是份内的事情。这个观念在他那里是十分明确的。加入“左联”以后，特别在柔石等被害之后，他对所谓“进步青年”已经存有戒心，不愿有新的交往。萧军、萧红等是极少数的例外。即使对于他们，也都劝告说不要陷入内部的无聊的纠纷里，坚持留在外围；所以对于试图扼杀外围作家的批评，他会特别愤怒，以为倘削弱了外围的力量，那成绩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冯雪峰和胡风在“左联”时，偶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联络，但也决非一些论客描述的那样，一副“盟主”模样，得早请示晚汇报一般的。这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悬空状态。

胡风任宣传部长时，出版过一个相当于机关报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也曾给鲁迅寄过，后来便中断了。鲁迅几次在信中提及此事，还说周扬们出过一期的，将“左联”过去的工作批评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他看，也不寄给别的一些人看。他对此的总结是：“到处是用手段”。对于“左联”，他是关心的，努力做他认为应当做的工作。然而，无论怎样拼命地干，周扬等人还是不满意，背后说他“懒”，“不做事”，“不写文章”等等，后来甚至散布一种空气，说他“破坏统一战线”，这就不能不让鲁迅感到失望，焦烦，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鲁迅对周扬的批评，始于周扬主编《文学月报》时期。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署名“芸生”的一首诗《汉奸的供状》，鲁迅认为，这种流氓式文字，确有批评的必要，于是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发表。文章说：“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可是，这意见不但不被接受，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辱骂和恐吓”。这就让鲁迅由批评乃至不满。

从不满到憎恶

鲁迅对周扬的怀疑和不满，在1934年底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他对萧军、萧红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写信给二人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稍后，致信胡风说：“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整个1935年，鲁迅在信件中不断重复出现“悲愤”、“寂寞”的语词，但是他的杂感依然锋利如昔。由此，一方面可以知道周扬势力的迅速膨胀，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鲁迅的敏感，承受的压力和隐忍的心情。

但是，到了1936年，尤其下半年以后，情况好像有了变化。以上的字眼不见了，多出了憎恶和轻蔑之意，而且出现了“反击”的字样，特别在“左联”解散前后。此时，悲愤的高潮过去了，精神的负担随着“左联”的解散而消失，他无须再为一个反政府的集团的存在而有所顾虑，也无须为个人的反抗行为担受道义的谴责。内部又变做了外部，内外的限界消除了，“战友”已不复存在。他的反击是公开的，鲜明有力的，充满了奴隶的义愤；虽然留有余地，却也是不留情面的清算。

特别是后来解散“左联”则使鲁迅很是恼火。鲁迅认为即使“解散”也要发表宣言声明不是“溃散”。但“左联”漠视了鲁迅的意见，使周扬与鲁迅的对立雪上加霜。

 “左联”原来是一个文学社团，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部有着严整的权力结构，充分体现着权力运作的规律。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左联”无疑是异端的存在，但是在“左联”内部，同样不容异类的存在。在鲁迅的描述中，“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是一个热衷于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人物。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设法建立个人权威。鲁迅说他“以指导家自居”，而鲁迅本人明显是厌恶“指导”的，讽刺创造派人物“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

周扬是批评家，喜欢议论，在鲁迅看来，“但大抵是唱高调”。鲁迅认为，“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由于致力于权力的营造，所以会有“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与不亮”这样近于“打岔”的行为。鲁迅指出，像这样的人是志在统一文坛，做“文坛皇帝”的。在“左联”内部，作为领导，自己不做事，却专责以别人不做事，役使别人，监督别人的行为；对于不听指挥者，则动辄加以罪名，以至以“实际解决”相威胁。专断、横暴，完全是一种奴役的形式。

仅在1935年一年间，鲁迅在书信中便不断出现“鞭子”的意象，称周扬一伙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称为“苦工”和“奴隶”。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型的阶级关系，但一样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周扬显然是高踞众人之上的压迫者——鲁迅称作“横暴者”，特殊的集团和个人。

权力可以超越党派的具体原则而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特性，对此，鲁迅显然在精神上准备不足。革命成功以后，倘使实行阶级的专政，到底是怎样一种的情形？他虽然以个人的推断说过几次，还举过苏俄知识分子的例子；但是，政治实践毕竟要比推断切实得多。所以，周扬日渐强大的势力，和制造出来的政治生活，不能不给他感受特别的困扰，憎恶和苦痛。

鲁迅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他说：“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在鲁迅看来，“左联”仿佛成了周扬的私产，要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它的解散，更清楚地表明了在“左联”内部，每个成员是毫无个人意志可言的。

历史地看，在解散“左联”时，根本漠视鲁迅在“左联”的领袖地位，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先后由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任党团书记，鲁迅对“左联”曾表示过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对周扬表示严重不满。1935年底“左联”自行解散，鲁迅称之为“溃散”。

　　徐懋庸为何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

在鲁迅与周扬之间，徐懋庸是不能不提到的。

细读鲁迅先生《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著名的杂文，周扬、徐懋庸被鲁迅“骂”进人们的记忆。

徐懋庸到底是何许人也？在当年的文化论战中，他是这次事件的起因者，确有必要交代清楚，翻开《鲁迅全集》第6卷，看到有关徐懋庸注释的辞条，仅只寥寥数语：“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联’成员。曾编辑《新语林》《芒种》。著杂文《打杂集》，一九三六年生活书店出版。”

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他在当年的那一场论争中何以激怒鲁迅？何以与鲁迅反目？何以被鲁迅在文章中怒斥为：“是敌人所派遣。”究其缘由，必定渊深。

为弄清此事，遂查阅凡是能找得到的关于徐懋庸的文字以及历史文献，对徐懋庸其人其文其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1932年在上海同鲁迅相识，受鲁迅影响，模仿鲁迅的笔法写杂文，其风格，笔法与鲁迅有些相似。当时文坛以为“徐懋庸”是鲁迅的又一个新笔名。此外，直接受到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译文。采用鲁迅的直译法，从法文翻译了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以后，寄给鲁迅。徐懋庸经常写信向鲁迅请教，先生当即作复，鲁迅关心他，爱护他，使他对鲁迅先生由衷的敬爱和尊重。

1935年徐懋庸任“左联”常委和秘书长，负责与鲁迅联系。他的《打杂集》出版，鲁迅作了序言。鲁迅的序言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励，鲁迅赞扬他：“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审视历史，客观地说，30年代他跟鲁迅站在一条战线上，作为鲁迅学生又一直受到鲁迅器重，信任和爱护的他何以会与先生反目呢？

1936年，在“左联”解散后，发生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现在看来，前者是国家的，后者是民族的。前者的核心在政府，是一元的。后者的主体是大众，是多元的。内容和着重点都有很大的不同。

在当时，双方意见不一致，矛盾日益尖锐，对此，徐懋庸于1936年8月1日，致信鲁迅，陈述了自己的看法。鲁迅看徐懋庸的信后十分生气，非常气愤。用鲁迅的话说，徐是“雄赳赳的打上门”来了，信里一副教训的口气，鲁迅怒不可遏，著文与徐的信原文一并发表，这就是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徐作了严厉批评。这也正是徐懋庸“与鲁迅反目”，“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的由来。

对于这一历史史实，时隔数十年，徐懋庸在《徐懋庸回忆录》这样写道：“我自然非常沉痛，但对他(鲁迅)的革命性，他的文章，他的道德丝毫也没有怀疑，也无怨怼之心。”

毛泽东的看法

在延安的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徐懋庸到达延安不久，毛泽东约见徐懋庸并同他谈了关于“左联”解散及“两个口号”的论争等问题，毛泽东对此作了具体指示和明确结论。毛泽东说：“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我们基本上有所了解，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这都是由于在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真理愈争愈明。大家认识一致，事情就好办了。”

接着，毛泽东对徐懋庸说：“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毛泽东话锋一转，紧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会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理办理，前途是光明的。”

由于毛泽东亲自找徐懋庸谈话，并作出结论，徐懋庸才没有因为鲁迅的文章中怀疑他“是敌人所派遣”这一句话而被认作是“反革命”。显然毛泽东说的“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即所指此言。

周扬对徐懋庸写信给鲁迅这件事，徐懋庸后来在《徐懋庸回忆录》中所记甚详，称周扬多次指派他与鲁迅交涉，事后不但不负责任，予以否定反而严厉批评他，置他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关于鲁迅与周扬的矛盾，1957年毛泽东谈到鲁迅时说：鲁迅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这里，话虽然只有几句，却涉及鲁迅生平的两件大事。一件是成仿吾他们对鲁迅不好，是说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毛在这里点了成仿吾的名，此外，当时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中发表攻击鲁迅的文章，题目就叫《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毛泽东说的这话，表示他不赞成郭沫若、成仿吾当年对鲁迅的态度，在那一场论战中，他是支持鲁迅的。

毛说的第二件事，“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说的是“左联”的党员领导人周扬他们同鲁迅的关系，这关系，用鲁迅自己的说法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也可以看出鲁迅对“整他”的那些“上海的共产党员”的反感有多深。毛泽东的这些话，表明他同情和支持是在鲁迅这一方，而对“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对鲁迅的态度是持否定态度的。

接着毛泽东又说：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文革”中周扬被囚禁九年，罪名之一就是“反对鲁迅”，这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毛泽东说：“假如鲁迅活着，也不会赞成把周扬长期关押起来。”

1957年和1975年，毛泽东两次谈到“假如鲁迅还活着”，在毛泽东那里鲁迅与周扬是对立的，按照这个思路，鲁迅假如活着，鲁迅的命运且不说，那么周扬的命运呢？历史是不容假设的，究竟结果怎样？不得而知。（本文摘自《毛泽东与周扬》，盛夏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