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逝世45年】自杀 是宿命还是反抗?/

【川端康成逝世45年】自杀 是宿命还是反抗?/

名人志Celebrity 日韩男星 2017-11-23 09:27:47 655


【川端康成逝世45年】自杀 是宿命还是反抗?

“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杨建伟 2017/04/16 10:39浏览 21.6W来源:界面新闻字体: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1899年6月14日-1972年4月16日

1972年的今天,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神奈川县逗子市的玛丽娜公寓含煤气管自杀身亡,未留下任何遗言。这似乎映照了他此前在《临终之眼》一文中写下的话——“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同年1月,川端康成在玛丽娜公寓购置了一所房间作为自己的工作室,在此进行创作。3个月后在他自杀当天的下午,很少独自外出的川端康成却一反常态跟家人说“我散步去”,便只身离开,直到晚上9时许也未曾归来。家人差遣助手岛守敏惠去寻找他的踪迹,却没料到带回来的却只有噩耗——川端康成自杀了。在盥洗室里,他躺在棉被上,口含着煤气管,枕边还放有打开着的威士忌酒和酒杯。据推断,川端康成的死亡时间是下午6时左右。

一时间,川端康成自杀的消息传遍日本。对于他的离世,人们纷纷在惊讶之外表示惋惜,霎时间舆论哗然,文坛也受到很大振动。另外,由于川端康成并未留下只字片语的遗言,这使得人们不禁纷纷猜测:这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功成名就的作家为何自杀?

是逃避还是迫不得已?

对于川端康成选择自杀来结束生命的做法,学界各持己见。作家、评论家加藤周一曾在《永别了,川端康成》一文中怀念川端康成,称其为“伟大的小诗人”,但却对他的自杀持较为复杂的态度。在加藤周一看来,川端康成不触及世界、国家大事,也不问大自然与社会的“构造”,而是“经常从以历史为主体的事情中逃避,一味想把世界局限在眼前的这块地方”。这也许是种委婉的批评。

在中国,不少人对川端康成的死也发表的自己的看法。川端康成的译者叶渭渠曾在《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中表示,川端康成的自杀是迫不得已的。在他看来,那时的川端康成已经“没有能力去感受一切了,也没有能力生活下去了”,便只好以自杀的方式去摆脱生活、创作上的困境,保持已有的荣誉。叶渭渠还特意提到了前美国驻日大使,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对于日本人自杀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崇尚修身律己的一种表现,即使在今天,自杀仍然被看作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甚至是高尚的办法。”



《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叶渭渠著



作家毛丹青也对川端康成的自杀表示理解。在他眼里,文学是一次行为艺术,就像三岛由纪夫用一把最锋利的刀把自己插入文学史一样,让人惊奇让读者感叹。而川端康成正是用自杀完成了自己最后的艺术。“在世界上,看看那些自杀的作家们,其中最美丽的逝者应该算川端康成,因为大海、樱花、月夜与人,这些日常的元素恰恰是通往他文学的重要路径!”

文学编辑洪烛在《川端康成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为何还自杀》一文中,称“诗人或艺术家的自杀,是死亡圈套中最富有悲剧性的。”在他看来,川端康成的自杀是对自己的背叛,是“以死背叛了生”。这是因为在《临终之眼》中,川端康成曾明确表达自己对自杀的厌恶,而他最终却以自杀来结束生命,《临终之眼》便成了他提前拟好的悼词。

不同于洪烛那鲜明的态度,作家何大草并未对川端康成的做法表示赞同或否定。在《川端康成:他反对自杀最后还是自杀了》一文中,何大草写道:“自然的美和难解的谜团,映现在他(指川端康成)临终的眼中。”在他心中,川端康成“精致、颓废,有点像周作人、竹久梦二,在象牙塔中雕刻宇宙之大”,这也是他喜欢川端康成及其作品的原因。

是宿命还是反抗?

关于川端康成自杀的原因,外界向来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受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事件打击,一时难以接受;也有人说,他是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文学创作上倍感压力,却文思枯竭,为了保持昔日荣耀和地位便选择自尽;甚至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他的自杀,与他支持的警察秦野章在东京都知事竞选上的落败有关。

叶渭渠在《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一文中,首先从生死观的角度分析了川端康成自杀的原因。他指出,川端康成虽然在《临终之眼》中表明自己反对自杀那“为死而死”的做法,他本人却一直把“死亡”当做是一种“灭亡的美”,并十分欣赏因自杀而死的画家古贺春江的一句口头禅“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的。”他也曾时常嘱咐自己的妻子不要让他人看到自己病危的样子,只因为“不想让人像看热闹地看着自己死去”。在叶渭渠看来,这恰巧是川端康成坚持“不灭的美”的做法:愿意保持澄澈的心境,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在川端康成的意识里,这种做法是“一种对死的有意识的反抗”,一种自我解脱。这便不难解释他为何选择独自一人在公寓中去世,而不是在众人的注视下死去。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选择自杀的做法,兴许也与他那因儿时的不幸经历造成的忧郁、多愁的性格,还有晚年孤独、病患缠身带来的折磨有关。这也是包括叶渭渠等学者对于川端康成自杀的原因的猜测之一。

川端康成两岁时,父亲因肺结核病去世,他随母迁居大阪府西成郡丰里村。第二年,他的母亲也因感染结核病而离世。七年后,川端康成没料到姐姐芳子又因患热病,并发心脏麻痹而死。这时,他身边剩下的,只有年迈的祖父。不幸的是,1914年5月,祖父也离开了他。在日后的《拾骨》、《参加葬礼的名人》、《向阳》等文章中,川端康成记录下了祖父病逝前后的日子,读来令人倍感凄凉。晚年的川端康成因结石而住进医院,在与他的弟子,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通信时,他写道:“今天又是9时半起床,这就是我的清晨。这种痴呆状态时日已久,还能写些什么呢?我没有把握......”书信中透露出川端康成对生活、创作的失望和丧气。

洪烛也在《川端康成:他反对自杀最后还是自杀了》文中,通过三岛由纪夫的讲述提及了川端康成晚年时的孤独状态。“大年初二,川端家有迎接宾客的习惯......只见大家谈笑风生,惟有川端氏离群,独自坐在火盆旁,一边伸手在火盆上烤火,一边默默地望着火盆。那时尚健在的久米正雄氏冲着川端氏突然扬声说:川端君好孤独呀,你太孤独啦!”在沉默的面庞下,川端康成孤独的心境展露无疑。

在川端康成离世的两年前,三岛由纪夫曾以切腹辞世。川端康成曾在三岛由纪夫的自杀现场看到过他死后的惨状,这对他的精神冲击是巨大的。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是师徒关系,在前者看来,后者还是自己文学的接班人、晚辈中独一无二的挚友。这也使得三岛由纪夫的死给他带来了难以抑制的苦闷、痛苦和失落。《朝日新闻》曾有一篇分析川端康成的死的社论,其中便提到了三岛由纪夫的死——“可以认为三岛由纪夫的死的冲击,在川端心坎里罩上了一层多么浓厚的阴影。”许多学者对这一分析也持相同态度。前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康吉曾说:“三岛由纪夫的死,给川端很大的冲击。因为川端认为三岛是自己文学上最理想的接班人,没有别人能够替代他了。所以,三岛的死,给川端带来的空虚是相当深的。”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逝世后的第二年,警察秦野章在东京都知事竞选上落败,这是川端康成不愿看到的局面。起初,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他拒绝了支持秦野章的建议,但在首相佐藤荣作等人的劝说下,川端康成在选举前的一个月表示支持秦野章,并不计报酬地为他拉票、演讲。这引起了文艺界的震惊,特别是当他的努力以惨败告终时,诸多学者认为此事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前日本文艺协会理事长丹羽文雄曾说:“三岛和秦野这两件事,使得川端深深地陷入了苦闷之中。”作家村松冈也认同这一看法,表示:“三岛事件和秦野章落选以后,川端感情起伏变化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给他笼上了死影。”

川端为何自杀?还有一个流行的看法来自于他的创作。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三年多,向来多产的川端康成却只完成了《长发》等三篇短篇小说和一些随笔。逝世前,他在《新潮》杂志上连载的长篇小说《蒲公英》也未完结,成为了绝笔。他也曾计划将《源氏物语》翻译成现代日语,但也未能完稿。这让许多人猜测川端康成的自杀与他那日渐枯竭的文学创作有关。例如,在山本健吉看来,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内心难免感到空虚,就像“挖上了一个大空洞”,这让他的写作无以为继。“可以认为,近几年来川端几乎没有执笔创作,是由于他的生命力和生活意志衰退的结果。”

(本文写作部分参考了叶渭渠《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一书)



川端康成:恋爱是场万分寂寥的毁灭


脆弱的器皿

文/川端康成

镇上的十字路口开设了一家古董店,店铺和马路的接合处,立着一尊瓷观音像。约莫像十二岁的少女一般高。电车驶过时,观音的冰冷的身躯,伴同商店的玻璃门一起微微颤动。每次从像旁走过,我总是觉得一阵轻微的神经痛,担心这尊观音像会不会倒在马路上……于是,我做了一个梦。

观音的身躯笔直地向我倒将过来。

她冷不防地伸出那双修长、丰盈而白皙的垂下的胳膊,搂住了我的脖颈。这两只无生命的胳膊变成有生命的部分,实在令人敬畏;加上接触到冰冷的瓷像的肌肤,我连忙躲闪开了。

观音像倒在地上,粉碎了,却听不见响声。

于是,她把碎片捡了起来。

她缩成一团地蹲在那里,忙不迭地收拾散落一地的光闪闪的陶瓷碎片。

她的倩影的出现,使我震惊不已。我抱着近乎辩解的心情刚要开口说话,就猛然惊醒过来了。

这一切都好像是在观音像倒下的一瞬间发生的。

我试图给这个梦增添一点什么意义。

待她们(指妻子——引者注)有如较为脆弱的器皿。

那阵子《圣经》上的这句话,经常在我的脑海里萦回。“脆弱的器皿”常常使我联想起陶瓷器皿来,进而联想起她。

我是这样想的:年轻女子的确容易毁坏。有一种观点是,恋爱本身也意味着毁坏年轻女子。

在我的梦中,她不是正在忙不迭地收拾她自己毁坏了的碎片吗?


走向火海

文/川端康成

远方,湖水闪烁着微光。是一片恍如月夜所见的旧庭院浊泉的颜色。

湖水对岸的林子在静静地燃烧着。火势眼看着蔓延开去。像是闹山火。

在岸上奔驰的活像玩具似的消防车。鲜明地倒映在水面上。

黑压压的人群从高坡爬上来,望不见尽头。

我察觉到四周的气氛是明朗的,宁静得像干涸了似的。

高坡下的闹市一带,是一片火海。

——她轻快地拨开拥挤的人群,独自走下高坡。从坡上往下走的,惟有她一人。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无声的世界。

看到径直走向火海的她,我感到无法忍受了。

这时,我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灵同她进行实实在在的交谈了。

“为什么惟有你一人走下高坡?是想烧死吗?”

“我不想死。不过,你家在西边,所以我要向东走。”

成了一个黑点的她的姿影,跳进了一片火海的我的视野里,我感到犹如针扎眼睛般的疼痛。我从梦中惊醒了。眼角上流淌着泪水。

我早已知道她会说,她不愿意向我家的方向走。她爱怎么想都可以。可是在我方面,在理性的鞭笞下,对于她对我的感情已彻底冷却,我表面上已经死心,实际上还是一厢情愿地单相思:在她的感情的某个角落里,还有垂青于我的一滴。当然,这与现实的她毫无关系。我也曾无情地嘲笑过自己,然而暗中却依然希望自己这样存在下去。

既然做着这样的梦,难道我自己心灵上的每个角落都确信她对我的好意已经荡然无存了吗?

梦是我的感情。梦中她的感情,是我虚构的。那是我的感情。再说梦中的感情是不会逞强或虚饰的啊!

想起这些,我万分寂寥。

(以上两文摘于《川端康成文集·掌小说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



川端康成初恋失败的深层秘密

腾讯《大家》张石




[摘要]在他还没品尝过爱为何物之时,爱就绕过他,遽然远去了;在他还没真正地走人实在生活之前,生活就睥睨着他,把他抛弃了。

作者:张石(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著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等。)

川端康成是日本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是亚洲第二位得到这个殊荣的作家,他之所以能摘取世界文学的最高桂冠,是因为他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小说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神髓”,同时也因为他“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桥梁上做出了贡献”(见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而在川端康成的创作生涯中,有一个“事件”,对他的人生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忧愁,这种忧愁像一种永不结痂的伤痛,痛得透彻,痛得悠久,贯穿在他的许多作品之中,而这个事件就是他和少女伊藤初代(1)的初恋的失败。

川端夫人曾经说过,这个事件被翻来覆去地使用,以这个小小的恋爱事件为题材的作品较多。如小说有《篝火》(1924年)、《非常》(1925年)、《南方的火》(1923-1926年)等十数篇小说,川端自己也说这些的作品是“我以自己的体验为题材写的小说”。

一、川端康成的初恋

川端的初恋发生在他高中高年级到上大学这个时期,也就是1919到1921年这个阶段,地点是东京本乡真砂町的咖啡店“露兜树”。1911年,模仿巴黎的咖啡店(café),日本的第一家咖啡店café·printemps在银座开业,当时咖啡店是一种很时髦的流行,文人、雅士及艺术家们常聚集在咖啡店里谈古论今,那里也经常挤满了崇尚新文化、新时尚的大学生和高中生,而川端康成和其他后来成为文学或美术巨匠的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东乡青儿等都是“露兜树”的常客。这家咖啡店不讲究豪华和时髦,而是富有家庭式的平易近人的气息,一名被称为“平出修的弟媳”的30出头的寡妇在当这里的店长,服务员中有一名叫“千代”(即伊藤初代)的十三四岁的少女,店长对她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疼爱。

第一高中时代的川端康成。

当时川端康成与在一起住在第一高中宿舍里的文科生同学铃木彦次郎、石浜金作、三明永无等常到这里来,而与千代热热闹闹谈笑的总是三明永无和石浜,川端话很少,只在一旁静静地喝着咖啡听他们谈笑。

千代虽然年龄很小,但是已经尝尽人间的艰辛。她9岁丧母,被寄养在婶娘的家里,小小年纪就要帮助婶娘家里干家务活,还要看孩子,据说当时她是背着孩子上小学的,为此她还受到了学校的表彰。几经颠沛后,千代到了东京,被咖啡店“露兜树”的女店主收留。她性格开朗、活泼,但是也时而流露出孤独和寂寞的表情。川端说她看起来“明朗而有些浮躁”,同时“没有一丁点体臭”,“病态般地苍白”,是一个“好像将快活沉没到低层,一直凝视着自己深层孤独的姑娘”。从小父母双亡,将自己称为“天涯孤儿”的川端康成,深为这位美丽而和自己身世相近的少女吸引,对她的爱恋日益加深。可是,1920年9月,咖啡店的女店主有了新的意中人,这位意中人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到当时日本殖民地--台湾银行工作,女店主也关了“露兜树”和夫君一起去了台湾。临走时,她把初代送到自己姐姐那里去寄养,而姐姐嫁给了岐阜县加纳的西方寺的住持。就在这一年,川端康成高中毕业,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当时他无法知道初代去了哪里。

初代16岁订婚时摄于岐阜。

而好友三明永无经过多方打探,得知千代在岐阜县的寺庙里做了人家养女。在三明的策划下,在1921年9月,他们去了岐阜。川端康成在相隔一年后与初代再会。川端请朋友陪伴访问了她养父母的家。1921年9月8,他们把千代约到长良川岸边的旅店,川端提出要和她结婚,她同意了,两个人还拍了纪念照。她当时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您能要我,我是幸福的。”从她那里获得了结婚承诺的川端,与朋友一行三人一起访问岩手县的岩谷堂小学,当时千代的亲生父亲在江刺郡岩谷町的小学里当事务员,他们给他看了川端和初代在岐阜所照的相片,并说出了川端想与初代结婚的愿望,得到了初代父亲的许诺,但是在订婚之后不到一个月,为迎接新生活忙着准备房间等的川端,从她那里接到了她不能和川端结婚的绝交信。

就这样,川端康成从“每天早晨醒来,纷纷的喜泪都要打湿枕头”的爱的顶峰,又一次跌进了孤寂的深谷。在青春漫长的趑趄中刚刚萌发的一点点人生的自信连同浓缩全部生命创造的童年的梦,遂化作了永恒的苍白和空寂飘荡在他的心中。在他还没品尝过爱为何物之时,爱就绕过他,遽然远去了;在他还没真正地走人实在生活之前,生活就睥睨着他,把他抛弃了。

二、和尚性侵是川端初恋失败的根本原因?

2014年,川端康成和这位初恋情人往来的11封书信被发现、公开,其中有一封是川端康成未发出的信,其他10封初代给他的信。这封未投寄的信函全文约700字,没有署名日期,也没有信封,因此写信日期不详,但从内容推断,应该是写于1921年10月下旬以后。

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在1921年9月上旬一直到11月27日之间的恋爱过程和感情的巨大起伏与变化,这些起伏和变化大致可分如下几个阶段:

<1.川端康成到岐阜以后的热恋过程。>

最新发现的伊藤初代给川端康成的第一封信,邮戳盖的是“大正10年(1921)9月19日”。川端康成请朋友陪伴他访问了初代养父母的家,把她约到长良川岸边的旅店,川端提出要和她结婚,三个人一起拍了纪念照,这以后川端康成回到了东京,给伊藤初代写了信,而这封信是初代写给他的回信。

初代的第二封写于10月1日,她知道了川端康成10月8日、9日要到名古屋去,因此希望他能顺便到岐阜看她。

(从左到右)川端、初代及三明永无在岐阜合影。

<2.初代的养父母干涉他们的恋爱。>

川端康成在10月上旬真的又到了岐阜,而在10月13日初代写给川端的信中,透露了养父母对他们恋爱的干涉,在14日晚上所写的信,进一步披露了他们的恋爱受到养父母干涉的事实,信中还提到西方寺的住持、初代的养父青木觉音给川端康成的明信片,其明信片的内容为日文草书,识读十分困难,大致意思可能是说不要老写信来,要娶初代需要明媒正娶,通过相对象等正式方式进行。

<3.川端康成在实现他和初代的爱情时行动的延宕。>

在10月18日的信中,初代告诉川端康成,她仍然“每天以泪洗面”。并告诉离开西方寺的日程大大提前,决心11月1日离开西方寺,并说要和附近住着的一位比她年长的不幸的女性一起到东京去,因此希望川端康成借给她20元钱,只要有了这20元,“就可以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但是川端康成拒绝了借钱给她,这个情节也写进了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南方的火》中,这是川端康成在这段爱情中最关键的“败笔”。

<4.爱的顶峰。>

虽然初代的养父母极力反对他们的爱情,但是这种障碍成了一种反激励,使初代的爱情火焰更加燃烧。她在10月23日给川端康成的信中写道:

你能爱我这样的人,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幸福,至今为止我也接到过许多人的信,那上面写着爱呀恋呀这些停留在口头上的话,怎样给这样的人回信呢?我不知所措,但我把我托付给了你的心,虽然我是这样的人,但请永远爱如此的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信中写“爱”,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爱。

伊藤初代

<5.音信断绝>

初代的这封信,把川端康成的感情推上了高峰,为了结婚,川端还去找文学前辈菊池宽,想让他为自己写封搞翻译工作的介绍信,以便养家糊口。菊池宽只打听了姑娘的年龄和住所,不加任何评价,也不刨根问底,对川端说:“我最近准备出国—年,我妻子说我出国后,她想回老家去,这期间,我将这房子借给你,你可以和那位女子在这里同居。我已预付了一年的房租,另外每月还给你50元。本来一次给也可以,不过还是由妻子按月寄给你好。从菊池宽那里回来,川端康成高兴得几乎脚不着地地飞跑起来,他觉得的梦幻已经差不多要全部实现了。为了迎接初代的到来,他还买来五个冬天用的坐垫,准备第二天就搬家。

在接到初代10月23日的信后,他在10月27日给初代写了回信,但是一直没有接到回信,因此他又给初代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一直没有寄出,这就是那封到2014年才被公布于世的信。

在新发现的初代的十封信里,有几封在川端的小说中被稍做文字的修改出现过,但是这封他自己写的未发出的信,在他的作品中一直没有出现过。

<6.“非常”发生>

11月8日,当川端康成回到住宿的地方,他看到了初代由岐阜发来的信,邮局的邮戳是1921年11月7日。

信是这样写的:

想念的康成先生:

谢谢您的来信,没能给您回信实在是对不起,我知道你那里一切正常。我现在有事通知你!!!我们虽然已经定下了难以改变的婚约,但我这里发生了非常的事情,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个事情告诉您。现在我这样说,您一定感到不可思议吧?您一定会说,把这个非常的事件告诉我吧!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死掉了,也远比把这件事告诉您幸福。我请求您就当我这样的人已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吧!在你给我写回信的时候,我已不在岐阜了。您就想我正在一个未知的地方生活吧!我一生也不能忘记和您的○!请您原谅我。今天我给您的是最后的信,您就是往这个西方寺里发信,我也不在这里了。再见,请我向您道别。

初代告知川端发生了非常事情的书简。

初代告知川端发生了非常事情的书简的信封。

川端康成在接到这封信的夜里就乘夜行列车直奔岐阜,初代当时还在那里,但是和一个月见到的初代判若两人,他在《非常》中写道:

道子(初代)现在这个样子,绝不是痛苦了一天半天的结果,最近道子给我写了10封信,她在信上说:这一个月里,每天都在和父母吵架,每天都在哭泣,对我来说,这都是空想的感伤,但是对于道子来说,却是现实的痛苦。现在我正以空想面对现实,这就是我的婚约的客观现实。究竟发生了什么“非常”我无法知道,可是,在与我的婚约和环境之间,她的心似乎被拉碎了。她是难以忍受这样的重荷,才给我写了那绝交的信吗?(2)

正像《南方的火》中用作品中的人物的名称所记载的那样,第二天,水泽(三明永无)也赶到岐阜来声援川端,他带着川端写的表达他对初代的爱的长达20页的信及初代赴京的路费,来到西方寺做说服动员工作,在他的说服下,初代有所回心转意,并决定在来年正月的忙乱的时候从庙里逃出去到川端那里去。

这样,在11月12日给川端的信中,她向川端道歉,并感谢川端给她路费,说她已决定去东京。

但是,在11月25日,初代又给川端写了如下的彻底绝交的信:

康成先生:

感谢您的来信,我读了您的信,不能再相信您的心。您并不爱我,只想用金钱的力量来支配我。看了您的信,使我无法再相信您,而且我恨您。我没有想要美丽的和服。(略)请您忘掉我吧。您的真实想法是,只要我去了东京,以后我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您都不在乎。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要忘记您,您要恨我那就恨吧,请便。(略)我永远恨您的心。

有关初代和川端绝交的原因,关于初代所说的“非常”究竟是什么?研究界有种种说法,最多的说法是作者在《南方的火》中所表现的那样,也就是发生了“处女疑惑”。川端康成的女婿、养子川端香男里先生在“川端康成与永远的少女”这篇文章中指出:

关于这个“非常”的实体,在收录川端康成的后记文的集子《独影自命》中有所记载,敏锐的研究者们已经指出过。在记有大正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日记这里,写着石浜金作听来的消息---“道子(注:指千代)在岐阜○○遭性侵,自暴自弃,离家出走。”这两个“○”是川端自己在利用自己的日记时故意用的伏字,而在35卷本《川端康成全集》补卷一中,去掉了伏字,清楚地写道:“千代在西方寺遭僧人性侵。”这是因为初代自己把这一事实向近亲说了,因此就这样记录在这里。(3)

三、川端恋爱失败的更深层原因

笔者认为,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不是线型的因果关系,性侵也可能是川端恋爱失败的一个原因,但是这里也可能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日本的丙午迷信。

川端康成有关这段恋爱经历的小说《南方的火》,有如下的段落:

《本朝俚谚》中说:“丙为阳火,午为南方之火”,时雄(川端本人)非常喜欢这句话。人们说火和火重叠会过于激烈,而弓子(初代)就是一个“火姑娘”。“丙午二八少女”--这带着日本古老传说色彩的话,使他所梦见的弓子像美丽的彩虹一样。不仅如此,弓子的命运之星是“四绿”,“四绿”是风流之星,一想到“四绿丙午”,他幼稚的情感就会被煽动得非常炽烈。

--美丽、要强、顽固、喜欢打架、聪明、水性杨花、见异思迁、敏感、锐利、活泼、自由、新鲜,这种性格的姑娘和弓子一样,多生于丙午年,真是不可思议,但时雄确信这是事实。现在时过境迁已经六七年了,时雄还是确信这一点。而且丙午年生的女孩自杀的多,这个问题甚至成了新闻杂志的一个焦点,由此有许多人和他一样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可是,以前他并不觉得这件事是迷信或不可思议,而是有切实的根据,丙午的姑娘,是战争的姑娘,他们是在明治39年生的,所以是日俄战争的姑娘。大多数39年生的姑娘,从38年到39年在母亲的胎内,举国上下的战争和胜利的激烈情感,是他们的胎教。同时,凯旋兵的孩子,多在39年出生,兵士们在满洲和西伯利亚的原野,成了不知明天是死是活的杀人狂,拼死战斗。这些凯旋兵和在国内等得不耐烦的女子疯狂地欢悦结合而怀上的孩子,是丙午姑娘,想到这一点,心里就会被一种说不出来的凄惨所笼罩,她们去杀男人,是理所当然的事。

而弓子也似乎深信因为自己是丙午年生人,所以一生不会有好命运。9月见到她的时候,她像是很绝望地说:

“即使到了东京,我也只能干些风俗色情之类的工作,我是丙午生人嘛!”

接着她又说道:

“‘午’一直在作祟嘛。”她说这话时,那声音里又分明跃动着喜悦,这是和时雄订了婚,而从一直纠缠她的坏命运中跃起的欢喜之声,她在回首不幸的过去,也试图看到自己崭新的光明。(2)

《本朝俚谚》是一部收集了许多汉典和俚谚的辞书类著作,在日本江户时代正德5年(1715)出版,全书9卷,分为5册,作者名为井泽长秀(蟠龙),至今只有错误百出的古本,没有活字本。

《南方的火》中的弓子生于明治39年(1906),也就是丙午年生的女性,从命相来说,午位于南方,丙偏向南方,而且丙午都配属于火,这就是小说的题目的由来。

由于丙午是火上加火,日本德川时代前半期,一般民众相信,每逢丙午年,必有大火灾。但据历史记载,在德川幕府执政的264年间,经逢5次丙午,只有弘化3年(1846)的丙午年江户有过较大火灾,因此丙午年有大火灾之说在当时被人怀疑,而到享保年间(1716-1735),丙午迷信变成了“丙午年生的女子会吃掉丈夫”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是在江户开府后的第3次丙午,也就是1726年(享保11年)的时候,开始逐渐形成的,而在后来的1786(天明6年)、1846(弘化3年)、1906(明治39年),排斥丙午年所生女子的风潮持续了下来,从最能反映世态炎凉的一种打油诗--川柳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如:

“丙午一生在黑暗中渡过。”

“丙午听不见种马的声音。”(“种马”,意为“丈夫”,意思是说他们被丙午女吃掉了)

“丙午女的嫁装从远方送来。”(意为近邻都知道。)

“丙午女是远藤氏的女儿。”(“远藤”在日语里和“缘分远”发音相近)(5)

日野九思在《迷信的解析》一文中指出:

丙午年弘化三年(1846)后的下一个丙午年,是明治39年(1906年)。明治33年(1900),日本全体国民热望的条约改正得以实现(指与欧美各国签订的领事审判权的撤销和一部分关税自主权的恢复),而在明治37、38年的战役中,轻松战胜强大的国家俄国,取得未曾有过的大捷,一跃加入世界一等国的行列,国民教育也渐渐普及,加之国民的自尊心不断提高,因此即使到了丙午年,将丙午年出生的幼儿弄死等反人道的罪恶也较少。乙巳明治38年(1905年),全体国民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日俄战争上,几乎没有时间去宣传丙午迷信,堕胎、流产等残害胎儿的现象也几乎没有。可是,到了明治39年出生的丙午女长到了婚龄时期的关东大地震前后,渐渐丙午迷信开始抬头,丙午女容易遭到疏远,很多人遭到无法结婚及被解除婚约的厄运,失恋和厌世自杀的惨事在报纸的第三版屡见不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就是有些幸运一点,结了婚的人,也都是嫁到比自己家庭地位低很多的人家。(6)

日野九思所述,正是的川端康成初恋失败的一个历史背景,从当时的报纸来看,在明治39年(1906),将丙午年出生的幼儿弄死的报道确实较少,但是也不是没有,如《东京朝日新闻》明治39年11月6日报道:

杀死婴儿(水户)

鹿岛郡(茨城县)大谷村国井定吉之妻遥提(音译,42岁)在上月20日,因丙午迷信将分娩之女婴压死。三日被发觉后将其绑缚送官。

而到了丙午年所生女孩长到19岁的大正13年(1924),丙午女自杀的报道骤增,据笔者统计,从大正13年到昭和3年(1928),也就是丙午女到达从19岁(虚岁)至23岁(虚岁)的婚龄时期,仅《东京朝日新闻》所报道的丙午女自杀事件就达14件之多,仅大正13年3月就有4件。

我们从最新发现的伊藤初代的10封信中,最强烈地感觉到的就是她情绪变化的大起大落,这与其说是她性格的原因,不如说整个社会环境在她内心的反映,她会担心自己作为一个丙午女能否成功地走入婚姻,会担心结婚后她会“杀夫弑子”,会担心自己被“始乱终弃”,因此她对恋人的一举一动和每个言辞都高度敏感,每一个令她猜疑的行动和话语,都会引发她过度的情绪上波澜,而周围的人也一定会因为她是丙午女而喋喋不休,摧毁她对幸福的憧憬,断绝她对婚姻的期盼,更有来自川端的朋友的手相预测等,把她的精神钉在“火与火重叠”“凶恶命相”中,把她的思虑集中在“结婚就是不幸”的桎梏中。

而川端本人虽然无限向往和初代结婚,但在心里的深层对丙午女杀夫的俗信又深信不疑,这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在促成和初代结婚这件事上产生行动上的延宕,这也表现在他没及时给初代寄去来东京所必需的路费这件事上。

中国是易学的发源国,但是在中国的易学思想中,并没有日本的这种丙午迷信,日本的丙午迷信,是日本文化的“特产”。

有关川端康成与易学的关系,笔者在2016年5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川端康成与中国易学》中有更全面的论述,可以说,从宏观着眼,易学的“易”与“不易”的思想,贯穿川端文学的始终;从微观着眼,《十六岁的日记》、《山音》、《参加葬礼的名人》、《抒情歌》、《南方的火》等作品,都和易学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笔者甚至惊叹∶他的某些作品竟然利用《易经》的某一卦相构成思想与艺术的深层框架,形成一个神秘的人间生活、深层心理与天道神启之冥和的微型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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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川端一直称伊藤初代为“千代”,因为伊藤初代是东北人,在东北发音中“初代”被称为“千代”,而“伊藤初代”这个名字,是在战后才考证出来的。

(2)川端康成《非常》,《川端康成全集》(日文版),第2卷,新潮社,1980年,151页。

(3)川端香男里“川端康成与永远的少女”,《文艺春秋》2014年8月号,123页。

(4)川端康成《南方的火》,《川端康成全集》,(日文版),第2卷,新潮社,1980年,521—522页。

(5)粕谷宏纪,《新编川柳大辞典》(日文版)1995年,东京堂,665页。

(6)日野九思《迷信的解剖》,东洋文化研究会。1934年,286—287页。

(照片由川端康成的女婿、养子川端香男里先生提供)



余华:为什么我总将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名字放一起



我经常将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名字放在一起,并不是他们应该在一起,而是出于我个人的习惯。我难以忘记1980年冬天最初读到《伊豆的舞女》时的情景,当时我20岁,我是在浙江宁波靠近甬江的一间昏暗的公寓里与川端康成相遇。五年之后,也是在冬天,也是在水边,在浙江海盐一间临河的屋子里,我读到了卡夫卡。谢天谢地,我没有同时读到他们。当时我年轻无知,如果文学风格上的对抗过于激烈,会使我的阅读不知所措和难以承受。在我看来,川端康成是文学里无限柔软的象征,卡夫卡是文学里极端锋利的象征;川端康成叙述中的凝视缩短了心灵抵达事物的距离,卡夫卡叙述中的切割扩大了这样的距离;川端康成是肉体的迷宫,卡夫卡是内心的地狱;川端康成如同盛开的罂粟花使人昏昏欲睡,卡夫卡就像是流进血管的海洛因令人亢奋和痴呆。我们的文学接受了这样两份绝然不同的遗嘱,同时也暗示了文学的广阔有时候也存在于某些隐藏的一致性之中。

我曾经迷恋于川端康成的描述,那些用纤维连接起来的细部,我说的就是他描述细部的方式,他叙述的目光无微不至,几乎抵达了事物的每一条纹路,同时又像是没有抵达,我曾经认为这若即若离的描述是属于感受的方式。川端康成喜欢用目光和内心的波动去抚摸事物,他很少用手去抚摸,因此当他不断地展示细部的时候,他也在不断地隐藏着什么,被隐藏的总是更加令人着迷。它会使阅读走向不可接近的状态,因为后面有着一个神奇的空间,而且是一个没有疆界的空间,可以无限扩大,也可以随时缩小。为什么我们在阅读之后会掩卷沉思?这是因为我们需要走进那个神奇的空间,并且继续行走。这样的品质也在卡夫卡和马尔克斯,以及其他更多的作家那里出现,这也是我喜爱《礼拜二午睡时刻》的一个原因。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无可争议的大师,而且生前就已获此殊荣。《百年孤独》塑造了一个天马行空的作家的偶像,一个对想象力尽情挥霍的偶像,其实马尔克斯在叙述里隐藏着小心翼翼的克制,正是这两者间激烈的对抗,造就了伟大的马尔克斯。《礼拜二午睡时刻》所展示的就是作家克制的才华,这是一个在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出现的故事,因此也是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有可能写下的故事。

为什么神甫都会在一个普通母亲面前不安?为什么枯萎的鲜花会令我们战栗?马尔克斯留下的疑问十分清晰,疑问后面的答案也是同样的清晰,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感受到了,同时又觉得自己的感受还远远不够。

卡夫卡的作品,我选择了《在流放地》。这是一个使人震惊的故事,一个被遗弃的军官和一架被遗弃的杀人机器。两者间的关系有点象是变了质的爱情,或者说他们的历史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少了任何一个都令两人同时失去。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这位思维变幻莫测的作家,这位让读者惊恐不安和难以预测的作家究竟给了我们什么?他是如何用叙述之砖堆砌了荒诞的大厦?《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它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造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

布鲁诺?舒尔茨的《鸟》和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也是同样如此。《鸟》之外我还选择了舒尔茨另外两部短篇小说,《蟑螂》和《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我认为只有这样,在《鸟》中出现的父亲的形象才有可能完整起来。我们可将它们视为一部作品中的三个章节,况且它们的篇幅都是十分简短。舒尔茨赋予的这个“父亲”,差不多是我们文学中最为灵活的形象。他在拥有了人的形象之外,还拥有了鸟、蟑螂和幸福蟹的形象,而且他在不断地死去之后,还能够不断地回来。这是一个空旷的父亲,他既没有人的边界,也没有动物的边界,仿佛幽灵似的飘荡着,只要他依附其上,任何东西都会散发出生命的欲望。

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在《河的第三条岸》也塑造了一个父亲的形象,而且也同样是一个脱离了父亲概念的形象,不过他没有去和动物结合,他只是在自己的形象里越走越远,最后走出了人的疆域,有趣的是这时候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永不上岸的父亲,使罗萨的故事成为了一个永不结束的故事。这位巴西作家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没有丝毫离奇之处,似乎是一个和日常生活一样起初的故事,可是它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的故事,它给予读者的震撼是因为它将读者引向了深不可测的心灵的夜空,或者说将读者引向了河的第三条岸。

在卡夫卡和舒尔茨之后,辛格是我选择的第三位来自犹太民族的作家。与前两位作家类似,辛格笔下的人物总是难以摆脱流浪的命运,这其实是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同的是,卡夫卡和舒尔茨笔下的人物是在内心的深渊里流浪,辛格的人物则是行走在现实之路上。这也是为什么辛格的人物充满了尘土飞扬的气息,而卡夫卡和舒尔茨的人物一尘不染,因为后者生活在想象的深处。然而,他们都是迷途的羔羊。《傻瓜吉姆佩尔》是一部震撼灵魂的杰作,吉姆佩尔的一生在短短的几千字的篇幅里得到了几乎是全部的展现,就像写下了浪尖就是写下整个大海一样,辛格的叙述虽然只是让吉姆佩尔人生的几个片段闪闪发亮,然而他全部的人生也因此被照亮了。这是一个比白纸还要洁白的灵魂,他的名字因为和傻瓜紧密相连,他的命运也就书写了一部受骗和被欺压的历史。

据我所知,鲁迅和博尔赫斯是我们文学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前者犹如山脉隆出地表,后者则像是河流陷入了进去,这两人都指出了思维的一目了然,同时也展示了思维存在的两个不同方式。一个是文学里令人战栗的白昼,另一个是文学里使人不安夜晚,前者是战士,后者是梦想家。这里选择的《孔乙己》和《南方》都是叙述上惜墨如金的典范,都是文学中精瘦如骨的形象。在《孔乙己》里,鲁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几次来到酒店的描述,当孔乙己的腿被打断后,鲁迅才开始写他是如何走来的。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责任,当孔乙己双腿健全时,可以忽视他来到的方式,然而当他腿断了,就不能回避。于是,我们读到了文学叙述中的绝唱。“猛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先是声音传来,然后才见着人,这样的叙述已经不同凡响,当“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钱后,令人战栗的描述出现了,鲁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话,“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是用这手走来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热爱鲁迅的理由,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与作为战士的鲁迅不同,作为梦想家的博尔赫斯似乎深陷于不可知的浪漫之中,他那简洁明快的叙述里,其实弥漫着理性的茫然,而且他时常热衷于这样的迷茫,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头脑清楚,可是命运模糊。

鲁迅的孔乙己仿佛是记忆凝聚之后来到了现实之中,而《南方》中的胡安?达尔曼则是一个努力返回记忆的人,叙述方向的不同命名使这两个人物获得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孔乙己是现实的和可触摸的,胡安?达尔曼则是神秘和难以把握的。前者从记忆出发,来到现实;后者却从现实出发,回到记忆之中。鲁迅和博尔赫斯似乎都怀疑岁月会抚平伤疼,因此他们笔下的人物只会在自己的厄运里越走越远,最后他们殊途同归,消失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命运。

拉克司奈斯的《青鱼》和克莱恩的《海上扁舟》是我最初阅读的记录,它们记录了我最初来到文学身旁时的忐忑不安,也记录了我当时的激动和失眠。这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如果没有拉克司奈斯和克莱恩的这两部作品,还有川端康成的《伊豆的歌女》,我想,我也许不会步入文学之门。就像很多年以后,我第一次看到伯格曼的《野草莓》后,才知道什么叫电影一样,《青鱼》和《海上扁舟》在二十年前就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文学。直到现在,我仍然热爱着它们,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曾使我情窦初开,而是它们让我知道了文学的持久和浩瀚。

这差不多是我二十年来阅读文学的经历,当然还有更多的作品这里没有提及。我对那我对那些伟大作品的每次阅读,都会被它们带走。我就像是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又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余华

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

十部小说

《青鱼》 赫尔多尔·奇里扬·拉克司奈斯著

《在流放地》 弗兰兹·卡夫卡著

《伊豆的舞女》 川端康成著

《南方》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傻瓜吉姆佩尔》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著

《孔乙己》 鲁迅著

《礼拜二午睡时刻》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河的第三条岸》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著

《海上扁舟》 史蒂·克莱恩著

《鸟》布鲁诺·舒尔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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