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民主输出民主， 目的在于维护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利益

资本除了要在国内市场追逐利润外，必然要向全球扩张。为了打开国际市场，维护和发展资本在海外的利益，西方国家运用霸权优势为其他国家设计发展道路。为此，西方国家对民主话语体系进行精心改造。新自由主义民主就是这种话语权改造的产物。新自由主义从二元对立思维出发简单地将世界上的国家类型划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两类，并把民主国家的标准确立为多党竞争、自由选举、三权分立等，把所谓的民主化设定为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并通过意识形态渗透、资金支持、煽动骚乱、提供社会运动培训甚至是武装直接干预等方式干涉他国内政，试图推动他国政权更迭。这种狭隘的、霸权主义的民主观实际上是在全世界范围创制一种适应资本自由流动、为资本利益保驾护航的整齐划一的政治制度。

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必须源于本国的历史发展逻辑，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内源型的政治发展过程。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民主是可以被人为干预的，甚至可以是外部强加的，因此西方国家热衷于推销西式民主。华勒斯坦强调，这种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密不可分。“自由主义者们十分自信，认为现代性这一新世界观是真理，竭力宣传自己的观点，将自己的逻辑推广至所有的社会机制，从而将过去的‘非理性的’残余清除出世界。”[23]这种民主哲学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反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民主推进战略。斯瓦·甘尼斯基(Seva Gunitsky)的最新研究就表明，所谓“第三波” 民主化浪潮并不是对象国政治发展逻辑的自我演化，而是国际体系内霸权转移的结果。回溯以往，在20世纪，国际霸权主要发生了四次重大转移，每一次国际霸权转移的结果，都是霸权国的政治体制得到广泛传播或复制[24]。福山也承认：“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在帮助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发生的许多民主过渡过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情况下起关键性的作用。这些过渡都是软权力而不是硬权力的产物，即它们通过诸如外交压力、资助拥护民主的集团、公共外交、训练等实现的。”[25]这种霸权民主往往破坏了特定国家政治演化的自身逻辑和内生机制，从而成为一种与其民主的社会条件不相兼容的“盆景式” 民主。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Amy Chua)以其对国际政治的深刻观察，就极力反对在贫穷地区推进选举式民主与自由市场，因为这使得心怀不满的多数人得以攻击相对富裕的少数人。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应草率地试图立刻实现民主，要知道民主即使是在相对繁荣和稳定的西方社会也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得以扎根[26]。

需要指出的是，构成西方国家民主霸权的理由除了现实的国家安全与利益维护之外，还通过宗教文化因素的宣扬为资本张目。宗教对于美国民主输出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方面，这也是西方普世价值论的重要文化根源。美国人自诩为上帝的选民，并把美国的制度及其价值观念奉为不容置疑的圭臬。在国内政治中，这种观念受到其他多元政治理念的折冲而得以调和;而在国际政治中，霸权主义的国际结构使得这种观念缺乏有效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霸权几乎是独享了民主的解释权。加布里埃尔很早就指昵了西方民主输出计划的“救世主情结”，他讲道：“美国民主制把世界从专制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使命正是基督教注定把世界从撒旦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世俗表达。”[27] 美国外交政策顾问、政治学家托马斯·卡罗瑟斯同样认为：“无论如何，推进民主是美国国际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的应用经常是不一贯的。不认真关注民主理想，就不能解释过去100年的美国对外政策。”[28]

西方国家的民主霸权观念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片面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民主观念，它严重挑战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受到根源性矛盾的限制，新自由主义民主具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使得它不仅难以解决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内部经济社会问题，而且日益与多元化的外部世界以及全球问题不相适应。在霸权体系下，“ ‘民主’已经成了其他国家要得到美国的赞成而必须通过的标杆。作为政治话语中的一个速记概念，它是一个方便的术语，但‘民主’常常被当作一个咒语使用，造成了对批判理性和经验证据无动于衷的失语状态。把一个人、一种做法或一种制度描述为‘不民主的’就是革出教门的世俗对等物”[29]。显然，民主成了判别敌友、划分同盟的政治基准，这种激进的民主化思维无疑会加剧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输出民主与资本全球流动结伴而行，西方国家试图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使得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依附地位，严重扰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秩序，西方资本利益得以横冲直撞，甚至会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民主世界非但没有走向繁荣，反而成为世界冲突与政治紊乱的致乱之源，这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新自由主义民主无益于解决国家治理难题，反而成为治理危机的渊薮

新自由主义妄言声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医治国家治理难题的唯一“灵丹妙药”，并热衷于向全世界兜售“药方”。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为分水岭，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迅速演化为政治危机，进而又向治理危机扩展。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诸种乱象有力地戳破了新自由主义民主的谎言，它的总根源就在于新自由主义民主的阶级性。

新自由主义自兴起之时起就打出了反对福利国家的口号，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责任，强力推行福利制度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新自由主义为福利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一套辩护性话语说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少数富人之所以拥有高收入，是因为他们比普通人拥有更高的“边际生产率”，他们理应获得更高的市场报酬。而对富人阶层征税过高用以补贴救济穷人，就是对市场机制的过度干预，会造成经济的低效率。

新自由主义的说辞貌似合理，但是却故意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剩余价值” 的来源问题。然而，在次债危机爆发后，美国国会竟然通过决议动用巨额财政资金救助大型金融机构，次债危机所造成的严重经济代价被转嫁到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纳税人身上，而那些需要为决策失误负责的金融巨鳄和上层管理者却依然高枕无忧，依然领取高额奖金和分红。这种针对不同阶层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公共政策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程度，穷人阶层和中产阶层对富人阶层的不满导致“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扩展。美国的民主已经被以华尔街财团为代表的少数富人所掌控，成为1% 的富人“所有、所治、所享”的民主。资本逻辑主导民主，这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弱势阶层而言，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日益分离，选举权无益于改善经济的不平等状况;而对于资本强势阶层而言，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高度融合，民主既是一种维持和确保精英统治的方式，又通过这种方式维系和发展资本利益。

资本政治并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相反却使很多人的生活陷入窘迫。根据盖洛普公司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约有19%的人(约合6000万)在过去的12个月内在购买食物时感到捉襟见肘。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发布报告称，从200o年到2014年，美国中产阶级规模在90% 的大城市缩减。就中产阶级而言，其占比从2000年的55%降至2014年的51%。在25%的大城市，中产阶级已不足城市半数人口，如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和休斯敦。而在2000年，中产阶级“非主流” 的城市不到10% 。这些现象出现在作为“富裕社会” 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对新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所造成的阶级差距扩大的控诉。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正在失去社会大众的信任。新自由主义的公共政策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流动能力的降低、社会冲突的加剧，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加剧占据主导地位的少数资本集团与大多数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对抗。它促使人们认识到： “民主国家当前所遭遇的危险部分地归因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它们不(像从前那样)保护其公民的社会作用，保护他们在社会中受尊重的地位，保护他们免受排斥、尊严不被否定及不受羞辱，而是试图通过拼命展示实力并表现他们面对无休止的、真实的或假定的对人身威胁的坚定决心，来使其统治权合法化，并要求人们遵守规则——这些是原因所在。”[30]民主的虚伪性面貌清晰起来，政治家不仅通过选举骗取信任，而且“利用各种已经约定俗成的言语和姿态从群众中骗取血汗、劳动、税金、赞扬”[31]。新自由主义民主暴露了它的所有弊端，国家治理也因为不断加剧的阶级矛盾陷入无法解决的陷阱。对此，西方学者辛德斯认为，新自由主义民主已经无药可救了，新自由主义的悖论是不可克服的， “新自由主义所赋予管理阶层的各种专断权，不仅带来了腐败问题，而且限制了民主控制的范围，使民主自身变得越来越‘赢弱’了”[32]。巴特尔斯也强调，“不平等的民主” 的发展将导致资本主义发生系统性的、循环运转的危机状态。“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有可能造成不断加剧的、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转而带来对贫穷民众的利益越来越有害的公共政策，接下来，这又会造成更大的经济不平等，如此等等。”[33]

由于新自由主义民主天然倾向于偏袒资本，国家政策就无法起到平衡社会利益的作用，自由民主制度由此从经济危机出发，继而导致社会分裂、否决政治、极化政治等治理难题，最终将国家治理陷入无法克服的困境。

注释：

[23][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自由主义的终结》，郝名玮、张凡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5—76页。

[24]Seva Gunitsky.“From Shocks to Waves： 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1.68，No. 3，2014.

[25][美]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周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l19页。美国“民主推进战略” 的智囊拉里·戴蒙德还指出其他几种民主干预的霸权手段：扩散和示范效应、和平演变压力、制裁的限制和援助的条件性、民主援助计划和通过强力推进民主化。参见Larry Diamond，the Spirit of Democracy：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rfd，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8，PP. 107—134.

[26]Amy Chua。% on Fire：How Free Manet Demo 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New York： Doubleday，2003.

[27]Ralph H.Gabriel，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New York：Ron',dd Press，1940，P.37.

[28]Thomas Carothers，Aiding Democracy Abroad：The Learning Curv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Washington，D.C. 1999. P. 3—4.

[29]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0页。

[30][英]齐格蒙特·鲍曼：《从广场到市场：由此走向何方?》，(俄]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l世纪挑战的争论》，徐向梅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31][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9页。

[32]Barry Hindess，“Democracy and the Neo—Liberal Promotion of Arbitrary Power”，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2000， Vo1. 3， No.4， pp. 68—84.

[33][美]拉里·M.巴特尔斯：《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6页。

参考文献：

[1]佟德志：《现代西方民主的困境与趋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2]何包钢：《民主理论：困境和出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3]张树华：《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4]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

[5]《西式民主怎么了》，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

[6][德]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常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9期。郇雷，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节选自《新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与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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