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印象里，义和团好像都是发生在北京，在山西，在山东等地的，离我们很远，我们这光州曾经发生过吗？

             一：1900年光州发生了义和团事件

2012年我曾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读完了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发现我们大“光州”在一百一十多年前，曾在世界上出了一次大大的风头，“光州”大名也上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共12款，还有19个附件。其中附件八是光绪帝命令在一些外国人被“戕害凌虐”的县五年内不得进行科举考试的旨意：

1901年6月11日，清廷下诏，停止外侨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个城镇文武考试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南阳府、河内县、郑州、光州、陈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隶省北京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泺平县；东三省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宁羌州；江西省鄱阳县；湖南省衡州府。

有关1900年的那一场风波及所造成的影响，似乎已经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了。那一年的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迅速发展起来。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教职人员及中外信徒皆有死伤。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总体来说，在北方受义和团之祸的，以山西直隶为最利害，其次为奉天，其次为山东蒙古河南等处一部分，独南方则幸免。然而地方上仇教的莠民与哥老会等，亦都想乘机窃发，故不免有焚劫教堂教民之事。而处于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河南省，参与凌虐、屠杀外国传教士的恰恰就有我们光州，南阳等几个地方。

事后的《大河以南各州县法国教案已赔数目》里也明确记载我们光州因为义和团事件所做的赔偿：“光州：一千两（有议单底稿，议单上写二千两，实付一千两）”。为什么会出现议单上赔偿二千两实际只赔一千两呢，这个我们在后文中会做介绍。

当年的光州到底发生了什么？时间虽然才过去百年，但是再想找出最接近历史，可以还原真实的资料却不那么容易了，相关的资料记载都很简单。

1940年出版的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07页记载有：“在河南光州、信阳等内地会、路德会，都受着逼迫。”

民国《潢川采访手稿·大事记》也记载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事：“时值考棚，五县文武童生凌辱内地会，艾牧师旭脑部受伤。”

1992年版的《潢川县志》里面，也仅仅就是引述了这个大事记里面的这一句话而已。

1992年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信阳地区志》是这么记载的：“1906年农历六月，光州及所属4县文武童生数千人汇集在光州北城贡院投考。基督教内地会牧师艾旭蓄意干扰，收买地痞流氓在试场内外污辱民众，宣传反儒，美化基督教。童生们忍无可忍，于十二日奋起反击暴徒，痛打艾旭，并将其驱逐。次年六月十一日，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宣布光州文武考试停考5年。”——这个记载更是有着明显的时间上的出入。

             二：光州义和团事件的经过

    最终我在信阳人柴莲馥1911年所著《庚子教会华人血泪史》一书中找到了详细的记载，资料难得，很多地方又是一个整体，索性就连同信阳的记载一同录入吧：

至河南之周口及南汝光属一带，虽有攻打教堂之事，然中西教会人士，受惨辱者有之，死于难者尚不多见也。因皆系乌合之众，甚非真正拳匪。至信阳州教堂，幸州牧饶拜飏保护甚力，派委将西牧护送至汉，随将教堂门首，改贴保甲局字样，始免于祸。

河南光州内地会遇难述略（庚戌夏仲光州教会访稿）

河南光州内地会，系艾牧师旭字明甫者所创（艾系意大利人）。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艾牧在堂中所受匪徒鞭打流血之状态，以及往返襄息一路之苦难，已经广学会季理斐先生，译载《庚子教会受难记》内。

虽光州教会未大兴盛，而受感向化者已不乏人。奈彼时风气未开，谣言四起，各种恶事，具妄加于信道人身上。庚子年正月，光州考试时，教会曾遭群众煽惑滋闹，并将教友陈宝书用石块殴之流血。堂中书籍，俱被抄掠，教中人士受辱者亦甚多。均皆忍之未较，幸艾牧不在堂中，尚未大起风潮。然仇视之机，已伏于此矣。

讵至六月初旬，因京津鲁晋一带，拳匪倡乱，而河南之周口光州，以及他处土匪，亦前后闻风响应，肆行其平素歧视之心（幸非真拳匪，皆乌合之众）。以故光州于六月十二日晚，突有群众蜂拥至堂，不但劫掠财物，拆毁房屋，又将艾牧殴至死而复活者再。且将城内各教友家，沿门搜查，其凌辱不堪言状。

教友杨君叶飞，本系因事赴汉，而本地土恶，趁机诬谓杨君在商城四乡害人，被官捉获，囚入站笼等谣。因致孙教友志新夫妇儿女，及闻君笃行全家六口，所遭凌辱讥诮，直令人言之泪下。甚至夺取财物，教友亦不敢过问者。惟教友谈得福只身一人，素性忠愚，数日闭门不出。而地方官孙叔谦者，竟迭次签拿教徒（孙某素来仇教），提审数堂，皆以答复得体而释。

独艾牧于六月十二日，被伤后，州官恐死而受累，因派差解送周口，讵该处西牧已去，仍经各地方官解回光州。而州官又派差送至境外抛弃。艾牧孤身一人，日夜带伤前奔。或一日夜行十余里二十余里不等。迨行至罗山县西吴家坡地方，正值脚肿力弱寸步难行之际，偶遇一人，罗姓英臣名（本楚人，寄住信阳州东五里店），曾在信阳路德会柏教士处，与艾牧有一面之缘。此时突见艾牧头裹巾布，形容憔悴，坐卧地上，因向艾牧询问颠末，始悉遭逼至此。当即返家暗措路费，由山岔小路，雇车舆将艾牧送至汉口。后罗君回归时，甚遭本地人诬以满得洋人财贿之语。幸罗君忍耐至终，亦于光绪二十九年夏间，受洗入教。现为信阳路德会教友。

乱平后，光州教会，迄今十余年，教堂愈开愈广，不惟庚子以前之信徒，无论男妇老幼，均未失丧一人，而逅来更有十倍百倍之望。天恩高厚，信不诬也，故誌之以示不忘云。

罗英臣冒险送西教士赴汉记事（河南信阳路德会教友陈化宣述）

罗君英臣，系湖北黄陂县人。迁往河南信阳州东六十里五里店。罗君前在湖北曾闻福音，于光绪二十四年冬，有美路德会西教士柏君仁音，来州三里店设堂传教。二十五年春，罗君即来州学习真道。虽相隔六十余里，每礼拜日必来堂聚集，风雨无间，其热心可见一斑。

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下旬，来州礼拜毕，当日归家。次日（约六月二十五六日）因有事东赴罗山县，行至吴家坡（距五里店约二十里），忽见光州内地会西教士艾旭困苦流离颠沛而来。询其来历，始悉被本地匪人，殴伤遍身死而复生者再，欲至信阳柏教士处逃生等语。罗君告以柏君已于二十三日，同汝宁路德会西教士施道格君夫妇及彭女教士等，早奔汉口而去。后又言此路万不可前进，否则必遭危险云云。 然罗君此时手无分文，无计可施。嘱艾君藏躲于竹林之中，急趋家中，预备路费。又因家甚贫寒，聊捡衣物数件而行。虽家人询问，亦不敢直言相告，恐走漏风声，遭不测故也。由是伴同艾君抄小路南下汉口。旋被沿途街人闻知，即有无数匪徒，手执器械，由大道沿途追赶四十余里，以不见踪迹而返。无如山路崎岖，艾君因受伤太重，两足疼痛，碍难行走。罗君典当衣服，雇小车令其乘坐，詎行至湖北河口地方。忽来无数男女，皆言北方洋人尽行杀却，我等亦可将此洋人灭除。罗君见人众势迫，难以理喻，当至一把总署，苦口哀求，请为保护，始免此难。

后以乘车不便，欲雇小轿，而又苦无资，所带衣服，业已质之罄尽，即将随身短褂脱去，质钱二百文。即雇小轿一乘，言定至黄陂县福音堂发价。次日午间至黄陂，无如守堂人亦空空无措，不得已，罗君又连夜奔至汉口内地会公所取钱，复返黄陂县，雇小舟一只，始平安至汉。

此不过举其大略，若一路之困苦饥寒，亦笔难尽述。至艾君所受迫害情形，在季理斐先生所著殉难记中，已言之详细，无俟赘及。所难者罗君斯时尚系学友，又值拳难最甚之际，若非真道感人，万不能如此冒险也。故特誌之，以为吾教劝。（记者按：罗君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三十日，经瑞典毕牧师与信阳柴廉夫在五里店河中行施浸礼，现为路德会教友云。）

河南汝宁府信阳州路德会庚子纪事

河南省迤南汝宁属地，教会发迹最迟。汝宁府自路德会西教士施道格君，于光绪二十四年设堂后，该会西教士柏仁音君（施柏二君皆系挪威国人），亦于是年冬月，相继至信阳设堂宣道。虽当时不无阻扰之人，然道门已开，遂于城南三里店租屋一所，为谈道设堂之处。又有柏君聘请汉口伦敦会教友黄君汉臣及汉口路德会教友涂君怀安二人相助布道。故欣欣向道者，亦有数人焉。

不料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忽汝宁男女各西教士，仓皇来州，询其来由，始悉周口一带内地会教堂均被匪徒打劫，地方官命西人急速赴汉躲避，否则断难保护。正喘息间，次日忽由府来一本地学友某君，备言土匪拆堂抢物之事。各西教士，已知不可存身，即欲捡点赴汉。当蒙信阳州牧饶云卿（官名拜飏，福建人）刺史，将汝宁、信阳两处西教士，计共四人，派差于六月二十三日护送往汉，只留黄君汉臣（汉阳府人）一人，在州看守堂事。

自西牧去后，虽无土匪逼教凶耗，然信阳为南北通衢要道，加之是时楚军纷纷北调，铁路匆匆停工。而口说谣诼，难免蠢蠢思动之象。幸饶公保护甚力，即将教堂改贴保甲局字样。故信阳得无秋毫之患。（是时由山西逃至信阳西男女教士甚多憔悴可怜，饶公慰懃载，赠衣履，饕以佳食，并妥帖护送至汉口。）

难平后，又有西牧李立生教士（亦挪威人），于二十七年来州购地建堂。焕然大兴。故近来信境四乡男女教友，不下三百余人。犹有日进不已之气象焉。故叙其事实以志原起云。

至此我们对1900年发生在光州的义和团事件已经很清楚了，至于过去常常被我们引用的民国《潢川采访手稿·大事记》中有关光州义和团的记载（“时值考棚，五县文武童生凌辱内地会，艾牧师旭脑部受伤。”）只是把发生在1900年春天的和夏天的两件事，混为一谈了罢了。

                        三：解决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6月11日，有谕令停止河南南阳府、河内县、郑州、陈州、光州（今潢川）文武考试5年，“以为拳匪及闹教滋事者戒”。同年7月2日，大清政府与河南南境代牧区亦就赔款事宜达成协议，拟按分县、分起，各就各案议赔。

            大河以南各州县法国教案已赔数目

......

光州：一千两（有议单底稿，议单上写二千两，实付一千两）

    同年9月20日，革职留任河南巡抚松寿奏报河南南境代牧区教案议结情形及赔款数目：

         革职留任河南巡抚松寿奏报黄河以南各属法国教案

                     议结情形并赔款数目折 

    ......

查有现署南汝光道许星翼从前承办福建古田教案，深合机宜，其所驻之信阳州去鄂较近，当即电奏委该道星驰赴汉，会同安西满及各领事、主教、教士悉心筹议，务期彻底清结，免滋后患。

为什么会出现议单上赔偿二千两实际只赔一千两呢，这个和內地会拒绝义和团之乱后的赔偿有关，1901年中国內地会在北美出版的月刊《亿万华民》第62页，就表明了内地会对赔偿的态度：

“目前在中国讨论到最白热化的问題，就是列强要求中国的赔偿。令人惊骇的，那些年来从贩卖鸦片烟赚了大笔钱的国家，竟然向贫穷的中国要求这么巨额的赔款。无论列强如何处置这件事情，但我们宣教士卻以基督为首，甚至以为福音受苦为荣，免得福音受到拦阻。我们本会決定，无论是人命或财产，都拒绝接受任何的赔偿，並且甘愿肩负全责，养育殉道宣教士遗下的全体孤儿。若是中国心感有愧而自愿补偿本会的损失的话，这是可以自由接受，但我们绝对不作任何要求。至于受害之各地信徒，本身无能为力，若神给本会有力量辅助，则竭诚以辅。但如政府给予赔偿，他们可以自己去平均分配。但愿我们为这样极度复杂的事件祷告，让人均能以基督的心肠来办事。”

赔款只支付了议定金额的一半，按照内地会既定的接受赔偿的原则，应该是教会和西教士艾旭放弃了赔款，而受损害的中国信徒接受了部分赔偿。事实上，《辛丑条约》中停止南阳、光州学子参加科举考试五年的惩罚性条款，也在条约签订的当年，由被损害方代表，天主教南阳教区安西满主教于十月十九日（1901年11月29日）呈请河南巡抚松寿给予免除，并最终获得大清政府的同意。这个在今天台湾中研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保留的历史档案中有完整的记录。考虑到《辛丑条约》于1901年9月7日才签署，可以说这个惩罚性条款，如果执行过，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即废止。据前文可知，1900年的考试时间是正月（庚子年正月，光州考试），1901年签署条约时已经过了当年考试时间，而当年废止时，尚不到次年的考试时间。可以说这个惩罚性协议对南阳、光州学子，没有造成实际的影响。

下面就是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一（1901年12月11日）至十一月初七（12月17日）的几份相关公文：

                   四：题外话

我们今天的信阳范围，在当时分属于光州府和汝宁府。相距不远的光州与信阳，在义和团事件中，表现截然不同。由《庚子教会华人血泪史》一书的记载可知，光州发生了“戕害凌虐”传教士和信徒之事，信阳州却保护了过往的传教士，并将他们安全送至汉口。而和信阳同属于汝宁府的确山，在当时更是有着惊人的举动！身处一个大潮当中，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那一份清醒？看到下面这则确山通告，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奇矣伟矣！当一个朝廷禁教时，一个全民皆狂之时，一个小小的确山县令竟然敢出保教告示，亦非常人矣！（备注：光绪二十六年既是1900年。）

                  确山县令保教告示

照得韩庄地方，旧有天主教堂，该教士劝人为善，飓药育婴，与我百姓相安无事，已数十年之久。乃近来无知棍徒，造言生事，动辄以扒教堂、挞洋人为口实，殊不知教堂亦是房屋，洋人各有性命，毁人房屋，伤人性命，照例当得何罪。为此示谕合邑各保绅民人等知悉：尔等读书耕田，各务正业，切勿听信谣言，滋生事端。试问扒毁教堂，能不赔修乎？殴伤洋人，能不伤命乎？自招祸害，莫保身家，迨至犯法受刑，悔恨莫及。是以本县不惮醇醇告诫，诚欲尔百姓，安居乐业，勿生事端，同享升平之福也。其各凛遵勿违。特示。

                      右谕通知。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示

    最后，还想附带着介绍一下，光州义和团事件中被“殴至死而复活者再”的艾旭牧师。据1929年英国出版的《梅森在光州》一书介绍，艾旭养伤后于1902年又回到光州，接下来的6年，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传教工作中去。但是他的身体因为义和团事件所遭受的创伤而每况愈下。1908年，迫退休返国，1917 年终因伤病去逝。而1913年来光州接任的梅森牧师，在1892 年到1905 年间，一直在甘肃传教。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1899 年我要离开兰州回国休假，于是向总督辞行。总督拉着我的手，带我到花园里，支开所有的随从。只剩下我们俩时，他小声对我说：‘很高兴你能回到英国，记住两年内不要回来，中国将会发生一些难以预知的大事，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离开那天，他亲自赶往教堂为我送行，并祝我一路顺风。两年以后我回到兰州，见到了总督的秘书——他现在成为兰州的道台。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总督曾经尽力挽救甘肃的每一位传教士的生命，向每位地方官员下达严格的命令为传教士提供保护和物资援助。在那段混乱的日子里，甘肃没有一位传教士因此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