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和雍正年间张廷玉主持编写的《明史》，曾用5716个字为张居正立传。如此长的篇幅，在《明史》中很罕见。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张居正在历史上的知名度。畅销小说《张居正》的作者熊召政先生曾作《怀张居正》诗一首，全文如下：

       短短一首七言诗，概括了一代名相张居正的一生。 儿综观张居正的一生，也许用“善始不能善终”来概括，大概是不会引起争议的。 

       说其“善始”，张居正当之无愧。他出生平民，从秀才、举人、进士，至内阁大学士，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当时，明王朝经过近两百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因此，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但这样的栋梁之材，却最终未能“善终”。1582年6月20日，张居正因病去世，享年57岁。就在他去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明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官秩，追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一代能相落得了个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神宗一朝，无人敢为张居正喊冤。

       对于张居正死后如此之快的失势，《明史》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威柄之操，几于震主”。而自明朝以来，关于失势原因更是众说纷纭，至今尚未定论。但通读《明史》及有关文献后，笔者也想在此处讲一点张居正为官行事之道的细节性东西，作为原因探索的佐证。张居正为官行事有三个特点：

       一是胸有城府，旁人很难接近。据《明史》记载：“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喜怒不形于外，旁人难以琢磨。而“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按照现代的说法，张居正大概可以归为揣着明白装糊涂，关键时刻突然用力能要人命的，比较“阴险”的那一类人。

       二是手段完全为目的服务，注重结果，少顾过程。例如，嘉靖皇帝晚年，边远地区的治安逐渐处于失控状态，张居正采取任用酷吏，放手治理的方式。两广总督殷正茂心狠手辣，为人贪酷，任用他很多人反对。但张居正认为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力排众议，任命其为两广总督。结果殷一上任即大张旗鼓地镇压蓝一清、赖元爵起事，杀了上万人。事后张居正在给殷正茂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大功克就，岭表辑宁，朝士大夫始服公之雄略，而信仆知人之明。”（《张居正集》卷十八，书牍五）

       三是对自己人颇讲义气，关键时刻为自己人打马虎眼。张居正城府很深，朋友可能不多，但作为当朝宰相，对自己人还是很讲义气的。例如，隆庆年间，御史詹仰庇因为上疏要求清查宫监的账目，得罪宦官，要遭受廷杖。张居正立即上疏营救：“臣等再三参详仰庇疏意，止因该监钱粮未明，欲行清查，以资国用。原其本心，实亦无他。”詹得以免遭酷刑。又如，漕运总督王宗沫因海运十二万石米抵天津，八条船沉没，损失三千石，要受惩处，张居正因是自己人，为之开脱说：“海运初开，小有损失，无害大计，何必讳言处补乎？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责也。”（《张居正集》卷二十五，书牍十二）

       其实，喜怒不露城府过深易失诚，专注结果少顾过程易失信，身为首辅义气过重易失公等这些统统加到一起，就难怪“社稷安时宰相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