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邹振环，1982年、1985年、1999年先后在复旦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学东渐史、明清以来书籍出版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疏通知译史》等。

《泰西水法》是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熊三拔合作完成的一部被晚明士人视为形而下之“器”层面的工具性汉文西学经典。该书在明末西学东渐史上地位非同一般，但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却非常有限，主要研究论文有两篇：一是从“器”的技术角度切入的《明末〈泰西水法〉所介绍的三种西方提水机械》；二是从西方自然哲学吸纳、反映、影响的角度来讨论的《徐光启演说〈泰西水法·水法或问〉的历史意义与影响》。作为“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书”，《泰西水法》所包含的内容异常丰富，其编译和诠释不仅反映着徐光启所代表的江南水文明对西方属于工具性知识层面的西方水文化做出了怎样的响应，而且从该书在明清江南地区的流传可以看出，该书所呈现的西方水文化知识在明清传播过程中还引发了士绅对西方水文化知识的响应。本文尝试从该书在明清江南地区的四种传播渠道来讨论该书所呈现的西方水文化知识，分析中西两种水文化如何通过该书进行互动，揭示该书在传播过程中所显现出的“变”中有“常”的特点。

一  江南水文明与西方水文化︰徐光启与利玛窦、熊三拔

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常常被水旱灾所困扰，江南虽为水乡泽国，但水患问题非常严重。就徐光启所生活的明代万历年间而言，水患的危害之重、影响之深，铭刻于江南士绅的记忆。其中，尤以万历十五年（1587）、三十六年（1608）两个年份最为严重。据《明史·五行志一》记载，万历十五年五月，浙江大水，杭、嘉、湖、应天、太平五府，“江湖泛溢，平地水深丈余”。万历《钱塘县志》记述，万历三十六年，“一夜水涨丈余，墙屋俱坍，溺水者无算，得活者舣舟以居”。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姚希孟在《公槐集·代当事条奏地方利弊》中也写道：“万历三十六年洪水，江南即化为鱼，而苏州特甚。”由于人类无法控制水患，于是原始自然崇拜中水崇拜应运而生。代表水之神秘力量的水神，成为祈求降雨止雨、控制水灾祸患的主要对象；万历年间，民间还刊刻了不少包括有“雨占”的日用类书，如《五车拔锦》《三台万用正宗》《万用正宗不求人》《妙锦万宝全书》等。尽管各种占象和祈雨盛行于民间，却一直未能有效地从知识与技术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水理和防止水患的水法。

中国在防止水患方面的技术落后，不仅困扰着中国的学人士子，也引起了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 Ricci，1552—1610）的注意。利玛窦出生在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城，九岁时到耶稣会在该城开办的学校读书，十六岁中学毕业后进入罗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在罗马，利玛窦认识了耶稣会总会的神父们，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了该会在罗马城的组织——圣母会。1571年，利玛窦前往耶稣会总会驻地，正式提出入会申请，得到批准。1572年，他进入耶稣会创办的罗马学院，该学院最有名望并对利玛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克拉维斯（C. Clavius，1537—1612，在拉丁文中“Clavi-”有“钉状”的含义，中国古字“丁”通“钉”，所以克拉维斯在汉语文献中多称为“丁先生”）和贝拉明（R. C.Bellarmine，1542—1621）。克拉维斯与哥白尼（M.Kopernik，1473—1543）、伽利略（G. Galilei，1564—1642）熟悉，也是伽利略科学研究的积极支持者，同时也是《儒略历》的主要修订者。贝拉明是善于辞令的辩论家，他的“辩论课程”给利玛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古罗马人有着丰富的管理水资源的传统。在古代罗马人统治过的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引水渠、水井、水库、蓄水池、喷泉、排水沟、厕所等，其中罗马的浴场特别引人注目。建于公元前600年左右的“马克西姆下水道”（Cloaca Maxima）是世界上最早的排水系统之一，至今仍有一部分还在发挥作用。在克劳狄皇帝统治时期（54—68），被任命为罗马水政官的弗龙蒂努斯（S. J. Frontinus，约35—103）领导着一个三名元老院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他不仅亲自去了解罗马的供水系统的历史和管理情况，测量了每条引水渠的供水量，还撰写了一部讲述引水渠历史和管理情况的著作《论罗马城的供水》。书中记载了不同用途的水资源的分配，公共喷泉、水池、皇家建筑以及私人用水情况，对水道输水能力的测量、水质的评估，以及对水道修建时间、修建方法的研究等等。该书对关注古代世界水问题的人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罗马学院求学的利玛窦，不会不注意到罗马这些引水渠、水井、水库、蓄水池、喷泉、排水沟等；特别是受到过西方古典科学文化的熏陶，学习了数学、天文、地理、绘图等课程，在从学丁先生的四年中，已经精通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学、行星理论和基督教教历在内的计算理论，运用仪器观察行星和地理测绘的使用技术，以及制作罗盘、钟表等技巧。动手能力很强的利玛窦，不仅重视西方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同时也注意到这些工具性层面知识对于普通知识人的吸引力。利玛窦入华后，不仅制作“为测验根本”的“简平仪”、“应时自击”的“时候钟”“沙漏”，以及“可视小为大、视远若近”的“千里镜”，也制作过“下水可用以上”的“龙尾车”。他婉拒与徐光启续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却鼓励后者翻译关于水知识的著作。他对徐光启说，自己“薄游数十百国，所见中土土地人民声名礼乐，实海内冠冕，而其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殣，国计亦诎焉”，建议尽早译出“象数之流”的“水法一事”，“可以言传器写，倘得布在将作，即富国足民，或且岁月见效”。这也正合长期留意水法的徐光启的心愿，利玛窦所说水法大旨，使徐光启茅塞顿开。可惜利玛窦未及与徐光启译述西方水法就去世了。利玛窦委托也是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熊三拔与徐光启合作，完成了《泰西水法》的译述，这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与水法的专门著述。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县人。四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万历二十五年（1597），再次参加乡试，以顺天府第一名而“名噪南北”；但次年会试落第，只好又回到上海继续其教书、读书的生活。就在他科考途中，一次在耶稣会教士的住宅见到了意大利神甫郭居静（L.Catania，1560—1640），“与郭子语，颇惬洽”。当时利玛窦正在南昌，徐光启在郭居静那里看到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万历二十八年（1600）春，徐光启赴京应试，道经南京，第一次与利玛窦面谈后，“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万历三十一年（1603），徐光启再度来南京访利玛窦，但利玛窦已经进京，在南京主持教务的罗如望（J. d. Rocha，1566—1623）接待了他。罗如望专门为他讲论教理，并把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等书送给他。在了解天主教教义后，四十一岁的徐光启由罗如望施洗入教，教名“保禄”。同年，他向上海知县刘一爌呈交了一篇关于水利工程的短文《量算河工及测量地势法》，文中讨论了如何用西洋矩度测量学中的“地平测远法”测望江河对岸的“直景”度数，同时运用中国传统数理测量学中的“勾股量深法”“重矩重表勾股测量法”等进行水利工程的施工测量。可见，徐光启不仅关注“五经”为中心的形而上理论，也非常重视形而下的工具性的水利问题，且在具体水利工程的测量上已经注意到中西会通的问题。这些使他后来不仅成为研究中国传统经典的高手，也成就一位钻研农田、水利、河渠、漕运、病法、火炮制造等操作性知识，将理论传统与技术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大学者。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赴京会试，考中进士第八十八名，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进翰林院修习。其间他与当时留居北京的利玛窦交往，探讨天主教教义，并向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这一交往成了其一生学术的转折点，徐光启的主要科学贡献是在与耶稣会士接触以后成就的。

未及与徐光启译述西方水法的利玛窦，在去世前介绍了自己着意培养的学生熊三拔。熊三拔（S. d. Ursis，1575—1620），字有纲，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之累切城，是名族之后裔。他也在罗马求学，年尚幼即有志为救赎而牺牲。1606年晋司铎后被派来中国，留居北京，直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被押解出境为止。熊三拔来华前就通晓天文算法，到北京后还制作过简平仪，其工艺和精度受到利玛窦的赞赏。万历三十九年（1611），变更历法之议论起，钦天监自认为推算差谬，请命外国学者参订修改，熊三拔因而受诏参与编修历书。来自罗马的他，同样对水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研究水利的积极性很高，所制造取水蓄水诸器，皇帝与廷臣都赞赏其器具之新奇。但当他受利玛窦的委托，要与徐光启译有关“形而下”的水法技术著作，“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无吝色也。而顾有怍色”，原因是担心“此法盛传，天下后世见视以公输、墨翟，即非其数万里东来，捐顶踵，冒危难，牖世兼善之意尔”。匠人匠艺的实用知识虽然被认为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潜在意义，但不属于文化系统核心科举制选拔的科目，因此并不被士大夫所看重，熊三拔担心中国人由此而误解西方传教士的学问和身份。徐光启对这位怕被世人误解的北京耶稣会会长作了一番开导：“人富而仁义附焉，或东西之通理也。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粗迹，拯人之形，并说之，并传之，以俟知者，不亦可乎？先圣有言：‘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兹事体不细已。且窥豹者得一斑，相剑者见若狐甲而知钝利，因小识大，知者视之，又何遽非维德之隅也！”这番话，使熊三拔决定教授水利法，“都下诸公闻而亟赏之，多募巧工，从受其法。器成，则又人人亟赏之”。该书编译工作自万历三十九年夏开始，两人合作译述的《泰西水法》一书于次年初刊于北京。

如果说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和熊三拔堪称西方水文化代表的话，成长在江南上海地区的徐光启可以说是江南水文明的一种象征。他们以交互合作方式完成的《泰西水法》，可以视为两种水文化知识或意象之间的一种复杂的对话。

《泰西水法》共分五卷。前四卷皆题为泰西熊三拔譔说、吴淞徐光启笔记、武林李之藻订正。费赖之和徐宗泽的书目中均提及，该书有万历四十年（1612）北京刻本。1629年，收入《天学初函·器编》，后又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天学初函》本分六卷，卷之一“用江河之水，为器一种”；卷之二“用井泉之水，为器二种”；卷之三“用雨雪之水，为法一种”；卷之四“水法附余”；卷之五“水法或问”，卷之六为“图式”，包括龙尾五图，玉衡四图，恒升四图，水库五图，药露诸器图一种；或有将“图式”作为卷之六，作六卷本。在正文之前，录有徐光启、曹于汴、郑以伟、彭惟成作的序，以及万历壬子（1612）初夏熊三拔撰的《水法本论》。崇祯三年（1630）徐光启曾在六十卷本《农政全书》的卷十九、二十“水利”收录该书前三卷，“水法或问”卷省略，图式分编入各卷之中。

《泰西水法》卷一“用江河之水，为器一种”，即《龙尾车记》称：

龙尾车者，河滨挈水之器也……盖水车之属，其费力也以重。水车之重也，以障水，以帆风，以运旋本身。龙尾者，入水不障水，出水不帆风，其本身无铢两之重，且交缠相发，可以一力转二轮。递互连机，可以一力转数轮。故用一人之力，常得数人之功。又向所言风与水，能败龙尾之车也，在鹤膝斗板。龙尾者，无鹤膝，无板，器居水中，环转而已。湍水疾风，弥増其利。故用风水之力，而常得人之功，若有水之地，悉皆用之，窃计人力可以半省，天灾可以半免，岁入可以倍多，财计可以倍足。

所谓“龙尾者，水象也，象水之宛委而上升也”。龙尾车实际上是一种用齿轮传动的螺旋式提水车，用于江河里的“旋水而上”，为公元前3世纪阿基米德（Αρχιμήδης；前287—前212）所发明。这一被称为“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被认为是古希腊最不朽的一项技术发明，使用时一端架在水中，另一端架在岸上。据说，这种放在密封圆筒中的旋转螺旋直到今天还被用来把水或粮食从低处升到高处。龙尾之物有六，即轴、墙、围、枢、轮、架六部分。该卷详述这种机械如何制作、组装，指出这种龙尾车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轴的不断转动，使水自下沿轴上由“墙”和“围”组成的螺旋水道宛委上升。它运用螺旋输送原理，利用内部轴的旋转来带动螺旋叶的反方向运转，将水向上平移，达到升水目的（与目前涡轮抽水机原理相同）。动齿轮的安装位置，因地势和原动力的不同有七种变化，即围的中间和两端、轴的两端、枢的两端。这种水器运作上的优越性是运旋时省力：“入水不障水，出水不帆风”；其本身又轻便“无铢两之重”；可以联机使用，所谓“交缠相发，可以一力转二轮，递互连机，可以一力转数轮”。郑以伟从适应环境能力的角度，肯定龙尾车有传统水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兹法也而传，急流可，即吴越缓流也，亦可；山泉可，即燕齐平芜也，亦可。随俗之便，或用中土法，或用此法，可以佐水车之不及，而前民用。所谓巧生于穷，而穷亦因巧而济者耶？”

卷二“用井泉之水，为器二种”。一为“玉衡车记”，附以“专筩车”；二为“恒升车记”，附以“双升车”，都属于“井泉挈水之器”。这是两种用气压原理从井中提水的唧筒。玉衡车由双筒（吸水管）、双提（活塞）、壶（水箱）、中筒、盘（地面接水盘）、衡轴（连接活塞的杠杆）、架等部分组成。操作时提压衡轴，可使双筒中的两活塞轮番上下移动。活塞上提，将筒中的空气排出，井水即可涌入筒中；活塞下移，又将水压入壶。壶中的水因承受从下方源源不断注入的水压作用，就会顺中筒上行，经盘流入水渠或盛水器中。“玉衡者，以衡挈柱，其平如衡，一升一降，井水上出，如趵突焉。”这种取水器械的“气法”所依据的原理是：“气尽而水继之者。天地之间，悉无空隙，气水两行之交，无间也，是谓气法，是谓水理。凡用水之术，率此一语为之本领焉。”即用水的关键，就在于掌握这一气体力学中涉及的连通效应。当提压衡轴，上移的活塞就会将筒中的空气排出，瞬间形成真空。此时井水受大气压的作用，就会立即上溢至筒，即气体力学在水利机械中的应用。如此提水较之中国传统的用绠缶、辘轳、桔槔提水，不仅省力，而且效率也高。正如该书所言：“一人用之，可当数人，若以灌畦，约省夫力五分之四。高地植谷，家有一井，纵令大旱，能救一夫之田。数家共井，亦可无饥饿流亡之患。”张柏春认为：玉衡车的设计完全符合流体力学原理，摇柄转轴，当左提柱带着左砧下降，左筒内压力增大，右筒底的舌关闭，壶的右舌打开，右筒中的水被压入壶内，这样“左右相禅”。从构造原理看，玉衡车是属于古希腊发明家希罗（Ἥρων ὁἈλεξανδρεύς，10—70）于公元1世纪设计的一种双缸活塞式压力泵的后裔。“恒升者，从下入而不出也；从上出而不息也。”恒升车的构造与玉衡车类似，运作原理相同，不同处在于玉衡车的双筒和中筒分置，而恒升车则是合二为一的，属于单缸活塞式水泵。因此，玉衡车不仅轻便，而且制作容易，工作效率更高。所谓“巧者运之，不可胜用也”。《泰西水法》的数据源目前很少有学者研究，仅有关于螺旋式水车的内容，被认为是出自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建筑师和军工专家维楚威斯（P.Vitruvius，前80—前15，又译维特鲁威）的《建筑术》（De Architectura，又称《建筑十书》）中专论机械的第十书。

卷三“用雨雪之水，为法一种”，即“水库记”一篇。主要记述水库的功能和如何建造水库。水库是西方居住在山区之民“备旱御穷”的民居设施，主要用来“蓄雨雪之水”。熊三拔写道：

西方诸国因山为城者，其人积水，有如积谷。谷防红腐，水防漏渫，其为计虑，亦略同之，以故作为水库。率令家有三年之畜，虽遭大旱，遇强敌，莫我难焉。又上方之水，比于地中陈久之水，方于新汲。其蠲烦去疾，益人利物，往往胜之。彼山城之人，遇江河井泉之水，犹鄙不肯尝也。今以所闻造作法著于篇，请先谂之秦晋诸君子焉。

《泰西水法》将建造和维护水库的工程概括为九点：

水库者，水池也。曰库者，固之其下，使无受渫也；幂之其上，使无受损也。四行之性，土为至干，甚于火矣。水居地中，风过损焉，日过损焉。夏之日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水独存乎，故固之，故幂之。水库之事有九：一曰具，具者庀其物也；二曰齐，齐所以为之和也；三曰凿，凿所以为之容也；四曰筑，筑所以为之地也；五曰涂，涂所以为之固守也；六曰盖，盖所以为之幂覆也；七曰注，注所以为之积也；八曰挹，挹所以受其用也；九曰修，修所以为之弥缝其阙也。

所谓“具”，即准备建筑材料；“齐”，即为建筑水库准备好按照一定比例搅拌成的灰沙泥浆；“凿”，即选择挖掘可容水库之地点；“筑”，即水库上或四周的相关建筑设施；“涂”，即用灰浆和砖头、石块加固砌造水库池底；“盖”，即准备好水井之类的覆盖物；“注”，即将水从水源处往池底进行灌注；“挹”，即如何使用水库之水；“修”，即精心维护好水库设施，勿使其漏水。每个字代表建造水库或水井等过程的一个环节，只有做到了这九点，才能保证蓄水池有良好的水源，存水不泄漏和不变质。在准备建筑材料方面，该书提及“西国名为‘巴初剌那’”（Pozzolana，意大利语“火山灰”）的建造水库的材料：

西国别有一物，似土非土，似石非石，生于地中。掘取之，大者如弹丸，小者如菽。色黄黑，孔窍周通，状如蛀窠，俨然石也。而体质甚轻，揉之成分，舂以代砂，或代瓦屑。灰汁在其空中，委宛相入，坚凝之后，逾于钢铁。近数十年前，有发故水道者，启土之后，锹镢不入，百计无所施。既而穴其下方，乃坏堕焉。视其甃涂之灰，用是物也，厚半寸许耳。此道由来甚久，以历年计之，在汉武之世矣。此后凡用和灰，甚贵是物焉。或作室模，和灰涂之，崇闳窈窕，惟意所为。既成之后，绝胜冶铜铸铁矣。

“火山灰”与石灰、砂子三组分砂浆亦被称为“罗马砂浆”，曾在欧洲建筑史上应用了很长的时间。介绍这种被称为“巴初剌那”的材料，显然是针对中国很多地区水利设施筑坝材料的不坚固。

卷四“水法附余”谈水法，“水法附余：高地作井，未审泉源所在，其求之法有四”，主要讲述西方人寻找水源的四种方法。此卷所言水法的根据，是地下水形成的水气在地里，则地表会显现出不同的物理反应。编译者将之概括为四种方法：

第一气试：当夜水气恒上腾，日出即止，今欲知此地水脉安在，宜掘一地窖，于天明辨色，时人入窖以目切地望，地面有气如烟腾腾上出者，水气也。气所出处，水脉在其下。第二盘试：望气之法，旷野则可。城邑之中室居之侧气不可见，宜掘地深三尺，广长任意，用铜锡盘一具，清油微微遍擦之，窖底用木，高一二寸，以搘盘偃置之盘上，干草盖之，草上土盖之。越一日开视，盘底有水欲滴者，其下则泉也。第三缶试：又法近陶家之处，取瓶缶坯子一具，如前铜盘法用之，有水气沁入瓶缶者，其下泉也。无陶之处以土甓代之，或用羊绒代之。羊绒者不受湿，得水气必足见也。第四火试：又法掘地如前，篝火其底，烟气上升，蜿蜒曲折者，是水气所滞，其下则泉也，直上者否。

寻得水源后，则进入打井的环节。该卷又将“凿井之法”概括为五点：

第一择地：凿井之处，山麓为上，蒙泉所出，阴阳适宜。园林室屋所在，向阳之地次之，旷野又次之；山腰者居阳则太热，居阴则太寒，凿井者察泉水之有无，斟酌避就之。第二量浅深：井与江河地脉通贯，其水浅深尺度必等。今问凿井应深几何，宜度天时旱涝，河水所至，酌量加深几何而为之度，去江河远者不论。第三避震气：地中之脉条理相通，有气伏行焉。强而密理中人者，九窍俱塞，迷闷而死，凡山乡高亢之地多有之，泽国鲜焉。此地震之所由也，故曰震气。凡凿井遇此，觉有气飒飒侵人，急起避之。俟泄尽更下凿之，欲候知气尽者，缒灯火下视之，火不灭，是气尽也。第四察泉脉：凡掘井及泉，视水所从来而辨其土。色若赤埴土，其水味恶；赤埴黏土也，中为甓为瓦者。是若散沙土，水味稍淡；若黑坟土，其水良黑坟者，色黑稍黏也；若沙中带细石子者，其水最良。第五澄水：作井底用木为下，砖次之，石次之，铅为上。既作底更加细石子，厚一二尺，能令水清而味美。若井大者，于中置金鱼或鲫鱼数头，能令水味美，鱼食水虫及土垢故。

在叙述处理高地凿井判断水源的方法和寻泉眼打井之法后，还叙述分辨水质优劣的方法：

试水美恶辨水高下，其法有五（凡江、河、井、泉、雨、雪之水，试法并同）。第一煮试：取清水置浄器，煮熟倾入白磁器中，澄清下有沙土者，此水质恶也。水之良者，无滓又水之良者，以煮物则易熟。第二日试：清水置白磁器中，向日下令日光正射水，视日光中若有尘埃，絪缊如游气者，此水质恶也。水之良者，其澄澈底。第三味试：水元行也，元行无味。无味者真水，凡味皆从外合之。故试水以淡为主，味佳者次之，味恶为下。第四称试：有各种水，欲辨美恶，以一器更酌而称之，轻者为上。第五纸帛试：又法用纸或绢帛之类，色莹白者，以水蘸而干之无迹者为上也。

卷四最后部分为“以水疗病，其法有二”。其一为“温泉”治病：

温泉出于硫磺，硫磺为药，多所主治而过于酷烈，医方谓其效虽紧，其患更速，难可服饵。温泉本水而得硫之精气，故为胜之。又温泉疗病，用之熏浴者什九，用之汤浴者什一。熏浴者其热，毒不致入于肠胃，而性力却能达于腠理，则利多而害少焉。第同一温泉，性味各异，其所主治亦悉不同。西国一大郡，其山间所出温泉数十道，每道各有主治。昔有国主征集名医，辨其性理，又多用罪囚患诸对症者，累试累验，然后定为方术，是何泉水，本何性味，主何疾病，作何熏蒸，或是沐浴，或是汤饮，用何药物，以为佐助。设立熏蒸器具，沐浴盆池，刊刻石碑，详著方法，树之本所。凡染病者，依方疗治多得差焉。

其二为“药露”治病，兼及制取药露法及其功能。其中还涉及了西方关于水料（即液剂）的管理问题；在“药露”篇中谈到了人体的消化功能：

凡人饮食，盖有三化：一曰火化，烹煮熟烂；二曰口化，细嚼缓咽；三曰胃化，蒸变传送。二化得力不劳于胃，故食生食冷，大嚼急咽，则胃受伤也。胃化既毕乃传于脾，传脾之物，悉成乳糜，次乃分散达于周身，其上妙者化气归筋，其次妙者化血归脉，用能滋益精髓，长养肌体，调和荣卫。所云妙者，饮食之精华也。故能宣越流通，无处不到，所有糟粕乃下于大肠焉。

方豪（1910—1980）以为，这种详细讨论“泰西炼制药水法，在中国药学史上添一新叶”。

卷五为“水法或问”，后附各类汲水取水机械的图解说明。采用这种图像、技术原理和真实器物同时呈现的译介方式，考虑的即这些器具将来制作的“致用性”。向达认为，《泰西水法》中“所述诸器甚为简易，以视王征《奇器图说》之繁伙诡谲，且有不逮”，但该书一大特色在于不仅仅记述西方的水法：“三拔此书所足称者，不在其纪述之水法，而为希腊古哲人思佩多克里斯（Empedocles Argrigentum，前495—前435）四大元行之说，借以传其梗概于中土也。”该书卷五开篇称：“既作水器，诸公见之，每辱奖叹。时及水理，有所酬对，序而录之。第四行论辨，更仆未悉。垂问所至，则举一二，若丝抽蔓引，为绪又长。故每从截说，非能连贯也。”不难见出，熊三拔在传输所谓“形而下”的西方水利技术知识的同时，也努力将西方水文化的一些知识元素，与中国本土文化元素相呼应。在将属于“形而上”的足以与中国传统阴阳五行相对应的西方“四大元行之说”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熊氏检讨自己未能全面掌握四行说，因此所介绍的内容显得得比较零乱。金文兵指出，《泰西水法》最早所传“四大元行之说”之“梗概”，高一志的《空际格致》在《泰西水法》“水属物象”的基础上，还在“水属物象”“火属物象”“气属物象”“土属物象”四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解说，熊三拔很可能是最早将1593年葡萄牙柯英布拉大学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课程的讲义《〈天象学〉疏证》的部分内容介绍到了中国。“元行”对应拉丁文的“Elementa”，麦都思（W. H. Medhurst，1796—1857）所编《英华辞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7）和罗存德（W. Lobscheid，1822—1893）的《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Part I，1866）都曾把“Element”译为“元行”，该词可以被认为是19世纪中期以前用来对应“element”的主要译词，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等书中也使用过该词；甚至被日本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的英和辞书所采用。

中国在古代水利实践方面尽管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中国人对水的治理一直是从疏通的角度去努力的，因此，治水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洪水的疏浚和开渠引流方面，在农田排灌机械方面并不突出。汉代发明的龙骨车代表了中国古代农田水利机械的最高成就。这些机械主要是靠人力，或用畜力、风力、水力来带动轮轴提水，因机身大、部件很多，操作起来非常费力。《泰西水法》介绍的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等诸种机械的新内容，是基于文艺复兴后，近代物理学、数学、机械学的一些新发展而制作的，体现了17世纪欧洲物理学螺旋原理、气体原理、液压技术的应用的新成就；用连杆提压活塞产生气压提水，较之传统中国的升水工具明显要先进。这些水利知识和水文化知识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全新的信息，受到了中国人的重视。万历进士曹于汴（1558─1634）在序中对徐光启编译此书之举大加赞赏，认为他“轸念民隐，于凡农事之可兴，靡不采罗。阅泰西水器，及水库之法，精巧奇绝，译为书而传之；规制具陈，分秒有度。江河之水，井泉之水，雨雪之水，无不可资为用，用力约而收效广。盖肇议于利君西泰，其同侪共终厥志；而器成于熊君有纲，中华之有此法，自今始”。戴念祖曾总结道，17世纪“西方力学和机械学知识传入中国”，反映在关于机械、工程、水利方面的最早和影响最大的三大著作即《泰西水法》《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新制诸器图说》。张维华所著《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一书则更进一步称：“西学言制作之术者，此书为第一部。”如此说来，《泰西水法》不仅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书，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技术著作。更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包含有西方自然哲学观念的水文化之专著。

三  晚明至晚清：《泰西水法》在江南的传播渠道

徐光启与熊三拔等在北京天主教南堂制造水利器具，前来学习参观者门庭若市。据张铠研究，明末在北京和天津形成了两个科学实验的中心：北京的中心是当时传教士所在北京的会所——南堂；天津的科学实验中心是徐光启屯田时所开辟的大约二十顷实验园地。熊三拔在北京南堂制作了许多应用于水利和机械方面的模型，徐光启也曾在此进行过科学实验，并和熊三拔“制天盘、地盘（简平仪）定时衡尺，璇玑玉衡等器，皆时人所未睹”。

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徐光启著译集》影印本载有最早的北京刊本，内页署名，除了为之订正的浙江杭州进士李之藻外，参与考订校刻的还有万历进士曹于汴、江西庐陵（今吉安）万历进士彭惟成；江苏上海万历进士姚永济、江苏徐州万历进士万崇德（1575—？）、四川泸州正德进士张键、浙江平湖进士刘廷元、江苏华亭万历进士张鼐（？—1629）、河北永年万历进士李养志、江苏华亭万历进士李凌云、贵州铜仁进士杨如皋。一本水法西书，不仅有徐光启、李之藻（1571—1630）两位进士参与编译，竟然还有另外十位进士为之订正校刻，在中国书籍史上堪称破天荒之举。

《泰西水法》所带来的西方新奇的水文化知识在晚明引起了士林的很大兴趣。与利玛窦相友善的郑以伟（？—1633）在熊三拔译述此书时，曾往访其家，见家中“削者，髤者，绹者，则治水具也。彼方日以钱易水而饮，顾切切然思人田之毛泽”的精神，深感敬佩。他在为该书作的序中称，《泰西水法》“酷似《考工记》，此法即不敢补《冬官》，或可备稻人之采，非墨子蜚鸢比也”，而“西洋之学，尊天而贵神，其余伎复善历算，精于勾股，予每欲学，而苦未得暇，至其言物理，则愿与之相与质难于无穷”。曾在江南生活过的熊开元（1598─1676）赴京考选，授吏部给事中，在北京任职时也曾到南堂参观，见到“测景、量天、汲深、瞭远、引重、穿坚诸种种器用”。他对据《泰西水法》所制的恒升车大加赞赏，认为“盖吸水具也，机巧绝伦”。留心经世致用之学的王征（1571—1644）通过《泰西水法》了解了龙尾车和恒升车的制造法，在河北肥乡治水时，向当地百姓推荐了龙尾和恒升两种升水机械，并设计了一种利用畜力和人力带轮轴的龙尾车，成为中国试制龙尾车的第一人。他还仿效恒升车的造型、结构和功能，制作了一种“虹吸器”。江西南昌进贤进士熊明遇（1579—1649）在《则草》与后来扩增的《格致草》两书中，大量引用或改写《泰西水法》的内容。在《格致草》的“雪”“雹”“海”“海潮汐”“海盐”“江河”“山泉”“井泉”“温泉”等小节中大量引用“演说”，并改写《水法或问》内容；在《则草》中，采用西方四元行说来批判占星气，反映了所受徐光启的影响，并将之扩延到诸多与星占有关的现象上，进行自然知识考据的省思。

《泰西水法》在晚明至晚清的流传大致有四个渠道，而这四个系统都与江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天学初函》与教会系统的渠道。《天学初函》是崇祯二年（1629）由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李之藻刊行的。这是在明朝江南学术核心地区的杭州编刊的第一部西学丛书。该书分“理”“器”二编，收入了利玛窦、徐光启、庞迪我（D. d. Pantoja，1571—1618）、熊三拔、艾儒略（G. Aleni，1582—1649）、阳玛诺（E.Diaz，1574—1659）等编译的十九种汉文西书（另有《唐景教碑》一种）：其中，“理编”收入《西学凡：附〈唐景教碑〉》《畸人十篇》《交友论》《二十五言》《天学实义》《辩学遗牍》《七克》《灵言蠡勺》《职方外纪》；“器编”收入《泰西水法》《浑盖通宪图说》《几何原本》《表度说》《天文略》《简平仪》《同文算指前编》《通编》《圜容较义》《测量法义》《勾股义》。这是《泰西水法》问世后首次编入丛书得以传世的第一个重要传播渠道。编者将它放入西学传播的“理”与“器”的脉络中，与天主教产生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即如1608年3月6日利玛窦致罗马高斯塔神父信中所言，他与徐光启合作译出《几何原本》，提供给中国人一种有用的工具，也使中国人更敬重天主教。一些反教派人士，正是在“荒惑今人”以及“诛邪教”的脉络下抨击《泰西水法》，如明末福建西瓯人李王庭撰写了《诛邪显据录》，称“更可异者，《水法》一节，必于边外石田用之。夫石田可用，则中都旱田亦可用也，并中都山田亦无不可用也。乃必试于边，岂水生于石乎？此又不过以难能之事荒惑今人。料今士大夫所日悸者，漕运之艰，故倡为此说以倾动世耳。曾思真真经济，无地不效其实用，岂待托之遐荒以文其拙耶？”《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者曾批评李之藻刊刻此书：“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之藻等传其测算之术，原不失为节取，乃并其惑诬之说刊而布之，以显与六经相龃龉，则傎之甚矣”，并说将该书总编之目列入，是为了“以着左袒异端之罪焉”。不难见出，官方学者意识到，《天学初函》这一文献的刊刻，有其宗教的背景。此外，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F. d. Rougemont，1624—1676）在其账册和灵修笔记中记述，教会方面还直接印行过《泰西水法》：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至五月在杭州期间，“大相公Yam的姐姐Yao大娘给了我4两银子作礼物”，用这笔钱来支付印刷和装订宗教和世俗书籍，如《泰西水法》等。

2．《农政全书》的流通渠道。《泰西水法》前四卷和卷六的部分内容，也经由徐光启纂辑入《农政全书·水利门》。徐氏试图通过收入该书来实现其在农学上会通中西的宏愿，不过《农政全书》徐光启生前并未定稿，后经其门生陈子龙（1608—1647）增删成书，并与徐光启的外孙陈于阶（？—1645）共同编印而广泛流传。虽然《农政全书》崇祯十二年（1639）陈子龙之平露堂刊本被认为“版最劣，不为世所重”，但直至晚清，《农政全书》仍有着极大的销售利润，有多家官刻、私刻和坊刻加入该书刊刻行列。道光十七年（1837），该书有贵州刻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有上海王氏曙海楼刻本；同治十七年（1874），有山东书局重刻本；1901年，有上海文海石印书局刊本；宣统元年（1909），还有上海求学斋局刻本。

3．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抄本以及官修农书的渠道。四库馆臣将《泰西水法》编排入《四库全书》“子部”的“农家类”，视为农业器械的技艺之书。曹增友认为，正是由于戴震（1724─1777）的推崇，《泰西水法》才得以编入《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作为《四库全书》编修的戴震，在清代扮演着沟通京都与江南文化关系的角色，早年曾据《泰西水法》中的龙尾车法撰写过传述机械提水技术的著作《羸旋车记》和《自转车记》，讨论了对各种水器的认识，这些著作都是“因西人之法而作”。《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曾给《泰西水法》以相当高的评价：

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四卷之末有附记云：“此外测量水地，度形势高下，以决排江河，蓄泄湖湜，别为一法；或于江湖河海之中，欲作桥梁、城垣、宫室，永不圮块，别为一法；或于百里之远，疏引源泉，附流灌注，入于国城，分枝折脉，任意取用，别为一法，皆别有备论。兹者专言取水，未暇多及。”则其法尚有全书，今未之见也。

此段文字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戴震。他通过负责官方编纂的经典中泰西科技知识的整理，促进了北方宫廷文化与江南学术文化的交流。虽然原本熊三拔希望通过该书卷五“水法或问”，尝试展示西方“四大元行之说”之“梗概”，有水文化之意义，但四库馆臣完全忽略了熊氏这一形而上的追求。这种将之归入“农书”类别之下的做法，也体现在乾隆七年（1742）所钦定撰修的农书《授时通考》的卷三十八“功作门”。该书收有《泰西水法》前二卷，分别录有图式。这种官修之书的重新编排，将之从原有的学术关联中剥离了出来。

4．席氏扫叶山房本及晚清坊刻渠道。《泰西水法》所介绍的西方工具性知识，至晚清虽已陈旧，但仍受到出版商的关注。18世纪末有翻刻本，如《泰西水法》在嘉庆庚申年（1800）有席氏扫叶山房本，收有《水法本论》，该版所题校正者为席世臣。作为书坊的出版商投入资源，则一定对该书能获得的收益有着自己的期待。事实上，后来该版果然在清末长销不断，19世纪80年代的《申报》上频繁出现上海北市抛球场并城内苏州阊门内扫叶山房所启“新出书籍发兑”中《泰西水法》的广告，证实了扫叶山房主人席氏敏锐的商业眼光。1901年，上海文海石印书局在《申报》“新出石印农政全书”广告上写道：

是书为明徐文定公光启所著，而本朝采之《四库全书》者，其于古今农政，旁搜博采，罗列无遗，而于《泰西水法》数卷，尤称详备。此外若桑麻、木棉、果木、牲畜以及备荒、救荒诸政，凡有益于民生，皆详载于简册。方今国家崇尚经济有用之学，诚取是书而研究之，富强不难立致矣。

王泛森将晚清对明末清初典籍的重刊视之为晚明遗献的清初复活，指出道、咸以降“反映晚明多元文化气息或所谓具有思想‘现代性’的书籍重新出现在历史舞台。这些书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种是具有异端倾向的书，如李贽、唐甄等人的著作。另一类是晚明的戏曲小说、笔记杂书，反映生活情趣及真实感受的书。……第三类书是在禁书运动中因为‘涟漪效应’而长期隐匿不出的书，像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遗憾的是，他不曾注意到明末清初汉文西书的重刊。其实，在晚清复活的不仅有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汉籍，也有技术科学方面汉文西书。20世纪初的这些坊刻所使用的广告语，足以说明清末的出版商，试图极力将《泰西水法》整合到晚清现代化的“富强”话语以及民族国家“崇尚经济有用之学”的叙事之中。

清代士绅努力把儒家经典与科学技术结合，也体现在清人文集中关于《泰西水法》这些汲水器具的描述。例如，清初纳兰性德（1655─1685）描述了用风车驱动的龙尾车，在《通志堂集·渌水亭杂识》卷三写道：“中国用桔槔，大费人力。西人有龙尾车，妙绝”，如与风车配合使用，工效更高，“数百亩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益于农事”，并认为恒升车的原理与中国风箱相同。清初一些学者如薛凤祚（1610─1656）、方以智（1611─1671）、李颙（1627─1705）等，还致力于努力会通中西。著名数学家薛凤祚曾在《历学会通·致用·中外水法》两卷中辑录了《泰西水法》的龙尾车记、玉衡车记、恒升车记、水库记等，强调了水利器械的重要性：

从来挈水用桔槔等法，皆以器用，滞而多劳，必物重与用力相等。近西来诸水法，大抵以气为之权舆焉。虽用器具，不过以为束水导引之具，不全恃也，力省功多。先圣有言：“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兹事体不细已。从来博物洽闻，吹藜天禄，固已知其所指。今于新来诸儒获知其所不能知焉。

他还介绍了穆尼阁（J. M. Smogulecki，1610—1656）新译的自升、高升两种不同人力的引水器，突出地显示出其“致用”和“会通”的治水思想。《泰西水法》卷四“以水疗病其法有二”，其一为“温泉”治病，可能也影响到方以智。他在《物理小识》卷二“地类”有多处讨论温泉的效用，响应了《泰西水法》中关于温泉的记述。思想家李颙在《二曲全集》卷七开了一个读书单子，分作二类，一为明体类，一为适用类。“适用类”有《大学术义》《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衡门芹》《经世挈要》《武备志》《经世八编》《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大明会典》《历代名臣奏议》《律令》《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他认为，这些泰西水利之学等“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然读书易，变通难”。

《泰西水法》在许多晚清学者中也可谓烂熟于心，不少学者在讨论水利问题上反复提及该书。例如，出版家张鹏飞（1783─1855）不仅刊印《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的西学经典，还在《修关中水利议》中专门述及《泰西水法》的水器，称该书关中百姓也是了解的：“其制引水之器，低田用虹吸鹤饮，高则用恒升、玉衡等具，载在《泰西水法》。关中人未必不知，而耿橘挞水线以浚渠法，尤不受奸民之欺，此尤赖劳民劝相者。总之，兴水利之事甚繁，而经理必在得人。”晚清西学东渐，学人的眼界大开，首任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1816─1895）在光绪四年（1878）八月初九参观美国“农事赛会”时，看到其中展览的西方农业机械，就想到了《泰西水法》：“有风轮取水器，以资灌溉，其轮侧立，两轴平运，轴前为轮，轴后有尾如柁，常顺风势，故轮面迎风而转，无论风来方向，轴有曲拐连于抽水器以抽水。此法详载于《泰西水法》及《奇图式》二书。”也有学者注意到西方的“水学会”，称其属“泰西水法之便用者，如压水柜、压水箱、水权、水平、压水起水筒、螺丝龙、水龙，以逮一切农学水器，中国旧法亦有类是者，如汲井之辘轳，救火之水龙，溉田之龙骨车是也”。这里的旧法、旧器显然是《泰西水法》中提过的相关“泰西水器”。

《泰西水法》中传送的西方水文化新知识，因其强烈的“异域性”，激发了明清东方士绅寻“奇”记“异”的好奇心。明清士绅，特别是一些与江南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学者，如与江南士人领袖徐乾学（1631—1694）有着特殊关系的纳兰性德、曾在江南讲学的李颙等，表现出对《泰西水法》的浓厚兴趣，不能认为仅仅是出自一种文化猎奇，更大程度上应该看作是文化人自我开放并试图理解“他者”的一种努力，其间包含着复杂的“自我”与“他者”的微妙关系。《泰西水法》所引入的一种新的文化认知图式，事实上会对旧的认知图式提出挑战，甚至可能产生若干思想上的“化学反应”。

四  明清江南士绅的回应

尽管大多数明代士大夫仍然在文字中表达出对匠人匠艺的满不在乎，守护着理论和实践知识的分野，但还是有一些学者尝试在两者之间架起某种桥梁。特别是在江南地区，重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之学有着突出的传统。《泰西水法》一书在持续传播过程中，也深受江南士绅的重视，一些人甚至跳出“君子不器”的窠臼，提出为“民生日用”来利用这些西方水利知识。江南虽非缺水地区，但即使在有山有水的江南西部（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可以有效利用的水力资源也非常有限，正如江宁府《上元县志·山川》所载：“境内虽有群山，而其地脉枯燥，诸水自秦淮河与汤泉之外，其余溪涧，皆未有淙淙如注之水可以筑坝而截流者也。”明初曾在南京设置水磨，结果也因为“河流几绝，磨盘岿然尚存，徒想当时秦淮水势而已”（《碧里杂存·古战场》）。湖州西部山区，“水多于山间暴下，其色殷红，禾苗浸者尽死，谓之‘发洪’”（《五杂组·地部二》）。对此，李伯重的研究结论是：“除了浙西山区某些地方外，江南几乎不存在可用传统技术利用的水力资源。”因此，治水如何利用水资源，也是江南士绅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据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记述，江南一些士绅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他们对西方的水利工程有着强烈的兴趣，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们请求南怀仁（F. Verbiest，1623—1688）帮助挖出一条新河道直通长江三角洲，并负责在当地监督此项工程，但康熙皇帝不准南怀仁离开北京，而是派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G.Gabiani，1623—1694）神父去了那里。

作为江南士绅利益群体的重要代表，徐光启之所以对治理水患充满热情，与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万历三年（1575），十四岁的徐光启目睹了江浙地区的大水灾，淮扬大水，“河决砀山而北，淮决高家堰而东，高邮湖亦决清水潭，淮城几没，徐、邳、山阳南北漂荡千里，河道淤浅，阻漕者数年”；万历四年（1576），江南大旱，上海大饥；万历七年（1579），上海又是大水成灾。因此，从万历十年（1582）起，二十一岁的徐光启就注意历年的水旱灾，开始留意“水法”。他不相信各种占象和祈雨，一直努力寻找从知识与技术的角度有效解决问题的水理和水法方案。他在《泰西水法序》中谈到了自己为何向利玛窦请教水法：“余尝留意兹事二十余年矣。询诸人人，最多画饼。骤闻若言，则唐子之见故人也。就而请教，辄为余说其大指，悉皆意外奇妙，了非畴昔所及。”徐光启利用在天津屯田的机会，不耻向老农、老圃询问农业耕作技术，以耕作新技术进行试验。他将《泰西水法》收入自己所编的《农政全书》，该书因包含有《泰西水法》也颇受江南学人和士绅重视。清初，江苏吴县的学者刘献廷（1648─1695）曾寓居顺天府大兴，花了十余年时间来寻找“卓绝千古”的《农政全书》。他在《广阳杂记》中写道：“徐玄扈先生有《农政全书》，予求之十余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时于无意中得之，予始得稍稍翻阅。”

江南士绅群体结构复杂，有通过科考获得功名的，如徐光启、戴震、阮元（1764─1849）、齐彦槐（1774─1841）、王仁俊（1868—1913）等，亦有坚持不懈参加科考却仕途不顺的周中孚（1768─1831）、徐朝俊；有长期担任幕僚的钱泳（1759─1844），也有作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身份的方以智、郑复光（1780─约1853）、郑光祖（1776─1866）等。清代考据学派受到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的科技的影响，他们对欧洲传教士引进的汉文西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尽管戴震、阮元等也认为这些西书中有不少矛盾之处，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把这些科技知识视为外来的奇技淫巧，而是看作可以与传统经典融为一体的知识体系。江苏仪征的大学者阮元在《畴人传》中专门介绍过《泰西水法》中的龙尾车，称“龙尾车尤于水旱有补益之功”，“推而行之，足以利民生矣”，同时又认为水器制作技术精深，“非究极算理者不能作”。他在《畴人传》专门为熊三拔列传，称“《泰西水法》六卷，有制龙尾、恒升、玉衡车诸法，一皆本于勾股。西洋之学有关民用者，莫切于此”。

1842年刊行的郑复光《费隐与知录》一书中多处引用《泰西水法》：在“龙之行雨系说所无”称《泰西水法》：“言夏月郁积浓厚，决起上腾，力专势锐，故云足促狭……极似所谓龙雨，知西士固无龙雨之说也”；在“潮汐应月里有可征”“泉水成汤由于地火”述及《泰西水法》，强调与之不同的认识；在“蓄水生虫无害于水”中引用《泰西水法》中蓄水养金鱼数头等说法，非常高明；在“引水过山仍必就下”条写道：“吾友鲍泽之（中谦）昆仲尝深究水理，为余言明徐相国（光启）有言，出水处（乙）苟低于受水处（甲）一寸，则虽数十丈可引之而上；出水处（甲）苟高于受水处（乙）一寸，则水必回矣（水自乙出矣），是说最确”。浙江湖州学者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称赞《泰西水法》：“规制具存，分秒有度，其于江河、井泉、雨雪诸水，无不可资为用，用功约而收效广，惟究极算法者，故能作此奇器，而龙尾一车，尤于水旱有裨助之功，所以戴东原（震）有‘羸旋车之记’也。”晚清江苏吴县学者王仁俊的《格致古微》卷二也提及《泰西水法》，称西方水法还有“决排江河，蓄泄湖淀”和“作桥梁、城郭、宫室”，都能“别为一法”；卷四中称“《意林》载翻车先生在京师城内有城作围，而患无水可溉，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其功百倍。案此古以机取水法也，西人师其意，于是有水器”，认为这种“水器”来自《泰西水法》。清末民初的常熟学者徐兆玮（1867─1940）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十一日（11月21日）日记中记有：“读徐光启《农政全书》十卷……卷十九、二十两卷为《泰西水法》，未知有更易否？当取原书核之。”可见那一个时代的江南学者对《泰西水法》都是非常留意的。

江南士绅不仅重视对这些汉文西书的新证，还强调实用性的经世之学是儒家正宗的遗产。他们把经世之学推进到有关历算和治水等领域，不少人跃跃欲试，尝试按照《泰西水法》中提供的图式进行制作，其中最主要的是龙尾车和恒升车的制作。例如，江苏无锡学者钱泳在《履园丛话·水车》指出：“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车，其来久（矣），又名曰桔槔……近吴门沈狎鸥孝廉按之古法制龙尾车，不须人力，令车盘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三四十亩，岂不大善。然只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车需费百余金，一坏即不能用。余谓农家贫者居多，分毫计算，岂能办此。”又如，阮元称《泰西水法》中一些取水器械“非究极算理者不能作。而龙尾一车，尤于水旱有补裨之功。戴庶常震所以‘羸旋车之记’也。长洲沈君培深于此学，因属指授工人造一具，目验之，得水多而用力省，推而行之，足以利民生矣”。上述两处所述的“吴门沈狎鸥孝廉”和“长洲沈君培”可能为同一人，即当时精通水利机械的苏州人沈培，曾按图索骥指导工匠制造了一架龙尾车，经过实验，获得了“得水多而用力省”的结果，可惜“一车需费百余金，一坏即不能用”，所以这样的制作很难推广。

江苏常熟学者郑光祖，家乡为水患所困扰，海水倒灌、河水漫溢。他在《醒世一斑录》中专门讨论熊三拔与《泰西水法》：“熊三拔，太西人，明万历年来中土，其地人心精巧，于一切事物之理类能钩深致远，故有所创造，皆他方所不逮，著有《太西水法》一卷，其戽水有龙尾车者，形如大木桶，而长过丈，中具机巧，人为旋转则水逆而上。”接着，他提到了两次在江南使用西方引水技术的例子：第一次为“道光十四年（1834），本地白茆河，郡中发下神仙车，即《太西水法》也。试之机虽巧，而终借人力，且制造匪易，傥有损伤修葺为难，不如当地水车为便易。然其巧妙实大过人，不可概没也。”他还指出该书中的有些论点，不足以分析中国的实际：“天下之水，皆应月成潮，海洋广大，故潮大；池沼狭小，其潮甚微，故人不及觉。然洞庭、鄱阳诸巨泽，何竟无尺寸之潮乎？似（熊）三拔格物尚未精当，其说并不足为据。”第二次为两年后的道光十六年（1836），“清江浦治河，须戽水工具”，当时担任制军的陶设局赞化“宫费及三千金”购得龙尾车法式，称可以“自为运动，制成为用，借以省河上工费不少”，但由于龙尾车太大，“四五抱，扛抬需百夫，坏墙垣以出，试于池沼，立刻告涸。然运转甚重，推挽亦必多人，乃才试一二，而关键已坏，然即不坏，亦全资人力，非果能自为行运也”，最后只得废弃。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据《明斋小识》记载，擅长天文学、钟表机械的徐朝俊，于嘉庆十四年（1809）也制成了一架龙尾车，以一名儿童驱动灌溉，知府唐仲冕为推广此种水车而“刊图颁各县”。

据《梅麓诗钞》载，曾任金匮、苏州知县的齐彦槐，按照《泰西水法》制造过龙尾车和恒升车，一台龙尾车“当翻车之五”，试用时“塘宽十亩，深二尺，戽干七寸，才三刻许”。齐彦槐还作《龙尾车歌》称：“利熊二士来西海，法入中华二百载。布衣能述不能行，霖雨还须有人在。”林则徐（1785—1850）对齐彦槐此举颇为赏识，奏请予以推广龙尾车等。齐彦槐制作龙尾车和恒升车的故事在晚清广为流传，1887年8月19日《申报》载《片奏恭录》也提及《农政全书》中的《泰西水法》：本年三月初六日，接据出使日本国大臣徐承祖（1842—？，南京六合人）咨称：据其随员、上海南翔人姚文栋（1853—1929）代呈监生胡璋说帖，胡璋曾到日本考察，访得旱田取水良法，用机器槌并溉田，还计划在扬州、上海等处创设井泉公司，但担心“先行试办，惟华人均未目睹，疑信交参，故此举骤难就绪”。在研讨“不知我国北省地方是否相宜似可购买全副机器并雇日人试办等”问题时，又提及《泰西水法》和林则徐督令知县齐彦槐造龙尾、恒升二车之事：

查徐光启《农政全书》内载有《泰西水法》二卷，汲江河之水者曰龙尾车；戽井泉之水者曰下衡车、恒升车；又载有凿井之法，其时尚未有“槌井”名目。道光中，江苏抚臣林则徐督令知县齐彦槐造龙尾、恒升二车，取溉旱田，极称得力，其法似宜于水乡而北地高原未必适用。兹据该出使大臣所称槌井新法，具有图说，与该御史所据以陈奏之说无异，惟各处土质不同，此项机器是否于畿辅一带地势相宜，难于悬揣，应请饬下。该出使大臣酌购机器一具，并雇工匠一名，赍送来京。督饬试办，如果便利，再议推广，行之似于农田水利不无裨益。

林则徐对江南水利的整治十分重视，他在疏通黄浦江、吴淞江后，又大举疏浚浏河、白茆塘，还发动苏、松、太湖各州县全面治水，且处处验收工程。其间他还撰写了《田制沟洫（水器稻种附）》，文中称：“明西洋熊三拔《泰西水法》：龙尾车者，河滨挈水之器也。物省而不烦，用力少而得水多，若遇有水之地，悉皆用之。窃计人力可以半省，天灾可以半免，岁入可以倍多。玉衡车者，井泉挈水之器也，一人用之，可当数人，高地植谷，纵令大旱，能救一夫之田。”

清末著名苏州学者俞樾（1821─1907）在《九九销夏录》中专门有一篇讨论“西人水法”：

西人火器可恶，而其水法亦甚可喜。《旧唐书·拂菻国传》：“盛夏之月，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山奈感泉鸣，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按，此即今西洋人水法之权舆。但《宋史·拂菻传》则言：“其地甚寒，土屋无瓦。”屋果如此，则水法不必用，且亦不能用矣。与《唐书》所载不合，何也？

他特别强调：明万历时，西洋人熊三拔著《泰西水法》一书，介绍西方的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以及水库和水法。但“书末有附记云：‘决排江河，蓄泄湖淀，别为一法。或于江河湖海之中，欲作桥梁、城郭、宫室，别为一法。或于百里之远，疏引泉源入于国城，任人取用，别为一法。’是其法尚不尽于此书中”，表明西洋水法还有很多尚未介绍。他还记载了市场上卖鱼者所实行的“泰西水法”：“卖鱼者，蓄鱼桶中，上设木桶盛水，以管引使下行，又决之使上注入鱼桶，使鱼得活水以生。余曰：此法可效也。”于是，他在苏州购得大学士潘世恩在马医科巷故宅废地亲自规划所建的曲园中，“山石间安逸水缸，盛水其中，引而下之，又激而上之，注入小池，一如鱼桶之法。虽不能久，然一担水亦可历两时许。月夜听之，丁东作琴筑声，因笑曰：‘何必机器’”。他自己也承认“以泰西水法施之园圃以为玩者”，“所费不赀，且又常需修理，颇不易也”。

晚清江南学人中，从水知识和水资源利用角度讨论《泰西水法》首推王士雄（1808─1868）。他在《重庆堂随笔》一书“论方剂”一节附录有“凿井法”，提及《泰西水法》卷三“用雨雪之水，为法一种”、卷四讲述西方人寻找水源的四种方法、五点“凿井之法”和五条“试水美恶辨水高下”，并作了整段的转引，在“更有水库一法”所引用的“泰西书云”一段：

若天府金城，居高深险，江河溪涧，境绝路殊，凿井百寻，盈车载绠，时逢亢旱，涓滴如珠，或绝徼孤悬，恒须远汲，长围久困，人马乏竭，如此之类，世多有之。临渴为谋，岂有及哉？计惟恒储雨雪之水，可以御穷，而人情狃近，未或先虑，及其已至，坐槁而已。亦有依山掘地，造作塘池，以为旱备。而弥月不雨，已成龟坼，徒伤挹注之易穷，不悟渗漏之实多也。西方诸国，因山为城者，其人积水有如积谷，谷防红腐，水防漏渫。其为计虑，亦略同之。以故作为水库，率令家有三年之蓄，虽有大旱，遇强敌，莫我难焉！且上方之水，比于地中，陈久之水，方于新汲，其蠲烦去疾，益人利物，往往胜之。彼山城之人，遇江河泉井之水，犹鄙不屑尝矣。名曰水库者，固之其下，使无受渫也，幂之其上，使无受损也。四行之性，土为至干。土性干，故胜湿，甚于火矣。水居地中，风过损焉，日过损焉，夏之日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水独存乎？故固之，故幂之。水库之事有九：一曰具，具者庀其物也；二曰剂，剂所以为之和也；三曰凿，凿所以为之容也；四曰筑，筑所以为之地也；五曰涂，涂所以为之固也；六曰盖，盖所以为之幂也；七曰注，注所以为之积也；八曰挹，挹所以受其用也；九曰修，修所以为之弥缝其阙也。

将上述文字与《泰西水法》卷三“水库记”比对，只是若干字句的改动而已。卷下又称：“盐味最咸，《泰西水法》云：‘辛甘酸苦，皆寄草木，独咸寄于海水。而海水不冰者，海水咸也。故曰咸者，生于火也。火燃薪木，既已成灰，用水淋灌，即成灰卤，燥干之极，遇水即咸，此其验也。’”然后，作者据此从药物学角度加以发挥：“愚谓惟其属火，故生物遇之即死，盖体润而用燥之物也。古人但云咸能软坚，咸能润燥，而不知咸能坚软，咸能燥湿。试观一切易腐之物，得盐腌之，即坚干而可经久。凡盐仓工作之人，从无患脚气者，以其日践踏于盐地，故湿气不能病也。然燥物遇咸则润，故盐能烂铁，是软坚也；湿物遇咸则燥，故盐能干液而坚软也。味过咸即渴者，干液之征也。既能干液，则盐味属火无疑。燥湿坚软，固其宜矣。但味虽属火，而性下行，虚火上炎者，饮淡盐汤即降，故为引火归元之妙品。吐衄不止者，盐卤浸足立愈。”

江南士绅徐光启、戴震、阮元、俞樾等，不仅仅是经学、文史考据的高手，同样也关注来自西方的科技文化，努力汇通理论传统和工匠传统，体现出江南文化讲究实际、关注民生的务实精神。江南是清代考据学的重镇，考据学代表一种严谨的方法和实证的学术范式。这种诞生在江南的学术研究方法，不仅重视文献，也成为确定知识范围的检验方式。江南士绅重视《泰西水法》并以之图式进行水器的制作，也是这种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的具体表现。

五  水文化互动中的“变”中有“常”             

以欧洲基督宗教为核心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所形成的汉文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似考古学上的“堆积层”：一是晚明所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代表的景教文献，二是明清间的汉文西书和汉文西学经典，三是19世纪以来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受西学影响的新学家所留下的大量汉文西学译著。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应该追溯到明清间的西方传教士所译述的汉文文献，深度挖掘第二个堆积层在学界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但是，第二堆积层与第三堆积层之间的勾连至今却很少受到学界的重视。作为明清间汉文西书与西学汉籍经典的代表，《泰西水法》通过《天学初函》《农政全书》《四库全书》和席氏扫叶山房分别代表的教会、私家、官方和坊刻四个不同系统，在晚明至晚清广泛流传，并持续受到江南士大夫的关注。这批包含着科学和宗教的汉文西学经典之于晚清的思想家和学术界的意义，正如同欧洲古希腊罗马文献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大师们的意义一般重要。

水是自然之元素，也是生命之源，水资源与人类生活和文化、社会与历史有着深刻的密切关联。水的利用方式，是地域文明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中国在古代水利方面尽管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中国人对水的治理一直是从疏通的角度去努力的，治水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洪水的疏浚和开渠引流方面，在农田排灌机械方面并不突出。汉代发明的龙骨车代表了中国古代农田水利机械的最高成就，这些机械主要是靠人力，或用畜力、风力、水力来带动轮轴提水，因机身大、部件很多，操作起来非常费力，较之西方用连杆提压活塞产生气压提水要落后许多。《泰西水法》介绍的诸种机械，体现了包括有古希腊机械学成果在内的17世纪欧洲科学的新成就：龙尾车实际上是一种用齿轮传动的螺旋式提水车，用于江河里的“旋水而上”，代表了公元前3世纪“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这一被认为是古希腊最不朽的技术发明。在介绍西方水库建筑材料方面，该书提及了“西国名为‘巴初剌那’”的火山灰；在介绍西方温泉治病时，提及西国国将山间所出的数十道温泉，“辨其性理”，“累试累验，然后定为方术，是何泉水，本何性味，主何疾病，作何熏蒸，或是沐浴，或是汤饮，用何药物，以为佐助”，并且设立各种“熏蒸器具，沐浴盆池，刊刻石碑，详著方法，树之本所”。利玛窦、熊三拔和徐光启以及那些参与《泰西水法》订正校刻的上层进士学者，都希望所传送的这些包括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在内的物理学螺旋原理、气体原理、液压技术，能在中国得以应用；所引入的关于西方水文化的新知识，可以对改善国人的水法，为晚明中国人提供全新的闻所未闻的水利技术。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相异的两种文化的碰撞必然会产生拒斥、筛选、取舍、嫁接、转换、融合等的繁复过程。美国学者萨依德（E. Said，1935—2003）在《理论的旅行》一文中指出，因为“移入新环境的动向绝不是畅行无阻的，它必然包含与起源点不一样的再现过程与制度化过程。这使得有关理论与想法的移植、转移、流转、交流的任何描述都变得复杂了”。承载西方水文化的《泰西水法》，在其编译过程中必然与其原语言和文化信息产生了某种断裂，经过了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学者的本土化的再生产，展开了复杂的本地化过程。该书在晚明至晚清的江南地区，通过教会、官修农书、《农政全书》以及坊刻系统四种渠道广泛流通之际，江南知识界也兴起一股精研西方水利的风潮。汉文西书译述的过程，也是思想和知识位移的过程；由多个因素构成的重要的文化观念的空间转移，会引发个体精神或群体精神世界的重大变异。但触“变”仅仅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面，还有不变之“常”的另一面。在关于上述三个堆积层的研究中，目前学界较关注文化传播带来的“变”的一面，而在“变化”之外，其实还需同时注意到事物“不易”（或“恒常”）的一面。为什么有些新知识的传入会引发社会文化的重大变迁，而有些新知识传入后在波澜起伏之后，没有能使本土文化发生根本性的变动，本身就很值得探讨。

《泰西水法》在江南的流通渠道，不可谓不畅通，新知识的传播和影响可以在精神层面，也可以在社会的物质和技术层面。翻译传播所传达的可能产生一种新知识，形成一些新的观念或思想，但不是所有的知识传播都会带来社会和物质技术世界的根本性质变。英国学者李约瑟（J. Needham，1900—1995）指出，17世纪初传入中国的龙尾车虽然在后来的书上有过不少插图，“但是很少有证据说明它曾在中国推广，或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替换了传统的翻车”。邱春林进而认为：龙尾车的应用在时间上集中于清嘉庆、道光年间，此前还仅停留于文献转述的阶段；在地域上，集中于江南地区。同时也说明，龙尾车在中国的应用史是零星而没有延续性的；有清三百年里，其重要性没能上升到与中国传统的升水机械如桔槔、戽斗、翻车、筒车等相比肩的位置。人们可以发现，由于传统中国的水法机械设计，如筒车、牛转翻车、水转翻车、卫转筒车、高转筒车、水转高车、连筒、架槽、戽斗、刮车、桔槔、辘轳等，其结构设计相对简易，且窍门关节的传动过程也可依据图文一目了然，具有直观和易仿的特性，一般稍有农具制作经验的工匠，皆可凭借经验，将之巧手连贯复制出来。而《泰西水法》中所传播的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等，需要在不同位置安装从动齿轮，且其所有重要构件都密封于滚筒内，其工作原理难以通过直观来领悟，制作这些水法器具需要掌握物理学螺旋原理、气体原理、液压等不同的技术知识，方能揣摩清楚。而类似水库等蓄水池的建造，不是个体所能承担，往往需要地方官绅的领率倡导，需要有一套社会的动员机制，这种社会动员与地方民风和基层社会凝聚力又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由于明末社会动荡，清朝尽管有不同系统的水利建设，但官方对于推进《泰西水法》中水法的知识关注有限，更没有在农业机械方面加以广泛应用。

变易和恒常可以同时发生在文化交流史的不同层面。《泰西水法》虽然在晚明至晚清，曾经通过《天学初函》《农政全书》《四库全书》和坊刻等四个不同渠道在江南地区广泛流传，但所传播的新的水法知识大多仍停留在书斋、书本层面，所谓“能述不能行”。明清江南士绅在技术层面虽也有过不同程度的仿制，但这些技术回应大多不成功，或仅限于非农业领域，类似俞樾玩赏于曲园中的鱼池和江南市场卖鱼者的小玩意，真正能施行于水利事业者，实属凤毛麟角。于是，《泰西水法》这一工具层面对西学新水法的引进，未能导致中国治水事业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在跨文化传播中，《泰西水法》因此成为知识传播学上“变”中有“常”的一个例证。尽管《泰西水法》在技术层面的响应有限，但并不妨碍江南士绅和学者对这一来自西方的水文化知识予以点染描绘，由技术史层面转化为一种“异域意象”，从而蕴涵了文化与精神上的新意义。

（信息来源：“南国学术”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