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时，高晓松就开始卖歌词了。

只不过那些歌词不是他自己写的。当时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母亲就带他到单位，用油印机印了一堆词本儿，《喀秋莎》啦，《红莓花儿开》啦，《深深的海洋》啦。每天放学，高晓松就跑去中学大门前：“哥哥，要买歌词吗？”

“多少钱啊？”

“一毛。”

“太贵了，不买！”

高找他妈：“说太贵了。”

“贵了你就卖五分钱呗。”

又去，人问：“多少钱啊？”

“五分钱。”

哗——全卖光了。

价钱，从一毛卖到五分。赚来的钱，两毛给母亲买肉，剩下的自己攒着。最后，高晓松拿攒下的5块钱，给妹妹买了双皮鞋。

高晓松从小在清华园长大，父母都是清华高知，一个建筑系，一个土木系。文革时，夫妇两人被下放劳动，松辽油田会战时生下他，于是取名晓松，后来江汉油田会战，又生下他妹妹，于是取名晓江。高晓松的外公外婆，都是早年留学归来的顶级科学家，外公张维后来奉命创办了深圳大学，外婆陆士嘉是钱学森的师姑，掌门北航，还让出了自己的中科院院士。

高晓松的童年，无忧无虑。跟着清华院儿里孩子一起拍烟盒、打瓷片儿，跟着母亲读诗歌、吹黑管。由于充分继承了家族的优良基因，学习上，从来没让家里人操心。双百考上北京最好的初中，6门课平均成绩98.5考入北京四中最牛的A1班。那时，他的一颗文艺之心就蠢蠢欲动了，自己组织诗社，主编校刊《年轮》。博览群书，每次跟人谈起历史、军事来，总是滔滔不绝。

<高晓松和妹妹高晓江>

步入青春的高晓松，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是恋爱，一是打架。有一次，为了借一台录音机，他跟别的班学生约架，双方各码20个人。高晓松心说，清华院儿里也没这么多能打的。就跑去了外交部大院。人约齐了，结果对方人没来，外交部的孩子反倒跟四中的一群野孩子打了起来。

恋爱的事特别逗。高晓松和女孩儿闹了矛盾，一日，高晓松收到姑娘给自己的绝命书，书上写：我要去看我们看过的每一个地方。

高晓松当场就吓傻了，赶紧回清华院儿找自己妈，说：“妈，不好了！有个女孩儿要为我自杀！”高母弄清原委，哈哈一笑，“儿子，你这是头一回恋爱啊，我跟你打个赌，这姑娘要是肯为你自杀，我跟她一块儿死去。”

后来到姑娘家一看，人家正蒙头睡大觉呢。

虽然高考迟到，数学考了全班倒数第一，高晓松最终还是超过清华录取线50多分， 在1988年进了无线电系。那时，高校尚未扩招，大学生骨子里都有很强烈的精英意识，和墙外大众俨然两个世界：外面读琼瑶，里面就读《百年孤独》，外面听邓丽君，里面就听崔健。

中学，恋爱、打架。上大学后，出现了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弹琴。那个年代的女孩儿，就喜欢男生干三件事：踢球、打架、弹琴。

打架、踢球，靠的是体力，唯有这琴，人人皆可得之。所以在清华校园的操场上，总有男生为了吸引女孩儿抱着一把琴苦弹不止。高晓松的琴技，也就是那么练出来的。

其实一开始，他不想上清华，想去山清水秀、美女如云的浙大。可家里说：“一个男人一生只能有一个世界观，你要自己选，那就自己出学费，要是我们给你选，那我们给你出学费。”无奈，高晓松报了清华，进班级一看，就三个女孩儿，只能刻苦练琴，然后跑其他学校去找姑娘。

<青春时代的高晓松和妹妹高晓江>

当时清华男女生，7比1。为了女孩儿，男生都拼了命。更惨的是，当时男女生食堂分开，凭饭票买饭。一年到头，学校只在期末为鼓励男生发3块钱女食堂饭票。为了多跟女生接触，男生每回就进去买双筷子，3块钱愣是用了一个月。

那时候，男生宿舍自己不打开水，到隔壁宿舍换胆偷水，然后跑去给女生宿舍打水。高晓松一看这阵势，竞争太激烈了，扭身跑到北外，天天给一个宿舍的女生打水。多年后，这宿舍里出了一位主持人，窦文涛的闺蜜，许戈辉。

许戈辉还问高：“你那时候看上我们宿舍的谁了？”高晓松笑道：“你一点儿也不了解清华男生，根本没目标，能捞着一个算一个。”

随着荷尔蒙的爆发，高晓松对姑娘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每天一有时间就抱着吉他狂练，然后坐操场上，想尽各种办法展现自己的才华。那个年纪的他还很清瘦，人长得也没现在这么难看，每天都盼望着一个姑娘能走到自己跟前，轻柔地问一句：“我能坐下来听你弹琴吗？”

可惜姑娘没招来，倒招来了一支乐队。

一天，高晓松正在操场上弹琴。一个男生听了两句，走到他跟前：“你认识宋柯吗？”高晓松摇头：“不认识。”男生恨不能“呸”他一句，说：“宋柯你都不认识，还敢在这里弹琴？”

高晓松赶紧到处跟人打听：“宋柯是谁啊？”这一问，傻了。原来是一位已经毕业的学长，此人在清华一度成为传奇般的存在。论踢球，人家是校队主力后卫；论弹琴，人家上过中央电视台，还写了一首《一走了之》，最后卖给了孙国庆；论唱歌，北京高校外语歌曲大赛第二名，第一名是谁呢？大名鼎鼎的刘欢；论打架，一帮体育生前呼后拥，自己都不用动手。据说清华的女生见了宋柯，直接冲上去把自行车横在宋柯面前，昂起下巴：“咱们能认识认识吗？”

那时，高晓松喜欢一姑娘，跟人家弹半天琴，人说，对不起，我喜欢宋柯，又认识一姑娘，弹半天琴，对不起，我也喜欢宋柯。

高晓松就琢磨，那我怎么才能比宋柯还牛逼呢？想来想去：“要不我组个乐队吧。”

<摄影·王小宁>

于是，高晓松到各个高校找人，准备打造一支精英级的乐队。人凑齐了，乐器是个问题，队伍是自己拉的，自然要承担大部分费用，高晓松只能跟家里人说：“我想买一套乐器。”

高晓松妈听了，说：“你还是算了，我当初教你吹黑管让你读诗，只是为了让你有点教养，你还真把这个当成事了，将来能养活自己吗？”

高晓松说：“那有什么不行的？”母亲说：“那好，咱俩打个赌，你要是能靠弹琴养活自己一个星期，我就给你买乐器。”

说罢，将高晓松身上的钱全部摸干净，一张火车票送到天津，让他自谋生路。

到了天津，高晓松就在火车站弹琴。结果根本没人搭理他，只能在火车站睡了一夜。第二天又去闹市区，忙活了一天，挣了5毛钱，有3毛2还是个北京同乡看他可怜给的。当时高晓松两天没吃饭，已经饿得不行了，到头舍弃了方便面，买了一包恒大烟。思来想去，他觉得去大学弹琴肯定靠谱，于是跑到天津大学研究生宿舍楼下弹琴，没想到被人举报，当盲流给抓了。

校卫队的人看他穿得破破烂烂，就要没收他的琴。高晓松忙说：“别别，我也是大学生，还是清华的。”人家不信：“你这样也敢说是清华的？”一个电话打回清华，最后表哥到天津接高晓松回了北京。回家后，一大桌子饭菜等着他，谁也没提这件事。高晓松知道，自己输了。

输是输了，母亲最后还是赞助了乐器。也是从那天起，高晓松迎来了青春岁月里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一个充满诗意的年纪。

多年以后，年过四旬的高晓松总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以同样的语气怀念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那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呢？

那是一个有诗的年代。诗人比会弹琴牛多了，每个人，无论读得懂读不懂，至少愿意去读。诗人俞心樵住在清华里，一帮学生给他打饭。高晓松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一首诗，收到一大捆读者来信。到中戏追姑娘，人家首先跟你盘一道诗人，你要什么都不懂，那咱就别聊了。

一天，高晓松在中戏的姑娘那里，读到特朗斯特罗姆的《黑色明信片》，里面有一小段：“日历满满的/但未来一片空白/电缆哼着某个被遗忘的国家的民歌”，顿时被击中心扉，多年后，他把诗句写进了自己的《荒冢》。

那是一个无比纯真的年代。女孩儿要是喜欢一个男孩儿，一定要把亲手织的围脖送给对方。高晓松有次挺幸运的，一下收到俩，高兴坏了，每次出门都戴两个。还有一次，他去女生宿舍找别人借个东西，敲门一看，来人竟是自己的初中同桌。因为那时两人走得近，被传恋爱，老师就把他们分开了，从此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再次相遇，他们还能想起一次模拟考试最难的一道题的答案，179。因为全班只有他俩做对了。多年后，高晓松写了一首《同桌的你》。

当时住在他上铺的，是一个湖南的学生，年纪最小，把罗大佑的歌词刻墙上，每天都爱问高晓松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问题。第一天就把高晓松问了个懵逼，他问：爱情是什么？

高晓松就写了那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那是一个把热爱当生命的年代。读高中时，半夜一点，一个同学把高晓松从家里扽出来，对他说：“我今天听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我要唱给你听。”说罢，便唱起了黄小茂填词的《心的祈祷》，给高晓松感动得一塌糊涂。

那时，高晓松和周围人一样，每天期盼着崔健的新歌，期盼着哪个大牛又出了一张新专辑。那一年张楚还没出名，从西安到北京后，先住在清华，又住在中戏。中戏的老师听说张楚来了，怕他饿着，专门送了鸡蛋过去。

高晓松走哪儿都问，张楚在哪儿张楚在哪儿？一天在街上，朋友指着前面：“那就是张楚！”高晓松赶紧把人请到宿舍唱歌。张楚就当着他的面，唱了那首《西出阳关》和《姐姐》。

<高晓松作品音乐会·《恋恋风尘》>

多年以后，开音乐作品会时，高晓松说：“其实我不喜欢《同桌的你》，那是年轻不成熟的心态，觉得天下我最好，你嫁给谁都吃亏，其实说不定你嫁给谁都比嫁给我要好。”

他最喜欢的，是《恋恋风尘》。因为歌曲最后，有他最想说的一句话：“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有一次，他写了一首歌给一个女孩儿，把女孩儿约出来，站在湖边说：“我们恋爱吧。”

谁知女孩儿说：“我先问问我爸。”

还没恋爱，就先失恋了。高晓松无数次悔恨地想，如果当时什么话也不说，一上去就把歌唱给对方听，这事儿说不定早就成了。

但爱了没成，那些遗憾、遗落和遗失，那些一次又一次没能抓住的恋情，和不断被浇灭但仍未死去的热情，才是青春啊。

青铜器乐队成立后，高晓松负责打鼓，需要一个主唱。朋友就说：“我给你推荐一位吧，保证行。”第二天，他就跟老狼见了面。

那天，他戴个草帽，穿个一块钱的人字拖。见到他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时，老狼心说：这是清华的学生吗？这不会是一卖瓜的吧？

当时还没有校园民谣这一说，组乐队，那就必须摇滚。乐队唱的歌特别奇怪，什么《人与兽》《弗洛伊德的弟子》，跟着呼吸、黑豹，一起在政法大学的传达室里排练。后来混熟了，就跑去给黑豹暖场。窦唯什么范儿啊，长头发，浑身绑着黑皮带，一嗓子全场就嗨了。老狼很腼腆，一上台：“大家好，我们都是大学生…”

在大家看来，最牛的歌，都是像黑豹那样的，批判、呐喊、嘶吼、愤怒。可高晓松偏偏多愁善感，每次排练完摇滚，他都很不好意思地拿起吉他对大家说：“那什么，我写了一首骚柔歌曲，请大家听听。”然后弹个《同桌的你》那样的，大家听完，摆手扭头就走：“没劲、没劲。”

当初去天津，打赌输了。大二暑假，高晓松要带乐队去海口演出，很多人怂了，只有老狼愿意跟着他去，借钱买单程票就走了。

在海口一个叫癫马的歌厅里，老板问：“会唱什么呀？”高晓松说摇滚。老板说：“那就来个《一无所有》吧。”结果一上台，老狼太紧张，一开口，比崔健原版还高了三度。高晓松坐在旁边都快疯了，心想这下完了，唱砸了我们只能夜宿街头了。没想到，老狼超常发挥，唱下来了。

两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演出和收入。眼看快开学了，必须回学校，一算账，只够一个人回去。高晓松对老狼说：“你先走吧。”

老狼走后，高晓松坐船去了广州，兜里只剩10块钱，然后找到一个中学同学，还是自己的情敌，每天厚着脸皮蹭饭蹭床。最后，对方忍无可忍，给他买了去厦门的船票，赶紧送这位大爷走了。到了厦门之后，学校也开学了，高晓松心想去他妈的那书读不读也就那么回事，索性在厦大，以流浪歌手的身份住了一年。

那时的人，特别单纯。高晓松说是流浪歌手，厦大女生真就把他当流浪歌手，吃喝上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天，在厦大的布告栏里，高晓松突然看到一位女生写给男友的诗，名叫《麦克》。读完之后，心头一阵怦然，于是回住处将诗句化成歌词，写下了那首《麦克》。

回清华后，高晓松反复考虑，觉得自己根本不想成为什么科学家。家里人就反复劝：“你好好念书，毕业了可以去伯克利。”

高晓松一听，“那不行，那样的话，我不是更加成为我不想成为的人了吗？”

那时那群人，是从骨子里热爱音乐。郑钧，拿到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和美国签证，居然放弃了，留下来做了摇滚，在一间破房子里写出了《灰姑娘》。对音乐，高晓松虽然没有那么执着，但他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我一旦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就先把它摘出来，至少剩下的那一堆里，有我想要的东西。”

就这样，他从清华退了学。

离开清华后，得想办法养活自己啊。高晓松一拍脑袋，要不去做导演吧，于是报考了个电影学院的研究生班。然而，谢飞导演觉得没必要招研究生，所以最后一个都没录取。可高晓松运气好啊，一扭身去帮人拍广告，发了。

一次聚会，他半开玩笑说了句“想活99，常饮XX葡萄酒”，对方一听，拍手叫好：“厉害厉害，你来拍吧。”来回几次，钱到手，他买了一辆林肯，一个三万块的大哥大，大哥大上面还绑着一个汉显的BB机。当时别的号都是几个数字，他的号就一个，6，常跟人打招呼：“呼6啊。”

不久，沈庆找到他，想把当初在学校里写的歌卖给唱片公司，让高晓松拿出来。沈庆将一些代表作拿到正大唱片，写《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孙仪接过来一看：“《同桌的你》，这什么什么半块橡皮，太粗俗了，怎么能当歌词呢？”

然后，又找到一家叫先科的。这家公司，主要出的都是些晚会歌手的唱片，还告诉高晓松：“艺术要真实，要有原始的力量。”于是拿出一曲信天游给他听，高晓松一听，歌词是：白生生的奶子红艳艳的X，这么好的地方留不住你。

高晓松听完都傻了，回去告诉老狼：“你知道什么叫艺术真实吗？艺术真实就是白生生的…”

最让他失望的是，先科找来一帮晚会歌手录《同桌的你》。高晓松死活不肯签字，于是又黄了。就在这时，黄小茂看到他的词，分外喜欢。作品辗转到大地唱片旗下，高晓松只有一个要求：“钱，我不在乎，我只要老狼唱。”

那时老狼正在乡下给人安装机柜，高晓松一句话，让他进了录音棚。《同桌的你》成为了《校园民谣》的主打曲目。1994年北京大学生的一次文艺汇演上，老狼现场演唱了这首歌。一开始，两人还不知道自己火了，直到有一天去看球，无数人找老狼签名。还有一次，高晓松跟郑钧骑车去乡下，只见田野里一位耕地的老农仰天长啸道：“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高晓松找老狼唱歌时，老狼他妈，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的团长，还很不乐意，见高晓松一头长发，神似流氓，便说：“你们别瞎折腾，他要能唱歌我早就把他带出来了，还能等到你？”

数月后，只见老狼妈在家接了一个电话，分外傲娇地冲电话那头：“我们家老狼三万块可少了点儿，怎么着也得六万吧。”

《同桌的你》彻底改变了高晓松和老狼的人生，他俩几乎拿遍了那年音乐奖的第一名，要是排第二，领都不想领。一下子成了圈子里最耀眼的新星，高晓松就起范儿了，膨胀得没边，开始容不下别的意见，一度觉得自己超有才华，老子天下第一，没什么事是办不到的。

一天，他跟朋友去酒吧喝酒，听见一个特美的女声。一看，不是录音，是现唱，赶紧把那女孩叫来，说：“你跟我回去录个小样吧。”原来那时，高晓松准备出自己第一张作品集《青春无悔》，要凑齐全国最大的腕儿来唱，但有人不会看谱，就得先找人录小样。录完了，有一首歌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老狼就在旁边嘟噜一句：“找什么找，那女孩儿不就是现成的吗？”

那个姑娘，就是叶蓓。

很早的时候，高晓松弄出个怪曲子，一时找不到词。后来一天在酒店玩儿文字游戏，兴之所至，写了个词，却谱不出曲。结果把当初的词翻出来一看，居然天衣无缝，拿给叶蓓一唱，一首《B小调雨后》美得令人心碎。

96年底，27岁的高晓松，开了第一场作品音乐会。从台上下来时，那英对他说：“晓松你应该感谢老天爷，这么多年我想开音乐会都没开成，你才27岁，就开了这么大一场万人音乐会。”

高晓松膨胀啊，心说：“我凭什么感谢老天爷，我能开万人音乐会，那不是我自己有本事吗？”

97年，央视李静采访他，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着写《同桌的你》的？”高晓松阴阳怪气地说：“为了泡妞呗。”湖南的龙丹妮、汪涵去采访他，他穿着浴袍就上镜了， 把龙丹妮给气了个半死。

他容不下任何异己意见，甚至跟老狼都掰了。多年后，高晓松说：“那真是我一辈子最招人厌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想到当初干的那些不靠谱的事，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黄磊曾说：“晓松是个特别怕别人不把他当浪子的人。”郑钧也说：“有的艺术家，成了精神病，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有的精神病人逃出了精神病院，最后变成了艺术家，高晓松就是后者。”

除了跑去天津卖艺，去厦门当流浪歌手。每隔那一段时间，高晓松都会走在路上，让自己变成一个流浪的少年。《青春无悔》作品音乐会后，因为膨胀，他很不受人待见，事业上出现转折，他也开始不断自我反省。他很久没再写歌，也没再拍广告，去了十几个国家。回到北京时，把赚到过的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远行，从此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因为他爱开车，每到一个地方，就买一辆车，玩一段时间，就把车卖出去，再去下一个地方。经常在旅途中碰上一堆人，然后很快成为朋友，然后喝酒，然后下了火车各自离去。他还在欧洲碰见一个东欧乐队，还帮人弹琴，跟乐队一起卖艺，跟着人到处跑，到荷兰、西班牙…

每次远行的目的地，也充满文艺气息。因为小时候吹黑管，有首曲子叫《重归苏莲托》，他死活要去苏莲托看看。因为读了《巴黎圣母院》，他去圣母院首先看看小说中的场景。他将汽车开到美国1号公路尽头，扭头一看，身后居然是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地方…

哪怕困顿之时，他心里也一直保持着诗意。

2000年前后，高晓松办过唱片公司、拍过电影、当过艺术总监、有过一次折磨神经的婚姻。在经历了膨胀、迷惘和岁月洗礼后，40岁的高晓松变得平和了许多，再也没那么狂妄和不靠谱。《万物生长》这张作品集出来时，宣传方因为看错了行，把一句文案写掉了一段，高晓松看了说：“错了就错了呗，这句也说得通，挺好的。”

在游历的路上，他虽然像个浪子，但作为一位制作人，他从来都是有板有眼，绝不敷衍的。因为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也没有动摇过。跟宋柯成立唱片公司后，挖出了朴树、小柯、叶蓓。萨顶顶找他当制作人，说要做世界音乐，他对萨顶顶说：“那你就写点东西给我看吧。”

看了萨顶顶写的散文，在录音棚里，就着啤酒和鸭脖，两个小时不到，他把一首词作全部推翻，写出了一首《万物生》。

谭维维不会写东西，他就让她去拍照片。谭维维拍下车窗、城市和灰尘。他一看，“你应该唱摇滚。”然后写了《谭某某》和《如果有来生》。

李宇春最火的时候，签了麦田，第一首歌多少人盯着，宋柯对高晓松说：“这首歌必须由你来写。”可李宇春太火了，火到只能给他两个小时交谈。高晓松聪明啊，提前列好了20多个问题，让李宇春一个个作答，然后把答案串成一首歌的歌词，叫做《冬天快乐》。 

那一年，高晓松用一句话刷了屏，叫做“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

这句话是母亲从小教给他的，为的是提醒他：“你千万别让生活眼前这点事把你的人生困住，你要是这么想，你这辈子就完了。”

很多人站出来，说：“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每个人都有你那么好的家庭，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那么幸运。多少人连苟且都不容易了，你还到处宣扬什么诗与远方。”

其实关于家庭带来的好处，关于人生的幸运，根本不用别人说，高晓松自己一向都很清楚：“年轻的时候，我出去流浪、卖艺，我妈就对我说，你那不叫流浪，你那叫身上没带钱出去玩儿去了，外国这样的孩子多了去了，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压力，真正的压力是你没有选择，只能痛苦地活着，而且这痛苦不知道何时是个头。”

所以他也非常坦然，知道自己才华的天花板在哪儿：“我只能写点多愁善感的东西，因为我没有体验过那些，从小就是在精英群里长大的，没真正体会过人民的疾苦，这是一个创作者致命的短板。我知道，我就算谈几千次恋爱，跑到南极去流浪，吃了仙丹我也成不了大师。”

<叶蓓、老狼、高晓松>

他知道，自己人生的很多风光，都是基因的馈赠，不是人人都像他那样幸运，去天津卖艺失败了，家里还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

但他讲“诗与远方”，并不是说人不顾生计，去追求一个远方。“诗和远方”和“眼前的苟且”，并非对立，就像《月亮和六便士》，六便士当然是人们需要的，但你弯腰去捡六便士的时候，你别忘了偶尔抬头去看看天上那个月亮。

<公子的第一张CD《青春无悔》>

这个时代，不少人都忙着苟且。有时，你会发现高晓松似乎并不喜欢这个时代，甚至不喜欢这个时代的自己。有一次，他跟张朝阳出去玩儿，遇到几个很有姿色的姑娘，问她们哪个大学的，好几个都说自己是北电的、中戏的，只有一个姑娘说自己的清华的。

高晓松问：“你清华哪个系的呀？”

姑娘一本正经道：“算术系的。”

高晓松心里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一次节目上，主持人问他想对19岁的自己说点什么，他说：“我可能要说，对不起，你当初爱的人，我都没替你留住，你当初的梦想，我一个都没帮你实现，最后就只赚了一大堆钱而已。”

他非常感谢老狼的存在，说：“要不是因为有他这样一个不被时代带着走的人在我身边，提醒我记起当初的梦想和我们内心深处热爱的东西，我不知道我要在名利圈里变成什么样。”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感伤。

高晓松是在一个诗意的年代长大的，他写出《同桌的你》《恋恋风尘》的年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一个一眼望去，海面上全是灯塔的时代，有U2、迈克·杰克逊，有崔健、罗大佑，哪怕是跟着这些灯塔的光亮往前冲，生命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光彩。他为什么要一再提起“诗与远方”，因为他就是从一个充满诗意的年代走过来的，他心里依然眷恋那个年代，依然觉得那个年代里的很多元素，是生而为人的我们，所必须拥抱的东西。

现在，灯塔不是那么容易看见了。那么，每个人应该去寻找心灵世界里自己的光亮。

就如他说：“每个人心头，都有一亩田，种别的东西都不长，就只长属于你自己的。生活让你赚钱、买车、买房、娶妻生子，你都可以答应可以妥协，但剩下的这亩田，其实就是你的诗和远方，你要好好珍惜它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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