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和妈妈，都是50年代初考入铁路的，是新中国的第一批铁路职工。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朝气蓬勃的理想，他们一起参加了铁路职工运动会。爸爸撑竿跳高，妈妈短跑。那时他们彼此还不认识，但是两个人留在了同一张运动会合影上。他们还一起参加铁路文艺汇演，妈妈跳“采茶捕蝶”舞，爸爸合唱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演出结束后的集体合影上，又留下了他们俩的身影。

也许，爸爸就是从那时开始注意妈妈的，那个不多言不多语的，低头走路的羞涩女孩，那个被誉为铁路电报所“四大美女”之一的漂亮女孩。妈妈在众多的通篇介绍自己的成就或辉煌历史的求爱信中，看到了一封只有七个字的信：我想和你交朋友。妈妈回了三个字：我同意。

也就是这十个字的承诺，让他们承载了日后长期两地分居的艰难和痛苦。在他们十个字确立了朋友关系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56年，爸爸带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带着建设新边疆的梦想，当然也是工作的需要，去了新疆。

从安徽到新疆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要连着坐三天四夜的火车。两个连手都没拉过的年轻人，靠着通信，靠着思念联系着，从不想现实的问题，比如将来能不能调回来？爸爸家里兄弟姊妹几人？父母有没有工作……

什么都不想，就只认那十个字的死理。我曾在妈妈的抽屉里，看到过一个用外国电影的画报纸包起来的小本子。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包装纸的画面，一个美丽的西洋女人，手持一把剑，像个女神。小本子的第一页，是爸爸写道隽美的字体：“送给姐姐素琴，弟培基。”那是爸爸所写的情诗，是普希金体的，受前苏联文化的影响，那是50年代的时尚。 

妈妈有一张很美的照片，头发端庄地盘起，戴着一条洁白的珍珠项链。妈妈说，项链是跟同事借的。她把这张照片寄给远在新疆的爸爸，爸爸则在背面，郑重地写下了引自俄国文豪契诃夫的一段文字：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无论是外表，衣裳，心灵，还是思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是我理想的化身。

 理想主义的爸爸，一生都在把妈妈理想化。

后来经过我的多方求证，终于搞清楚了，爸爸和妈妈是同年出生，爸爸生日是在农历正月，妈妈生日是在农历十一月，所以妈妈比爸爸小了快一岁。

噢，他们不是姐弟恋，是兄妹恋。可爸爸为什么要管妈妈叫“姐姐”呢？难道是尊称？我偷偷给二姐看那个妈妈珍藏的小本本，神秘兮兮地探讨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答案。直到今天，我问妈妈：“为什么爸爸叫你姐姐？”“没有啊，你爸爸一直都是叫我的名字。”妈妈甚至都不太记得那本诗集。难道，这又是我想象的？跟奶奶的《聊斋》一样？不，不，我的想象力远远没有这么丰富。那明明是我看见的，怎么会不存在？那个小本本，是孩提时代的我，偷偷窥探爸爸妈妈的世界的通道，那字迹和封面都历历在目，怎么会是虚构呢？我只能安慰自己，岁月的磨砺，让妈妈的记忆力下降了。

我那写诗写信的父母，靠着鸿雁频传了5年，27岁的他们（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大龄青年了），决定把10字承诺落实到结婚证上。可是，那会儿，妈妈还是不知道，爸爸有没有从新疆回来的可能？爸爸的工资是多少？爸爸家有没有房子住？直到第一次见了爷爷奶奶，妈妈才知道，爷爷奶奶就爸爸这么一个孩子，爸爸要负担爷爷奶奶的全部生活。我真不知道爸妈那5年的通信都谈了些什么？难道都是女神之类的话吗？不当诗人都亏了的爸爸，在妈妈50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了妈妈一本搜集了世界著名诗人们“写给妻子的情诗集”，扉页上，爸爸还是用普希金式的诗体写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情诗，还依然要跪在被他誉为“女神”的妈妈的脚下。

我的妈妈真幸福啊！被这么个男人爱了一生。我们再也没有了那样的时代，我们再也没有了那样的爱情。

爸爸在新疆工作了15年，在我6岁的时候，他终于从新疆调回来了。15年间，爸爸每年都把一年来对家人，对妻子的思念化作力量，忍受着三天四夜硬座火车的长途跋涉，在短短的20天里，享受着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其间诞生了我们3个姐妹。

早已习惯了生活中没有爸爸的我，对爸爸的第一个印象是陌生，第二个印象是害怕。

陌生是自然的。一向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的家里，突然来了一个男人，让我管他叫爸爸。尽管他慈祥地望着我，可他的胡子挺可怕，把我的脸扎得疼死了。

而且，刚见面时倒是又亲又抱，过不了多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总是看不惯我，说我浑身都是姥爷惯出来的毛病，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让我很害怕。

还有就是，爸爸有时会把妈妈带走，带到他的小屋去，这也让我不能接受他，妈妈原来是属于我的。

爸爸一回来，我原本自由自在的日子便多了很多约束，好在，碍于姥爷的面子，爸爸也不敢对我太严厉。

爸爸每天晚饭后都会来姥爷家。一是因为妈妈在姥爷家，二是因为姥爷家有“裴多菲俱乐部”，志同道合的人聚在这里，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未来。那是个男人的世界，充满理想和热血——男人，是要集国家与民族大义于一身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