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我从教30周年。回望这30年，有几个“一”特别令人感到有趣而又难以忘怀。借此机会，把它们记录下来，既是对自己个人职业生涯中有意味的故事的留存，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让人感受和体验改革开放40年来波澜起伏的时代风景。

2018年是我从教30周年。回望这30年，有几个“一”特别令人感到有趣而又难以忘怀。借此机会，把它们记录下来，既是对自己个人职业生涯中有意味的故事的留存，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让人感受和体验改革开放40年来波澜起伏的时代风景。

1988年，我从山东大学硕士毕业，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工作。那时我的工号是595号，可见那时广播学院大概也就有这些数量的教职员工。那时候，广播学院每年只招200多人的本科生，只有20多位硕士生。整个学校的学生不到1000人。学校共有8个系，其中5个文科系，3个理工科系。校园占地也就200多亩。学校孤悬东郊，校园旁边是臭水沟；许多道路没有硬化，貌似乡间小道。从规模和体量上，感觉这不像一个大学，而像是中学的样子。

我去的那年，广播学院从外校引进来了包括我在内的8位研究生。一入校，大家很快就熟悉了。而校园里新来了几位年轻老师，也便很快成为一个风景。

因为学校小，大家反而距离近。我来了没几天，学生们就已经知道，从山东大学来了一位青年教师，而且知道我是搞戏剧史的。大概我入校一年多后，就开始有热心的学生找上门来，他们想做话剧社，邀请我来做他们的导演和顾问。

我不好拒绝学生们的热情。当时年轻，受到了当时广播学院敢想敢干的氛围的影响，也就接下来了这个工作。尽管我小时候有几年舞台表演的经验，但正儿八经地做导演，那还是第一次，并没有多少经验。但靠着初生牛犊的劲头，我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为话剧社招兵买马，招聘演员，选择剧本。

学生们更有想象力，他们不仅用中文演绎，还想来点绝活，用英文表演。我们选择了曹禺的《雷雨》，并进行了英文翻译。处理了剧本问题，大家就开始练台词、练功。我把小时候演戏练功的招数都用到了排练中，大家便开始跟着站丁字步、练形体。随后还有人物分析，一对一排练，等等。经过差不多前后三个多月的排练和反复的磨合，我们在1990年有幸首次在第38届亚广联大会上，将这台英文版的话剧《雷雨》片段，搬上舞台。

演出的现场是北京电影学院刚刚落成的新的千人剧场。在千人剧场的演出之前，我们刚刚从88级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招来了一位年轻女生，来作英文的报幕员。她就是后来的著名主持人陈鲁豫。她的搭档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艺术家马精武老师。

当时我们从舞台大幕的一角看出去，只见下面黑压压地一片，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穿着各色服饰的嘉宾，齐聚一堂。只一眼便有一种莫名的压力涌上心头。初次做主持人的陈鲁豫更是紧张得看上去有些发抖。马老师在一旁不停地安抚她，不停地对词。

就在要登台的时候，鲁豫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有点怕。”我就拍了拍鲁豫，说：“没问题。”大幕拉开，我轻轻地将她推上舞台。这或许是她职业生涯的一个开端之作吧！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话剧社，很像校园草台班子的感觉，很不正规，也没有太多讲究。但它确实留下了很多难得的时代记忆。那时的英语版《雷雨》，看起来有些奇葩，富有想象力；但也造就了不少人才，他们从这里走出。

1990年代（94年左右）在课堂上。

1990—1991年间，我与两位教授一起为广播学院89级文艺编导专业开设了一门“电视剧专题”课。

当时我在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任教，作为年轻老师有着强烈的开课欲望，很愿意多做一些事情。正逢电视剧在中国刚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远没有达到今天的体量和规模。两位老教授找到我，知道我在1987年就写过电视剧《秋白之死》的评论。现在看写电视剧评论没有什么，但在那时候就像是电视剧的“专家”了，得到了老先生们的认可。老先生们愿意我帮助他们上这一门电视剧的课，两位老先生上一半，我上一半，也就是9周的课程。但怎么上这门课？完全没有可资借鉴、依傍的模板。

2018从教三十年与老学生们欢聚，就是第一次做班主任、给他们上“秋白之死”课的89文编部分代表，前排左二是《艺术人生》创办人王峥，后排左二是89播音颜泽玉，就是他邀请我指导他们的话剧社排演了英语《雷雨》。

那时电视剧的课程，不仅找不到现成的理论和教材，在实践上也是如此，因此案例并不丰富。想来想去，我想了一个招，干脆因陋就简，拿出来一个我比较有把握的单本剧《秋白之死》。该剧是两集的电视剧，现在看连一节课的体量都不够，但我要承担的这门课是半学期的教学任务。如何把一个单本剧变成9周的教学内容，现在看也会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但当时我竟然就这么上台了！

我的办法是，充分发挥学生的参与性，调动他们的思考和表达。常言道“教学相长”，我是一个年轻老师，没有充分的经验，但有一个直觉：应该改变当时传统的教学授课方式，而多让学生表达。这一方面是内容本身欠缺积累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应了当时的活跃、开放的时代氛围。

同时，我还兼任这个班的班主任，也想改变一下这个班级当时有些沉闷的氛围。于是，我主讲一到两次之后，便将内容切分成不同专题，如历史背景、人物分析、电视剧和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比对、电视剧对原著的二度创作（如从场景、人物、叙事等维度分析），等等。大概分了四五个专题。提前一周将专题的主题布置给学生，让学生们在一周内查阅文献，下一周让同学们充分表达各自的意见。当同学们开口陈述之时，我边听，边在在黑板上为他们提炼关键词。每个同学的发言，至少被我提炼出一个或几个关键词，很快黑板就满了，所有同学都在盯着我的黑板，盯着自己和其他同学在陈述时被我提炼出来的关键词。我从他们的眼神中，感受到他们对我的提炼的认同与期待。很快，课上辩论的氛围越来越浓，原本沉闷的班级变得相当活跃而热络。

课程最后的作业，是综合评论《秋白之死》，那时候图书馆遍布他们的身影，他们懂得了查找文献的方法和意义，在研究和思考中把握着艺术规律。更为重要的是，在查阅和寻找中他们找到了自信。一些同学的作业能够写到2000字的篇幅，而我对有些作业的红笔批阅甚至会超过学生作业本身的篇幅。

这种尝试，那时候或许只是凭借我的一些直觉。直到1998年，我到美国访学，参与了保罗教授主持的《全球媒介》课程，才理解原来我早已采用了相当先进的教学理念，这就是研讨式的教学方式。保罗教授的这门课，就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具体说来，是将学生分成小组，让同学们根据不同的专题设计，进行文献材料准备，一到两周后拿到课堂上进行阐述，并与在场的老师、同学进行互动。这种研讨式的教学方式，现在看来或许并不稀奇，但在20多年前的那个年代里，还是相当具有创新意义的。

1998年在昆尼比亚大学访学时与保罗教授在一起。

说起这门课，至今依然令人感到欣慰，当时课上的同学们如今提起来也是念念不忘。当时的团支书，也是后来《艺术人生》的创始人王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说：“《艺术人生》的品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班主任胡智锋老师的品质。”

1990-91年间给89文编班上“秋白之死”课，后排左三是《艺术人生》创办人王峥。

1994年初春，我和徐舫州老师发起成立了广播学院青年电视学会。

1994年北京广播学院青年电视学会成立。左一秘书罗振宇，左三徐舫州，左四作者。

那时，我住的广播学院4号楼222宿舍，几乎成了公共场所。不管我在不在，这里都常常处于人满为患的状态。一张餐桌围坐着七八位“主宾”，徐舫州、苗棣、刘剑波、刘春、原向阳、许文广、罗振宇等是常客，至于散坐或散站在旁边的看客们就川流不息、不计其数了。从七老八十的老先生，到三四岁的小朋友，都愿意跑到我这里凑个热闹。大家在这里一边喝功夫茶、嗑傻子瓜子、看电视，一边谈天说地，时不时也下棋、打牌，一派热闹喧嚣的景象！

饭桌、牌桌上的机智应对，抑或争论斗嘴的内容，在深夜做鸟兽散后，总觉得没能留下来，有些可惜。如能以某种方式把它们呈现出来甚至留存下来，该是多么充满意趣！本着这种共识，我与徐舫州老师一拍即合，商议着打造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于是就有了这个学会的诞生。

我们邀请了校内前辈学者专家如朱羽君、张凤铸、曾庆瑞、高鑫、叶凤英、王纪言、叶延滨教授等做顾问，并邀约了刘春、王峥、许文广、张绍刚等加盟学会，还聘请了罗振宇做学会秘书。学会成立后，很快与《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合作推出了“东方时空”研究等学术专题，在业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说到罗振宇，还有一段奇特的经历。1994年，罗振宇报考了广播学院的研究生，但由于政治差了2分，有落榜的风险。他打听到我正在长沙带队进行艺术类学生招生，他便向同学借了200块钱和一件皮夹克，从武汉赶往长沙。到了长沙，已经是午夜时分，实在是困乏了，在录像厅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皮夹克的口袋被划开，200块钱被偷走了。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节，而罗振宇只是通过他的大学老师余东升（我研究生同学）得知我在长沙招生，但并不知道我在哪个地方住。于是他开始在长沙街头辗转打探。

罗振宇从教育厅、广电厅，一直找到湖南广播电视报社，才知道老师们的住处。但当时我们已经结束了艺考招生，集体去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了，当晚才能返回。我记得，那晚我们的车子快到报社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青年人正蜷缩在报社门口，我们的车子停下来，那个人缓缓站了起来，我定睛一看，竟然是罗振宇！我赶紧下车，问他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他已经顾不上客套地对我说：“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我不由分说拉他进门，先到餐厅请厨师做了碗热汤面，一边吃，一边慢慢说起他的事情。

罗振宇很希望抓住这个机会攻读硕士研究生。我连夜给广播学院王纪言副院长打了长途，又给研究生处处长云贵彬老师打了电话，向他们隆重推荐了这个年轻人。王院长、云老师都是爱才之人，对年轻人的提携是不遗余力的。尽管当时我并没有得到肯定的回复，但一个月之后，成绩出来，我们从北京市争取来的唯一的破格指标，给了罗振宇。从此罗振宇进入到广播学院的大门，开启了他全新的、引人注目的人生发展之路。

每每念此，我常常在想，当时的领导不问出处，对青年才俊的期待之情，由此可见一斑。大家真正在为年轻人的成长，不去考虑个人利害得失，更没有什么功利性考虑。对于当时家境一般，处于落寞状态的年轻人，罗振宇能够得到这么多师长的提携，这也看得出当时那个时代的一种风貌，如今想来也让人感慨和欣慰。没有那个起步，很难想象“罗辑思维”的创始人会有今天的状态；当然，罗振宇的成功，更要归功于他个人巨大的付出和努力。

1997年岁末，我受命接手学刊《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的负责工作。前任朱光烈老师是一位资深学者，是北京广播学院最早的1959级学生，毕业后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和教育部等单位任职。80年代初期，响应母校号召，朱老师回到了广播学院任教。从80年代后期，朱老师开始主编《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90年国家期刊整顿之后，他又担任了《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的负责工作。此后的7年间，朱老师大刀阔斧，为杂志倾尽心力。在他任上，《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更名为《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他与钱学森、钱伟长等若干中国顶级学者和大师都有书信往来，同时朱老师热衷于做话题的争鸣。在他主持下，在《现代传播》上进行了当时影响甚巨的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电视声画关系等问题的一系列争鸣。这些不断的讨论和争鸣，引发了大家对传媒发展历史的一些反思，对现状的一些沉思，对未来的一些前瞻性深思。

朱老师是资深的传媒学者，而我只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学人，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资质驾驭这些复杂的争论；从个性上来说，我也不是一个喜欢争论的人。于是我就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既能够传承刊物的传统和积累，又能创出一条新路。想来想去，我发现，不管是朱老师的通信还是争鸣，都隐藏了一种“对话性”的因素。

1999年参加凤凰卫视节目战略研讨会与前排钟大年、王纪言、任金州（从左到右），后排何苏六、苗棣、刘庆东、刘春（从左到右）及作者（右一）。

在我负责刊物有了七八年的沉淀和积累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机会。大概在2003年金秋时节，我的老友刘春当时正担任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执行台长，他此前曾在《现代传播》连发了两篇在业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中国电视的“盛世危言”》《CCTV，中国电视的航空母舰朝哪里开》。刘春在当时对传媒发展的新的时代有敏锐判断，思想深邃，同时媒介经验又较为丰富，是青年才俊的代表。我希望借助他的重要的思想观点，来对业界和学界做一个更具有前瞻性指导意义的提示，于是向他邀约了一篇打算在2004年发表的新论文。但是，刘春说他当时正做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负责工作，写文章不是他的主要任务，自己精力也有限。他提出可以坐下来聊一聊，进行一个“对话”。我觉得创意很好，于是带着当时还是实习编辑的研究生张国涛，去凤凰卫视在北京的办事处，与刘春进行了一次灵动的对话，题为《会诊中国电视》，并在2004年第1期的《现代传播》推出。

这个对话的推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成了业界和学界高度关注的一个对话，它的转载和引用量现在依然保持着很高的记录。那次对话成为未来几年之内，很多高校的研究生考试的试题素材。

基于这次对话的成功，以及我多年以来的相关摸索，在那之后，我沿着这个思路，逐渐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对话”模式。由我本人作为《现代传播》的主编，与来自业界的代表性人物，做分析传媒发展状态的“年度对话”。一是对过去一年传媒发展做全景式的“梳理”，二是对中国传媒的新形势和现状做“定位”，三是对未来可能的发展新景观做“预测”。这个对话一做就是15个年头，邀请的对话者既有广电的领导，也有一线的广电掌门人。

2015岁末，与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时任电影局长）进行《现代传播》2016年度对话。

在对话中，我们几乎涉猎了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方方面面，如政策、体制、管理、运营、教育、文化，等等。在对话中，除了新的资料、案例的发掘，还提出了若干新的观察、新的概念、新的表达、新的范式。这些年度对话，成为中国广播电视发展非常灵动的记忆。尽管2017年的对话结束之后，我离开了《现代传播》，但已然留下的15个对话，成为中国广播影视发展的鲜活记录。

2016年夏与哈文、李咏夫妇参加网综发布会。

这15个对话，也表达了我们对传媒发展记录方式的一种理念：我们不拘泥于业界管理者、从业者的单方面表达，也不是学者的单方面表达，而是一种在互动中完成相互提升、相互印证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这对传媒学术、传媒事业的发展，在思想和观念的引领上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笔，成为传媒时代风云变幻的记录，成为大时代涌进中的一种令人欣慰的深刻痕迹。

我曾供职的北京广播学院长年的办学功能和目标，是为广播电视行业输送人才。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国家的大环境发生了巨变，特别是高等教育开启了全新的探索，高校“学科建设”的理念慢慢占据主导，各个高校开始了学科竞争和学科比拼。

经历了几十年本科教育发展的积累，北京广播学院面临着飞跃的需求。在1994—1995年间，我们在已有的本科专业力量基础上——最主要是来自于文艺系的文艺编导专业，再加上广播电视文学专业，还有部分播音主持专业——开始整合出“戏剧影视文学”学科。我们开始了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学校的曾庆瑞教授、张凤铸教授、高鑫教授等知名专家教授、学科带头人，承担了该专业招生和研究的任务。我本人协助张凤铸教授主编了《中国电视文艺学》，参与了电视文艺学的构建工作；参与了曾庆瑞教授的广播电视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工作；也为高鑫教授的电视艺术学的构建而鼓与呼，还与高鑫教授一起参与了52集大型专题节目《电视艺术欣赏》的编创工作。

1990年与广院文艺系主任张凤铸教授等迎接军训学生。

1997年国家要进行学科目录的调整。广播学院在戏剧影视文学的基础上，依托当时的校长刘继南教授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和魄力，以及学科点上各位老师的努力，大家一起推出了一个基于北京广播学院特色的全新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这个学科的构建，在当时既基于文艺编导等有一定历史积累的本科专业，也基于广播电视文学等较新的本科专业，还依托于虽然时间不长但不可小觑的戏剧影视文学硕士专业。我们竟然一次性地获得国家的认可，一举获得了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博士点、硕士点。

广播电视艺术学是北京广播学院始创的学科，也是学校多年沉淀的一个结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延伸，而是创造性的开始，也是敢为天下先的尝试。

我在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创建过程中，参与了论证、推进工作，我也是广播电视艺术学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在2001—2002年间，我们又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那就是新中国第一次“国家重点学科”的评审。接到评审通知，刘继南校长做了精心的准备，决定我们拿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去竞争。新闻学我们有半个世纪的积累，但广播电视艺术学我们的积累时间并不长，而我们的对手却都是艺术学科的传统名校。

记得教育部组织答辩的地点是在友谊宾馆。我当时正面临博士论文的写作；我的爱人也正在怀孕而且反映很强烈，每天呕吐不止，我要照顾夫人和没有出生的孩子；同时我的父亲当时患重病正在住院，等待手术。可谓家里家外诸事缠身。

1998年与友人一起。这应该是我参加国家重点学科答辩时穿的那件红色西服。

刘继南校长认真研究了我们的对手，感受到参加答辩的对手院校和答辩人过于强大，几乎都是大家、名师、掌门人亲自参与答辩，包括中央戏剧学院的老院长徐晓钟先生，中央美术学院的老院长靳尚谊先生，中央音乐学院老院长于润洋先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的黄会林先生，南京大学戏剧学科的领头人、副校长董健先生，东南大学的全国艺术学科召集人张道一先生，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先生等。

而“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中给艺术学科只留了三个指标，如此看来，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把握，最多也就是“重在参与”吧！要知道，我们当时连一届博士生都没培养出来，我们与名家云集的老牌名校竞争，怎么可能有胜算！所以当刘继南校长决定让我来做主答辩人时，我毫不犹豫地予以了婉拒。之所以我在打退堂鼓，是因为毕竟从学科实力对比，以及我的学业和家事角度来说，当时压力实在很大，也确实分身乏术。我也深知，答辩如果能成功，将是学校的集体荣誉，我不过是个参与者；而如果不成功，那么我个人或许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认为自己经不起这样的重压。

但面对我的推脱，一向果敢的刘校长坚决不让；校长的多次激将和重压，也让我无法拒绝，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挺进了。我当时没有博士生，只有硕士生张国涛给我做一些辅助性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几次彩排，我找到了一些思路，逐渐认识到我们只能够在“面向未来”这个角度发力，谈广播电视艺术在当时和未来不可替代的重大影响，以此来证明学科的必要性；以学科对国家和社会的战略性发展需求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来反推我们的学科发展历史和积累。

我记得去友谊宾馆答辩之前，刘校长对我的着装也专门予以了提点。我曾经穿过一件红色的西装，没想到校长对此竟然有着很深的印象，建议我答辩当天一定要穿那件红色西装。

数月后，当得知北京广播学院的广播电视艺术学，成功挤进艺术类三个国家重点学科之列的喜讯时，全校欢腾！历史相当短暂的广播电视艺术学，就此一飞冲天！

事后，刘校长意味深长地跟我聊起她为什么作这样的决定。之所以坚决地选我做主答辩人，是因为她看到了我们的对手，大多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类名校，以及这些名校传统艺术类学科的资深专家学者。简而言之，比历史、比沉淀、比厚重、比积累，我们的广播电视艺术学绝对是弱项；而比现实、比需求、比规模、比未来，我们的广播电视艺术学，或许有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和空间。让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代表这个年轻学科去竞争，这本身就是一种巧妙的策略。而特别让我穿上红色西装，恰恰表达出这个学科的一种富于朝气、活力和面向未来的气质与形象。

当然学科建设和设立并非一日之功，在学科构建的过程中，我们做过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例如，我在1991—1992年间，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基于电视本体，并涵盖电视艺术、电视非艺术样态的全新的电视美学理论框架搭建，开启了电视研究的分支学科“电视美学”。

当年写《电视美学》的过程也是一波多折，充满风险。那时学校电视系学术委员会决定推出大型学术著作——《中国应用电视学》。讨论框架时，确定了“电视美学”的专章，而这一专章的写作就交给了宋家玲教授。宋家玲教授是著名的剧作家，在电影创作领域有极高的成就，已经成功地推出了《周恩来》等作品。当时宋老师觉得自己忙于实践，脱不开身，于是找到我，希望电视美学部分的主要篇幅由我来完成。面对这一邀约，我倍感压力山大。其一，对于电视，我也接触不久，在这方面与一般观众的认知水准差异不大。其二，我是做话剧史研究的，美学是我的功课中相对比较弱的，理论储备不足。因此，我一方面感谢前辈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对能否完成好这个任务完全没有信心。

幸好在截稿期前，有差不多七八个月的时间准备。那时我正在北京燕山石化化工一厂挂职锻炼，每周只有一天回到学校，其他时间都在厂里。于是，我在每周一天的回校时间里，把影视领域相关著作、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成卷的文章，以及美学经典著作，搜集来集中阅读，有些材料我还带回厂里插空学习。在近八个月的时间里，我认真地阅读了数百万字的文献，观看了上百个电视节目，做了大量笔记，在脑海中初步形成了未来电视美学的理论框架。

电视美学和传统艺术的美学有着不小的差异，因为电视内容中多半是新闻和纪录，不完全是艺术，这让人难以把握。此前也有个别专家提及过电视艺术美学，但还是沿着传统艺术美学的路数进行演绎的。而我首当其冲的是要面对电视的特殊内容对象，进行全新的理论架构。也就是要构建既包含电视“艺术”，又包含电视“非艺术”形态的整体电视美学。而这是没有任何现成框架可以借鉴、运用的，必须全新构架。

如果研究成功，这将是中国第一个完整的电视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我自然明白这其中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学科意义。但如果做不成，一定是失败的记录，这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必然是一个极大的冒险。接还是不接？在八个月的准备中，我常常陷入这样的纠结。当然最终还是咬牙接受了这个挑战。

在结束了燕山石化近一年的锻炼之后，回到学校已经是暑期了。离交稿只有15天时间。怎么办？必须开启“白加黑”的写作进程。于是我连续12个通宵奋战，几无睡眠，至多是中午象征性地睡个把小时；每每困倦疲劳至极，就靠水房里一盆一盆的冷水，从头浇到脚，以保持清醒。当16万字的稿件写完之时，我再也撑不住了，瘫软到床上，接下来是连续三天高烧不止。今天来看一个当时27岁的年轻人写下的文字，有时想想自己也为自己感动，因为后来琐事日益增多，再能有在连续的时段里，保持顺畅的气韵笔耕不辍，这种情形很难再现了。

作为特邀嘉宾，与曹璐教授参加白岩松第一本书《痛并快乐着》出版座谈会。

回首过往，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没有平等对话、自由言说、开放包容的观念和风范，没有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创业激情，没有把“事”当“事业”来做、没有真诚负责、没有为历史留存值得留存的记忆的情怀，这些事情可能不会发生。

且以这些片段式的记忆回望，留存我们对改革开放40年伟大时代的一些个人化但又亲切而温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