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1.研究背景

近代，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风起云涌的斗争，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和改良主义思想家们自觉地运用诗文作为宣传的工具。19世纪前半期的俄国，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从酝酿、起事，到失败的年代。老残、唐德诃德以及乞乞科夫，各有各的特色，不同的性格，各异的游历经历，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腐朽。同是“批判现实主义”文殿里的巨匠，不同的苦难经历，不同的社会背景，成就了不同的经典。

2.研究现状

宗教和哲学是中西方在审视文化方面分歧的主要方面，儒、释、道合为一体的东方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人，中国人最原始的认知在于悟自身，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出发，儒家的“仁”、道家的“道”、释家的“空”是它的思想核心。而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教义为思想核心，它包含一种彻底的批判性。

传统的中国的文学中，悲剧的数量鲜少，大都因读者心理需求而转悲剧为团圆的结局。中国人喜欢看喜剧，圆满成为人们最高的社会理想，因此中国的剧作家在创作中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改为喜剧，给人以光明和希望，同时也满足了中国人善恶有报、因果轮回的审美心理，也体现了中国的老百姓对于现实社会的反抗和积极乐观的民族性格。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新事物往往是受到质疑甚至压制的，这样的压力往往来自于那些掌权者或社会上层人物——具有话语权，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新事物要在中国生发，就要能够冲破这种大山一样的压制。传统的价值观影响甚至统治着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是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一大差异。个体意识指这样一种社会认同：认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是具有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个人，强调个人自由与自我依赖。集体意识指另一种社会认同：集体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集体的荣誉就是个人的荣誉。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集体的共同意志。在这样一种文化模式中，人们基本被认为是相互依存的。他强调家庭与社区等相关团体内部的责任义务。

（二）研究意义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中西方言谈的差异；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社会关系的差异；社会礼仪的差异；社会习俗的差异等。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极其必要的。

本论文旨在探讨中西方文学艺术的差异，且主要以批判文学小说作品为切入点展开探讨两者的共性与不同。

动乱的年代，产生乱世佳人，更能成就乱世英豪，古今中外，既有项羽，赵匡仁亦有拿破仑。

人性的爆发力往往产生于压力之后，因而乱世更是成就传世文匠的“摇篮”。继往开来，先乱世而后传世。

吾辈不才，但对“批判现实主义”及系列小说作品，仍深感钦佩至极。面对传世的经典，我无法无动于衷。无论是小说的深刻内涵，或是催人怵心的夸张情节、语言构造，我无法不对这一时期的小说一略而过。

中西文化背景各异，因而它们在近代文学中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闪光点。炫目，离奇，残酷而真实……

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从内容表达到形式选择，都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中形成的。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横向移植。中国作家有着一种先在的心理结构，这种先在结构既表现在价值观念上，又表现在审美情趣方面。特别是，中国的作家由于其实用理性精神，其内心情结促使他对中国的现实高度关注，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使这种价值敏感强烈地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先在结构的存在，他们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就必然有一个价值上的重塑过程和审美表达上的改写过程。价值重塑是为了与中国的现实有效对接，而审美改写则是为了使作品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心理定势。这种重塑和改写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在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学作品就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它不仅是文化的反射，也是具体的体现。

人性，是人类普遍的、共同的本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大家都在作品中用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永恒的主题作了风格各异的阐释。他们不谋而合地将目光投向了生活在现代物质文明淫威之下的人，关注生命存在的健全与缺失。人性是他们文学创作的核心和归宿。

司汤达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将这两位生活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大家相提并论并非无稽之谈，因为二人不约而同地关注着新旧文明撞击下的人、社会、民族、文化、政治。所以，对二人进行比较不单可以分析二人作品的异同，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东西方作家在社会变革这一共同母题之下不同文化心理、人性变化的窗户。

恩格斯说过：“任何进步同时也就是意味着相对的退步，这时一些人的幸福与发展是用一部分人的痛苦和受压抑为代价而实现的。”在二人眼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乡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场极其痛苦的变革，现代文明俨然是一种践踏传统美好价值、扭曲人性的异己力量，宗教、法律等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束缚、阻碍着人对理想的追求，人沦为了现代文明的牺牲品却浑然不觉。对此，二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文化批判。

人类的文明是以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压抑为代价的。两位作家将人性作为创作的起点与归宿，在各自的艺术世界中深入地探讨了现代社会里的人与乡土文化。在向人类本性深处开掘的过程中，发现了生命的不确定性里具有永恒价值的人性本真，也洞察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明的蚕食、扼杀。

此外，当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发生变更，人们就被迫遵循新的标准来重新评估自身。

基于《红与黑》与《围城》两书，衍生至中西方批判文学小说各特征的立体化异同点剖析：

共同点：

社会背景

都处于一段社会秩序尚未稳定，时局动荡的年代

情节内容

主人公围绕爱情、伦理、政治的心理斗争与人际纠纷

语言描写

都侧重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

人物形象

处于社会较低层的有一定文化的却志向上社会上层攀爬却不得志的人

主旨思想

揭示人性的缺点和人生的真实,并通过生活揭开人生的真正面纱,人类在人生的追求时与追求后表现出的无尽贪婪与厌烦。

价值取向

基于人文视角，用人文主义精神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进行从精神到物质的审视，进而剖析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也从市井而富有时代特征，具有名族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中，抽象出非僵化的敢于冲破现实束缚勇气，并对其表示极大肯定与赞同。

批判对象

社会上层阶级；两种文化（体制）的对立

不同点：

1、社会背景

法国封建复辟时期封建专制特权社会

司汤达创作《红与黑》时，拿破仑领导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已经失败，他想用自己的笔去完成拿破仑未竟的事业。他要通过《红与黑》再现拿破仑的伟大，鞭挞复辟王朝的黑暗。为此作者以“红与黑”象征其作品的创作背景：“红”是象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血和革命；而“黑”则意指僧袍，象征教会势力猖獗的封建复辟王朝。

1920到1940年代抗战初期，中国新旧社会交替时，中西方文化差异冲击下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钟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2、情节内容

作品讲述主人公于连——一个木匠的儿子，凭着聪明才智，在当地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与市长夫人勾搭成奸，事情败露后逃离市长家，进了神学院。经神学院院长举荐，到巴黎给极端保王党中坚人物拉莫尔侯爵当私人秘书，很快得到侯爵的赏识和重用。与此同时，于连又与侯爵的女儿有了私情。最后在教会的策划下，市长夫人被逼写了一封告密信揭发他，使他的飞黄腾达毁于一旦。他在气愤之下，开枪击伤市长夫人，被判处死刑，上了断头台。

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感情。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3、语言描写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试验了一种散文化的叙事风格和结构形式。

首先说散文化叙事风格。所谓散文化叙事风格，在司汤达看来，主要是叙事风格上的自然与质朴，而非修辞学意义上的浮夸与修饰。从《红与黑》的艺术实践上看，无论小说的描写还是叙述，或者人物对话，基本上都体现出这一风格。小说中没有古朴典雅的华丽词组，没有史诗化的壮丽诗句，也没有如浪如潮的浪漫主义式的想象和感情渲染，整部小说都在一种简约质朴的风格中展开的。

为了追求小说风格的散文化，司汤达在小说情节纵向发展过程中，时而切断情节，插入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或作者本人的评论等。这种写法由于横向描写的增加，势必使小说导向散文化。在小说中，于连的心理活动紧随着情节的叙述，每章，甚至每页都有心理描写。至于小说写到于连最后入狱时，心理描写几乎使情节完全陷于停顿。因而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情节的“浓度”，使小说走向散文化。

4、人物形象

于连对社会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人受屈辱的感情出发，他自身的行动与他对社会的指责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使他自己也成为被讽刺的对象。于连不是完人，他的感情并非纯洁无瑕，他的行动和思想充满矛盾。但正因为如此才是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人。

于连在三个环境中的个人奋斗的悲剧，既揭示了复辟时期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平民的反抗、贵族与教会的腐败统治等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又说明了在王政复辟年代，一个平民青年凭个人奋斗去实现个人的名利欲望，在封建专制特权社会中挤进上层社会行列，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的悲剧是广大青年命运的概括，这深化了小说反复辟的思想内容。

于连形象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他的矛盾性，是典型的圆形人物，既反映了法国当时同阶级的人物的共性，又带有自己鲜明生动的个性。他的性格复杂、矛盾，有一切人共有的两而性，体现人性的光辉，但有一个性格轴心即确立自我，可谓是具有典型的艺术魅力和审关效果。他的性格呈现出四组矛盾的方面，体现人的内心深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特征，具有丰富多彩的生命内涵。而这个形象也有其真实性，代表了法国及全人类的特征，含有深刻的历史意蕴。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事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5、主旨思想

作者用他长期以来对复辟王朝时期生活的观察，联系当时的实际，注入他对社会矛盾的认识，使《红与黑》成为一部反映复辟时期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作品中的“红”代表了穿红色军服的士兵，“黑”代表了穿黑色衣服的教士，这是当时社会中的青年人出人头地的两条捷径，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的社会特征。作品对社会的种种罪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同时，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尤其强调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也使这部作品成为典范。《红与黑》虽然写的是主人公于连一生奋斗的过程和其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把具有童大意义的社会题材作为结构小说横纵经纬的重要因素，并使之成为主人公活动的典里社会环境和依据，因而充分显示了它的现实主义艺术方向。小说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法国19世纪30年代的社会现实。小说中写到了拿破仑热烈而奔放的时代，新兴资产阶级的日益发展和繁荣，以及法国几十万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渴求自由平等，渴望战争的强烈愿望。小说中也再现了波旁王朝复辟后，耶稣会和修道会独揽大权，肆虐横行，以及保王党和反动教会如何沆瀣一气，视人民为敌的残酷现实。更重要的是，小说中还反映了波旁王朝在覆灭前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党企图东山再起的勃勃雄心。

一是社会批判层面。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

二是文化批判的层面。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新儒林”的描写和对一批归国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围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里还是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作品通过这些人物病态性格的剖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第三个层面则是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的哲理思考，深入到人本的形而上的层次，诸如对人的基本生存处境和人生的根本意义的探讨，对人的基本根性和人际间的基本关系的探讨。钱钟书夫人杨绛在电视连续剧《围城》片头上写道：“《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小说中也多次点明了”围城“的含义。它告诉人们，人生处处是“围城”，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存在着永恒的困惑和困境。作家在围城中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探究中西方批判文学的总体异同

1客观、真实地描绘现实生活。十九世纪的欧洲街景注重反映现实生活的整体、本质、真实、更注重细节描写的真实性。

2批判性、暴露性、改良性。特别注重社会底层社会及"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在客观上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抗议，是从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出发的，他们的思想武器是人道主义，政治主张是改良主义。

3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创作方法上具有它自己的重要特征，这就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揭露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象，描写贵族阶级的必然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与没落的过程;它塑造了很多具有典型意义的贵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与历史，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

小说所写的人物和事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隔膜，与时代结合并不紧密，我们不可能像别的小说那样通过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分析去考察小说的主题。虽然有评论者认为小说一上来就点明了时间──1937年，结尾也说明是1939年，整部作品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因此描写三闾大学的明争暗斗、官场的腐朽堕落，“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复杂性”。这可以看作一种解读，但是有强为之说的嫌疑。作者在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他并没有刻意突出时代性，阅读的时候，可以直接进入文本阅读，切忌把对小说的理解往政治和时代上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