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肇兴于宋代，元明式微，至清代随着朴学的发展及考经证史的需要，金石学开始复兴，乾嘉以后，随着古器物的不断出土，达官士人纷争趋之，故“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晚清金石学“道咸以后益盛，名家者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澂、罗振玉”，在上述名家中，陈介祺的地位是最为特殊、贡献多方的，他集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于一身，悉所不凡，可谓是收藏最富、鉴别最精、传拓最佳，而于古器物及铭文考释又多有创见的晚清金石学领域的杰出代表。

《十钟山房印举》稿本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得曾伯簠，名其居为“宝簠斋”，后遂以簠斋为号，山东潍县人。生于官宦家庭，其父陈官俊（1782—1849），字伟堂，曾历任工部、兵部、礼部、吏部尚书，官至协办大学士。陈介祺幼承庭训，苦读于京师，其青壮年时期，一直沿着苦读四书五经、求取功名的道路顺利地前行，23岁时考取举人，33岁中进士，仕为翰林院编修。咸丰四年因厌倦官场辞官，归故里潍县，从此专事于金石之学。

陈介祺作为晚清金石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交游囊括了道光至光绪年间几乎所有重要的金石学家。其早年居京时交往最密切者为吴式芬、李璋煜、刘喜海、李佐贤、许瀚、翟云升、张廷济、徐同柏、何绍基、叶志诜等人，皆是金石学界有影响的人物。

而陈介祺与金石学家们的频繁往来及对金石学界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其晚年，他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才摆脱辞官隐居的沉寂，奋而复出，以其富藏和大量传拓，成为金石界一时关注的焦点。金石之友纷纷来函，或切磋询教，或索求金石拓片。

其对金石文字的笃敬之心、学术之精博和耿善助人的品质，为金石好友和士人所倚重，所谓“海内学者奉为山斗”（吴云语），陈氏实则充当了金石学领域一时的领潮人物。陈介祺与金石之友们主要是通过书翰往来的，与陈氏书翰往来最频繁的是鲍康、吴云、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皆为一时之名流、政要。

陈介祺藏“天下康宁”瓦当拓片

陈氏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其所卒的光绪十年（1884年），这13年的时间里，留下了大量的书札（约几千封，现留世的有千余封），书简成为其与金石同道交流学术的最重要途径，动辄三四千言或上万言，甚至一日与多友同时作书。书札中包含了他的大部分金石学术思想，所论多源于实践，由感而发，精警博洽。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函札在清代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及函札本身的学术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陈介祺与金石之友的函札往来，正是建立在学术交流的前提下，促进了晚清金石学的发展，并奠定了后来古文字学及考古学的基础。

在金石学史上，陈介祺是公认的最负盛名的收藏大家，《清史稿》称其为“所藏钟鼎彝器为近代之冠”。陈介祺的主要藏品涉及商周青铜器、秦汉铜器及权量诏版、古玺印、封泥、陶器陶文、镜鉴、刻石、砖瓦、古钱币、泉范、碑帖、书画等，所藏无计。

陈氏藏品除种类之多、数量之巨外，尚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重三代秦汉之器；其二，重文字之器；其三，重精藏，陈氏的各藏品类别中都不乏国宝级之物；其四，注重考证记载藏品的出土地点、时间、流传经过及形状、特点、尺寸等，并及时精拓。可谓藏有所本，旨向鲜明，实非有玩物之心。

陈介祺何以能在金石收藏的热潮中聚珍敛宝独占鳌头呢？首先应取决于其对金石文字的诚笃之心和传古之志，并为此而一生痴情不怠。其次是家境殷富，具有收藏的基本经济能力。而更重要的是得力于其非凡的鉴古之识和辨伪能力，使其能先人一筹，陶文的发现和收藏，封泥、秦权量诏版的搜集以及毛公鼎等重器的独得，于此皆可证明。

陈介祺藏铜华连弧铭带镜拓片

商承祚先生在《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一文中开篇即说：“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平生最佩服的；恐怕不仅是我，凡着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论调同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一等，简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他老先生。”王献唐、容庚等这些考古与古文字界权威人士都对陈氏的鉴古辨伪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陈氏精鉴别，在当时即成共识，鲍康曾称“当代赏鉴家不得不推簠斋为第一”（《鲍臆园丈手札》）。

陈介祺辨伪的方法与特点强调以经验为主，具体体现在从文字、器形、义理几个方面去辨析。其关于辨伪的言论，皆是他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判断古铜器最基本的方法，为金石界所认同，并一直运用在辨伪的实践中，且大都可以在现代考古学及科技中得到佐证，故一直被视为青铜器辨伪的矩矱之言。

在金石学史上，声言以传古为己任并付诸实践的，陈介祺为第一人。他抱传古之志，大半生专务于此，在当时绝无仅有。他在金石传拓中精益求精，并注重探寻外地的拓墨经验，物色拓墨高手，与他们不断探讨，反复研究，掌握了拓古器形状与铭文的绝活，陈氏将这些拓法及经验不断地函告各地的金石好友，并将传教拓工的记录加以整理，写成《传古别录》，刊行于世，陈氏之拓墨法得以大力推广介绍。

晚清学者叶昌炽在《语石》中言：“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第一”“其鉴别之审，装池之雅，纸墨毡蜡之精，剖析毫发，无美不臻。”现存于世的金石拓本中，出自陈氏“十钟山房”的究竟有多少？这是无法估量的。

自同治初年始至陈氏病殁，20余年间“终岁无不拓之日，且继以夜”（陈氏致潘祖荫书语），陈氏所藏玺印、陶文皆近万计，钟鼎彝器、镜鉴等亦数量巨多，而都反复传拓，有时每次拓几十份，且不贪求速度，精益求精，吴云当时在致潘祖荫书函中即有言：“簠斋乃当代传人。”陈氏给后世留下了约数十万计的精致金石拓本，现多藏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等，此为陈氏之雅怀远识。仅此一项，即足令后人感激。

陈介祺藏池阳宫铜行灯拓片

陈介祺在金石学学术上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陶文的发现和考释。

在陈介祺之前，人们对陶文尚未能认识和关注。一直致力于古陶文研究的高明先生，在《古陶文汇编》序中说：“古陶文是继商周时代铜器、玺印、货币、石刻文字之后，在古文字研究领域中出现的另一分支。此一分支学科的开拓者是山东潍县学者陈介祺。”李学勤先生亦称：“最早鉴定和收藏陶文的是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陈氏于陶文的鉴定发现，无疑是古文字学史上的重要之事。王襄《古陶残器絮语》称：“有文字之陶现于人间，列入金石学，陈氏为其创者。”

陈介祺于同治十一年发现陶文，并大力收藏。其既是陶文的发现者、收藏者，也是颇有贡献的研究者，曾撰有《陶文释存》（十六册，稿本现藏山东省博物馆）、《陶器造象化布杂器考释》等书稿，惜皆未刊行。陈氏对收集的陶文随拓随释，或略作题记，或记明出土地点，还对大部分陶文予以较准确的断代。

陈介祺在陶文研究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指出陶文多用玺印印成，提出“古陶文与古玺印近，有以玺成者，有刻者”，其观点甚确。后来，黄质（宾虹）在1930年出版《陶玺文字合证》一书中，通过一些玺印与陶文符合的实例，确切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正应验了陈氏之观点。二是提出“古陶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正确的，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顾廷龙在《古陶文孴（nǐ）录序》一文中对陈氏的观点给予了肯定。另外，陈介祺将陶文中的陈氏与齐国的田氏联系起来，来考证历史问题，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同。

其二，对以古文字补阙或订正《说文解字》的认识。

在陈介祺、吴大澂等人之前，古文字研究一直囿于《说文解字》，并奉为圭臬，学者们对《说文解字》都是注、校、考、证以及释例、句读之类。最先认识到应将出土古文字与《说文解字》联系，认为吉金文字“非许书可比”，可订《说文解字》之遗漏或讹误者，始于陈介祺。

当时陈氏即倡议有才力者应作一增补《说文解字》的《字学统编》，并且对该书的宗旨、体例、次序，以及辑录精摹吉金陶玺文附于每一字头下，并附各家之说等都提出了设想，还建议“释不定者阙之，或两存之”，也表达了有志于做这一事业的宏愿。陈氏之想，吴大澂于后来所作的《说文古籀补》已为开端，而民国时期丁福保所编著的《说文诂林》及新中国成立后周法高等编纂的《金文诂林》等，这些学术史上的重要典籍，正是当时陈介祺所规划的，其宗旨、体例实创于陈介祺。

陈介祺藏“贵宜子孙”砖拓片

其三，对古文字与《尚书》等先秦文献互证的认识。

先秦文献中以《尚书》为最古，其中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然《尚书》流传最为驳杂，出现了今文、古文、伪古文等多种错综不一的版本，自清代中叶，学者们开始对其进行较广泛的考辨研究。

陈介祺之前的小学、经学家们，多倾注于以传统的文字及训诂学的方法考辨《尚书》，对先秦金文出土史料，或因尚未多见，没有能够引起关注和利用。而王懿荣根据金文，首先提出《尚书·大诰》篇中“宁王”“宁武”“宁考”“前宁人”等文中之“宁”，疑为“文”字之误时，陈介祺当即赞同，并作了补充（见于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致潘祖荫书札）。

陈氏于同年十月晦，又在致王懿荣书函中指出，《尚书》中“《君奭》之‘宁王’亦皆从‘文’为长”，从而纠正了《尚书》中所谓的“宁”字旧时一直理解为安宁之“宁”的错误。并最先提出“金文之体例句读，亦皆可证《尚书》”的观点，陈介祺的这些观点为后来的学者所认证。冯胜君《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认为，王懿荣、陈介祺等人的“这些成绩和观念，为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提供了知识和理论上的准备，这在王国维、于省吾、郭沫若等人著作中有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凸显了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同传统金石学研究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

其四，对古玺印、封泥的认识。

陈氏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最先提出古玺似六国文字的观点，较王国维得以确定时早了半个多世纪（王国维的观点见于《桐乡徐氏印谱序》，作于1926年），这是具有超前学术眼光的。陈氏对古玺印的认识还体现在诸多方面，如认为“之章”“之印”与“印”“章”等这些印文称法有先后之别，亦能符合史实，王献唐先生给予了肯定。

再如其将存世钩印定名“合符”，并认为乃周制，是最古的印式。钩有印文者，《十钟山房印举》著录十七枚，有文字玺，有象形玺。陈氏之观点，也为后人所赞同。

另外，前人印谱对鼻钮、桥钮、瓦钮多含混不别，陈氏始指出：“鼻钮如鼻孔，瓦钮薄，桥钮到边而中狭。”说明了以上三钮并非同一形制的不同称法，虽然近似，却有分别。王献唐认为陈氏此说“其分析三钮体制最晰”。

而陈介祺在印学上的贡献更体现于《十钟山房印举》上，该书在印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收古玺印数量之巨（“癸未本”收印10402方）、品类之全、名印之多、体例之善、钤拓之精皆为空前。

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曾盛赞《印举》的编排体例等，并云：实是陈氏平生的一大事业。而封泥的发现是晚清金石学的重要成果之一，自道光初年蜀中出土封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陈介祺也是最早关注封泥的人物，其最先认识到了封泥的价值及与古玺印的关系，故转得刘喜海最初所得蜀中、关中出土的几十枚封泥，并于咸丰元年的《簠斋印集》中，收录封泥130余枚，将封泥与官印、私印同列为三大主要类别，是最早将封泥与玺印并列，归于印集的一个先例。

至光绪初年，《封泥考略》由陈氏谋划成书，其体例的创制、所考内容及学术价值，均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是最早将封泥文字与古官制、地理相互联系考证的书籍。

而《封泥考略》“皇帝信玺”下云：“此封泥色紫，背有版痕、绳痕，当是以版入中，上以绳缄其口，以泥入绳至版，然后加以封印，外加青囊囊之，两端无缝，以护封泥。如藏玉牒于石检，金绳縢（téng）之，石泥封之，印之以玺也。‘中约署’当是束牍之中，而署字以为识也。”说明陈氏等已注意到封泥实物遗迹与史籍所载封检方法的相互印证。可惜未作深考，后来被王国维所补阙。

其五，名物考释。

名物考释主要指对出土古器物的名称及功用进行的考辨研究。陈介祺提出“吉金必以经传考定其器与器之用与制与名”的观点，其对古器物名义、形制与功用的见解，颇有独到之处。陈氏对器物考释的专文，集中于“云窗丛刻本”《簠斋金石文考释》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其“考证精彻”。

陈氏于古器物的考释，扒梳典籍，钩沉索隐，多能独阐要义。如《汉桂宫镫考释》，陈氏根据铜镫上的“前浴”铭文，认为“云‘前浴’者盖帝斋戒沐浴以候神人，而此镫为入浴时前导所用，故曰前浴也”，甚有新见。再如古器中有簋者，宋以来名之为敦，又以敦之侈口无盖而圈足者为彝。至陈氏始悟其失，定彝为敦，其致吴云函中云：“古无彝，尊彝器之重而常者之通名也。”故《簠斋藏器目》中有敦而无彝。至王国维《说彝》证明了陈氏之见甚确。再如陈氏根据齐地灵山卫（今胶州市）出土的“区”，与鋘等量器联系，阐释齐国田陈氏厚贷薄收笼络人心的惠民之举，并指出《史记》中齐人歌之的“妪”乃“区”之误，这些观点都是很有价值的。

其六，古文字考释。

在古文字学形成以前，晚清金石学家对古文字研究考释尚处于“开启山林”之时，他们的研究与考释主要依凭于《说文》之学，但《说文》所附古文字形极为有限，况历经传写已失真面。陈介祺认识到了这一点，故强调考释古文字“以多见为第一”，此外还尤注重以辞例为主的考释方法。陈氏于古文字考释反对主观臆断，主张“考据以简切为主，以案而不断为正”“有据者断之，无据者则桂氏《说文义证》案而不断之例为至是。不可徒博，愈引愈远而愈无当也”。这是极有见地的。

陈氏古文字考释的著述，主要见于自藏或各家所藏金文拓本考释中，还见于各篇考释专文中，另外书札、批注中也都有所及，然刊行者甚少。陈氏在当时为古文字考释的能手，深得金石之友的称道，鲍康尝云：“寿卿释文时有新解。”

吴式芬《捃（jùn）古录金文》、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这两部当时的古文字学力作，都采用了部分陈氏之说。丁麟年（芾臣）《栘（yí）林馆吉金图识》中亦多引陈氏之说。

而陈氏的有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金文中有的在称颂文王、武王时，则于“文”“武”左缀“王”旁，作“玟”“”，众皆识为从“玉”，而独陈氏指出此字从“王”，为文王、武王的专用字，甚为精辟，为容庚等后来的学者所认同。

再如其将“”释为“锡”，而时过近百年之后，为郭沫若先生所认证（见1959年发表的《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谈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而今天人们多以此字作为古文字演变简化中的佳例。

另如毛公鼎铭文中有“马四匹，攸勒，金（钩），金（膺）”，隶定为“”字者，毛公鼎写作“”，现在通行的古文字专著中，此字有的存疑未释，也有的将其释为“”。

陈介祺在《周毛公鼎铭释文》中释为“钩”，而陈介祺对此字的断识，直到今天才得以认证（见吴振武《戒鼎补释》，载《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以此可窥，陈氏考释古文字确有不凡之处。在古文字研究尚处于发端之时，其筚路蓝缕之功实应给予肯定。

陈介祺也是造诣精深的书法家，其早年与何绍基颇多交往，二人皆为京师宦门子弟，并皆得到过阮元的褒奖，是阮元的忠实崇拜者及碑学思想的揄扬者。陈介祺的书法，其代表性作品是在楷书的基础上，兼取钟鼎大篆、汉镜铭文、隶书，形成了揉合篆、隶、楷诸体笔意而自成一家的面貌，有称之为“金石体”者，见于陈介祺晚年的手札及书联等作品中，其字形独特，个性强烈，独树一帜。

近年来随着陈介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其在金石学鉴藏及学术方面的突出成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陈介祺不仅是拓宽金石学领域的先驱，也是打开现代美术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之门的先导者。而在当今收藏热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看重于陈介祺，故尔出自簠斋之门的金石拓本或墨迹在艺术品拍卖会上颇受追捧。陈介祺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学者，以探究古代文明为己任，其对古代文物及文字遗迹的笃好之心和虔诚追索，在大力倡导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当下，我们应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原标题为“陈介祺与晚清金石学”，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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