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孙传庭（戴立忍饰）

《大明劫》（2013）

《大明劫》是王竞于2013年执导的历史电影，获得了惨淡票房和不错口碑（豆瓣评分7.8），凸显了国产历史电影的困境和迷茫。即便在广电审查并不宽松的今天，从一些质量可观的历史电影的票房来看，如今大部分中国电影观众还不太能接受稍显深度和思辨的历史电影。

利玛窦和徐光启

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学者利玛窦来华，与明代著名科学家、官员徐光启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

在今天这个中西交汇日益频繁的时代，回首500年前东西方伟大的际遇，在文化、制度、宗教、学术之间交流和碰撞，不禁感慨万分。这也值得我们翻开泛黄的历史，去寻找中西交通五百年中那些有趣的瞬间。

1

       公元1644年，中国干支甲申年，明崇祯十七年，崇祯帝朱由检吊死在景山的歪脖子树上，李自成军攻陷明帝国的首都北京。1646年年底，朱由榔受丁魁楚、陈子壮等人拥为监国，接着称帝于广东肇庆，建年号为永历。然而，这个政权刚刚建立便形势不利，不仅要面对流民、叛军，还要与“争正统”的绍武政权和强大的满清军队作战。1947年年初，永历政权岌岌可危，永历帝朱由榔本人更是被清军追的四处逃窜。恰在此时，一支来自西洋的葡萄牙雇佣军及时赶到，在桂林保卫战中以少胜多，挫败了清军的攻势，稳定局面，为之后“俨有中国之半，是永历朝极盛时也”[1]奠定了基础。

       在各种传统中国史料中，对西人士兵助战一事，往往只言片语，讳莫如深。然而在明末天主教传教士的各类书信，以及中西方教会的档案中，却对此次战役多有记载，但各方材料繁杂且互有冲突。20世纪初，Charles Ralph Boxer曾针对这一段历史撰写过一些文章，譬如《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s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陈纶绪神父曾在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找到一份珍贵的一手史料《中华帝国的形势》（Suma del Estado del Imperio De La China）（Madrid，1651），以此为基础写出了《A EUROPEAN DOCUMENT OF THE FALL OF MING（1644-1649）》并发表在《华裔学志》上。作者通过翻译西班牙原始材料来还原这一事件，但有些零散且有显然自相矛盾的地方，需要更多的材料裨补缺漏。近年来，台湾学者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2]，也大致梳理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但对于该支部队的战斗经过并无细致描述。

       由此，笔者对照传统官私史书、西洋传教士资料以及今人考证之成果，尝试勾勒出“葡萄牙雇佣军助力南明政府挫败清军”这一不甚为人所知历史事件的确切线索。

一份西班牙语原始档案：《中华帝国的形势》

（Suma del Estado del Imperio De La China）

（Madrid，1651）

2

       南明与葡萄牙雇佣军之联系始于1645年。1645年1月3日，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çois Sambias）抵达南京，向弘光帝上陈奏疏，请求前往澳门寻求援助，其中提到“更乞敕部取习铳数人，以传炼药点放之术，实摧锋破敌之奇也。”[3]，征集西洋枪炮以御清军皆始于此。4月29日，弘光帝正式发布诏书，任命毕方济神父为钦差大臣前往澳门，以求葡兵携西洋军火援助，并宣布开放海禁，允许葡商自由通商。[4]然而，南京于1645年5月陷落。唐王朱聿键称监国于福州，后称隆武帝，恰好隆武帝与毕方济熟识，于是隆武帝便继续委毕方济以弘光之任，于是毕方济带领太监同时也是教民的庞天寿一起使至澳门。1646年年底，唐王遇害，“桂王继立，从者有五省。因庞天寿之进言，永历帝仍以隆武帝所付之特权授之。”[5]他们转而投奔在肇庆的新王朝——永历政权。在庞天寿的建议下，永历皇帝以隆武所授予之特权授诸毕方济。

       12月，南明钦差大臣毕方济安全抵达澳门。[6]毕方济随后说服了澳门葡萄牙政府，于是澳门派遣出一支雇佣军援助南明政权，当时澳门总督曾向葡萄牙政府报告，声称援军为三百人，原函现藏里斯本大学图书馆。[7]该支雇佣军的随军牧师即是瞿安得（Andreas Xavier Koffler），在中国历史材料中则称为“瞿纱微”，在王夫之《永历实录》[8]中和钱海岳《南明史》[9]皆有记载。

       瞿安德1640年启程前往中国，1645年之后往返于广州和澳门两地进行传教活动。[10]1646年，恰好毕方济成功求得援助，澳门便派遣瞿安德与葡萄牙兵300人、葡炮两门，与毕方济一起出发，援助永历。其主帅名为尼古拉-弗雷拉（Nicolas Fereira或Nicolas Ferreyra），是一名刚满25岁的澳门出生的天主教徒，其父母均为华人。[11]

       该支部队隶属焦琏部下，并受太监庞天寿节制。指挥官为上述的尼古拉-弗雷拉，同行西洋人有毕方济和瞿安德。这点在《永历实录》中亦得到印证：“天寿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纱微为师，勇卫军旗帜皆用西番旗为符识，类儿戏。”[12]葡萄牙雇佣军开始参加到抵抗清军的战斗中。

《南汉山城》（韩国），2017

笔者在寻找使用符合史实道具的明清战争剧照时，需要采用韩国电影，还是挺可悲的。

3

       1646年十月，永历继位于广东肇庆，改元永历。接下来几个月间抗清战事不利，清军长驱直入。十二月，叛将李成栋部攻破广州。月底，永历帝朱由榔由肇庆逃至广西梧州，李成栋继续分兵追击。1647年正月，永历帝从梧州至平乐[13]，又从平乐至桂林。清军紧追不舍，连破肇庆、梧州、南雄、韶州、高州、雷州、廉州等。直到三月，北部战线之重镇长沙陷落，副总兵满大壮战死；明军反攻广州被李成栋所败，大学士陈子壮战死。

       在桂林，永历朝廷此时正处于生死关头，“护跸者惟式耜一人”[14]。对于这一危急时刻，西洋传教士留下的档案中非常生动地描写道：“新登基的皇帝发觉自己几乎完全被抛弃，并且不知所措。奉教官员Lucas[15]适时出现，他属下拥有强大兵力以及从澳门来的葡萄牙枪炮手与这位圣教保护者同行。”[16]

       清军随后开始进逼桂林，二月初，澳门葡兵到达桂林。庞天寿便命令尼古拉-弗雷拉指挥澳门来援的葡萄牙枪炮手，接管桂林城堡的防御工作[17]，与此同时，毕方济亦抵达桂林，“大造西洋铳”，以增强桂林城防守火器。

《Osprey Men at Arms 307 Late Imperial Chinese Armies 1520-1840》

       事情在此时出了一些小插曲。西洋史料记载：“庞天寿不顾Lucas的反对，带着我以及三千人前往湖广征募军队，不久后返回”[18]——焦琏在来到桂林后又被临时派往粤桂湘三省交界地带布置防务。由于城防空虚，二月十五日，永历帝逃离桂林，准备投靠兵力较多的刘承胤部，并下令瞿式耜兼吏、兵二部尚书，赐尚方剑，督师桂林。瞿式耜命令焦琏紧急回师，救援桂林。史料价值颇高的温瑞临《南疆逸史》这样记载道，“琏自黄沙镇率三百骑入援”[19] 。

       “天寿曾偕瞿神父至湖广调遣军队，闻清兵追永历，群臣散走，天寿亦欲逃亡，瞿氏晓之以大义，天寿闻之感泣，誓以身许国”[20]。瞿安德神父花了大量笔墨记录了庞天寿如何被上帝和他所感化。然而，此时的桂林仍然几乎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情势十分危急。

       自从瞿式耜紧急召回焦琏后，焦琏带领300精锐，日夜兼程，三月十三日凌晨抵达桂林城中。[21]现在很难确定清军第一次进犯桂林时，焦琏带回来的300兵马是不是葡萄牙枪炮手，亦或是300葡兵一直驻扎在桂林城中。《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有这样的记载：“桂林得三百洋兵助战，大有可恃”[22]。此300人战斗力之强，在史书记载的桂林保卫战中可见一斑：“突骑数十入文昌门”[23]后，不仅焦琏率兵迅速将其歼灭，竟然“率三百人开门追之”[24]。这清军造成极大地震撼：“清兵自入粤来，未有抗衡者，见琏出，方错愕。”[25]随后，焦琏带着三百人追击十余里，直破清军大营，将清军冲散为三部，斩首数千级[26]。焦琏部能以区区三百人歼灭敌军并且主动出击，说明此三百士兵确实不同于同时期屡战屡败的南明军队，极有可能正是那三百葡兵。

        再看材料：“已刘承胤部兵之助守者，与琏兵不和”[27]刘承胤作为进入《佞臣传》的军阀，其士兵也匪气十足，刚刚进入桂林协防，便“索饷大哗”，瞿式耜散尽家财抚之，变兵如故。五月二十五日，清兵闻桂林城中有乱，“积雨城坏，环攻桂城，吏士皆无人色”[28]，此时桂林城防情况更为不利。然而琏“负伤奋臂，呼督师、抚、按分门婴守，用西洋铳击中马骑。”[29]紧接着，焦琏再次不满足于固守，又主动出击，阵斩数千人。如果说三月中旬的战斗只能说击退了小股斥候，那么这一场战斗的规模则不可同日而语。清兵集中更多的兵力参与围攻，城中的兵力不但没有增补，还有乱兵劫掠，但焦琏带着原有的数百士兵，却连战多日，愈战愈勇，大败清军，史书甚至有记载“定南王孔有德望虞山树木，疑为兵焉”[30]。况且，战斗过程中，明军使用“西洋铳”击杀敌军，这是西洋火器参战的明证。

《南汉山城》（韩国），2017

       再看西洋史料，陈纶绪曾查阅转引自"Die letzten Tage des Kü Schi-si"的“Pelliot and Feng Ch'eng-chün”，确认了如下事实：“从1647年3月20日到6月1日，当满清军队进犯桂林，尼古拉-弗雷拉和他的葡萄牙士兵们一直在坚守并且凭借他们先进的枪炮成功击退了满清军队。”[31]

       再看华文材料，钱海岳《南明史》中有载“清兵迫，纠夷兵三百，助瞿式耜城守，大破清兵，桂林获全。”[32]徐鼒在其《小腆纪年》中更是以“王师弃甲仗而奔”[33]来形容满清败绩之甚。

《南汉山城》（韩国），2017

       据说，“（因为长途跋涉和供给不济）这些年轻的葡萄牙士兵衣衫褴褛、面露饥色，但是他们仍然是强大的战士。由于其高超的火器使用水平，他们受到了南明官兵的高度重视。这支部队中甚至不乏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士兵，他们极为忠诚”[34]虽然这段记述笔者并没有在任何史料中找到佐证，但随着葡萄牙在澳门驻军，黑人来到澳门却毫无疑问，葡军中也有不少黑人奴隶。[35]因此，在1647年的桂林保卫战中，黑人葡军参与守城有不小可能。

4

       清军屡功桂林数月而不克，解围后，以保全桂林之功，永历帝朱由榔晋瞿式耜兼太子太师、临桂世伯，升焦琏为太子少师、左都督、提督广西军，封新兴伯。随后，焦琏部署兵力，于八月接连克复阳朔、平乐、岑溪。[36]桂林保卫战历时三月余，保全了重镇桂林。而这时广东方面的义军已经大起，要截断清军归路，李成栋不得不回救广州。明朝总兵陈邦傅趁着这个时机，由宾州进复浔州，克复梧州，广西全省又全为明军所有。[37]之后，李成栋、金声恒反清，永历朝拥有两广、两湖、江西、云贵七省之地。《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评价此时：“俨有中国之半，是永历朝极盛时也。”[38]

       谢国桢曾在他的《南明史略》中这样评价：“瞿式耜的坚守桂林与广东三忠的抗战，同为永历王朝的重要事件，转捩了永历王朝的厄运，使之能于等待各地义军的兴起，从而支持了南明西南半壁江山，使永历王朝坚持了一个相当长久的时期。”[39]因此，我们可以说，若无这只葡萄牙奇兵及其带来的西洋大炮，恐怕永历朝廷早在1647年就被清军消灭，之后大江南北几十年的抗清斗争也就相当地削弱了。

附：1644年11月-1649年6月形势图

（来源：网络）

弘光政权掌控东南，明清战线维持在江北

弘光政权覆灭，史可法殉国

永历政权初期，保据西南、两广

广东沦陷，广西危急，桂林保卫战

李成栋、金声桓反清

永历朝之极盛时，俨中国之半也。

明永历帝殉国处碑，昆明

笔者在昆明时曾努力寻找此碑，未果

注释：

[1]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上海书局，1991年，第238页。

该书据河北省献县天主堂1931年版影印。

[2]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3] 钟鸣旦等：《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方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册，第911-918页。

按：原疏无系年，只有上疏月日，黄伯禄：《正教奉褒》，第479页将此疏系于崇祯十二年（1639），学界多同黄说，误。此疏实应上于崇祯十七年（1644）十二月初六日。详细考证，参见汤开建、王婧：《关于明末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奏折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4]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5] 费赖之（Louis 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6页。

[6] 吴志良等：《澳门编年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7] 林子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第219页。

转引自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北平图书馆刊》，第二卷第二号。

[8] 【明】王夫之：《永历实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一，第6页。

[9] 【民国】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卷七十四，第3548页。

[10] 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552-1800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11] 陈纶绪（Albert Chan）：《A EUROPEAN DOCUMENT OF THE FALL OF MING（1644-1649）》，Monumenta Serica，Vol.35（1981-1983），第97页。

[12] 【明】王夫之：《永历实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二十五，第213页。

[13] 今桂林市下属平乐县，距桂林市一百公里。

[14]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22页。

[15] Lucas，学界一般认为是焦琏的教名，有争议。

[16] 陈纶绪（Albert Chan）：《A EUROPEAN DOCUMENT OF THE FALL OF MING（1644-1649）》，Monumenta Serica，Vol.35（1981-1983），第94页。此史料中的“我”皆为前文提及的神父瞿安德。

[17] 陈纶绪（Albert Chan）：《A EUROPEAN DOCUMENT OF THE FALL OF MING（1644-1649）》，Monumenta Serica，Vol.35（1981-1983），第94页。

[18] 陈纶绪（Albert Chan）：《A EUROPEAN DOCUMENT OF THE FALL OF MING（1644-1649）》，Monumenta Serica，Vol.35（1981-1983），第94页。

[19] 【清】温瑞临：《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五十，第389页。

[20]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21]【民国】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卷六十五，第3109页。

[22]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上海书局，1991年版，第236页。该书据河北省献县天主堂1931年版影印。

[23]【清】温瑞临：《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五十，第389页。

[24]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22页。

[25]【民国】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卷六十五，第3109页。

[26] 【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46页。

[27] 【民国】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卷六十五，第3109页。

[28]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十，第349页。

[29]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十，第349页。

[30] 【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46页。

[31] 陈纶绪（Albert Chan）：《A EUROPEAN DOCUMENT OF THE FALL OF MING（1644-1649）》，Monumenta Serica，Vol.35（1981-1983），第97页。

[32] 【民国】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卷七十四，第3548页。

[33] 【清】徐鼒：《小腆纪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46页。

[34] Chris Peers：《Osprey Men at Arms 307 Late Imperial Chinese Armies 1520-1840》，Osprey，1997年版，第45页。

[35] 金点强：《黑人士兵助郑成功收复台湾》，《国学》2012年第12期，第36-38页。

[36] 【民国】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卷六十五，第3109页。

[37] 谢国桢：《南明史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45页。

[38]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上海书局，1991年版，第238页。该书据河北省献县天主堂1931年版影印。

[39] 谢国桢：《南明史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