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一时之间，平津告急、华北告急，整个中华民族告急。日寇深知要占领一个民族要先向其知识分子下手的道理，7月29日，日军空袭天津，南开大学成为一片废墟，随后，日军又占领清华园与北大。偌大的华北，再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中国高等教育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当此局势，民国教育部8月中旬决定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号召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长沙，并通知全国各地北大、清华、南开的师生校友迅速向长沙集中。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出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为什么目的地会选择长沙呢？其实早在1935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师生南迁长沙就有布置。1935年，中国和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何梅协定》，被迫承认伪满洲国和华北特殊化。东北已经沦陷，华北也暴露于日寇的兵锋之下。局势动荡，梅贻琦敏锐地判断日军全面进攻华北只是时间问题，于是秘密拨巨款于长沙岳麓山下修建新校舍，以建立长沙分校，实则为学校南迁做准备。1935年冬天，清华大学还从清华园火车站，连夜秘密运了几列车珍贵的中外文图书与珍贵仪器等教学研究必需品至湖北汉口暂时保存，准备随时运往长沙的新校舍。

岳麓山下的新校舍原本预计于1938年正式投入使用，可日军来得比预想的更猛烈。1938年未到，卢沟桥事变已然发生，当时在庐山参加战局讨论的三位校长并未回到京津，而是留在了上海和南京，8月28日便接到当时教育部公函，指定三校联合，以长沙为校址建立战时临时大学。

1937年10月，清华、北大、南开三校1600多名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抵达长沙，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是时新校舍并未建成，何处安顿师生？时局未靖，条件艰苦，长沙当地政府也给予临时大学最大的支持。长沙临时大学校本部设在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校校舍，这所由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建立的大学已是长沙当时最好的教学楼。此外，还划拨了陆军第四十九标营的三座营房作为学生宿舍，文学院办学地则在衡阳南岳圣经学校，电影、机械两系在湖南大学上课，湖南中山国货陈列馆为长沙临时大学提供了急需的图书。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日也被定为西南联大校庆日。当天，长沙城阴云密布，无数日军轰炸机的鬼影出现在了长沙的天空。长沙全城人心惶惶，但也不知什么原因，日军轰炸机并未投下一弹，在敌机的轰鸣声中，临时大学正式开课了。

抗战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最艰苦的年代，西南联大堪称“最穷大学”，但这样一所大学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当时，师生的悲愤之情都化作了做学问的专注。

钱穆曾回忆：“入夜，一多（闻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

冯友兰也对这段岁月念念不忘：“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我同金先生（金岳霖）到湖南加入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那几个月的学术空气最浓。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自己的写作摊子，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临时大学开课不到50天，即12月13日，民国首都南京一日内失陷，14日，消息也传到了长沙城。义愤填膺的长沙临时大学师生于韭菜园校本部沉痛集会，集体致电蒋介石，拥护抗战到底。热血学生纷纷欲报名上前线，要以血肉之躯保卫中华，这也掀起了临大学生投笔从戎的一波热潮，当时便有300位学生投身抗战。

这波学生中不少人成为了抗日战争中的脊梁，在冀中开展地雷战的熊大缜等13人，即是在长沙临大经学校登记保留学籍前往八路军抗战前线的临大学生，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宋平后来成为了周恩来的政治秘书。

临时大学虽然开课，但长沙局势却更加恶化，1937年11月24日后，敌机开始空袭长沙。南京陷落后，日寇更是剑指武汉，长沙危若累卵。

据载，当时举家迁到长沙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家也落下了炸弹，第一颗炸弹炸塌小楼，夫妻俩拽着一双儿女逃出，紧接着，第二颗炸弹又至，夫妻俩绝望了，幸好爆炸声没有响起，是一颗哑弹。

长沙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此时，国民政府下令国立长沙临大在第一学期结束后迁往昆明。而对于是否西迁入滇，临时大学师生中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有半数学生签名称“反对文化逃避”，不想当“叛徒”和“懦夫”。经过反复做工作，最后共有820名学生填写表格，愿去云南。但当时战火绵延，交通阻隔，怎样去云南又成了问题，临时大学最后定下3条路线，兵分三路迁往昆明。

第一路，经粤汉铁路至广州，转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经滇越铁路到昆明。走这条路线的重要教授有陈寅恪等。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选择了这条路线。

第二路，从长沙乘汽车经过株洲、衡阳、桂林、柳州到南宁，过镇南关到越南河内，最后经滇越铁路到达昆明。这一路有教授朱自清、冯友兰、钱穆、汤用彤、贺麟等十多人，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也选择了这条线路。

第三路，也是最艰苦的迁移路线——湘黔滇旅行团。师生徒步经过湘西、贵州入滇。经济条件不太好、身体较强壮的男同学和少部分教员共计336人选择了这条路线。

因为这一路要经过“绿林豪杰”出没的湘西，因此当时的湖南首脑张治中特地派出了国军中将黄师岳带兵保护，实行军事化编制。黄师岳在临行前的动员大会上，将此次征途比作张骞通西域，玄奘西游、郑和下西洋，学生们听了精神也为之一振。

迁移前，临时大学为每位教授发放了65银元的补贴，其中有51位教授捐出银元，给了长途跋涉的学生。还有不少重要教授本不需要走这条艰辛之路，但仍选择身先士卒、带领学生，比如闻一多、黄先钰、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等。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已经邀请闻一多到武汉任职，他的妻子儿女也安顿在武汉。闻一多自称“一辈子只适合做教书匠，不适合做官”，泪别妻儿，毅然踏上了通往湘西的险途。同事杨振声还开玩笑说道，闻一多一介书生，步行入湘西，怕是要“抬棺而行”。也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师，为什么放着车船不坐，要跟我们一起遭这份罪呢？”闻一多笑答：“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自己的脚步，去触摸那些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1938年2月19日，旅行团出发了。300多号人由湘江乘船出发，经洞庭湖到益阳。洞庭湖千里碧波，但师生们却无暇欣赏，临时大学师生的命运也像晃动的小船一样，不知将飘向何方。

此去昆明，要经过1800公里的崇山峻岭，前头由两辆拖着行李的大货车先行，300多名师生跟在后面，每天中午晚上做两顿饭，中途饿了就在路上补充些干粮，困了就找到当地老乡家以稻草为席对付一晚。队伍按军事编制，旅行团所有团员，每人备长沙名产大型油纸伞一把，学生一律穿草绿色制服，扎绑腿，外罩黑色棉大衣，亦有自备竹制手杖者。一杖在握，可助脚力，又可驱蛇打恶狗。当地老乡瞧上去，以为是军人，但这些军人又跟印象中的军人不一样，他们时而会捧卷读书，时而会对着当地山水用笔写写画画，老乡们也觉得新奇。

队伍到了湘西，果然遇上了当地的“绿林好汉”。当时的湘西有一位姓陈的匪首，自称湘西王，他就盯上了这支旅行团，让带队的中将黄师岳着实担心了一番。旅行团派出了教授李继侗前往谈判，又请来出生于湘西的沈从文出面斡旋，湘西王这才收取了象征性的“买路钱”，并没有过多为难师生。在凉水井一地，师生们还神经紧张地警戒了一晚，不过“绿林好汉”们秋毫无犯，大家最后才放下心来。

这次旅程可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中国的一次重要实践。湘西以及贵州的贫穷与风物都震撼着在“象牙塔”中的各位。学矿物和植物的学生一路上采集到了不少珍贵的矿物植物标本，闻一多也重拾画笔，用不少素描画记录了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学系的学生则到处采风，有一位刘兆吉四处采集民歌，后来编撰出了《西南采风录》，出版时请到了朱自清做序。朱自清称，不要小看这本书，当年的乐府诗集也就是这样收集民歌而成的。时移物异，如今的湘西变化不少，很多民歌已改变或失传，这本书也成为研究当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文献之一。

经过68天行军，在中国西南大地艰难行走1800公里，4月28日步行队到达阳光明媚的云南，在最后旅程，“湘黔滇旅行团”接到学校最新消息，长沙临大更名“西南联合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在湖南的岁月其实不到4个月。但大学之名不在时间长短，短短100多天时间里，临时大学在长沙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当年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秘密选址建校的地点，便在岳麓山下的左家垅，正是如今的中南大学。记者近日来到了中南大学，校园中一座三层高的红楼，楼栋呈工字形，前长后短，中间走廊联接，坐北朝南，砖混结构，筒瓦铺盖，红色外墙。这便是当年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民主楼”。如今，“民主楼”三个烫金大字仍挂在楼的正中，只是在民主楼下面多了一行名字“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代表着历史的“民主楼”，与代表着发展与传承的“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交相辉映，让人有一种穿越历史之感。而另一幢“和平楼”，如今已成为了“中南大学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中南大学学子对这段历史是否了解呢？中南大学文新学院的尧同学就坦言：“其实原本不是很了解，但刚好《无问西东》上映，我和同学们就上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这才发现原来身边的教学楼有这么辉煌的历史。民主、和平寓意着当年西南联大学子的追求与信仰，我们也希望沿着学长的足迹，为国家的民主和和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实，当年西南联大在中南大学留下的痕迹远不止这两处，至今岳麓山上还留着刻着“清华”两字的石碑，清华大学陈新民教授受命筹建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并担任首任院长。近几年，中南大学也与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北京高校交流频繁，2015年，便有“重走西南联大之路”的首都大学生采访团一行来到中南大学，2016年，清华大学也派出了一行38人来中南大学交流访问。

长沙临时大学当年在韭菜园的本部，也就是当年的圣经学校，如今已成为了长沙市五一大道省政府二院三号办公楼。记者也于近日探访了此建筑，古旧的红砖外墙，透出历史的沧桑，四周郁郁葱葱的绿树环绕。在建筑的基座上，还能清晰地看到2006年11月设立史迹标志碑，史迹标志碑上清晰地记载了这幢老楼的前世今生，其中有“同年（193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南迁长沙的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此组成国立临时大学，后于一九三八年二月西迁昆明，改名西南国立联合大学”，正对应了长沙临时大学那4个月的“光辉岁月”。附近的门卫告诉记者，有不少人慕名而来，目的就在于这栋楼。很多游人在这幢楼的史迹标志碑下留影，以缅怀当年的临时大学与西南联大。

去年8月15日，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2周年纪念日。昆明市政府文史研究馆、参事室和云南师范大学还共同举办了“临大故土移入故园、根深叶茂共扬联大精神”的植树活动。昆明方面派出了代表团，特地奔赴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即如今的省政府办公楼前以及长沙临大南岳分校的旧校址，各取泥土一包，分别撒在云南师范大学联大(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故园)校区和呈贡校区的水杉、滇润兰树下。人们以此纪念抗战时期那段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合大学的中国教育的光荣历史。

《无问西东》还原了西南联大的历史，据悉主创团队共计看了百万字文献与17万张照片，因此影片中也展示了很多感人的真实历史细节。

其中王力宏扮演的角色叫沈光耀，其原型名叫沈崇诲，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他1911年出生，湖北武昌人，祖籍江苏江宁，家庭富裕，是那个时代的“高富帅”。父亲沈家彝是中国著名大法官，曾是上海特别市高等法院院长。老牌演员米雪在片中扮演沈光耀的母亲，历史上沈崇诲的母亲善良博学，不仅教他识字、算术、写作，还经常给他讲岳飞、文天祥等英雄的故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沈崇诲加入抗战行列。1937年8月19日，沈崇诲奉命轰炸敌舰，后来他没有炸弹可投，且飞机突发故障难以返回基地，当时他可以选择跳伞逃命，但他瞄准其中一艘日本船舰后极速而下，与日舰同归于尽。如今他的墓碑就在南京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公墓里。

电影中王力宏加入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飞虎队”。《无问西东》里有一位美国飞行队军官，此角色的原型人物正是“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影片也还原了他们当时在西南联大招募飞行员的场景。王力宏出场时遇到的是其中一个乘坐汽车出行的队伍,便是当时跨越1800公里入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

清华校史、西南联大校史乃至中国学术界，梅贻琦是一个不能绕过去的名字。《无问西东》中，祖峰扮演梅贻琦，很多网友表示，翻看梅贻琦老照片，发现祖峰的扮相跟他还真是像，而且祖峰在片中那种掌控全局的淡定和稳重，将这位受人尊敬的校长，刻画得形神并茂。

片尾长达7分钟的彩蛋，展示了当时西南联大的历史名人，其中包括有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邓稼先、钱穆、冯友兰、王国维、梁思成、梁启超、陈寅恪、袁复礼等。这些大师名字的出现也引来了观众的阵阵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