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要闲下来才能静静思考的，若终日奔忙，所思虑的不过是眼前之事罢了。近来有了大把的时间，便读了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民国情有独钟，或许是那段岁月太过丰富，也太过惊心。书本中流淌的不只是冷静冷漠的文字，似乎夹杂着血和泪，苦与悲。那时我总是搞不清护国运动与护法运动，弄混了更迭频繁的民国总统，思想主义也是杂乱不堪，不变的唯有一腔爱国热忱而已。

　　文人以笔为枪，军人以枪为命。但无其他，总是因为自由平等成为一纸空谈，民主博爱荡然无存，年轻的血液喷薄汹涌，共和国体名存实亡。文人的触觉和学生的热情总是异常的敏锐，敏锐的异常。想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古来有之，似已融入血液之中，天赋使然，概难卒除。柏杨先生以丑陋二字形容，实实精当准确。

　　或许正如孔老夫子所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上世纪之中国，民族生命涵育着过于庞杂的内质，论辩争鸣左不过一家之言，纸上风雷之音，笔诛口伐，渊博而无当，陈览而失实。此辈大爱之人，身穿爱国大褂，过久则破碎而零落，却也招摇过市，便好像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般惴惴。若能坦白的直陈一切，她的好，她的坏，暴呈一切纷忧困扰，无乎粉饰，倘或新生，终见希望。

　　林语堂先生煌煌一言，国民心性，道德灵魂，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对于文学，中国人向来重视含有教训意味的文学，文以载道便是如此。然而对于优美悦人的抒情文学，则轻视其为雕虫小技。中国的读书人，几千年来都在孔夫子的门槛里翻跟头，《大学》、《中庸》教人明德，便是正统，而《水浒》、《红楼》则为异端邪说，诲淫诲盗，岂不笑哉？

　　衡之实际，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总归是发于心胸，其本质便是抒情。“诗者是心之声，朝暮涌上心头，无时无刻不在心中。”文学抒情之素性，可以当做人类性灵的观照，便只惊鸿一瞥，也顿觉了然。

　　谈到学问，总要提到学人，从前学人是统治阶级。有时我便幻想，若是从前，我也能打马御街，耀武扬威一番了。转念间回归现实，以前怕是学的只能是针黹女红，习的是《女则》、《女诫》。不能读书，更不能发此狂悖之言，活脱脱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罢了。诚然，当承平之世，人民崇拜读书人的心理常被孜孜不倦的培育着，学究们也有治学毅力，献身学问不辞辛苦，博士相公们，挟有显明的官僚资格，他们对于学术修养一无所知，但能出于强记的背诵四书五经。他们既不能写好诗，又不能明经济，上不能报效君恩，下不能保境安民，可是他们的势力却不可轻侮，仿佛天生高人一等，有一种阶级自觉，也有阶级理想。

　　以我个人之筋力，是无法深刻批判荼毒读书人多年的科举制度的，惟见林语堂先生之文略有感触。我向来是喜欢摆弄文字的，犹爱散文。中国的散文大体来说是少的，散文诗式的风格，声调铿锵，作风高尚，形神具美，而到骈文大坏。多用于朝廷赞颂，仿佛宫体诗，词句矫揉造作。好的散文，或为思想与情感的自由活跃，或为体裁风格之自由豪放，此一般为非正统作者所作，他们往往受到朝廷的苛评，或被禁止，或遭贬斥，郁郁而终。而至近代，散文白话也多崛起，成为思想激荡的主阵地，地位日盛，作用渐笃。

　　我不止一次的想，若我置身于乱世，当待如何？是否也会想我向往的他们一样，冲决一切，砸碎锁链，开辟崭新世界，还是苟活于世，成为禄蠹之辈？假设并不存在，而我仍旧感谢那些以身躯鲜血为屏，换来共和的人们，看到那段斑驳岁月，那年轻稚嫩的面庞，午夜梦回仍旧心绪难平，细细读来依旧感动不已。会揪心、会忧虑、会焦急、会痛惜，眼中的泪水也不经意。

　　未知生——焉知死，假使中国人的艺术使我们感到愉快而幽默，克服丑恶与痛苦，以美饰人生。而这种见地也必将成为某种价值的标度。在暴风雨的黑夜，不畏爬山之苦，徘徊山麓，不知越岭之劳。方知今朝有酒今朝醉，莫待无花空折枝。

　　人生譬如一场滑稽，有时做一个旁观者，静观微笑，犹胜参与。像清醒了的幻梦者，观察人生，有时懦弱，有时冷笑，用清明的眼力，返求于自然，微风落叶，轩窗自启，悠然自得。倘或新生，放弃不可捉摸的未来，把握少数确定的事物，表现逼近老迈的圆熟和慈祥的智慧，人生有限知足乐天，生命与力，消极与死亡，苍白的回忆，落日余晖仍能欣然而笑，正如词人的敏锐：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生活大抵，便如这般。倘或新生，已然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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