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电影《大鱼》结尾处，儿子帮助弥留之际的父亲完成了他创作的故事，最后父亲变成大鱼，向洒满阳光的地方游去，“我想那是我父亲最后一个玩笑，一个人不停述说自己的故事，让他自己也成了故事本身。 ”父爱便是如此吧。

　　记忆中，父亲总爱藏身暗处，鼓励并保护着我们，在他们营造的空间中，我们知道，痛苦是成长的药剂，老去，只是一个故事温馨的尾声，再无其他。每当我们提及父爱，感情的流露总会变得迟缓且略显含蓄。除了朱自清那一篇耳熟能详的《背影》，或许以下几篇写给父亲的文字，也是这个节日中最应景的告白。

　　梁文蔷：我的父亲梁实秋

梁文蔷和父亲梁实秋、母亲程季淑合影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

　　“我发誓，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

　　“梁实秋。”父亲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时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

　　父亲祖籍浙江余杭，1903年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家境还算优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后来又将父亲送到私立贵族学校，这些都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

　　父亲14岁，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

　　我想清华8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堂”，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是由美国人进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上学时，父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

　　李健致父亲：在你离去的多年以后我为你骄傲

李健

　　有一封信现在看来很有意思，当时我在大学经常演出，也写歌作曲，母亲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业，信里写道：“你现在还是应该以学业为重，不要老想着当歌星之类的，那些都是梦，不现实。咱家人都是老百姓，你要学一门技术，毕业找个好工作，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父母不指望你能出名挣钱。”其实那时我就是热爱音乐而已，在校园里比较活跃，也没有想过把音乐当作一个职业，因为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这样的职业离我们这样的家庭太遥远了，我不可能成为经常在电视里出现的人。她也深知，靠唱歌为生有多难，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名京剧演员，她看到了从事艺术工作所付出的代价。

　　小的时候，我一直跟随父亲上班，他们排戏的时候我就在京剧团的院子里四处闲逛，陪伴我的是花花草草和蝴蝶蜻蜓，以及大把的时间。每当父亲找我时，总会有人告诉他，刚刚还看见李健手里拿着馒头奔跑呢——不知为何，当时的我手里总拿着馒头，可能那个年代馒头也是孩子们的零食吧。

李健父亲

　　父亲是我见过的最老实善良的人，用当今的话说，就是完全无公害。记忆里，关于他最初的印象是在一个初冬季节，我猜当时我也就三岁左右。我记得我站在床上，父亲边给我穿棉裤边说：“下雪了，冬天来了。”我至今还记得自己看着窗外鹅毛大雪从天而降的情景，那也是我对雪的第一次记忆。但这次记忆中，完全没有关于寒冷的感受。

　　几年后的一个寒冬(其实哈尔滨的冬天都是寒冬)，我常常在夜半醒来，发现父亲在写东西(平时他经常读报纸，但基本不写什么)，有时还捂着胸口。我感到很奇怪。原来单位给许多演员都涨了工资，却没有父亲，据说是一个给领导送礼的人占了本属于父亲的名额，父亲在给上级部门写信投诉。由于心情不好，他的胃病犯了。我想，父亲在乎的不仅仅是几级工资的钱，还有一个演员对于职称的认可和艺术的尊重。那是我第一次感到他的忧郁，至今还能记得他的表情。

　　这件事后来结果怎么样我已经不记得了，他的忧郁何时消散的也忘记了。普通人的家庭就像漂浮在海上的小船，随时来的风雨都可以让它摇摇晃晃，而对于我来讲，更多感受的是小船里的温馨。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了市里面最好的高中，相当于中学里的清华。有一次父亲要随单位去俄罗斯演出，当天母亲让我去火车站送父亲，我感到有些意外。以前他出差时都是自己去车站，因为平时父亲的话不多，也从来不麻烦我为他做任何事情，后来才知道，父亲是想在同事面前小小地炫耀一下他的儿子。因为小时候那些叔叔阿姨都很喜欢我，如今多年不见，又考上了最好的高中，父亲特别想让他们见见我。我还记得当时他们夸奖我时，父亲流露出的满足的表情，那时我真正意识到他为我感到骄傲。而我也同时发现他有些老了，和从前的那个神采飞扬的武生父亲略有差别了。我的心隐隐地收紧了一下。

　　记忆中我的父亲在我面前只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有一年从北京放假回家时，我跟父亲说我给爷爷带了一件礼物，他告诉我爷爷去世了，我看到他流下了眼泪。还有一次是他得了癌症之后，要做手术，我和姐姐凑齐了钱去交费时，他感动得哭了，他说孩子们懂事了，给孩子们添麻烦了。这让本已焦虑的我心如刀割。

　　我把当时仅有的几万块钱全拿出来了，我意识到，有些时侯钱是多么重要。随后他的病情每况愈下，生命的最后阶段，我送他回哈尔滨。火车上，他已经很虚弱了，每次去洗手间都要我搀扶或者背着他，我一宿没怎么睡觉。记得当我背着他时，他说了句，原谅爸爸。那一瞬间，我强忍住了泪水。他太客气了，竟然对自己从小背到大的儿子客气，而我只是背了他几次而已。

　　父亲的后背曾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是童年的我常常在此睡觉的温暖天堂。我尽管看不到他的表情，可我知道那是我熟悉的表情，我深知这句简单的话里的含义，有内疚、有感激、有牵挂，更有不舍……当时我的歌唱事业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他一直担心我的生活。多年以后，我偶尔会想起这个场景，想起这句话，常常不能释然，就像落笔的此刻，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我曾经写过一首歌叫《父亲》，里面写道： 你为我骄傲，我却未曾因你感到自豪，你如此宽厚，是我永远的惭愧。去年我重新录制了这首歌，在最后加了一句：我终于明白在你离去的多年以后，我为你骄傲，当谈起你的时候……我知道了，我为他感到骄傲的，是他对生活的隐忍和对家庭的忠诚。

　　如今，我们三个孩子都生活北京，母亲如候鸟般往返于哈尔滨、北京和海南。她在孤独中寻找快乐，寻找能让她过下去的生活。人生终究是残酷的，母亲步入这样的年华后开始面临着更多的意外的告别，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中也陆续发生着生离死别，有时想想我真为她担心。

　　现在，每当我取得什么成绩时，她在高兴之余常常会说，要是你爸还活着该有多好。前些天，她在看我的电视节目，当我唱完一首歌，她一个人对着电视机激动得鼓起了掌，还连声喊道：好好好！她把这些当作有趣的事情告诉了我，听后我也乐了，可随后心里却涌出一丝悲凉。是啊，要是父亲还活着该有多好，那鼓掌的就不是她一个人了，他们俩一定会热烈地讨论，我甚至可以想象他们谈话的内容。

　　只是，我想象不出父亲如果活到现在时的面容，在我的记忆里，他最后定格的样子远远年轻于现在的母亲了。

　　北岛：给父亲

北岛一家合影

　　一

　　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我虽自幼起常思考死亡，还是无比震惊，很久都没缓过劲儿来。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迭，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照片沿汉白玉栏杆剪裁，由于栏杆不感光，乍一看，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以前。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从未见父亲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摘自父亲的笔记)

　　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像点燃导火索，火花五颜六色，转瞬即逝。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叮当车”。

　　过了长安街就是中山公园。父亲在草地铺上床单，让我晒太阳。那儿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让我困惑的是：一放电影，宫墙绿瓦就消失了(被银幕遮蔽)，在我看来，电影和宫殿都是真实的。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具体情节都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结尾处，她一路呼喊“凯哥哥——”异常凄厉，一直深入我梦中。某周日晚，中山公园重放《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过度兴奋，怎么也不肯午睡，被父亲关到门外。我光着脚哭喊，用力拍门，待母亲抱我进去，我已睡着了。醒来时夜色朦胧，我们错过了那电影。

　　二

　　“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高兴，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有个星期一早上，怎么劝说也没用，我们急着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快到时他看出是受骗，便大声哭叫，我紧紧抱住他，怕他跳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含着眼泪说了声‘爸爸，再见！”’(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来昏天黑地，彻夜不眠，父母轮流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才有效。这药是进口的，非常贵，父亲用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遵医嘱，每颗去掉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药面特别苦，一喝就吐。父亲对我说，这药特别贵，你要再吐，父母就没钱再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

　　我长大后，父母反复讲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立功立德立言。

　　“庆庆出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兴，比划着手势跟我们交谈。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亲的笔记)

　　弟弟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

　　我年幼时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同时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门独户。平时父母早出晚归，在钱阿姨监督下，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只有星期天例外。妈妈起得早，帮钱阿姨准备早饭，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有一阵，我们迷上语言游戏，比如按各自颜色偏好，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

　　汪曾祺：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的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笃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 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1990年9月1日

来源：新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