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大学法学院卓越教授 杨立新

在本案中，违法行为人张永焕在发生交通肇事后逃逸，朱振彪路见不平，对张永焕进行追赶，并且经过多次规劝其自首承认错误后，张永焕仍然逃逸，最后与火车碰撞而死亡。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张永焕父亲和儿子的索赔请求，随后原告提出上诉又撤诉，一审判决生效。这个案件虽然简单，但是却具有很重要的社会意义。

首先应当确定的是，朱振彪在张永焕死亡的案件中，不构成侵权责任。其理由如下：

第一，朱振彪追赶违法行为人张永焕的行为，不具有任何违法性的内容。在整个案件中，朱振彪发现张永焕在发生交通肇事之后，不敢承担责任而逃逸，因而路见不平，出手相助，进行追赶。在这个过程中，朱振彪没有任何与张永焕身体接触的过程，也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直到张永焕与火车相撞，造成死亡的后果，朱振彪的行为完全正当。违法性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与法律规定的义务相悖。在本案中，张永焕受到损害的是生命权，朱振彪对其生命权负有不可侵义务。问题是，朱振彪根本就没有侵害张永焕生命权的动机、目的，而且也没有对张永焕生命权受到损害的不注意心理状态。因此，朱振彪的行为没有违反不可侵义务，不具有违法性，就不具有侵权责任构成的第一个要件。

第二，尽管本案中有张永焕死亡的损害后果存在，但是，该死亡后果与朱振彪的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甚至也不是损害发生的适当条件，不成立《民法》上的因果关系要件。确定因果关系要件的主要方法，一是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原因，二者之间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二是行为是损害发生的适当条件。本案中，朱振彪追赶张永焕，劝阻其认错并向受害人承担责任，在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引发死亡的后果，因此，朱振彪实施的追赶行为，并不是张永焕死亡后果发生的适当条件。因此可以确定，朱振彪的行为不是张永焕死亡损害发生的原因，也不是适当条件，不成立因果关系要件。

第三，朱振彪在其全部行为中，不具有主观上的过错。其既没有侵害死者生命权的故意，也没有造成死者生命权丧失的过失，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追赶上违法行为人，劝诫其承担自己实施违法行为而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过错责任原则调整下，即使行为人的行为有违法性，有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但是没有过错，都不构成侵权责任。何况本案中朱振彪不仅没有过错，而且没有违法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怎么能够成立侵权责任呢？因此，本案一审判决认定朱振彪不构成侵权责任，是完全正确的。

本案一审判决除了在适用法律上的上述正确认定之外，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分清是非，支持正义，否定违法。

民事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在发生的民事争议中，应当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鼓励什么，谴责什么，必须旗帜鲜明，该支持的支持，该鼓励的鼓励，该反对的反对，该谴责的谴责。本案中的死者张永焕，是一个在发生交通肇事造成对方伤害后逃逸的行为人，因而是一个违法行为人。作为交通肇事的行为人，本应当勇于认错，承担责任，救助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死者却在实施了违法行为之后逃逸，意图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这是错上加错，加重了违法行为的后果。这样的行为是必须受到法律谴责的。而朱振彪见此情景，奋力追赶，坚决劝阻张永焕认识自己的错误、向受害人承担责任，特别是朱振彪纠正违法的决心非常坚决。这种坚定不移维护正义的态度，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因而更显得珍贵。在本案中，朱振彪的行为是高尚的，是可贵的。本案判决书在适用法律上，对其正义行为坚决予以支持，这一做法非常好，体现了法院的职责，体现了法律的正义。

本案的一审判决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特别申明了《侵权责任法》的法律调整意义，纠正“有损害就有赔偿”的错误观念。

应当看到的是，《侵权责任法》是权利保护法，是权利受到损害的救济法，因而其主要功能是通过损害赔偿方法，对权利受到损害的权利人进行救济，使其恢复权利。但是，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有损害就有赔偿”，因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只要有损害，就向法院起诉请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有损害就有赔偿”的时期，但是，进入近代后，在《法国民法典》问世之后，就开始了过错责任原则时期，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不仅要有损害，还必须有过错。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确立的基本归责原则仍然是过错责任原则，只是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时候，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因此，当一个人受到损害时，如果主张损害赔偿，就不仅要证明自己受到了损害，而且要证明加害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该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还要特别证明加害人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如果不能证明这些侵权责任的要件，特别是不能证明对方行为人具有过错，就不必提起诉讼主张，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如果起诉，也只能是得到败诉的后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曾经有一个案件，两个人结婚后，到箭扣长城去游玩，在暴雨天气中坚持要爬野长城，在爬上长城顶端时，发生了雷击事件，二人双双死亡。双方的父母向法院起诉，主张应由箭扣长城所在地的村委会承担侵权责任。这是《侵权责任法》中典型的“自甘风险”。这个死亡的后果，与箭扣长城所在地的村委会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原告不仅起诉，而且在一审被判决败诉后还继续上诉，又被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种索赔的执着，就是不懂《侵权责任法》的表现，就是错误地认为有损害就有赔偿。

任何诉讼，原告在起诉时，都应当考虑诉讼的后果和诉讼的成本。如果没有胜诉的可能，就不要起诉。在可能胜诉的情况下，还必须考虑诉讼成本的问题。本案原告在一审判决后，虽然上诉但最终撤诉，因而还是明智的，应当肯定。

此外，任何诉讼还应当考虑司法资源的成本问题。当前，我国法院每年受理的民事案件已经多达几百万件，多起诉一件案件，就给法院增加一分负担。当然，设置法院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民事纠纷，为当事人排忧解难，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但是，对于明知无胜诉可能的案件，一定要向法院起诉，并且最终承担败诉后果，就是徒增法院的工作量，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这也是诉讼者应当考虑在内的问题。

总之，本案的一审判决明辨是非，谴责违法，支持正义，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因此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同时，也对不当发起的诉讼表明了鲜明的立场，这也是本案判决的另一个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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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