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今昔对比《我爱我家》的主演

来源：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

作者：小芳 江岳

播出24年后，《我爱我家》主演在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里重聚了。

布景还是那个布景，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牌匾，到老式门厅、沙发、墙角书桌，都一比一还原了24年前的模样。

只是，人都变了。

老照片里坐在沙发中间的爷爷已经西去，痞里痞气的“贾志新”变得稳重，不修边幅的“和平女士”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此时她在现实中的身份，是这档综艺节目的评委，搭档包括章子怡、刘烨。

24年改变了太多。剧中人物早已各奔东西，此后没有人再能拍出第二部《我爱我家》。而剧里提到的气功热、倒卖、下海，也被BAT、创业、限购、雾霾这些新的关键词所替代。

但这仍然不妨碍《我爱我家》成为历史进程里的那个独特标签，可以说，看懂了《我爱我家》，也就看懂了那个激情、浪漫、奇幻又温暖的90年代。

在《我爱我家》第10集里，招女孩子喜欢、经常“仨俩的往家带”的贾志新在咖啡馆遇见了前女友“溜达”小姐，后者带来了汉显的BP机——这在当时可是时髦货，摩托罗拉与国内公司浪潮研发出第一款汉显BP机，售价一度高达8000块，相比当时人均几百的月薪，实际比如今的苹果手机贵多了。

“溜达小姐”想找贾志新帮忙，把这台BP机倒手卖出去，并承诺自己只留3000，多出来的部分都归贾志新。不过，贾志新得意洋洋把东西带回去之后，却招来了警察，原来那个“溜达小姐”是小偷，BP机是赃物之一。

现实生活中，“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的说法正在风靡全国，到9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1983年前后，北京和深圳出现第一批专门的“倒爷”，利用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同物不同价”，小到折叠伞、电风扇、收音机，大到汽车、飞机都成为倒卖的对象。

很多人依靠倒卖完成了最初的额资本积累，其中，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就包括：王石靠做玉米中间商赚到了300多万，想炸开喜马拉雅山脉的狂人牟其中“罐头换飞机”净赚近一个亿……多年后，地产商人王石跟四川希望的刘永好开玩笑：“如果我当年不转行，这“饲料大王”的名分可就是我的了。”

同样让人疯狂的还有奖券活动。有一种形式是现场抽奖，抽奖台往往设置在各个城市的广场、火车站等地，奖券制作粗糙简陋，但是堆放在现场的汽车、家电、自行车等奖品，加上“2元+运气=桑塔纳”之类的条幅、大喇叭里循环播出的得奖信息，就足以让人们为之疯狂了。

图：当时疯狂的奖券活动

《我爱我家》花了两集讲述“奖券的诱惑”。当年9月，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赴朝鲜进行访问比赛，三场全输，编剧梁左把这个故事搬进了奖券的故事里，贾志新把全部积蓄用来赌中国队会输，结果，中国队却偏偏赢了。面对全家人的欢呼，他开始感叹中国队“赢得不是时候”，立马遭到老傅的政治教育：你像一个有三十年国龄的炎黄子孙吗？

更荒诞的故事发生在和平女士身上。为了抽奖，她大包小包买回了入厕用的金刚牌砂纸，被老傅吐槽：每次使用前，都得做起码十分钟的软化处理。但就是这包砂纸，让他们一家赢得了去香港旅游的机会。

只是，中奖是一回事，兑奖又是另外一回事——想要实现香港旅游梦的和平女士被厂家踢皮球耍来耍去，还被要求提供种类繁多、一部分是未曾听闻的证明材料，最后，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4年后即将回归的香港是内地人心中象征繁华和洋气的圣地。被计划经济禁锢多年后，“下海”成为热门词，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董文华一首《春天的故事》传遍大街小巷。在《我爱我家》里，贾志新是对此最有执念的，他先跟喜欢的姑娘郑艳红倒腾过柑橘生意，后来见她跟海南来的阿文一见钟情，一气之下，带上保姆小张南下创业了。

事实上，相比现实中的故事，贾志新的行为就只能算小打小闹了。

1993年5月，靠经销生发水起家的42岁北京企业家李晓华成为法拉利在中国的第一位车主。新车交付仪式被安排在天坛的祈年殿门前。李晓华意气风发站在价值13万美元跑车前的照片，登上了无数报纸的娱乐新闻版块。

图：李晓华和法拉利

春天的故事里还涌现出无数的大小公司。仅中关村一个地方，一年内科技企业的数量就从1991年的2600家冲到了5180家。

而下海经商的热潮在中低层官员中尤为常见，“92派”由此形成，这其中不乏以后影响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比如创办嘉德的陈东升、一度仅次于阿里巴巴的第二大B2B公司慧聪的创始人郭凡、以及“万通六兄弟”：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冯仑。这六人在汹涌迷乱的海南，靠倒卖批文、炒作土地赚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到1995年，六兄弟逐渐分开，散布在各个领域都各有建树，潘石屹以SOHO现代城闻名，有着诗人浪漫的王功权则因为那场“私奔”事件大火。

写过《野蛮生长》的冯仑后来回忆那段几乎是游侠般的江湖日子时，忍不住感叹：“那个时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涂。”

任何时代的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

迷茫和愤怒一度成为90年代年轻人的关键词。窗户打开了，各路神仙都进来了，但混乱之中掺杂着真假难辨，也掺杂着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不再为温饱发愁的年青一代，迫切需要找到支点来实现自己的英雄梦。

于是，《丑陋的中国人》被愤怒的年轻人们视为珍宝，一波人跟着崔健“摇来滚去”——张楚从陕西机械学院辍学，来北京组建了自己的乐队，郑钧则在秀山清水的杭州校园里组建起“火药”乐队 。

留学和移民潮慢慢兴起，1993年，从北大辞职的老师俞敏洪在中关村创办了新东方。有人向外寻求答案，也有人迫切想在传统文化里寻找认同感，一位知乎网友回忆，父亲曾经煞有介事地向他讲解过一本关于古代中国如何领先世界的书。

气功也火了。

反映到《我爱我家》里，就是走火入魔的爷爷向居委会大爷大妈们进行“带功报告”演讲，还为此岔了气。当然，这只是编辑梁左对现实的小小嘲弄——当时，气功被传得神乎其神，几乎包治百病，流传在气功爱好者圈子里的故事是，医生做手术前都需要通过发送“外气”进行术前麻痹。

从官员到流浪汉都有迷恋气功者。一张流传很广的照片是，1993年底，在北京妙峰山上，修炼气功的学员每人都头顶一口名为达成“天人感应”的信息锅。

图：学员们头顶普通的铝锅练功

至于《我爱我家》里提到的徒手劈板砖、手吸脸盆，以及靠意念发功使爷爷浑身发热，在当时都是为人所熟知的功能。据不完全统计，八九十年代大约有5000万人练习过气功。

气功热在1994年迎来转折点，中央下达了 《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点名要破除伪科学，但这段历史进程的影响延续至今日。比如，跟王菲、李亚鹏有交往的李一，和马云、赵薇有联系的王林，一度都被包装成玄乎的大师。

当然，活跃在气功鼎盛期的大师更多，比如1987年出山的严新，他因为《严新气功报告》一书走红，曾受布什接见，还指点过金庸的武侠小说，称其“写的深度不够”。如今，他在百度百科里标注的职业是“虚假特异功能大师”。

有趣的是，在《我爱我家》里出演伪气功师的司马南，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类似方舟子的存在，只是他的打假对象就是气功大师，他经常公开表演那些所谓的特异功能，拆除其中机关，破除人们迷信。据称，央视取消连续七年（1984~1991）的春晚气功表演节目，与司马南的活跃有关。

随着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成为当时坊间最流行的话语，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的特异功能，也渐渐被人们抛之脑后。

现实之外，很多人开始迷上彩色电视机呈现出的偶像迷人模样——1993年被认定为大屏幕彩电开始普及的第一年。而那年，把陈凯歌和张国荣送去戛纳电影节的《霸王别姬》上映，也为中国电影拿到了在戛纳的首个金奖，巩俐、张国荣等人在法国南部的蔚蓝海岸边摇曳生姿的留影，被视为90年代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图：张国荣和巩俐1993在年蔚蓝海岸

追星开始成为年轻人热捧的事情。《我爱我家》里胖嘟嘟的贾圆圆就是张国荣的迷妹，这个人设来自导演英达在《霸王别姬》出演“那爷”时的见闻——张国荣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粉丝来信，于是，在《我爱我家》里，贾圆圆给张国荣写了一封信，提醒他不要和“坏女人”叶子贤搭档。

而在出门就容易撞到明星的北京城，人们吹牛时也爱捎上这些人——比如和平女士，就亲切地管当时大火的毛阿敏、李玲玉、那英、蔡国庆为“阿敏、阿玉、阿英、阿庆”，谎称他们是走穴时相熟的。

那年，《电影艺术》杂志社主办了首届十大影视明星评选活动，申军谊、巩俐、占丽萍、刘晓庆、张丰毅、李羚、李雪健、陈道明、姜文、葛优入选，24年后，你会发现，其中多数还活跃在影视圈里，收入不菲。

关于生活日常的更多变化在1993年慢慢萌发——年轻人们第一次过上了“情人节”，一家香港人投资的鞋业公司在《北京青年报》登广告推出情人节的特别优惠券；王府井的麦当劳也宣布，情人节来消费的情侣可以获得玫瑰花；五星级的王府井饭店推出的300元晚餐被一抢而空。至于愚人节，《我爱我家》第3集就提到了这个西方节日。

跟国外节日一起涌入的，还有外资企业们。

1993年被视为跨国企业大规模在华投资的第一年。肯德基在西安开了第一家特许经营店，诺基亚开始向中国提供GSM移动电话，柯达公司总裁则这样畅想过在中国市场的美妙前景：

“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6片装胶卷，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中国每秒多拍摄500张照片，便相当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

从主创人员的组成来看，《我爱我家》有点像家庭作坊出品。

投资是英达从堂弟的表舅那半拉半骗而来的，主要演员跟英达、梁左多少有些亲戚关系，比如，扮演贾志新的是梁左的弟弟梁天，和平女士的扮演者宋丹丹当时是英达的妻子，邻居老胡是英达父亲，小妹贾小凡则是英达堂弟的妻子。

王朔参与了这部剧的策划，并贡献了《我爱我家》这个名字。在王朔和英达强大的人脉关系网络下，这部戏请到了很多大咖客串，比如王志文和江珊，当时他们刚刚演完王朔小说同名电视剧《过把瘾》而大火的时候，而创造出“葛优躺”的葛优，也是前脚刚刚演完王朔参与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

这个名单细数起来还有很长：姜文、姜武、夏雨、李雪健、濮存昕、赵忠祥等等。职员表里出现的作词甲丁、负责音乐的关峡，也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大腕。

而时隔多年，这个反映琐碎日常的情景喜剧，还在被后人研究剧本之精湛。

有人在知乎问，“为什么《我爱我家》之后，英达再无同样水平的作品出现？”

答案五花八门，很多人指向2001年去世的梁左。写《我爱我家》之前，北大中文系出身的梁左已经有很多经典的相声代表作品，妹妹梁欢进北大中文系时，授课老师就说：之前有个毕业生跑去写相声了，竟然写的还不错，叫梁什么来着。

不过，相声在那个时候处于大文人不屑于碰、小文人又倒腾不来的尴尬境地，梁左算是全国最早尝试通俗喜剧的科班出身人员。有趣的是，他的家庭是清一色的“正经文人”身份，母亲谌容是作家，父亲梁达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见人便带三分笑，说起话来字斟句酌，很在乎对象的反应，没话的时候很安静，眼睛看着地，似乎怕人注意，有些讪讪的。”这是王朔对梁左的第一印象。不过，梁左在熟人面前其实也是个喜欢高谈阔论的主——写《我爱我家》剧本时，他喜欢在想出特别得意的情节后向英达炫耀：

“老英达你看这个情节怎么样？我原本是打算留给我的小说，直接拿诺贝尔奖的！要不是你们都一死儿地求我，能这么随便用到这破戏里吗？”

梁左一直有写小说的心愿，但直到2001年因突发性心肌梗去世时，也未能成稿面世，后来，王朔主导，把他的作品集结为《笑忘书—梁左作品选》出版。

图：王朔和梁左

梁左自认有抑郁症，曾经自己查书吃 “百忧解”，还留下过一句令人喟然叹息的话：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悲伤，我就不虚此生。

同样令人惋惜的还有爷爷扮演者文兴宇，剧中重聚时，宋丹丹身旁的空位是留给他的。

出演《我爱我家》时，文兴宇其实才52岁，为了演出“老干部”的精气神，他故意扯着嗓子说话，粘上白头发。据说，傅明的原型是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梁左之父梁达，出身于文化部副部长之家的英达对此不太满意：“你这个不够深刻，我爸爸比这个更厉害。”

所以傅明这个形象其实是梁左和英达父亲的组合，有意思的是，英达后来搬来父亲英若诚客串，出演了老傅的死对头邻居老胡。

这几位老人均在21世纪初期去世。

 重聚之日，主演们脸庞上青春不再：演孙女的关凌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二叔梁天不再是痞里痞气的模样，爸爸杨志新的儿子杨玏、妈妈宋丹丹的儿子巴图也都出道了。

热闹寒暄之中，宋丹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演完之后，自己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熟悉后来故事的人自然能听懂其中的唏嘘无奈——《我爱我家》播出4年后，宋丹丹和英达离婚，后者娶了该剧编剧梁左的妹妹。

此后，宋丹丹和英达曾经因为孩子问题闹僵，一度陷入老死不相往来的决绝之境。

24年之后，不知功成名就的宋丹丹是否已经放下心结，但不能否认的是时代确实变了。

曾经奖券一等奖的奖品可以是三室一厅住房一套，和平女士还说，朝向、交通不好的不考虑，如今，北京城已经是寸土寸金，别说中奖得来，就算花钱买房，京城的买房客们，也不敢有资格挑三拣四。

当时的汽车还不算多，北三环还没有修成通车，北京城的夜晚还算静谧。三环边有些部委单位盖的高楼，但更多地方还是缓慢、老旧的模样。与之匹配的是物价，和平女士大半年的工资也不过1000块。

而如今改变商业格局的互联网大佬们，当时大多默默无闻。除了马云在西湖边捯饬自己的翻译社，马化腾、丁磊都在大学里呆着，张朝阳刚刚在MIT拿到博士学位，李彦宏在位于普林斯顿的松下信息技术研究生拿到了第一份实习工资。

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是这些：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长城机电的沈太福、购买马俊仁“中华鳖精”的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20多年后，其中很多已经不为后人熟知。

人生如戏，一部《我爱我家》，戏里戏外，讲的其实就是片尾曲里的那段话——

“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插曲

当明天成为昨天

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