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一地鸡毛飘散在这几档上海电台节目中。
买了包馒头,发霉的;
楼上有人群租;
买了辆T字打头电动车,后轴断裂;
用了十年的冰箱坏忒了;
给朋友买了张飞机票,居然写错名字;
在巧舌如簧的推销之下,陆陆续续买了80万元私教课,某天清醒仔细一算,照现在的练习频率练一辈子也练不完,想按合同退却退不了;
……
一看到这种没有任何喜事的爆料,懂经的朋友应该就猜出了节目的调性——投诉维权。
上海有三档非常有名的电台节目,主播清一色是男性,做的就是这类直播。
在节目中,飘散的除了“鸡毛”,还有情绪。你骂我奸商,我说你无理,主播也会“躺枪”:你态度不好,我要拉黑你的节目。
情绪还会蔓延到节目的评论区,正反评价都有。
尽管如此,这几档节目都已存在十多年了,而且拥趸无数。因为在一个小时的节目中,会有好几件事情被客观公正地解决。
它们的存在非常有意义,有人说:这里是一个解压口,这样一个出口,有助于社会的和谐。
对于男主播来说,“看你怎么对待,如果你乐见一个个问题被解决,就很开心。如果你总是用烦恼来面对,不烦才怪”。
他们坚持做节目很多年的原因是:“我们都有一颗善于遗忘的心。”
一
“你们上海人有劲没劲啊?”某天一个北京朋友听了节目后,忍不住打电话给海波吐槽,“俩馒头发霉,扔了不就行了,还投什么诉啊?”
不光北京同志听着烦,有时上海“旁友”也听不下去。
“你们做这个节目烦不烦啊?我都被烦死了。”有听众在节目的互动区留言说。
脾气火爆点的听众直接在节目直播过程中打进热线电话:
“这人说了都快有大半个小时了,可不可以别再让他说了?大理石楼梯出现缝隙,不就是他自己墙体没竖直吗?”
直播室外的电话编辑们有时也被折腾疯了,一个电话在耐心解释之下总算挂断,紧接着又接起下一个。
烦,真的不可避免。
海波主持的《海波热线》
开播至今
已有近二十年了
《海波热线》每天上午10点在上海新闻广播FM93.4播出,近一小时的节目中会接听多位听众投诉。
而在处理投诉的过程中是多方通话,商家说商家的,消费者说消费者的,有时还要再加上相关部门的线路。
海波以一对多,要在各种各样的语言信息中抽丝剥茧,迅速反应。
“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每天一身汗,听众打电话进来,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海波实话实说。
“2001年,东方电台《渠成热线》很火爆,我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决定也做一档这样的节目。领导对我说:你来做。”
上世纪90年代初,海波就进入广播电台工作,是一名主持老兵。但当他接到这一舆论监督节目的主持任务时,有点懵:“我哪懂这个啊?!”
在此之前,他主要做体育节目:
“做体育新闻是跟踪性、发散性的,写的稿子要出新出奇出巧。而舆论监督节目,一环扣一环,要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还要有充分的法律知识。”
在主持维权节目之前
海波(图右)
主要做体育节目
海波抖抖豁豁地接下节目,一开始遇到了下马威。
十多年前,有一种关于煤气报警器的“骗局”。
有人上门自称是煤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推销报警器。而等用户付钱拿到产品后,发现没有厂家没有地址,是三无产品。
在媒体对这类事件曝光之后,又有了一类新型问题。
打电话来投诉的消费者说碰到了骗局,而这次的产品上信息齐全,还开具了发票。
海波根据产品上所留的联系方式打过去,找到了商家。不过商家明确表示,自己是正规销售,没有骗人。
“你们骗人。”
“我们没骗。”
骗,还是没骗?
海波冒出一身汗:“哎哟妈呀,该怎么收场?我忘了自己当时到底是怎么反应的,有一种缺氧的感觉。”
下了节目,海波直奔区工商局,他想从专业人士那里了解,这样的事情究竟该如何判断。结果,工商局也没有答案给他。
后来他听说这一类事件是当年十大维权案例,职能部门对此也很头痛。
消费维权节目,有时面对的就是一件又一件的“罗生门”:
可能是商家骗人了,上门的销售自称是煤气公司的人;也有可能是消费者骗人了,为了退货而编造了理由。
即使不是罗生门,这样的节目中也集合了各种各样的负能量。
打进电话的往往是已和商家沟通过多次但依然无果的消费者,情绪在电话被接通的那一刻已累积到顶点;
商家有可能是不想解决问题的“无良”商家,也有可能是认为消费者要求很无理、无力承担的无奈商家,情绪也在蓄势而发。
“您好,这里是《海波热线》,我是海波……”当拎起电话的那一刻,海波就直面了不同的情绪,功力不到,就会被反噬。
二
“现在你问我做节目烦不烦?我实际上一点都不烦。”
节目开始前的十几分钟,我们还坐在直播室外的桌子前聊天。
海波不紧不慢地说:“现在面对投诉,我就像在做几何题。一道几何题放在面前,看上去纷繁复杂,但是加条辅助线,想个公式,可能很快就做出来了。”
做维权节目
要求电台主播
熟稔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
海波在做节目十几年的过程中感到一个很大的变化:随着企业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完善服务,故意欺诈类的案例越来越少了。
但打进直播室的投诉电话还是很多,这是因为公众的维权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他们对商家的要求与对方所能提供的服务之间还有不平衡的地方。
“我要做的只是按规则做事。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规则意识,靠着叫、吵、嚷来处理问题,那是非常有问题的。”
“我尽可能地以公正的眼光看待每一起投诉。因为是投诉类节目,所以有人觉得里面有负能量,但我不觉得。”
“我觉得它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是社会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我想每个主播都是这么看的,否则做不了那么长时间。”海波说。
三
做维权节目的男主播们都自带气场,不管是投诉人还是被投诉人,他们都要压得住。
如果企业是“奸商”,他们就要怼:“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凭什么这么做?”
碰到较真过头的人,他们也要“硬核”:“你这种诉求是不对的。”
在专业法理知识和强大气场的支撑之下,很多时候,那些负面情绪到了节目中就被消解掉了,彼此皆大欢喜。
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需要以客观公正的眼光
对待每一起投诉
但一碗水很难端平,任何一方的诉求没能得到满足时,情绪就会引向节目主持人。
2018年12月的一期节目中,投诉的爷叔觉得海波没有偏向自己这一边,话就开始有情绪了:“海波老师,你既是运动员又是教练员……”
有时,节目里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争执:“我怎么知道你是电台?我怎么知道你是海波?让我听广播?我在上班,没空听。”
有的工作人员回答很不专业:“你这样是在质疑别人、责问别人。你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们没法上门的,这没有意义呀”
也曾有镇政府工作人员在电话那头慌了手脚:“你不要给我瞎搞呀,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的。现在你给我接通了,在公众面前出丑,我该怎么办?”
这种突然而至的争锋相对,就像两个上海人在地铁里面吵架:“侬想哪能?”“侬想哪能?”
即使不会拳头相向,但通过电波传出去,也是很不合适的。
海波所养成的职业素养是,“当声音提高时,我的情绪就往下走,头脑变冷静,越是这样的时刻我越不能说错话,一个字都不能说错。”
“我要冷静地把自己抽离出来,始终清楚自己并非当事人。”
这样的习惯是在一次次的争锋相对、网友不好听的评论中锻炼出来的。
最艰难的一次锻炼来自于一位上海爷叔,他投诉的是一件超过保修期的家电,在海波讲明法律法规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后,他的投诉对象变成了海波。
对方一层一层投诉,海波不断地递交材料,材料审核之后都认为海波并没有处理不当。即便如此,那位爷叔的投诉还是持续了8年之久。
“刚开始碰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不舒服啊。有了网络,人们更是可以随意评论。有的人会说海波搞不清的,海波不懂的。这些话很难让人接受,会影响情绪。”
“但我冷静下来想到,当那么多人在说我好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那是对我最好的提醒。”
男主播们怎么消解这些情绪?
“在直播室里,我集中120%的注意力来听听众电话,飞速地寻找哪里出了问题。只要出了直播室的门,就全忘掉了。”
“比如你说:我听了你今天的节目,那个老太太好玩了。我会说:哪个老太太?我已经记不得了。”
四
维权节目男主播们都认为,节目的直播室内外各是一档节目。
直播室里头节目的通畅,要依靠外面电话编辑、导播们的配合。双方就像一支给F1车手换轮胎的车队一样,车子一来,各司其职,几秒之内,轮胎换好。
郭亮和他的电话编辑就像是这样紧密合作的车队。
“我经常叫自己‘垃圾桶’。”电话编辑笑着说,“打电话来投诉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的人很不讲道理,我要先做初步筛选。”
一个小时的节目中,郭亮要接五六个投诉电话,直接在节目中给出反馈。
即使电话编辑做了筛选,但还是有些“漏网之鱼”。
有的人一开始言之凿凿地说要来投诉,但电话真正接进直播室,就开始“喷射自己的各种抱怨和情绪”。
“他们是来刷存在感的。”碰到这样的人,郭亮的语气会非常严肃。
“你真的是来投诉的吗?确定不是来闹着玩吗?你发泄完了吗?请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和资源。”然后,挂断电话。
作为一名电台主播,郭亮的相貌却被人熟知,因为很多人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他。
因为曾参加过《老娘舅》等电视节目
郭亮的面孔
对于上海人来说并不陌生
2010年,《老娘舅》节目的编导作为郭亮节目的粉丝,觉得这个主持人的风格如果视觉化会很好玩,于是邀请郭亮参与到《老娘舅》节目中。
彼时,《老娘舅》在上海家喻户晓。人们通过这个节目认识了这位光头:语速有点快,碰到投诉问题会连珠炮一般地质问商家或行政机构。
从《老娘舅》到另一档节目《嘎讪胡》,郭亮在电视节目中做了六七年。而从2004年开始主持电台维权节目,他担任维权男主播已有15年。
“在电视上做维权节目有很多沟通的机会,可以让双方充分表达,再通过剪辑方式呈现出来。”
“而广播是即时的,有的人可能很有道理,但表达得不好,就让事情扭曲了。”
但广播的魅力也就在于它的即时性。
投诉者、商家、主持人的即时反应直接通过电波传了出去。电波那一头的听众也忍不住发表见解,就像一场即时而来的狂欢。
五
但“狂欢”并不总是欢乐的。
有时节目还在继续,后台的评论就来了:“郭亮,我觉得你对投诉者态度不好。”
那天的投诉者是名年轻女性,反映楼上群租。郭亮态度比较严肃,不仅指出了她发音上的错误,还指出她行为上的欠缺。
紧接着的投诉者是位老年女性,表达繁琐,逻辑不清,但郭亮反而比较温和。
我把自己听下来的感受和疑问抛给郭亮:“为什么会对那名听上去声音怯怯的,表达也还不错的女生严厉,却对表达稍显啰嗦的阿姨很温和?”
“其实,那个女生表达得不好。她只是在抱怨,没有掌握很多事实。”
“她也没有进行有效沟通。当有关部门给她回复的时候,她甚至都没有记下是哪里打来的电话。”
有时为了更加了解事情的真相
郭亮(图右)
会深入一线采访
郭亮解释,他的回复有时会根据对方年龄而有不同的处理。
年轻人,心理承受能力更强一点,同时应该更具备学习能力,郭亮会对他们要求更为严格。
“其实这不只是对她(他)个人的要求。我一点点剖析出来,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碰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对于听上去年纪大的听众,郭亮觉得就不要跟他们“搞路子”了。因为有的老年人胆子比较小,对他们不能要求太严格。
当然,郭亮也并非对老年人完全“偏袒”。有的人打来电话,一上来就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很作孽,我很惨……”
郭亮有时直接反问:这些和你投诉的事情有关系吗?
有听众评论说,主播对商家没有对消费者那么严厉。郭亮做了解释:“如果我们仅凭消费者的投诉来一味批评商家,万一情况不属实,我们会很被动。”
“所以我们会严谨地表达:如果消费者反映属实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
虽然男主播们的表达都出自理性思考,以及自己对于节目传播的理念,但听众们喜欢评头论足。
有些甚至暗自猜测:“今朝某某和人‘吵相骂’了吧……”“最近某某的股票大概套了蛮结棍的……”
郭亮
每天的工作
从接听来电开始
和其他主播一样,郭亮除了得到评论还会被“指点”:“你要对老年人尊重点”,“你要对年轻人和老年人一视同仁”……
在2004年刚接手做维权节目男主播时,面对那些出言不逊的评论及互相矛盾的建议,郭亮也曾感到心理不舒服。
不过他很快发现,如果这些装在心里,很快就会装不下,内心会爆炸。
“我们要有一颗善于遗忘的心。”郭亮笑称,大概只有7秒记忆的人才能做这档节目。
“如果你还在对前面的事情意犹未尽,那么是没有办法处理下一件事情的。”
“我们要做到的是,前一个电话可能还在争论状态中,下一个电话接起,要刷新到零的状态。”
六
维权节目男主播们多少都带着个性。
电话编辑说出了自己的观察:“他们都很有自我。如果没有自我的话,这个节目是没法做的。”
“公说公有理,你跟着他走了,婆说婆有理,你又跟着她走了,那么这个节目怎么立足呢?”
郭亮是这样理解个性的:“每个人每天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即使面对同样的内容,每天的表现都会有所不同。”
“每个听众的感觉也不同。比如说同一句话,有的人觉得态度很中肯,有的人觉得你怎么能这么说,有的人觉得骂得好,有的人说你怎么在公共媒体上语言如此激烈……投诉节目的魅力就在于此。”
主持投诉类节目的
郭亮(图左)
也经常参与公益活动
曾有一位老太太,十多年前第一次来投诉装修问题,此后不断地打电话来投诉不同的事情。
就连街道买了杂粮去慰问,也会来投诉:“怎么买这个?不是中秋节吗?应该买月饼来。”
老太太每次都情绪激烈,义愤填膺。电话打得多了,郭亮了解到她是一位失独老人,生活中碰到的麻烦确实很多,于是给了她很多帮助。
后来,老太太的电话越来越少了。
所以,即使电台维权节目有时就像八点档的家庭狗血剧,整部剧里似乎没一个好人:
投诉者啰里啰唆,说不清重点,还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
商家态度恶劣;围观群众唯恐天下不乱……
但主播们还是认为这样的节目存在非常有必要:这里是一个解压口,这样一个出口,有助于社会的和谐。
- END -
写稿子:顾 筝/ 画图画:二黑/
编稿子:韩小妮/ 写毛笔:陈冬妮/
做图片:刘 真/
拿摩温:陈不好玩/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