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一日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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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8年，弹指一挥，十年了，一个时代又过去了。

最近都忙着怀念北京奥运会，以至于国师在采访中再次回应“林妙可假唱事件”，都没激起多大水花。

“本来就是让林妙可唱，我们都录了，本来唱得也可以，就音准差一点。可是，我们这个技术团队，一定要换声音。

我就去问国际转播团队，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情境表演，有五十六个民族儿童等等，所以没问题。”

于是，8月8日当晚，整个团队在亿万观众面前，缔造了一场完美的假唱，镜头前的林妙可一袭红裙、声情并茂，而飘进我们耳朵里轻灵纯净的童音，却是幕后从未在公众前露面的杨沛宜。

尽管林妙可当时并不知道会场上回荡的不是原声，事后，还是成为众矢之的，多年来摆脱不掉“假唱”、“说谎者”的标签，“天籁女孩”杨沛宜受到伤害也不容小觑。

那一晚，当她曲罢，铺天盖地的关注都落在了镜头前林妙可身上，杨沛宜只在老师的陪同下低调离开，据说还哭了一场，世界从此在一个7岁的孩子心中留下裂痕。

有网友评论说：

“为了国家面子工程，一个露脸，一个奉献声音，各尽所能。”

言外之意，举国之幸事，哪怕让两个孩子的童真成为这场盛会下的牺牲品，在所不惜。

《乌合之众》里说：

“数量，即是正义。”

少数服从多数，个体服从集体，但这样就一定真的对吗？

时隔多年，张艺谋面对镜头十分坦诚，

“事后很长时间，我都很自责，当时我就该坚持一下，就用她的声音，遗憾的就是让大家担了不是。”

这不应该是张艺谋一个人的反思，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思。

打着集体主义的幌子，亲手毁掉两个儿童的天真和对世界的遐想。

还要教育他们为了多数人，牺牲自己是应该的，哪怕牺牲的是诚信，是人性的美德。

当集体主义演变成畸形的教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毕竟，

“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国家级盛会上露面，但我们成长过程中，遭遇的类似状况，已然屡见不鲜，最常见的就是校园公开课。

很多时候，公开课就是一场大型表演秀。

在指定的日子，教室后方会坐上一群夹着笔记本的领导们，老师在这一天，格外注意着装，经年不化妆的女老师会淡妆装点，连讲话都比平时温柔动听，不修边幅的男老师也会难得正经地穿上西装皮鞋，当然这出戏最重要的是台下学生们的配合。

我至今对《田忌赛马》这篇小学课文印象深刻，因为我们语文老师反反复复讲了一个星期。

是考试重点吗？不尽然，却是语文公开课的指定内容。

我们班是中国随处可见的一上课就死气沉沉的课堂，经常老师抛出问题时，底下鸦雀无声，宛如她正对着一片荒原自言自语。

为了不让这样的尴尬局面出现在公开课，老师几乎给每个人都分配了必须回答的问题，还把标准答案写在了纸条上，分发下来，口齿伶俐的就多给几张纸条，像我笨嘴拙舌的，老师只给了一个简短的条子。

还有硬性规定，无论她提问什么，全班都要举手，反正她早就把每道问题提问哪位同学，记在了花名册上。

无论到时候，你是否把邻座同学要回答的问题记得滚瓜烂熟，还是激昂地把左右手举过头顶挥舞，老师都不会喊你起来即兴回答的。

许是我们学校是区里重点考察对象，那个学期检查得格外多，我们就一遍遍配合老师演出，谁也不敢视而不见。

那张写满答案的条子，也因而一直保留在笔袋里，直到学期结束，终于再也不讲《田忌赛马》了。

这的确是场从上至下的骗局，教育局下来检查会提前告知日期，哪怕抽取的班级是随机的，但每位老师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演练。

而我那时还不懂，只一个劲羡慕那些拥有好几张纸条的同学，兴许平时活跃些，老师就能多给我几张了。

当有了这样的想法，学校里多年灌输的诚实信念，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形式化的集体主义给阉割了。

上世纪70年代，外交官章含之的女儿洪晃12岁时，作为官派留美生，赴纽约留学。

出国前夕，外交部给这批孩子每人分发了700块钱作为服装置买费。

这么一笔巨款，孩子们拿到手就去做了统一制服。

28个人，28套一模一样的衣服，代表了他们是一个来自中国的集体。

在这样集体氛围浓郁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的寄宿家庭，反倒不合群了。

当时国内极力渲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生活作风，刚迈出国门的孩子当然要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洪晃也不例外。

寄宿家庭中，孩子们负责照顾宠物，其中有两项杂活他们都不愿意去干，一项是上学前遛狗，另一项是放学后给猫铲屎。

孩子们都避之不及，尽量捡别的事做，而自从洪晃来了，他们就再也没为这两件事发愁过，因为洪晃主动揽在了自己身上。

为集体分忧解难的洪晃反而一直没法加入集体，孩子们纷纷揣测，

“这个来自中国的胖女孩是不是傻了？脑子不正常？故意讨好大人？”

直到有人告诉她，不需要委曲求全，来承担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这样一点也不real，简直太虚假了。

这样的想法也太大胆了，洪晃一时还接受不过来，但自从她和其他孩子一样“耍滑头”，避开这两样，才算和周围人打成一片。

这就能看出东西方教育模式下，培养出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孩子。

传统的东方孩子长期被教育，要压抑小我的欲望，成就他人的方便，这样的想法一旦根深蒂固，孩子的自我就会逐渐塌陷。

偶尔有自己的想法，也会习惯性压抑表达。

如果在恪守利他的社会环境中，这样做问题并不是很明显。

但是来到追求个人价值的观念体系，就会起冲突。

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说：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造就完全人格。”

无论哪种教育方式，都只是过程，毕竟一个有独立意识、能够为自我判断的人，才是理想的教育结晶。

事实上，很多人在出生后，还没进入真正的集体生活，就被家庭教育夺去了自主权。

前段时间一档展现明星亲子模式的真人秀上，一个不怎么红的演员朱雨辰，因为母亲过分参与的教育方式，火了一把。

先来看朱妈妈自白的“警世恒言”。

起先一切还没这么失控，在北京独自生活的朱雨辰，在妈妈来看他时，小露身手做了一顿饭菜。

子女能够照顾自己，这原本是值得天下父母欣慰的一件事，朱妈妈却深感儿子的独立，是自己做母亲的失职。

自此决意与儿子形影不离，做他的专职保姆。朱雨辰进剧组，她就随行负责一日三餐，调配营养。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作者分析：

“中国人的上一代对成了年的下一代仍然不断填塞食物之举，其效果就是将每一代的中国人都阻滞在人格成长的早期阶段上。”

事实上，朱雨辰是节目参演嘉宾里标准的暖男，会做饭，十分照顾他人，看得出他很有交流的欲望，但至今未婚，谈过几任女朋友也皆因母亲不同意，被迫分道扬镳。

母亲将注意力过分地放在朱雨辰身上，直接造成了朱雨辰的姐姐恐婚。

朱妈妈直言不讳，

“她看到我对儿子的，带弟弟的这种，从小到大的态度，她说她负不了这个责任，我的家里人都知道，包括同事，我是用整个生命来对待儿子的！”

如果永远地将一个人只当作是一具“身体”去加以照顾，那么，就会遏阻他的灵魂萌芽。

朱雨辰和姐姐迟迟不肯跨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用这个观点来说，就是灵魂没有完全萌芽。

龙应台在《目送》里这样描述与孩子的关系，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把子女当作独立的个体对待，平和地看待他将要面对的人生，不强加干涉，有益无害。

台湾有个漫画家叫蔡志忠，15岁辍学成为漫画家，此后开公司，赚了几百万存款，就决意继续做自己喜欢的漫画，不再为了赚钱而生活。

在日本，观察市场后，他开始画诸子百家，又成为畅销漫画家。

这种独立的精神源自童年的家教，蔡志忠说：

“和父母说话没有恳求过，都是决定好之后，通知对方一声。”

童年时，要去很远的地方看电影，也只是告诉妈妈，“我要去看电影了。”

母亲则会嘱咐一句“早些回家。”

就连他收到台北的职业漫画家聘书，将要辍学离家时，也只是对藤椅中的父亲告知了一下，就完成了人生中这个重大命题。

这样的习惯，使得蔡志忠对自己的规划格外清晰，没有被财富迷惑，没有被名利牵绊，简言之，有独立的人格。

那个年代，出身农村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复刻父辈的人生，父亲是铁匠，男孩打小就学会打铁，父亲是农民，那么农活就要样样精通。

蔡志忠的父亲在村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而当官却无法传授下来，身材瘦小的他也不是做体力活的料。

自从发现了对漫画的兴趣，蔡志忠就在往职业漫画家的路上走。

在闭塞的农村，有这样不合传统的想法，是要受人嘲笑的，但他知道要么顺从地在人群中流于平庸，要么随心而动。

最终，蔡志忠选择了踏上那列通往台北的车，也通往他热爱的漫画。

故乡在车后的玻璃上，越缩越小，心中的迷雾反倒一层层散开。

往往迈入集体主义，盲目从众，是自我堕落的第一步。

离开故乡，是对过去的告别。

一位体制内远动员能够与国家队“分手”，在体育界不甚开放的大环境下，离开集体，更有几分赌上前程的悲剧意味。

而国家队统一基准的训练，对拔尖运动员的个人能力是种制约，就在2008年奥运会后，李娜、郑洁、彭帅、晏紫这些网坛老将，纷纷选择了“单飞”之路。

2009年，脱离网管中心的网坛一姐李娜，走向了个人职业化网球的道路。

这样的选择，在一个处处集体主义至上的国家，不单单意味着自负盈亏，也意味着每一步都必须更谨慎，进步也要更明显，否则背叛集体主义的帽子就会永远扣在她的职业生涯上，这是不争的事实。

“单飞”后，她可以自主选择个人教练，并只上交8%至12%的赛事奖金给政府，而不再是国家队时的65%。

有了契合的教练，合理的赛事安排，灵活的时间调度，李娜不负众望在“单飞”当年就杀进美网八强，这是一次足以改写历史的成绩。

一年后，再接再厉杀入澳网四强，华人世界为之惊呼，世界排名也首度升入前十。

随后，11年的法网单打冠军，14年澳网大满贯单打冠军，李娜用成绩昭告，当年重压下的决定，为她带来了职业水平上质的提升。

至退役前，这位原本在世界上不惹眼的网球运动员一共21次打入WTA女单赛事决赛，斩获了9个WTA和19个ITF单打冠军，职业生涯总战绩为503胜188负，最终以排名世界第六的身份光荣退役。

李娜在这场集体与个人之战中，大获全胜。

当然，她也可以选择留守国家队，安稳度日，但不合规的训练，只会磨损身为运动员激情，与其眼看着岁月流失，体能渐失，不如放手一搏。

集体主义是一架保护伞，也可能成为一道与外界隔绝的壁垒。

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是鼓励孩子自由地发展个性。

一个良性的社会，是民众的言论能够有通道抒发。

治家如治国，堵不如疏，千篇一律终究会培养出一群提线木偶，缺乏活力。

脱离集体主义思维的桎梏，不是逃离合作，相反是以更成熟的个体各抒己见，达成更深度的交流。

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不愿意成为人群里的“出头鸟”，然而如果没有跨出第一步，谁又能知道将来会不会有所改变。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就谈到“从众心理”。

我们常借以“大家都这样做”，作为自己犯错事的一块遮羞布，这种时候，把自我躲在集体背后，便得安生，久而久之，也就不愿意承担什么责任。

敢于在嘈杂的喧嚣中，识别出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微弱，也要尽可能保护。

我们不抵制所有的集体主义，只是更要尊重个体的声音。

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人，会越来越少为不必要的合群而折损自己，因为他知道生而在世，自己在坚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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