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的民族国家思想有着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他所强调的“国民”，事实上是对国家负责，既享有权利，又承担义务的个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公民”，而这种公民与国家的契约关系，在郑氏看来，才是近代国家的真正基础。如何构建这种新型的国家与人民关系？郑氏相信，首先应当赋予人民“营业、居住、言论各种自由权利，及迫之以纳税当兵的义务始……假令如此，是与国家主义日行日近，而与家族主义日行日远也”。

在富国与保民方面，郑氏虽鉴于中国御侮问题之严重，方言必须整顿海防，改革军制，但是他认为国家职责并不限于维持国防而已。在郑氏心目中，富国强兵乃互相为用之政策，而富强之最终目的乃在于“保民”。郑氏曰：“原夫经世之道，保民莫先于富国，保富莫要于强兵。”又曰：“非富无以保邦，非强并无以保富；相需为用，乃能相济有成焉。”

惟郑氏受西方影响，其所谓“保民”与传统之概念，略有不同。郑氏本人业商，对于商人极寄同情；其行文时，“保商”、“保民”二词，每互相换用，而同时郑氏对农工之福利，亦甚关心，其同情同不限于商人。此外则郑氏虽着重保民，而同时并倡言赖民力以图富强。其论军制之主张训练民兵，及其论工业化之主张积极鼓励私人企业，似皆超出传统经世学者之范围。

郑氏还指出:"欧洲各邦皆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 在《易言》一书的《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等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认为中国商政不兴，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腐败积习的干扰。郑氏不但深悉欧洲各国武力之强，对于各国之护商政策，尤为敬佩。《论商务》篇盛赞英国对商人之重视与鼓励，认为英国富强之“冠于欧洲”，端赖乎此：

原夫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查英国进口之货税，较出口倍重，而本国之船钞比他国稍廉，便商家而畅销路。惟岁核各商所盈之利，约八十分取一，略如中国户税。所赐商贾宝星，及其他表记，泐之用器，以为光荣。其岁入有常，三百磅以下不税。如有关于商务者，必使议政院官商议覆，务期妥协，而后施行。并设商务大臣专理其事，是以利权独擅，日臻富强。所有商埠要区，俱设公使领事，屯泊水师兵舶，以资护卫，而壮声威。遇有事端，恃为挟制，或请开口岸，或勒免厘捐，诛求无厌，必遂其大欲而后已。初英国在印度等处租地开埠，志在通商，其后观衅并吞，倚为外府，而富强遂冠于欧洲。

英国之护商政策如此，而中国则何如?中国与西洋各国订立条约时，进出口货税规定皆极低。“维时当事不知中国税额较之各国有轻至四五倍七八倍者，故立约如此也。”迨太平天国战事起后，政府为应急需，创立厘金之税，而战后仍继续征收。  “最旺之时，通计海内岁收不下二千万；今虽稍减，亦有一千五百万。”郑氏承认粤捻之所以得削平，惟厘金是赖，“商贾似贩运为生，若贼匪未靖，道路不通，销货必迟，故莫不情殷报效”。而战后田亩荒废，钱漕难收，各种善后自强设施，亦须倚靠厘捐：“军务虽平，而防营尚不可撤，田赋犹未复原；一切善后事宜，尚须布置，即制造轮船枪炮，悉赖厘金弥补，去之则半筹莫展，百事俱弛。”但居承平之日，厘金无论对洋商华商，皆究属不利，而对华商则摧残尤甚。“厘卡委员或办理不善，或因兵燹时设卡过多，洋人遂执洋货免厘之说以为要挟，显违条约，欲挠我国自主之权。”依据天津条约，洋商另交“半税”之后，即可免厘，而华商反未能享此优待。华商欲避厘，则必须向洋商买“税单”，托其庇障。海关之税虽“因此而旺”，然此同诡寄影射之不法行为也。《论税务》篇云：

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始定洋货土货愿一次纳税，可免各口征收者，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给半税单为凭，无论运往何地，他子口不得再征；其无半税单者，逢关过卡，仍照例纳税抽厘。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商，其获利厚矣。故华人之黠者，每每串通洋人，互相蒙蔽。有代华商领半税单而取费者，有代洋商用洋船装运洋药各货者，有代用护照包送无运照之土货者。诗张为幻，流弊滋多，洋税厘金，交受其困。

郑氏认为为顾全守法华商之利益起见，厘金应以裁撤为是。而同时则应提高输入品之关税，以保护华商。“华商之守分者，不能获利，多依附洋人而变为奸商，反不如裁撤厘金，倍增关税；其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则洋人无所借口，而华商不至向隅。”至于提高关税，则应特别注重进口税。郑氏“曾考泰西各国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为制，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又有全不取税者，盖于轻重之中，各寓自便之计……今宜重订新章，仿照各国税则，加征进口之货，并重税烟酒鸦片虚费等物，以日召平允。又如珠玉锦缔珍玩，非民生日用饮食所必需，虽倍税加厘，无损于贫民，无伤于富室。且统计我国之所无者，则轻税以广来源，有者则重税以遏去路。权其轻重，卫我商民。倘虑率尔更易，龃龉必多，惟于期满换约之时，重定税则，据理力争，务使之就我范围而后已耳。”

郑氏虽极关心国内贸易之发展，唯对涉外之商务，特别注意，甚憾国人鲜有经营国际贸易之志，尤憾政府之未能尽提倡保护之责。郑氏认为华洋通商，既已成局，“既不能禁止通商，维有自理商务，核其出入，与之抗衡，以期互相抵兑而已”。《论商务》篇云：

中国出洋之货，以丝茶为最大宗。今印度等处皆植桑茶，所出与中国相仿，洋人悉往购办。故年来中土之货未能畅销，后或并此而失之，中国之利源不几竭乎?宜令地方官广劝农民于山谷间地遍种桑茶，勤加经理。其缫丝制茶之法，尤须刻意推求；如有胜于寻常者，优加奖赏。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则出数愈多，其价可减。酌为销售，用广招徕，将不特国课可增，而民财亦可阜矣。

郑氏认为中国商人应设法参加国际贸易，与西人竞争，而政府尤应予以扶掖，以期挽回利权。此即郑氏以后著《盛世危言》时所揭橥之“商战”之论，而《易言》中已有雏形。《论商务》篇云：“中国商民，株守故乡，乏于远志，求如洋人之设公司，集巨款，涉洋贸易者，迄今尚鲜其人。去款日多，来源日绌，窃虑他日民穷财竭，补救殊难。”至于海外之华侨，则多就地营生，对于中国与各国问之贸易，鲜能顾及；惟望日后由政府提倡，或能兼及此道耳：

今闽粤人之贾于星加坡、旧金山各处者不下八十万人，其中或住经二百余年，或隶入英美等籍。然皆奉大清之正朔，服本朝之冠裳足征声教覃敷，庞乎莫外矣。倘中朝亦简派领事人员，显示抚循，隐资控制，则华人有恃无恐，筹划愈工。举凡外洋之货，我华人则营运之；中土之货，我华人自经理之。扩其远图，擅其利薮，则洋人进口日见其衰，而华人出洋日征其盛，将富国裕民之效，可操券而得焉所虑者，志无洋人之坚贞，财逊洋人之丰厚，偶有盈绌，便思改图。惟赖在上者，扼其利权，神其鼓舞。凡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揽之利，思何以分之。扼此三端，则利权可复矣。

郑氏除对国际贸易特别向往外，因其个人职务关系，对于外国在华之轮船企业，亦特别注意。郑氏认为华商资本有限，难与外国航运公司竞争，须由政府设法挽回航权，华商始能发展轮船企业。长江巨利，外船航行尤应禁止之：

西人多财善贾，利之所在，必争趋之。若华人亦设公司，造商船，力与争雄，媚商减价，拼折资本，势必彼此亏绌，无裨大局。欲救其弊，须开其源。按公法例载，凡长江内河，如欧罗巴之来因河多拿江，尽人皆得开设船行，以其分属于各国也。美国之米西昔比江帆轮之利，土著擅之，以专属于一国也。他如巴西之阿麻沈江，虽发源于秘鲁，入巴西，支分派别，兼注依瓜朵耳国，委内瑞拉国，以贯注巴西数千里之遥。昔有客请立船行，而执政拒之，嗣因商旅萧条，爰除前禁，以广招徕，操纵之权仍自掌之，不以假人也。若夫中国之长江，西导岷峨，东注沧海，源远流长，如美国之米西昔比江，绝非巴西可比。今长江二千数百里有奇，洋船往来，实获厚利；喧宾夺主，殊抱杞忧。宜俟中西约满之时，更换旧约，另议新章，凡西人之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所有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西人罔敢异词。更于长江上下游，间日开行轮船，以报市价。如是则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当道其有意乎?为国为民，胥于是乎在矣。

按郑氏此文似乃作于1873年轮船招商局创立之前。嗣后郑氏于光绪初年作《船政篇》时，乃提及“往年中国特设轮船招商局，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洵为良策”。唯郑氏深知招商局与西商轮船公司竞争之冈难，其废除外人在华航权之主张，不但不因招商局之创立而改变，而似益趋坚定。

郑氏认为中国不但应发展商业以富国裕民，且应利用西洋技术以求生产及运输交通之改进。《论商务》篇不但力言宜鼓励华商国际贸易及收回航权，并建议发展华商纺织工业，俾与舶来品竞争：

中国东南各省多种棉花，西北广牧牲畜。若用机器，以制造洋布羽毛呢绒等物，则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又省往返运费，其价较外洋倍贱，而获利倍丰。或疑用机器以代人工，恐攘小民之利，不知洋布呢羽，本出外洋，无碍民业。仿以行之，本以分彼之利权耳。

郑氏虽注意纺织工业，唯认为当时中国之急务乃发展矿业，盖以矿产为天地自然之大利，而煤铁尤为工业之本也。《论开矿》篇云：

夫五金之产，原以供世上之需。若弃之如遗，则在天为虚生此材，在人为弃货于地矣。居今日而策国家之富强，资民生之利赖，因地之利，取无尽而用不竭者，其惟开矿一事乎?查英国版图不及中国数省之地，顾能富甲天下，雄视六合者，盖格致之士能知五金之矿随处皆有；因地制宜，按法开采，不惜经费，不畏艰难，事则必底于成，物则各适乎用。制机器代人力以省工，建铁路资转运以省费，故能普美利于无穷也。

郑氏认为中国之矿藏富源，数千年来，大多为人忽视。“云南出铜，山西出铁，湖南江西出煤，齐鲁荆襄出铅，台湾出硝，此数处者，人皆知之。其实五金煤铁等矿各省各处皆有。特以地产之深浅，体质之纯杂，层次之厚薄，矿穴之狭宽，人不得而知之。今已知而开采者，大抵不过万分之一。即矿苗已露之处，又不知如何成色，且多封禁未开，其岩穴深藏，未经透露者，尚不知凡几。”郑氏爰建议“专请西国头等矿师，设法侦探；确有把握，或议以民采官收，或由部议刊给矿照，准民问具领开采，仿商民纳帖开行之例，取地中之所有，供人世之所无，计无有更便于此者”。

按郑氏认为中国提倡矿务，应由朝廷采取主动，“通饬各省地方官查验确实，设法招商”。同时郑氏并希望政府予商人以协助，甚至“派拨防营勇兵，一体开采，既可弥补巨款，启无尽之财源，又可弭息奸谋，消未来之隐患”。唯郑氏建议之着重点，乃在动员商力，由商人经营各矿。所云“或议以民采官收，或由部议刊给矿照，准民问具领开采，仿商民纳帖开行之例”，其意在此。各厂负责之“总办”，似应由商出身，须由其“躬亲确探，因地制宜，或专用西法，或专用中法，或参用中西，视其水口之远近，审其挖矿之井道，核其成本，筹其销场”。至于矿厂内部之管理，郑氏则认为应立一“永远遵行之法”：

该厂或按年季核计出矿售销实数，除提出成本利息及纳税开销之外，所赢余利，以十分之二归于厂主；十分之五匀分各执事，以抵薪金；十分之三给各矿夫，以充犒赏。每年将进支数目，张贴工厂，使外内共知共见，疑义毫无。庶几在厂诸人，均有后望，上下一气，无荒无怠。工勤弊绝，利薮斯开。

郑氏认为中国提倡矿务，应特别注重煤铁矿，与传统之政策不同。盖“中国民生之用，首在铜铅，盖因各省钞局鼓铸停炉，而奸民又往往私镕制钱，改铸器皿，以致钱源愈缺，日用不敷；其次则在金银；其次在煤铁。夫煤铁之矿，虽获利较他矿稍差，而不得不开者，实以非煤火不能化汽而动机，非精铁不能制器而利用。故泰西自煤铁矿开，而后以之制造枪炮则日益新奇，以之制造舟车则日益利便，以之制造耕织等器则日益精工。各邦遂渐臻富强。西人谓一国盛衰，可以所产各矿定之，诚不谬也”。

按郑氏之工业化方案，除发展矿业外，最注重建筑铁道及制造轮船。“夫水则资舟，陆则资车，此民生自然之利也。西人本此意而精求之，水则制火轮船，陆则制火车路，以便来往，以利转输，诚亘古未有之奇制也。”郑氏深知铁路之军事价值，认为中国若无铁路，则东北对俄，西南对英，皆无备战之可言：

尝闻德法构兵时，德所以胜法者，非德兵果精于法兵，亦借电信与火车之行军迅速耳。当两国未战之先，德提督向法使言曰：“如果欲战，我国可于十四日中在边境集军十万，粮械俱备。"后果克践其言，大获全胜。从前英俄交战，俄军辄败；彼时若铁路先成，则胜败尚难逆料。可知两国交战，总视何国能克期集兵速而且多者，即操胜算。若敌人压境而无铁路，非但兵不易集，粮不易征，未免部署仓皇，军情危急矣。

今俄国精于制造。如自彼国至中华地界筑成铁路，一旦用兵，不过半月可达。中国既无此路，则征兵调饷，动需岁月，未及齐集而敌已过境矣。英国若于印度筑铁路至云南边界，则行兵不过五日可到。兴言及此，曷胜悚惧?

然郑氏虽深明铁路之军事价值，而对其经济上之价值，则尤注重。盖铁路之益，遍及于商户与农民，诚富国裕民之要着也：

中国版图广大，苟非仿造火车铁路，则相距万里之遥，安能信息遽通，不违咫尺?大则转饷调军，有裨于国计；小则商贾贸易，有便于民生。而且邮传信息，不虑稽迟；警报征调，无虞舛误。况中土沃壤倍于欧洲，只为山险路遥，转运不便；而农民亦不知制器，因地之利以谋赢余，仅树艺五谷，供日用所需而已。使载物之器良便，而运物之价又廉，一切种植，立可以此之有余济彼之不足，而获利恒得倍蓰。数年之后，民间蓄积自饶，当不仅如古人所云，余三余一已也。即或旱干水溢，偶有偏灾，亦能接济运粮，借苏民困。昔美国西北之余山郡，地多濒海，旷邈无垠，当道于数年前开设火车铁路，近通东郡，遥接金山。由是百货流通，商贾辐辏，户口增至十有八万，有册可稽。此富庶之明效大验也。

郑氏认为中国兴建铁路，“当以京都为总汇，分支路以达各省。务使首尾相应，远近相通，或有碍于庐墓者，当迂回以避之，庶免滋生事端，阻挠大计。而于各州县偏旁之地，亦筑车路，多备马车以资转运往来，如轮船之有驳船，费虽多而利甚普。苟能举办，则水路有轮船，内地有铁路，有事则便于策应，无事则便于商民，利何如也。”至于建造铁路之费用难筹，郑氏则认为不妨“先择要道，小试其端，俾民习于见闻，知其利益，然后招商承办，逐次推广。今漕粮改行海运，较前已捷；而当事者虞海道不靖，欲复河运旧制。与其费巨款以复河运，何如移此款以开铁路之为愈也”。唯郑氏虽希望由政府供给一部分资本，而同时则认为以由“民问认造”为最宜。商民投资，其“官利”不妨由政府予以保证也：

官之与民，声气不通，每畏官之无信。如民间有认造火车路者，特免其捐输，并保其五厘出息；如官利不足，每年由该省地丁项下扣足，以昭大信，而广招徕。忆中国初议造轮船时，聚讼纷如，几于中止，幸当轴者毅然举办。故今商船炮舶，月盛日新。凡漕粮之转运，兵糈之征解，商旅之往来，货物之流通，无不轮船是赖。且海盗因以敛戢，洋面借以晏安。矧铁路之利倍于轮船者乎?倘亦力持其议，任谤任劳，事不难集。然需费甚巨，须仿西法自造，乃为善计，若购之西国则失利于先。惟自造而自用之，然后行止之权，自我而操，工费之需，不流于外。省之又省，精益求精，庶中国富强之转机，在此一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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