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演最好的喜剧，也能演最好的悲剧。他总是演出卑微的小人物，他让那些小人物柔韧，滑稽而热闹可喜；他也演悲壮的大人物，那些大人物并不慷慨激昂，总有一丝苍凉和慈悲，纵使残暴猥琐，也总能赢得我们的原谅。人戏不分——那不是他。他把人和戏分得很开，小心地不让自己陷入荒唐。在戏里，他嬉笑怒骂，悲歌狂哭，但是在生活里，他从不显山露水，头角峥嵘。他珍视自己的羽翼和声誉，小心翼翼地把灵魂寄放在电影里，那里最封闭，那里最安全。

　　他有一张奇特的面孔：他普通，平常，并不高贵脱俗，但是他又让人难忘，亲切里透着隽永。他来自底层，脸上绝不写着中产或者特权，也不写着物质和欲望，他就是一张草根面孔，让你相信他来自于你身边，或者，他就是你本身；同时，他的面孔又是一张经过提炼，得到发挥的面孔——他凝聚了许许多多个“你”的命运，他似乎是你，但又不是你。而这，正是他最独特的魅力。

　　他是葛优。冯小刚口中“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工作者，戛纳影帝，中国当代最伟大的演员并且也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明星。而他不喜欢这些空旷的头衔，他喜欢别人称赞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或者，一个好人。

　　他坐在我们面前，面容清瘦冷峻，不笑的时候，难以接近，自有一种清冷的威严。他默不作声，并不像个毕生的优伶，而像一位疲倦的君王。他也有兴奋的时刻，是新鲜的创意让他快乐，不是聊天，对他来说，语言太危险了，最好回避。但是我们仍旧抛给他一个巨大的问题：关于《非诚勿扰》，关于“诚”，关于一个男人与他的半生——一个“诚”字，到底可以赋予多少层意义，多少种颜色？

　　他想了很久，开始讲他半生的故事。

　　八岁，“诚”就是诚实

　　葛优心里惴惴不安的。当然，这时还没有人叫他“葛优”。他才八岁，北影大院上上下下，都叫他“小嘎”。其实这孩子不嘎，倒是有点蔫儿，不显山不露水，安静，不生事。就地打滚，撒泼取闹，都是没有的事，哭也是静悄悄的，不出声。他不惹事，事会惹他——刚上学，班里的浑孩子老欺负他。

　　那时的北京城不是现在的样子。天不是灰蒙蒙，乌涂涂的。老房老院都还在，城市的根基太古安然。朗晴的午后，即便看不见鸽子，也能听到响亮的鸽哨。几个浑孩子追着小嘎追了几条街，堵在了一个死胡同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终于，他抄起反抗的书包，向他们拍去。

　　家长登门告状，说实话，妈妈施文心内心里是有点惊喜的。葛优这孩子，太良善了，显得软弱。她绷着母亲的威严询问他：“你打了没打？说实话。”葛优只是摇头。批评，数落。他心里委屈，又不会宣泄。施文心下班了回家一看，简直愣住了：原本放在写字桌上的瓶瓶罐罐，全部挪放到地板上，没有摔砸，也没有毁坏。均匀整齐地摆放着。这就是葛优的愤怒，固执里透着温和。

　　葛优八岁时，第一次从妈妈嘴里听到“诚”这个字。妈妈说：“孩子，人这一辈子，最要紧就是一个‘诚’字。诚就是诚实，不撒谎。咱不惹事儿，有了事儿咱也不怕事儿。你知道吗？”他赶紧点头。小时候，他很清秀，眉目疏朗，这一个点头，郑重其事。

　　我们问现在的葛优：“你真的再也不撒谎了吗？”他照例想半天，“哼”、“嗯”了一会儿，把话琢磨透了才开口：“不能说一点儿谎都不撒，但是损人利己的谎绝不撒。有时说点瞎话，是怕伤了别人，也怕伤了自己。”

　　十八岁，“诚”就是不糊弄

　　早晨五点，天刚蒙蒙亮。天还很冷，一呼气就是一层白霜。十八岁的葛优从土夯实的屋子里钻出来，猪圈里的猪们听到了熟悉的动静，立刻欢蹦乱跳活跃起来。顶着露水，他先割猪草，将猪草择清，洗净，细心地淘去砂石，切得细细的，再和猪食搅拌在一起，撒料的时候绝不能把粮食洒在最表层，这样猪就会拱着吃这一层好的，剩下的弃而不食。

　　还不算完，葛优站在猪圈前，眼神很温柔，像哄孩子似的和牲口们说话：“你！说你呢！让给别人吃一口怎么就不行？……你，你多吃一点儿，看你瘦的！”农民们都喜欢葛优，他们说，没见过这么疼惜牲口的年轻人。在昌平县兴寿公社香屯大队放猪已经三年了，原本瘦瘦小小的猪一个个长得膘肥体壮，油光水滑。葛优不把他们当作牲口，而是当作宠物，当作朋友。表扬他热爱劳动，葛优搔头，对这种大帽子显得不感冒。半晌了，他才慢悠悠地说：“猪不糊弄咱们，咱们也不能糊弄猪哇！”

　　十八岁，混混沌沌的葛优心里滋生了新的热望：他从一张朋友随意为他照的黑白照片里，分明看出了一种与日常生活不同的东西。照片中的自己，和自己相貌一样，但神气不同。平日里，他何尝有那么宽厚，沉默又深邃的眼神？他为这个念头激动不已：不是为了当演员，而是为了能看见不同的自己。

　　我们问现在的葛优：“你还记得要怎么放猪吗？”葛优立刻就乐了：“能！怎么不能？只要我一闭上眼，就能看见猪。放猪的最高境界就是身边无猪，心中有猪！”岂止是放猪，但是从放猪开始，葛优做的每一件大大小小高高低低事，他心里只有三个字：不糊弄。你糊弄了什么，什么就会糊弄你。

　　二十八岁，“诚”就是坚持

　　对葛存壮老爷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平凡的周末。和很多普通的北京人家庭一样，冬天了，忙上几天，溜上窗缝儿，储存上一百斤大白菜，心里安稳了不少。这样好的天气，下午去地坛遛弯，晒太阳，看老头下棋，天黑下来了，回家吃涮肉，红铜炭锅哗啦啦的响，窗外哗啦啦的落叶。一边准备晚饭，一边听见老伴儿唠叨，无外乎就是关于他们的宝贝儿子。“上礼拜介绍的对象又没相中……一句话也没有，他到底在寻思什么？……我叫他跟人家李师傅学个灯光，他又不说话，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给个准话呀！……”这一套话，他早就听熟了。

　　其实，他对儿子葛优，也不是不担心的。儿子已经二十八岁了，高不成，低不就，在小剧团里跑着龙套。上台往往只说一句话：“李书记，有您的电话！”然后就下台。有时连一句词儿都没有，上台愣充活布景。孩子的妈说得也不是不对，趁年轻，学一门手艺，也算是安身立命的本事。“晚上小嘎来吃饭，你一定要劝劝他。不要做什么演员梦，要知道自己的材料……”他点头，算是答应了。

　　可是怎么开口呢？一顿饭，儿子一句话都没有。爷儿俩对着喝酒，你一盅，我一盅，你来我往，倒也和睦，原本不需话。儿子是从什么开始立志当演员的呢？他也说不好。儿子的性格和他太不像了。葛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闯龙潭，下虎穴，不皱一下眉头。豪迈爽朗，有侠客气质。虽演了半辈子反角儿，人品无可指摘，坦坦荡荡。但是儿子性格内敛，有五分未必说一分，不打定主意不开口，而但凡他打定了主意的事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看见儿子沉默的脸，他心里突然升起一股爱怜，趁着酒意，说出完全相反的意思来。“小嘎，我看了你这周排的戏了，好多了，有苗头……儿子啊！爹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干演员，尤其是男演员，就是要坚持。谁下生就会演戏？多看看，多学学，也就会了。你别有顾虑，摸爬滚打，直管去，天道酬勤，老天爷会对得起你！”

　　二十八岁的葛优没说话，眼里浮起一层泪。

　　我们问现在的葛优：“为什么您觉得‘诚’就是坚持？”他又先来一句：“我得想想怎么说。”下文等着呢，“其实甭管‘诚’的哪层意思，都不是一日一时的事儿，都得是长年累月的积累。我们都讲‘诚信’，‘诚’必须累积到一个程度，才成为‘信’。演戏也是一回事，你得对它诚心，还有，你得对自己诚恳。”

　　三十八岁，“诚”就是本分

　　说实话，葛优真有点晕晕乎乎的了。《活着》让他在戛纳拿了影帝。这可是中国人第一个戛纳影帝，也是亚洲第一个戛纳影帝，尤其他还这么年轻！当时，他也许还不知道，这就是张艺谋电影生涯的最高峰，也是他表演生涯的最高峰。那是1995年，国人像现在一样，心态极度自傲又极度自卑，我们相信大中国的一切都比外国好，但是外国的任何肯定又让我们欣喜若狂。葛优彻头彻尾地火了。

 葛优
　　平心而论，葛优知道《活着》他演得好。确实是好。他让自己变成一截木头，黝黑沉实的木头，生命的大喜大悲，岁月的大起大落，都从他身上流过，最后，他饱尝了人世间的所有苦难，腐朽，劈毁，最终，却开出大彻大悟的花来。那个生命是有力量的。葛优演得张弛有度，酣畅淋漓。胡琴一拉，秦腔一唱，他迸出全部精神直喊得脑门上青筋直跳——对了，就是这种力道。这是生命的力道。

　　没有一个伟大的演员是偶然生成的坐标。葛优站在一个横轴和竖轴的交叉点。天时地利人和，仔细想来，他竟然都占了一个遍。如果说，葛优的生命横轴是他的长辈，上一代电影人对他的影响；那么他的生命竖轴则是电影，中国电影年表。他是第五代的演员。如果不是饱受压抑，努力反抗，竭力想证明自己与前辈们截然不同的第五代导演，葛优这样外形特殊，气质另类的演员不会有出头之日。前辈们只为英雄们立传，而第五代们，开始为普通人立传。再往后，他见证了一代影人的探索和成熟，从艺术到商业，从边缘到主流，冯小刚摸着石头过河，挽起一条坎坷艰难的电影之路。而他，总是站在那条路上。

　　三十八岁的葛优，那条漫漫长路，刚刚起步，陡然尝到了成功的滋味。从来不是受期待的那一个，这甜蜜来得太浓腻，呛人。又不是圣人，他也有点找不到北。片约像雪花一样飞来，剧本排着队地往里塞。忙乱中他答应了电视剧《寇老西》，而这一回，他演砸了。

　　父母始终为他的表演把着关。父亲的电话来了，很严厉，这是他成名后很少听到的严肃口气：“你怎么能演寇老西？你怎么演得了寇老西？你真是胆大没边儿了！你知道寇老西是谁吗？”他只好说了实话：“我哪知道！”父亲连珠炮似的说：“寇老西就是寇准，是当朝宰相。那是什么人物？是周总理那样的人物。他就是回家当平头老百姓，他也有自己的身份风度。你演得水不拉叽，和你演的那些小人物一样，你把你自己给砸了！”

　　父亲很少把话说得这么重，而葛优在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能让父亲说他第二回了。从此以后，他接戏非常小心，谨慎。他说，这就叫“本分”。

　　我们问现在的葛优：“‘本分’这两个字，怎么讲？”照已经快拍完了，葛优也有点累了，滋润了几口茶，他慢慢地说：“演员要‘诚’，你得对得起观众。观众喜欢你，对你有期待，你不能把这点儿期待给砸了。绝没有什么演员，能演任何角色。演员这个行当，往好里说，是什么表演艺术家，往坏里说，就是戏子。你得牢牢的记住你的本分。你红了，要本分；不红，也要本分。一个演员的本分就是，你得演戏，演好戏，好好演戏。”

　　五十一岁，“诚”就是走过的前半生

　　我们见着葛优两次。一次是拍戏的间隙，他在郊区剧组的小宾馆里。戴着一个假发套，坐在最里面玩牌，穿着一件戏服，破破烂烂的线衫儿，登一双大头皮鞋。一边打着“斗地主”，一边偷空看着电视：闪着雪花的电视上放着韩国泡菜剧。第二次是在摄影棚，已经是深夜，杀青饭吃过，他喝了点酒，面色微微潮红。他穿得很普通，毛衣外头是夹克，背一个双肩书包。没带助理，没带经纪人。他一个人来的，没开车，回去搭了我们工作人员的顺风车。

　　拍照特认真。我们想拍一张他和舒淇甜甜蜜蜜的照片，他给出了点子：“我觉得两个人好，不一定要搂搂抱抱。两个人之间有一种联系，透着亲近，又透着家常，又有点距离，那种感觉最好。比如说，在一起织毛衣什么的。”现场摄影师叫他跳起来，他结结实实地跳了几十次，每次都是大跳，一蹦老高，跺得地板咚咚直响。看了照片，自己特得意：“今天没白来！他们一定不信是抓拍的，一定以为是吊着钢丝呢！”舒淇人在香港，不能亲临现场，摄影师给出了主意：“我给你角落里找一个人坐在那儿，您是不是更有感觉？”葛优说不，立刻，他说：“不用，我能演！”果真，他看着那一片空白，含情脉脉，可有表情了，还带变化呢。

　　现实生活里的葛优和电影角色不同。电影里，他总是满脑子异想天开的鬼主意，蔫坏，淘，因为善良让人恨不起来，透着一股古灵精怪的厚道，还特能说，妙语连珠，靠一张贫嘴征服所有的美女。现实里，他话很少，说话很慢很慢，几乎是字斟句酌。不评论别人，也不评论别人的作品。关于没有把握的问题，就坦率地说：“我没研究过这事儿。” 最后，还道歉：“对不住，没聊好啊……聊天，我不行。”真不行吗？并非如此。但是谁能对他的这点儿狡猾生气呢？

　　他第一个要回避的问题，就是关于“悲剧和喜剧”。他演喜剧演得好，张弛有度，在最幽默的气口上，并不抓挠着观众，挤出笑声来，总是微妙地留白。而他的悲剧最好，是他演出悲剧人物的种种不堪，可鄙和可悲之处，最后却还给予这个生命以微末的尊严。想了一会儿，他还是开始说这个大话题。“其实冯氏喜剧并不是很纯粹的喜剧，而是正剧，只不过是台词比较幽默而已。喜剧和悲剧其实很难截然分开。大悲和大喜，其实人的表情都差不多，都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老觉得这事儿很玄乎，也许本质上，真的都是一回事。”

　　在电影里，他爱上了舒淇。有趣的是，他以为，舒淇并不爱“他”。“她喜欢一个人，但是是有妇之父，不道德。她拉着我天南海北地跑，但是挂着这个人。看起来风平浪静的，但我知道她心里始终有一根弦，总牵着，断不了，一弹还会响。我就爱她这么执著，爱她这种无怨无悔。其实我们的爱情是一个悲剧。我总希望她掀过人生这一页，走到和我的那一页，也对我这么好，但是其实，她永远也掀不过去。”一个五十岁的男人，通常不会再演出爱情戏了。但是葛优例外。他囊括了所有的例外，我们就愿意对他这么宠爱。他还会再“爱”下去，带着温柔的酸楚，插科打诨，逗他心爱的女人一笑，心里守着一个高贵的秘密。他就这样，融化了悲剧和喜剧。

　　五十一岁了，“诚”对他来说，此时此刻，代表了什么？葛优说，就是点点点点。在不同的人眼里，也许代表踏实接地，温和厚道，也许代表坦荡浩瀚，问心无愧。一千个人眼中，“诚”有一千种颜色。葛优的人生继续走下去，也会有一千种不同的诠释。但是毫无疑问，他永远相信：“诚”是一个总和，是一种品质。不管“诚”的定义如何千变万化，都不是瞬间的概念，而是一种行动的准则，一种人生的质地，一种一贯以之，风雨不改的信念。“诚”是用一生的时光写就的一个字，是一个演员对他的观众的承诺，也是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承诺。

　　葛优不负观众，观众也不负葛优。孙红雷说：“葛优是国内唯一有票房号召力的男演员。”什么是号召力？其实就是一种信用。观众相信他演的戏一定好看，相信他一定演得出彩，相信他不会让我们失望。人们相信他，想去看看他。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诚”得憨直，可爱，又“诚”得策略，精明，他把“诚”的每一层意思都演绎得深刻，动人，有滋有味。他告诉我们：身为男人，你可以丑陋，笨拙，你也可以贫穷，甚至一无所有。但是你不能不“诚”，因为那是你的根基，你的气度，你的胸怀和你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