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东西绵亘千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资源丰富。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是以河西经济区的兴起为支撑的。经两汉、曹魏、西晋诸朝的陆续开发，至五凉时期，河西地区形成民族日益融合、社会相对稳定的局面。
五凉时期，中原人口大量迁徙河西，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生产技术。据高荣先生研究证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人口，已经大大超过汉代鼎盛时期。在这样的基础上，河西经济较以往有了新的发展。五凉统治者注重民生，发展经济，利用人力物力资源，扩大区域开发，发展屯田，广田积谷，开发牧场，增加畜牧业产生，一系列举措，推动河西经济区内部结构及布局进一步趋于协调和合理。
五凉时期河西地区的手工业生产极具潜力，官府手工业门类齐全，制盐、冶铁、铸铜等传统官营工业部门产品丰富，冶铁业在河西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毡毯、纺织、建筑、制陶、酿酒等民间手工业也达到相应水平，毛毡和毯布独具特色，成为五凉时期主要的贡物和礼品。
五凉政权在河西发达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积极与西域及中原进行经济交流，由此在汉魏以来河西形成的一些核心城镇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初步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城镇。虽然五凉时期的城镇带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各个政权为巩固政权，加大对城镇的控制，城镇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随着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及丝路贸易进一步发展，武威、敦煌等河西重要的经济城镇和陆上商埠日益繁华，河西地区成为民殷物丰之地。
从西汉初期开始，河西地区就出现了农、牧业并行发展的局面，这使得河西经济区在起步时便具备着雄厚的潜力。
河西走廊有着丰富的水利资源，祁连山终年积雪，夏日消融，走廊内河道纵横，地势平坦，为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河西地区在祁连山冰川融水滋养下，形成了许多水草丰茂的天然牧场，自古以来畜牧业极为发达，在汉代就有“河西畜牧为天下饶”的民谚流传。五凉时期，随着草原民族不断移驻河西，开辟出新的牧场，形成了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格局，进一步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早在西汉初年，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中原农耕文化开始进入凉州，并与当地游牧文化进行交流。汉武帝时期，农业成为河西的主要产业。五凉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发展，采取劝课农桑、徙石造田、运土植谷、广田积谷、兴修水利、开放苑囿、假民公田等一系列措施，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进一步发展，农作物品种更加丰富，粮食单产达到了与中原地区持平的水准，出现了“中仓积粟，数百千万”的景象。五凉从前凉张轨开始，采取“劝课农桑”的举措，发展农耕经济，这种措施被其他四凉政权继承。如西凉李暠大力发展屯田，迁都酒泉后仍然发展农业经济，“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郡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建立南凉的鲜卑族本是游牧民族，但也重视农业生产，专门设立主管农业的官吏“大司农”。同样是游牧民族匈奴族的北凉沮渠蒙逊曾下书曰：“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表达了对农业的关注。
畜牧业的发达，丰富了河西经济区内人们的生产生活，而小农经济和地主庄园经济同时获得极大发展，使河西地区农业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牢固。发达的畜牧业与发达的农业相辅相成，成为五凉政权存在的基础。
西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西交往的频繁，希腊、罗马、印度文化也纷至沓来，拥入凉州。西域文化是随着丝路贸易的繁荣而逐步来到河西地区的。西汉控制西域之后，对西域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后随着东汉灭亡而逐渐冷落或停止。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大乱，五凉政权为了谋生存、求发展，大都注意了向西域开拓自己的势力。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五凉政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上频繁地进行着。
西晋初年，河西战事频繁，东西商路断绝，商业退缩，货币废弃，进入谷帛为市的时代。建兴元年（313 年），张轨采用索辅“立制准布用钱” 的建议，五铢钱得以重新流通，大大方便了商业贸易，河西与西域间的贸易更加畅通，西域商品大量流入河西。“凉造新泉”的铸造与流通，进一步反映了五凉时期河西地区商品经济繁荣发达的景象。
五凉时期是河西著姓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河西著姓的主体是汉、魏、晋时期凉州域内十数个高门世族。这些名门著姓长期担任重要官职，并在教育、学术等方面代有传承，建树颇多，为开启河西地区学术繁荣、文教昌明局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五凉时期，河西著姓主要有曹氏、令狐氏、张氏、氾氏、索氏、宋氏、阴氏、段氏等十数家，其家学渊源，代代传承，博学能文之士不断涌现，有的入仕为官，有的开馆授学，著述经史。河西著姓往往拥有学术、文化的领导权，成为河西地域思想、舆论的主导力量。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指出，汉末、西晋大乱时期，公立学校沦废，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其文化学术渐具地域性质。
河西士族高居统治地位，是河西地域文化体系的代表，他们的学术积累使得河西文化有了深厚的积淀，而中原士人的加盟，又为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流寓学者与河西士族的结合，成为五凉时期的学林佳话，并对当时的社会带来重大影响。《晋书·张轨传》载，永嘉之乱，京都陷落，“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陈寅恪先生认为：“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五凉时期，迁徙到河西的中原及其他地域人口不下二十万，其中不乏学术根底很深，在当时饮誉海内的家族和名士，如江式家族和常爽家族，可称为流寓河西的学术世家。这些文人学士来到河西，在河西传授儒学，使中原失传的一些经籍学说得以在河西走廊得以保存传承，并与西域文化交流融合，对后世影响很大。
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之后，随着中原儒学文化的传入，河西地区儒学有了一定发展。河西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简牍，集中反映了当时儒学的发展状况。武威出土的《仪礼简》，对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敦煌发现的悬泉汉简中有许多与儒学著作相关的内容，是中原儒学文化西传的有力证据。
五凉时期，河西地区自前凉张轨始，将兴学重教作为立国之本，开始振兴文化教育。此后，无论是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后凉、南凉、北凉等政权，普遍敦崇儒学、兴办学校、优礼士人、倡导私学，从而使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区得以生存延续，出现了学术文化事业空前兴盛的局面。
一是五凉政权建立后，大力倡导儒学，推行教化，促进了河西文化的繁荣发展。五凉的一些统治者本身就是学者，大多重视文化教育，这种态度与做法，无疑有力促进了五凉文化的发展。前凉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张寔“学尚明察，敬贤爱士。”南凉秃发利鹿孤“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西凉李暠“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北凉沮渠蒙逊“起游林堂于内苑，图列古圣贤之像……谈论经传。” 1975 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西凉建初四年（408 年）秀才对策文，内容涉及《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还涉及《战国策》《史记》等史学典籍，记载了西凉策试秀才的题目和其对答内容。《魏书》载，凉州“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
二是五凉统治者普遍采取礼遇士人、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无论是索袭、宋纤、郭荷、祈嘉、宋繇、张湛、宗钦、段成根、阚骃、刘昞、赵柔、索敞、阴仲达、张宾等世居河西的士人，还是江琼、程骏、常爽、杜骥、裴诜等来自中原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朝居官或在野属文者，皆受张轨及其他五凉统治者的礼遇、信任和重用。
三是五凉时期，民间教育家和学者辈出，以民间授学与著述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各政权积极实施振兴文教举措，对民间学术文化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隐居乡里、传道授业兼以著述的学者很多，代表人物有郭荷、郭瑀、刘昞、祈嘉、索袭、索紞等。例如刘昞隐居酒泉期间，身边学生达数百人；祈嘉海渚讲学时，教授门生百余人。这样的学者还有很多。民间学术文化活动与官方学术活动相得益彰，互相补充，形成了教育多元化的格局，共同推动了五凉文化的繁荣发展。
（本文节选自《武威历史文化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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