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电影《千里走单骑》剧照。

在许多方面，硬汉高仓健都追寻着另一位硬汉海明威的生活方式，比如斗牛、狩猎、钓鱼，唯独不包括面对死亡的态度。那个暴怒的作家选择用猎枪终结生命，而这名以好脾气著称的演员在病床上平静谢幕，“带着犹如在生的安详笑容”。

逝世细节是经纪公司提供的。与高仓健在日本内外的巨大知名度极不相称，他的后事非常低调，“遵从故人遗志”，葬礼秘密举行，讣闻隔了一周才对外发布。

对高仓健之死，中国人一定是日本人之外情感反应最强烈的群体，虽然他的名字上次在中国密集出现已是9年前拍《千里走单骑》时。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用“中国人民熟悉的艺术家”，“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重要积极贡献”表达哀悼。而在官方辞令之外，在稍微有点年纪、有些阅历的人们心中，这个刚刚离世的人意味着一种标准和一段青春。

拥有如此跨国界的影响力，尤其还是在对日关系敏感的中国，高仓健的传奇属于特定时代的因缘际会，也来自他本人的精神特质。

深入了解会发现，这个荧幕上的硬汉绝不只是单调的符号。他的坚毅和隐忍，甚至软弱和缺憾，无不符合东方审美。他是行为上的“侠”，也是精神里的“士”。

1976年《追捕》剧照。

一代中国男人的阴影

日本电影进入中国的东风是邓小平刮起来的。这位小个子领导人1978年10月访问日本，在提倡中日友好的氛围下，中国决定引进日本影片。年底，第一部引进片《追捕》风靡中国，面容冷峻、身材高大的高仓健俘获了亿万人心。

“亿万”并不夸张，《追捕》在中国创下的1亿人次观影纪录保持至今，而目前2014年票房冠军《变形金刚4》的观影人次也不过才突破4000万。

《追捕》的第一批中国观众包括胡锦涛、温家宝。高仓健的粉丝张艺谋，这一年9月刚从陕西国棉厂辞工，成为电影学院的超龄新生。被“文革”整得奄奄一息的中国电影开始复苏，人们从文化束缚中挣脱未久，对新风尚、新观念的渴求十分强烈。

《追捕》无疑是及时雨，又迅速成为风向标。尽管有人从中看出“《追捕》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对冤假错案一定要平反昭雪，正义必定战胜邪恶”，但更多人受到的冲击，首先来自高仓健不一样的男性形象。

此前国人熟悉的男主角，要么是民国电影唇红齿白的英俊小生，要么是样板戏里通过夸张声调、肢体表演进行喋喋不休说教的革命者，陡然出现一个打扮酷性格更酷、沉默中充满阳刚之气的高仓健，对于“文革”后“除了在肉体上几近蓬首垢面之外，在精神面貌上也是垮垮的”（学者孙基隆语）的国人，堪称暴风雨般的洗礼。

以高仓健为模板，1980年代的中国人迫切地开始了男性气质的重新定义。“硬汉”的对立类型“奶油小生”成为反派。唐国强首当其冲，他总演的那些英俊多情的角色被观众唾弃，由此遭遇了10年事业沉寂期。

“上个世纪80年代，整整一代中国男人都笼罩在高仓健的阴影下。”评论人李方写道。

事实上直到1990年代，阴影仍然存在。1991年，当红歌星蔡国庆被娱乐记者何方写文章批评“太奶油，腻死人”。“在咱们这样的国情下，如果一个男演员被说成‘奶油小生’，你几乎就宣判了这个人在演艺之路上的死刑”。17年后，蔡国庆对往事仍心有余悸。

影响不止在文艺圈，普通百姓模仿高仓健的表情、台词，也追捧他的打扮。一家服装厂根据他的造型生产的10万件风衣迅速脱销。翻开那时候的影集，一群群穿着立领风衣、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如今看起来土得掉渣的青年人形象，当时简直时髦极了。

“非当个能挣钱的演员”

在祖国日本，高仓健其实早30年就已经红了。

1956年，他的处女作《电光空手打》上映。高仓健是艺名，“健”的寓意，以及另一个他更喜欢但遭公司拒绝的备选名“忍勇作”，连接着这个本名小田敏正的男人孱弱的成长记忆。

和成名后的孔武形象大相径庭，1931年出生在日本南部煤矿小镇的小田敏正自幼多病，常因肠胃虚弱住院，以至于母亲得在他的胸前悬挂牌子，写上“请不要给这个孩子零食”。他几次失足坠入水塘、洗煤池，都侥幸获救，小学一年级又因为浸润性肺结核休学。那时链霉素尚未临床应用，肺结核是令人恐惧的传染病。

6岁的孩子被隔离在家附近的一个房间，与书本和收音机相伴，等待母亲每天晚上的探望。他后来孤独沉默的性格也许与长达一年的静养有关。多病的童年让他对母爱格外感念，即使多年以后长成一个十足的成熟男人，想起母亲他仍然“期待着您的夸奖”。

病愈后复读，挑起战争的日本物资匮乏，小田敏正这弱不禁风的转学生却拥有父母节衣缩食提供的长皮靴、披风和正式书包。他对父母的爱懵懵懂懂，只感到“多难为情啊，真不愿意这样打扮”，落在同学眼里，自然就是众矢之的。

从被欺负中学会打架的小田敏正，在中学成为体育爱好者，因为学习拳击结识了美国驻日军官的儿子舒尔茨。国际友谊对小镇青年的影响显而易见，他有了美国梦，“幸福，在大洋的彼岸。它不在养育了我的煤矿附近，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童年时代我一直这样想着，并且产生了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应该到美国去一趟。”

他英语进步很快，成为好莱坞影星亨利·方达的忠实粉丝，并确立了当外贸商人的人生理想。

但事与愿违。小田敏正大学毕业时，日本正陷于战败后的经济困难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家乡采石场工作半年，他感到“这样下去就完蛋了”，于是毅然跳上去首都的列车，开始了“东漂”。

几个月后，一贫如洗的他参加电影公司试镜，上妆时因为感到屈辱，眼泪夺眶而出，在他的家乡九州岛，人们仍沿用江户时代对歌舞伎艺人的贬称“河原乞食”称呼演员。

挥之不去的挫败感困扰着高仓健，他出道之初的成绩非常低迷。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转变发生在《第十三号栈桥》拍摄期间。那会儿他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配角，待在寒冷的片场里浑身发抖地等待导演召唤，被女演员日高澄子看到，邀请他坐进自己的汽车里，还端出热咖啡招待。

“那天感受的温暖终生难忘。从那天起，我就深切地意识到，非当个能挣钱的演员不可。”

是男子汉就该去闯

“这位新演员初入制片厂大门时，穿着藏青色斜纹哔叽的和服，样子非常朝气蓬勃。”这是导演佐伯清对高仓健的初步印象，但他不认为这名新人适合当演员，配戏时，高仓健总是呆呆地站在女演员身边，需要他念煽情的台词，他笨嘴笨舌，犹豫半天。

“笨鸟”还是慢慢上道了，1959年他第一次当上男主角，第二年又演了《是男子汉就该去闯》中的警察，男子汉形象初获认可。

只是那几年日本还是古装片的天下，高仓健主演的现代剧不是主流。但时间最终证明，没有哪一个演员比高仓健更受到时代的眷顾。如同他的引进片迎合了开放之初中国人的精神需求，1964年他出演的《日本侠客传》恰逢日本国民风气转变，开启了义侠片序幕。

东京奥运会就在这年举办，这是该项赛事第一次来到亚洲国家。日本真正从战后崛起，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加剧。这一年高仓健的作品都与贫富悬殊相关，他扮演着坚毅的硬汉，从沉默中爆发，深深触动日本观众心扉。他们统称这类肩负时代重任的角色为“社会叛逆者阿健”。

成功如此美妙，年少时的“美国梦”也得以实现，1969年他受好莱坞邀请出演电影《战火熊熊》。

时移世易，义侠片的风光最终还是在1970年代转入黯淡。随着经济现代化完成，人们的观影口味更趋向现实，之前那种矫枉过正的男子汉美学毕竟太理想化了。

事业迷茫期，高仓健又遇到让他人生发生重大转变的挫折。1970年一场漏电引起的大火吞噬了高仓健和妻子的住宅，也摧毁了他们本就因为隔阂而岌岌可危的婚姻关系。他们分居，次年离婚。“烧掉的房子倒不值得惋惜，但这却使我感到人生无常。从那时起，我的人生观就有所改变。”

1976年，高仓健退出电影公司，“一代英雄隐退了”的声音见诸媒体。言外之意，外界不认为他能东山再起，毕竟他已经45岁，而观众总是喜新厌旧的。

不过，高仓健总是时代的宠儿而非弃子，第二年他就卷土重来，过去通过激烈动作表达抗争的社会叛逆者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真正成熟的男人。

不再演清一色的英雄，《幸福的黄手帕》中他扮演刑满释放的普通男子。“这好极了，我非常理解这个角色，这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一点也不做作。”导演山田洋次形容崭新的高仓健，“他那对眼睛有一股勾魂摄魄的魔力，他的眼神里载满了悲哀和喜悦。”

到1982年的《海峡》，他甚至已经不需要依靠眼神表达了。影片最后是他标志性的背影，日本媒体称赞他是“惟一一个能用背影演戏的人”。

2005年电影《千里走单骑》剧照。

敬谢但不接受供花

不同于那些镁光灯下侃侃而谈的明星，高仓健在角色之外把自己藏得很深，回避一切和私生活有关的问题。

硬汉面目下的柔情，他的思念、他的感慨、他的忧伤，只能从文字中窥探——好在，这位演员喜欢写作。

高仓健一共出过6本书：《孤雁行》、《在旅途中》、《南极的企鹅》、《期待着您的夸奖》、《高仓健的独白》和《想：演员生活50年》。其中写给母亲的《期待着您的夸奖》为他赢得了1993年第13届日本文艺大奖的最佳随笔奖。

和他平实而细腻的文风一样，这位久居名利场的日本国宝级演员，难得地保持着一种超脱环境的朴素，几乎像是活在娱乐圈的古人。

他憧憬海明威的生活方式，“我不外出旅行就无法生活，一听到旅行，我的脑海中就会突然浮现出地炉。红色的火焰跳跃着，多么舒适、安逸。我没有奢望，平平凡凡已觉得足够。”

他描述他的偶像亨利·方达“笑容可掬、温和亲切，带有一种真正的伤感表情”。

义侠片时期合作的日本导演山下耕作认为他是真正有“侠气”的人，而在张艺谋眼里，他有着古典的“士”的精神。拍《千里走单骑》，每天结束自己的戏份，高仓健并不回去休息，而是默默站在远处陪伴还在工作的团队，70多岁的人站3个小时，等队伍收工上车，他遥遥鞠躬，独自离去。电影拍完，他把价值不菲的手表送给打伞的农民说“你辛苦了”。

2008年张艺谋执导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高仓健亲自送来一把刀，“跟北京的房子一样贵，从锻造到制作全部是日本国宝级的工匠，用了一年时间给我锻造……悄悄一个人买了机票，不告诉我，一下就到了北京”。

后来张艺谋听说，高仓健还在东京的大雪天驱车七八个小时，去寺庙“祈愿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成功”。“整个大殿只有高仓健一个人，默默陪着老和尚站了近两个小时。”

“我以前跟他没有见过，只是他的粉丝，我们见面以后都互相喜欢，所以就这样对待。”张艺谋说。

前妻江利智惠美最后死于酗酒，下葬之日，刚好是高仓健51岁生日，也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1999年，高仓健出演《铁道员》时有男主角用歌曲表达对亡妻怀念的一幕，高仓健提议唱《田纳西圆舞曲》，那是江利智惠美曾经的成名作。

他不曾再娶，这被一些报道当成爱情典范，但对他来说只是无尽的追悔和遗憾。“世上不会有人比她更宝贵，明知如此，不知为什么，反而会做出深深伤害她的事。”

硬汉选择孤独走过余生。当听到田壮壮说自己礼拜天会陪陪孩子时，他说“这是最奢侈的生活方式了”。高仓健没有孩子，也没有家庭。

生前不管去哪儿拍戏，他会带上儿时和母亲的照片，用鲜花供奉。而在他自己到达终点时，他更愿意静静离开，“敬谢但不接受供花”。

《追捕》

佐藤纯弥导演，1976年在日本公映，两年后作为第一部引进片进入中国。片中高仓健饰演检察官杜丘，因其沉默却正直阳刚的形象而成为当时被广泛效仿的对象。

《幸福的黄手帕》

山田洋次导演，1977年公映。高仓健饰演的煤矿工人勇作失手打死流氓被判入狱，在狱中与妻子离婚。出狱前，勇作给妻子写信约定，如果还在等他就在门前挂一块黄手帕。高仓健的平凡男人形象在影片中大获成功，感动了众多观众。

《千里走单骑》

张艺谋导演，2005年公映。高仓健在片中饰演一位与儿子关系不睦的日本父亲。为了在儿子生命的最后时刻表达自己的爱意和忏悔，走上了一段自我心灵的救赎之旅。高仓健一生未有子女，却将父亲一角刻画得入木三分。

《致亲爱的你》

降旗康男导演，2012年公映，是高仓健生前最后一部电影。片中，他饰演的狱警仓岛英二，为了完成亡妻“将骨灰撒到故乡大海”的遗愿，走上了一趟充满追忆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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