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　　

作者：王凯

来源：作者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1946年3月17日，一架C—47型飞机撞上了南京附近的岱山，机毁人亡，这架飞机就是军统局首脑戴笠的座机，机上所有人员无一幸免。

戴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褒之者誉其为“旷世奇才”，贬之者说他是“杀人魔王”。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情报和特务机关头子，戴笠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他一生神出鬼没行踪不定，就连死也是神秘莫测，几十年前发生在南京上空的那次坠机事件至今还流传着各种说法，戴笠的真正死因仍无定论。

职务和军衔之谜

戴笠一生与军统密不可分，若想了解戴笠其人，必须先了解军统局这个机构。

军统局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特务处的前身则是军委会密查组，主要成员有戴笠、张炎元、郑锡麟等十人，在军统局内部有“十人团”之称。1932年4月1日，复兴社特务处成立，由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这一天后来成为军统局的成立纪念日。

1938年9月，戴笠的特务系统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情报和特务机关。戴笠身亡后，军统局核心部分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其他公开单位被合并到国防部二厅和内政部警察总署，军统局至此寿终正寝。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这样一些场面，抗战前或者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特务四处活动，张口军统闭口军统，岂不知这些作品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军统局存在的时间是1938年9月至1946年7月，这个时间段以前或以后严格地说都不能称作军统。

军统局成立后，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日常工作，这与人们的一般印象不同，大部分人都认为戴笠是军统局局长，甚至一些学术书籍和资料也认为戴笠是局长，其实这是错误的。对于此事，原军统少将沈醉在《军统内幕》中解释说：“由于戴不仅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太浅，而且在黄埔学生中的期别也低(第六期)，蒋介石想要超升他，又怕别的部下不服气，只好叫他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而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所以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贺耀组、钱大钧、林蔚，都兼军统局局长。这些人也了解蒋介石的意图，更懂得戴笠的为人，所以这些局长从不过问军统局的工作和人事、经费等，全部由戴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每年四月一日，军统举行‘四一大会’，纪念一九三二年特务处成立而召开庆祝大会与工作会议时，兼局长才去讲一次话，听听戴笠的工作报告。戴笠脑子里也根本不重视这个局长，一般外勤特务更不知道还有个什么局长，都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为反抗法西斯的侵略联合成立了中美合作所，具体工作由国民党军统局和美国海军部承办。1943年4月15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出席签字仪式的有外交部长宋子文和驻美大使馆陆军中校副武官萧勃，戴笠当时不在美国，没有出席这个仪式，但文件上给他留了签字的空白，后来戴笠在重庆补签。《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上注明的戴笠职务就是“中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这份官方文件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戴笠的正式职务。

关于戴笠的军衔也存在着争议，有人说是中将，有人说是少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说：“他(指戴笠)自己虽然只是一个中将，但他的部下却有十来个中将、三十多个少将。”沈醉还在文章中回忆，抗战胜利后，原来喜欢穿中山服的戴笠一反常态，经常在一些外交宴会或军统局内部的集会场合，“穿上军服，挂起中将领章”。沈醉是戴笠的亲信，长期在其身边工作，曾担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长等重要职务，他的回忆应该不会有错，更何况我们今天看到的戴笠资料中，就有他佩戴中将领章的照片，由此可见戴笠的中将军衔不假。

但据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印的《国民政府公报》记载，戴笠晋升少将时间是1945年3月8日，和他同期晋衔的还有孙立人等;1946年6月11日，国民政府还发布命令追赠戴笠为陆军中将——这些政府公报说明戴笠生前军衔应该是少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呢?

原来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军衔分为正式军衔(叙任军衔)和职务军衔两种，正式军衔是由国民政府任命的，其格式是军种+军衔，譬如陆军少将、海军中将等等;而职务军衔是军事委员会根据军官职务任命的，其格式是军衔+职务，譬如少将旅长、中将军长等等，职务军衔只是一种临时衔，随职务的变动而变动。

戴笠在抗战期间佩戴的中将军衔就是职务军衔，1945年被国民政府授予的陆军少将才是正式军衔。当时这种情况在国民党将领中非常普遍，像孙立人、廖耀湘、张灵甫等人担任师长、军长甚至兵团司令时，他们的正式军衔才是上校，与实际职务严重不符，所以他们平常都佩戴少将甚至中将的职务军衔。

戴笠

抗战时期的戴笠

抗战期间特别是中后期是军统局的鼎盛时期，拥有内外勤特工及武装特务部队十几万人，直接领导和掌握的单位有一百多家，由军统人员控制的各类外围和地方组织则不计其数。据说当时戴笠经常斥责军统局负责内勤的大特务：“你们现在已经和张宗昌一样了，有多少人，多少单位都弄不清，有多少钱也不知道，看你们怎么得了!”据沈醉回忆，虽然他这样说，但其实很高兴看到这种“人兴财旺”的景象。

日本人占领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后，为了稳定局面，有意拉拢一些失意政客、下野军阀和帮会人物下水组织伪政权和维持会。在戴笠授意下，军统局组织人员先后对唐绍仪、汪精卫、傅筱庵、张啸林等附敌叛逆人员实施了严厉制裁，这些行动有的尽管并未完全成功，但都鼓舞了人们的抗日志气，有效地震慑了汉奸叛国分子。

军统在抗战期间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成功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据说中国驻美大使馆副武官兼军统美国站负责人萧勃将此消息通知美国军方后，美方竟认为这个情报不可靠，漠然置之，以至酿成大祸。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有很多部门设有密电研究组织，专门负责电讯监测和密电破译工作，比较有名的有军委会密电研究小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军委会机要密电股和军统局电讯处等。在这些机构中，军统局的实力开始并不突出，但戴笠是个心气极高的人，他不想落后于人，于是便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电讯。他先是将原来的特务处电讯科升格为军统局电讯处，下设通讯科、机务科、工务科、考核科、电监科和人事科，任命无线电专家魏大铭为处长，为了保密，电讯处不设在罗家湾军统局本部，而是另辟一地单独办公;戴笠还四处搜罗电讯人才，通过萧勃高薪聘请了美国密码之父赫伯特·雅德礼来华工作，使军统的电报破译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效率最高、技术最先进的密电破译机构，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情报机关。

军统在密电破译方面的突出表现引起了美国军方的注意，据曾任军统局经理处处长的郭旭回忆：“美海军情报署找萧勃商谈，表示想和国民政府合组一个情报机构，搜集对日作战情报。萧电告戴笠，戴即报告蒋介石。蒋获得此项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指示戴笠转知萧与美方接洽。”这便是中美合作所的最初由来。

中美合作所设在重庆磁器口一带，由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任副主任。中美合作所共举办过20多个训练班，其中办得最多的是特种技术训练班，这些训练班大都由戴笠兼主任，美方教官负责教学，学生从军统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里抽调，训练内容主要是美式武器的使用及爆破术、侦察术、游击战术、登陆战术的应用，曾担任过训练班负责人的文强回忆说：“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外间误传是施行一套神秘的特务训练，实际上则完全是为对日军作殊死战斗，训练在前方或敌人后方对敌人进行破坏、狙击、活捉舌头(战争年代活捉敌人官兵，以探听有关情报，被俘的敌方官兵就叫舌头)的作战人员。”

在许多文艺作品中，中美合作所被描写成一个血腥恐怖的集中营，其实历史上真实的中美合作所并不是杀人魔窟，而是中美两国政府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协同作战而建立的情报合作机构，1946年5月正式解散。

戴笠之死

抗战即将结束时，戴笠以去东南地区视察为名布置战后接收工作，从重庆出发时，戴笠随身携带数百张盖有军委会和军统局印章的空白公文纸，以便随时委任接收人员，原汪伪政权的周佛海、丁默邨等大汉奸又投到戴笠门下，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军统内部的大特务们更是各显神通，大抢特抢，将洋房、汽车、金条甚至汉奸的姨太太都一概纳入囊中，据说有一次戴笠在上海召集军统人员开会，各种崭新的豪华汽车居然停满了附近三、四条马路，这种情况连戴笠见了都大吃一惊。

当时戴笠忙于布置接收和还都事宜，整天在各地飞来飞去，他出行一般由航空委员会提供专机，有时也乘坐中美合作所的大型运输机。1946年3月16日，戴笠从北平乘C—47型222号专机飞天津，第二天从天津起飞，准备先去上海，然后再回重庆。飞机上共有10人，分别是戴笠、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军统外围机构人民动员委员会负责人金玉波、戴笠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徐炎、天津资本家黄某，另有三名机组人员和一个替戴笠保管衣物的随从。

飞机起飞时，接到上海方面天气不好的通知，但戴笠执意要走，所以仍按原计划起飞。临行前戴笠嘱咐多带汽油，万一上海无法降落便去南京，南京不行再去青岛或者济南。飞行员知道戴笠的脾气，不敢违抗，上午九时准时起飞，抵达上海时大雨倾盆，于是改飞南京，南京当时也正下雨，机场勉强同意降落。当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时，突然撞到了板桥镇南面的岱山，据目击者称，当时飞机飞得很低，先是撞到一棵大树上，然后才冲向岱山山腰，接着便燃起了大火，两个多小时后方才熄灭。

由于戴笠的特殊身份，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位中国希姆莱并非死于意外事故，而是被人谋杀。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谁是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

70年过去，依然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