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不幸，正是汝等日常diss的第一批90后。

虽说尚比鹿晗小7个月，但已然肥胖、脱发...

老夫又何其有幸，亲历过我心目中华语流行音乐最辉煌的十年，而且是在磁带上、在盗版VCD碟片上、在带有mp3功能的64M内存的文曲星电子词典上。

对我而言，这十年始于96，终于06，恰好是我的幼儿园（其实那时候我那里——辽宁省本溪市的煤矿区——是没有幼儿园的，只有一种名曰育红班的学前教育机构，附属于我后来就读的煤矿子弟小学）末年到初中毕业。07年进入到一个酷爱装13的年龄段以后，转而去听了一段时间老歌和外文歌，哪里想到再想追追华语新歌的时候，华语流行乐坛已经辉煌不再，乏歌可听了。

不久，那个为了听歌而听歌的年龄段也过去了。

我出生的那个矿区现在大体上长这样：

歪倒着的电线杆上缠满了电线，透过杂乱无章的缝隙间可以望见荒废已久的彩屯矿俱乐部，一座代表着曾经最时髦最高大的苏式建筑。斑驳的铁轨上长满了高高的杂草，而两侧是仍有住户的小屋，彼此间用木栅栏和红砖划出自己的领地。二十年前是这样，十年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或许还是这样。

事实上，96年的时候，大国企就已经奄奄一息，这地方就是如此破败，但废墟中的人们仍然生气勃勃。我至今还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小学一年级快结束的时候，粮站边上的一家舞厅给前来跳舞的父母们的孩子提供了打游戏的服务，而且游戏机高端到爆炸：世嘉游戏机连接21寸彩电！

这件事在孩子群中造成了轰动。后来听一位70后的上海大哥回忆他在80年代末第一次接触红白机时的激动，才知道历史在我成长的地方整整磨蹭了十年而没往前走一步。

即便如此，96 、97年，流行音乐已经强大到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渗透进这个矿区了，证据就是我曾经在育红班的课堂上当众表演过一次郑智化的《星星点灯》（据说是无限循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这两句，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才是鬼畜视频的发明者）。我至今都能准确的记住陈星的《流浪歌》的大部分歌词和含笑的《飞天》的大部分旋律，而且我绝对在前述那家舞厅里听过Beyond的《真的爱你》。

某夜，一伙儿来历不明的家伙在煤矿职工宿舍楼下搞了一个露天的卡拉OK，一群没活儿干的职工唱了很多遍杨钰莹、毛宁的《心雨》以及付笛生与任静的《知心爱人》，这个场景简直跟贾樟柯《小武》里的场景一模一样。

这群野生歌手和来历不明的家伙后来被第二天要上班的工人们给赶走了，驱赶过程中估计动用了些许大绿棒子啤酒瓶。

当我为了写这篇文章去查阅96、97两年的华语音乐史的时候，才发现我在矿区的音乐经历实在微不足道，举例而言：

在内地，窦唯还没成仙，刚刚与王菲结婚；

那英和田震正在竞争乐坛一姐，零点推出了《爱不爱我》；

高晓松推出了《青春无悔》，超载乐队推出了在我看来华语金属乐历史上唯一能与《梦回唐朝》相提并论的专辑《超载》；

许巍则推出了《在别处》，至今我都认为，这就是许巍的巅峰；

鲍家街四十三号推出了同名专辑，其主唱似乎还没学会半壁江山这一成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企倒闭、下岗大潮的时代，刘欢黑白影调的MV《从头再来》刷屏央视，他的歌声有没有鼓舞到当时的人们虽不好说，但他作为内地一哥的地位已经无可动摇了；

在香港，这是四大天王的全盛时期，因而即便是王菲的《浮躁》和稍后的国语专辑《王菲》（这张专辑里包括了<暗涌>、<约定>、<人间>、<闷>），以及张国荣的《红》，其实都红不过他们；

仔细想想，1997年，我唯一听过的当年的香港流行歌曲是《东方之珠》；

在台湾，有伍佰的《挪威的森林》、张惠妹的《姐妹》、我当时最最讨厌的任贤齐的《心太软》；

陶喆推出了他的早期作品《David Tao》，理念先进，至今仍不算过时，可谓世纪初乐坛盛世之先声，但还竞争不过老腊肉迪克牛仔和动力火车；

1997年秋，张雨生因车祸去世...

今天看来，96、97年是一个过渡时期。在内地是从混乱向专业、从个人作品向商业产品过渡，在港台则是香港向台湾过渡、四大天王时代向新一代天王的时代过渡。

1998年的春晚，那英与王菲唱响了颇具实验感的12/8节奏型的《相约九八》。那一年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还有一件历史意义颇为重大的事件——我搬到了省城沈阳。

省城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电视可以收到30多个频道，（似乎每一个频道都播放过无比雷人的任贤齐版<神雕侠侣>以及那首经典但我完全喜欢不起来的<伤心太平洋>）；

意味着：学校门口的地摊上有“海湾战争”卡片、内含水浒英雄卡的小浣熊干脆面、奇兵牌悠悠球、奥迪双钻四驱车，还有一些潮人才会光顾的磁带摊；

意味着：学校里有一个计算机教室，每周可以接触两次Dos系统的电脑，每次可以玩15分钟Dos时代最火爆的电脑游戏《决战中国海》、《波斯王子》。

流行音乐以电视传播为主、盗版音像制品传播为辅，网络传播已经初现端倪的传播格局，造成了我小学时代——1998到2002年——的音乐记忆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分裂。

你想啊：打开电视，循环播放的曲目是腾格尔的《天堂》、陈明的《快乐老家》（1997）、刘欢的《好汉歌》（1998）、屠洪刚的《精忠报国》（1999）、孙悦的《大家一起来》（2000，这首歌其实改编自跳舞街机的舞曲Butterfly，应该是无数90后小学课间操的BGM），就连男神刘德华在九十年代的电视上——这些今天听来老土得不要不要的歌曲，其实还算是比较新潮的。

电视上固然有值得一听的惊喜，比如孙楠和那英为电视剧《少年包青天》唱的插曲，苏有朋版《倚天屠龙记》片尾毛阿敏好听到炸裂的《爱上张无忌》；还有一次，在电视上听到《白桦林》，让我沉默良久。

但是，电视节目留给我的音乐记忆相当之糟糕。

当时电视上最常见的音乐节目的形式是：演播室与MV相穿插。演播室里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九是某个潜心研究肝病数十年的教授在推销药品保健品，剩下百分之一则肯定是某个男科医院的广告。前面说过，当时在沈阳，打开电视一般能收到30多个频道，有多少个频道，就有多少这种名为音乐，实为买药的节目。流行歌曲只是穿插在广告之间为了避免大家疲惫或广告没有段落感而存在的，因而曲目选择之混乱可想而知。

在这些节目里，绝大多数曲目都是90年代初期的歌曲：《纤夫的爱》（尹相杰、于文华）《过河》（潘长江）《轻轻的告诉你》（杨钰莹）《伤心雨》（王子鸣）《我的眼里只有你》（景冈山）等。

最糟糕的音乐记忆来自专唱嘚嘚瑟瑟又嗲声嗲气的歌曲的徐怀钰。打开电视是《向前冲》，走在街上是《踏浪》，坐在那理发，店里准在播放《叮咚》。某次我家电视坏了，把我这个小沙发土豆憋到吐血，好容易电视修好，打开电视就是《我是女生》扑面而来。日后看到孔庆东在文章里说徐怀钰把那首歌唱出了一种“我是雏妓”的感觉，深以为然。

——土的土，老的老，乱的乱，吵得吵，世纪之交电视荧屏上的流行音乐大抵如此。

（2015年在清华大学西门对面的某家自行车铺子里穿出了《向前冲》的歌声，一下子让我回忆起世纪之交，小学末年的日子。回到宿舍用笔记本电脑最大音量播放<向前冲>，宿舍里三个直男研究生跟着又唱又high，如同有毒。）

但是，一到了学校，就仿佛“走进新时代”，走进了“美丽新世界”——估计就算是SHE骨灰级的95后粉丝，也没听过这首歌吧？

有一次，一台随身听被我们从全班靠门边最前排一直传到了靠窗边最后一排，随身听里播放的歌曲是周传雄的《黄昏》，当时惊为天人；

有一次，有同学转学离开班级，老师用教室里的电视（世纪之交的小学班级里已经有电视了，这让我强烈的感到记忆的不真实。我们那天确实使用了电视，还有一次学校组织同学在班级里集体收看2002年世界杯国足对哥斯达黎加的比赛。如果我没记错，教室里的电视只被打开过这两次）播放了王力宏的《唯一》，当时惊为天人×2；

某个同学带了一台当时的黑科技高档货SONY牌MD，给我们听了张柏芝的《星语心愿》，当时惊为天人×3，那台MD后来在我们嬉戏打闹的时候摔得粉身碎骨；

在某个同学家听过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当时惊为天人×4，另外因为从来没见过眼睛这么小的女人，震惊×4…

小学时代最愉快的记忆停留在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2003年的夏天，非典时期。

那段时间，沈阳成了小学生的天堂，它离广州、北京等重灾区尚有距离，因而病毒没有传入到城市中带来伤亡和恐怖，同时又是一个人口流动频繁、因而随时有可能会被病毒感染的大城市，所以所有学校都把教学安排调整到最宽松的状态，每个孩子每天在学校呆上不到8小时的时间，一半的时间都安排的是户外集体活动，以增强学生们的抵抗力，减少聚集在教室里相互感染的机会。教学秩序的混乱也导致了小升初考试的取消，择校全靠电脑派位——相当于抽签。我们当时的状态就好像孙悟空被松了金箍一般，每天都在琢磨着怎么才能把天捅破喽。

有时候有雷雨，原本安排的户外活动时间被迫取消，这时候前面说的那位拥有MD的矮帅富就会从家——就在学校大门对面——搬来一台能播放CD的录音机，给我们一盘一盘播放他的CD。

这是怎样的场景啊！男孩们的下巴上刚刚长出白色的绒毛，只要没有污泥，就像桃子一样粉嫩；女孩们的胸部刚刚有些隆起，她们一聊起F4就会集体哼唱起《流星雨》和《情非得已》。穿着素白校服的少年们在一个有雨的下午静静的听世纪之交的CD，这画面让我联想起水木年华早期的一首颇有实验色彩的日式小调《四月物语》，这画面——

不存在的。

我们把《英语听力》的磁带从带盒中抽出来，用来把前座午睡的女生的脚绑在椅子腿上。

我们在李克勤《护花使者》的歌声中群魔乱舞。

我们在阿杜“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的歌声中试图把同桌塞到桌子底下。

我们会对班里面有绯闻的同学高唱“你让我翻破爱情的密笈，四个字，CNMB，喔…”，并祝愿他们“扬了二怔活的潇潇洒洒，傻了吧唧共度青春年华”。

于是，小学时代就这么扬了二怔傻了吧唧的结束了，都没来得及唱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小学毕业，我就又回到了本溪。

如果非要做一个概括，世纪之交的音乐记忆是极度分裂的，不同的传播渠道带来的音乐体验完全不同，雅致与恶俗齐作、时尚与老土和鸣。一大批歌曲能给我留下印象，这说明彼时的乐坛整体水准不低。但却说不出一首能代表时代的歌曲，这说明新一代的天王与天后还没有出现。

这样的状况即将结束——

2006年以后，华语乐坛几乎没有诞生同时符合下述三项条件的歌手：

具有偶像潜质的创作型歌手；

将较为先进的国际化的理念引入华语音乐；

在两岸三地都有强大的影响力。

不但06年以来的十年没有诞生过这样的人才，而且很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

幸运的是，在世纪之交，这样的人才一次性出现了三位半：

日后写出了耻辱级口水歌《十二生肖》的才子王力宏；

日后写出了耻辱级口水歌《今天我要嫁给你》的实力派陶喆；

好像所有的歌都比较口水，而且歌词中二到我小学时候就觉得很尴尬、长得很像东尼大木、但偏偏最有影响力的大舌头——周杰伦；

还有半个，是日后写出了耻辱级口水歌《小酒窝》的林俊杰。

上述排名是按我个人的喜好排出来的，王力宏排第一是因为他写出过Not Your Average Thug，而且现场不会走音；陶喆排第二是因为他写出过《沙滩》、《黑色柳丁》、《寂寞的季节》，而且现场不会走音；周杰伦排第三是因为我忽略他可能会出大事，尽管他的现场从头走音到尾，（还有一个原因，我相信他那首<听妈妈的话>让无数我的同龄人的青春叛逆期变得柔和温暖了一些，虽然这些人里没有我）；林俊杰能上榜是因为他现场不会走音，他还有一首曾经在排行榜上战胜周杰伦的《江南》。

同样，2006年以后，华语乐坛上也没有再诞生过能歌兼善舞，个性鲜明而又能尝试多种风格，并且同样在两岸三地同时具有影响力的女歌手，而世纪之交，这样的女歌手一次性出现了四位半：

孙燕姿（舞技较弱，但纯就歌唱成就而言远超同侪）、蔡依林、张韶涵、萧亚轩、梁静茹（舞技欠缺，而且她出道于李宗盛时代，在风格上同样比其余四位保守一些，故而只能算半位）。

在这九个人中，除了林俊杰和张韶涵成熟稍晚，其余七位都曾经历过世纪之交的音乐乱世的洗礼，他们都已经褪去了新人的青涩，但又保持着新人的锋锐。他们集体迎来了2004年。

神奇的一年。辉煌的一年。不科学的一年。就算是把人才、经济、巧合等所有原因都罗列出来，仍然是无法解释的一年。

2004年：

王力宏发表了《心中的日月》、周杰伦发表了《七里香》、林俊杰发表了《第二天堂》、孙燕姿发表了Stefanie，其中的《绿光》至今还是我的最爱之一、蔡依林发表了《城堡》、张韶涵发表了Over The Rainbow和《欧若拉》、梁静茹发表了《燕尾蝶》、萧亚轩发表了《第五大道》。

在我看来，衡量一个盛世的标准，不止要看这九位核心或中坚的成绩，更要看一看同时代的配角们。一想到这一年的“捧哏”，脑海里立即浮出一个细节，是我在某一个地摊上买盗版磁带的经历。当时我有意挑不认识的或奇怪的名字，结果挑中了两盘：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和王心凌的《爱你》。胡乱挑选就能挑中一个新疆大叔和一位台湾萌妹，挑中风格迥异而精彩无异的作品，这样的经历在今天还能想象吗？（这两张专辑好像都相当恰到好处的反映了当时吾辈小县城青年的审美。）

那一年，还有刘若英的《听说》（其中<原来你也在这里>大爱）、五月天的《倔强》、潘玮柏的《快乐崇拜》（我有一结巴哥们儿，此公说五十个字要花三分多钟，唯用全平舌音唱《快乐崇拜》一字不卡，我怀疑这是老天爷让他当天生的rapper，不当不让说话，另外，老天爷或者跟那个从不发翘舌音的伍佰认识？）、周传雄的《男人海洋》、张信哲的《白月光》、信乐团的《海阔天空》、欧得洋的《孤单北半球》、韩雪的《飘雪》、水木年华的《在他乡》、大老师那时候还认为唱歌似乎比说段子略微重要，所以花儿推出了《刚刚好》、F.I.R的《我们的爱》、SHE的Super Star…以及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庞龙的《两只蝴蝶》…

一个恶狠狠的事实，即便是经历过那个年份的读者可能也觉得不可思议——那时候的很多歌曲都是在手机彩铃中听到的，彩铃曾经是重要性勉强堪比网络、电视、盗版音像制品的重要传播渠道…那时我家有台听筒音质很差的波导手机，我都是在给人打电话的时候听到的郑秀文的《眉飞色舞》，所以后来听到高品质的版本反而没有印象。

总之，如果2004的时候你还不听歌，你只需要记住，那一年的乐坛，《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许巍）。

05，06年，虽然也有精彩的作品和值得期待的新人出现，无奈乐坛的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盈利层面上，直接把艺人作为消费品贩卖，已经比培养歌手制作歌曲更容易也更有效。那时候同学间聊起流行歌曲，经常有人自称不记歌手只记曲目。这个细节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个细节恰恰是音乐盛世的明证：今天的流量小生小花们，哪一位留下了可以脱离艺人独立的被传唱的作品？

当然，我那一抽屉的碟片和一抽屉的磁带，那些已经坏掉了的mp3，它们虽然承载着很多对我而言宝贵的东西，但这些盗版制品也确实在客观上造成了音乐变现的艰难，从而腐蚀了十年盛世相对健康的音乐产业链。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十个年头已经要来到了，可是能引起全民讨论话题的歌手却还是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陈奕迅和更老的王菲——这个年龄还要在黯淡的市场上担当起一丝亮光，怎么还忍心怪她声带老化气息不稳？

那个时代《最美》，然而也消亡的猝不及防，以至于我们来不及“取名叫做珍惜”（庾澄庆）。人类整个的美的历程，其实也只是一代代艺术家在极短暂的时间里数倍的燃烧自己的结果，绚烂而悲壮。

可惜，我们也没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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