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过世,九年了。
永远忘不了,火化他的时候,心痛欲裂。
我还是会掉眼泪。
其实很不孝顺,每年清明说要去上坟,却总是没去,像逃避什么似的。又像是骗自己,父亲只是在另一个家里,没空理我们。
和母亲离婚后,五十多岁,忽然又组了家庭,还生了一个小男孩。阿姨才三十多岁,却很爱父亲,愿嫁给父亲,住在永和,过穷日子。这样的父亲,做女儿的真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为了养家,他开始骑50CC去夜总会打鼓。
那时候,很多女人迷他。山东人的他,身材高大,单眼皮的凤眼斜斜地看人,嘴薄薄的。打鼓、弹钢琴、吹萨克斯风、跳舞,举凡是玩的、吃的、喝的,样样都精。
常常都是穿着日式小额的衬衫,烫得笔挺笔挺,宽的肩,纽扣整齐,皮鞋擦得油亮。左旁分油头,小胡桃木扁梳插在口袋里。
在山东老家,是有钱人的少爷,家里的独子,从小宠到大,连舅妈都说他得天独厚,倒苦了做他姐妹的人老侍候他。
国共内战,和老总一起退守台湾,以为很快就可以统一,回老家,再过那些黄金日子,却没想到转眼成了异乡人,和好友,我们的干爹,对故土乡里魂萦梦系。
变得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
父亲过世后,居然开放了大陆探亲。
我们的上一代,在我们这辈看来,总是顽固倔强,唠叨或过分忧心,却常没仔细地想,他们走过的年代,是多么残忍无情。
认识母亲,也是在艺工队。母亲歌唱得好,人漂亮,也是注目的焦点。
有时华视乐队的老师,还会开玩笑说:“如果当时追到你妈妈,你就叫我爸爸了。”
生大姐时,父亲每天按时上下班,然后急忙回去,抱孩子,照应母亲。
母亲的父亲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枪杀,丢入了基隆河。从此母亲一家,再也没有人亲近。原本是基隆市副议长的官员家庭啊,却一夜之间成了鼠疫似的,人人逃避。
认识了父亲,吃尽了一生苦的母亲以为,这个汉子要和他相老一辈子了。
母亲常告诉我,当时生二姐时,医院电梯如何坏掉,而父亲是如何背着大肚子的她,一阶一阶爬上十多层的楼梯。
生二姐后不久,父亲丢了夜总会工作,认识了一些酒肉朋友,也有女人老逗他。老实的他,反而一下子就薄脸皮不好意思拒绝,成了付钱的大哥。
而独子的他,也为母亲老是没有怀儿子而心有遗憾。
多八股,却多真实!
生下我后,母亲的身体就因劳累无法再怀孩子。父亲渐渐夜归,工作也不去了,回家时总是醉醺醺。
为了养活四个孩子,母亲收起破碎的心,坚强地又开始四处驻唱去讨生计。干爹则照顾我们小孩,照顾父亲。
他还曾经喝醉了,倒在街头呼呼大睡,被警察抬了回来。这样的父亲,母亲却从来没怨言。
我们家的小孩,都长得有点像他,尤其是浓浓的眉毛和倔强的脾气。
终于分手,母亲再嫁去日本,带了我和三姐。而我这个一直埋怨他的小孩,一下子就忘了台湾的一切,只为了新环境和继父的养育而着迷。
我们很幸运,继父待我们不薄。教育,生活,一点一滴,也都算照顾到了。
我一直不了解父亲,直到回台湾唱歌。
父亲替我签约。那时他结婚了,娶了阿姨,生了小男孩。他说:“你用日本名字,那爸爸的‘吴’,就没人知道了。”又说,“你的吴静怡和姐姐的名字,都是爸取的。”
我不在乎,你又不爱我们,你就帮我签约就好了,我心里想着,手插在口袋里,也没告诉他,用日文名字是为了谢谢继父的养育之恩。
然后他骑着50CC摩托车,180多公分的大个子,骑着小车子,在拥乱的台北来来去去。
已经五十多岁,身体有点弯,头发有点白了。
因为相处时间渐多,发现他很爱孩子又发现他很单纯,再发现他很爱朋友,然后他告诉我,他其实很谢谢母亲。
我很迷惑,不负责任父亲原来只是个离了故土的孩子,不适应这个海岛,不适应现实的生活环境。
然而,爱上了他,崇拜他,喜欢他的小玩笑,喜欢他的帅(五十多岁依然),喜欢他会玩各种乐器,喜欢他长不大。
才深深地喜欢上他而已……
那年,深夜4点多电话铃响,我刚回家,匆忙冲出浴室接电话,是永和的警局打来,问我认不认识吴敏,又问我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一一答完后,对方略顿了一下说:“吴先生3点多在福和桥上出车祸,已经过世了……”要我转告家人,早上6点去台大医院认尸。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母亲、姐姐都在日本。只有我和干爹,手牵着手到了台大,在太平间见到他,一点也没损伤的外观,甚至还是英俊潇洒的面孔。
你真会开玩笑,爸爸,你真顽皮,爸爸。
那阵子我不能吃,不能睡,我把赚来的钱买了一大堆莲花座,拼命烧,烧给我父亲。
不要再吃苦了,到了那里,不要再为朋友两肋插刀了,不要,不要再骑摩托车了。
我发誓,这一生,我不再怀疑人,不要再后悔,我要尽量去爱,即使对方对我再坏,我也不要遗憾,我要对任何人好。
我叫“伊能静”很多人知道,这名字带给我成就、事业、流言,当然也有朋友、感情。
但我还有一个名字叫“吴静怡”,却没什么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