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瞭望智库（zhcz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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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NABE)19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受访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衰退将在2021年底前到来。

调查显示，有98%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衰退会在2019年以后到来。其中，有38%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衰退将在2020年开始，较2月时下降了4个百分点。预计美国经济将在2021年开始衰退的受访者比例则从2月时的25%上升至34%。

经济学家此前曾表示，他们担心特朗普的某些经济政策和预算赤字的上升最终可能会抑制美国经济。

金融市场也发出了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信号——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较10年期国债收益率高出1个基点，这是10余年来首次，倒挂现象引发美国股市恐慌。

市场反应为何如此激烈？

道琼斯指数狂跌背后隐藏着的真正“美国病”是什么？

美国经济真的陷入衰退了么？

其他主要经济体从中能得到怎样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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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经济衰退的预警信号吗？

市场强烈的忧虑是有道理的——2年期国债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通常被视为经济衰退的预警信号。

路透社报道称，据道明证券(TD Securities)预计，目前史上最长的美国经济扩张期面临中断风险，美国未来12个月内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达55%。

不过，从技术分析的角度，现在还不能作出美国经济即将陷入衰退的判断。按照美联储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布拉德的说法，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的情况“须持续一段时间”，才能被视为美国经济的“悲观”信号。

实际上，“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说法并非始于当前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倒挂。

2018年5月份，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公布了一项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约59%的受访经济学家预计美国本轮经济扩张将于2020年结束。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都对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疑虑呢？

从长期来看，增长的源泉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体现创新和技术进步贡献度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而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放缓，是美国经济真正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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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隐忧：增长乏力

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戈登的研究，自1970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就一直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其中，1996-2006年这10年间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反弹（1970-1996年为1.5%，1996-2006年为2.38%）。

这种增长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但是，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没有所想象或者希望的那么大，也并没能扭转1970年之后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大趋势。

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产业虽然对人类社会的变革作用不容小觑，但是，囿于劳动生产率基数等因素，其对GDP的贡献尚比不上19、20世纪以电力、内燃机、抗生素、城市下水管道等为代表的“伟大发明”。

可以说，“电比电脑的发明更重要”。

这些“伟大发明”深刻地改变了人类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而21世纪的这些所谓新发明都只是集中在娱乐、通信和信息的收集与处理这些相对狭窄的领域。

对于当下大热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前景，戈登并不认为其会革命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他略带调侃地说，“机器人和算法接管世界”的观点太过于想当然了——电脑代替人工已经持续了50多年，机器普遍代替人工也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真正接触并与之频繁打交道的“人工智能”也只有银行的ATM机和航空公司的自助登机办理柜台。

戈登对美国经济增长历史的研究给人最大的启发在于，信息技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这一判断是有数据支撑的。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最佳指标。

1920-1970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是1.89%，1970-1994年是0.57%，1994-2004年为1.03%。2004-2014年又迅速下降至0.40%，还不到1970年代的1/4。

也就是说，2004年以来，科技创新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放缓，实际效果远逊于前两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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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慢性病”的四重阻力

除了新技术对增长的贡献度在下降之外，美国经济还面临四重阻力。

第一重阻力来自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不平等程度/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

近年来，法国的经济增长远不如美国迅速，然而，如果对两国收入最高的1%之外的99%的人群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会发现，法国的增速远远快于美国。换句话说，除了收入最高的那1%人群之外，剩余的99%的法国人要比剩余的99%的美国人日子要过得好。

在美国，仅仅拥有高中学历的群体实际收入在过去的50年里一直在下降。这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很难纠正。

第二重阻力来自教育体系的结构性问题。

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下滑严重，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25-35岁群体高中毕业率低于55-64岁群体的国家。根据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美国中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在24个国家中排名第18位，低于国际标准。

美国高校入学考试评估组织的报名表明，阅读、数学和科学分数足以进入大学的美国高中生只有25%。美国的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了一个固化阶层的精英体系，降低了社会流动性。

第三重阻力来自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

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和较低年龄段劳动参与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是减少了人均工时。

第四重阻力来自政府债务的膨胀。

到2038年，美国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00%，医疗保险信托基金预计在2030年余额为零，而社会保障基金将在2034年余额为零。

这四大经济增长的阻力都是长期性和结构性的，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改善。

其中，对美国经济当前的景气以及未来走向影响最为直接的莫过于收入不平等问题。

不平等加剧了这系列一问题的严重性。

比如，2015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其妻子安妮·凯斯(Anne Case)的论文引起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重视。

他们的研究显示：

高中及以下学历的非拉丁裔美国中年白人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都在上升，该群体每十万人里自杀的发生率，从2000年的16人增加到2015年的25.5人，因毒品而中毒的人数则从6人增至30人。

迪顿和凯斯估算，如果按1979-1998年这20年间美国自杀和患病率平均下降趋势来计算，那么，这个群体在1999-2013年间额外丧生的人数有近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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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的不平等

2017年，迪顿和凯斯的新论文《21世纪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发现，2015年以来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并未好转。

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平等已经威胁到国家经济增长。

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想要更多的公平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更高的效率也必然也损失公平为代价。所以，政府始终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进行选择和权衡：是以效率为代价多一点平等，或是以平等为代价多一点效率。

但是，近来的研究则显示，公平和效率不是简单地此消彼长的对立面，更加平等的社会有利于长期增长。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表明，基尼系数下降1个百分点，将会给GDP带来平均每年0.15%的增长。1985-2005年间，19个OCED国家基尼系数平均上升了2个百分点，这导致其经济增长在1990-2010年间损失了4.7%。

不平等导致的财富急剧集中，会抑制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创造性破坏”，同时还会损害社会的凝聚力，侵蚀青年人的信心和希望，这将最终成为长期增长的巨大阻碍。

具体而言，不平等主要从三个维度阻碍经济增长。

第一，削弱了人力资本的积累。

贫富差距的拉大抑制了低收入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这不仅减少了个人的发展机会，还导致高技能人力资本的缺乏，进而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

第二，减少了投资。

由于资本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低收入者因缺乏抵押物而无法有效地证明自己的偿还能力，所以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也就导致其无法投资有利可图的项目，这实际上降低了社会投资总额。

第三，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一方面，不平等会导致政治动荡，降低投资者的信心；另一方面，不平等所造成的购买力不足往往会导致消费信贷扩张，家庭债务加重，过度的负债会引发危机。

而且，历史经验表明，不平等的加剧是滋生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最好”的土壤。迪顿夫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浪潮会在美国如此地强势兴起。美国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不仅成为自身、也是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来源。

美联储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卡什卡利近日在谈及美国衰退风险时表示，“不是利率政策在减缓经济增长，而是贸易政策、全球不确定性和全球焦虑”，可谓点到了美国经济问题的实质。

可以说，能否采取有力措施抑制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以及由于不平等的加剧所兴起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政治势力，才是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

美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不是国债收益率倒挂会不会引发经济衰退，而是如何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克服四大增长阻力，避免长期停滞，并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状况。

而这种挑战，并不只在美国有体现，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中都或多或少有一定体现。

正确认识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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