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士（497~569），姓傅名翕（xi），字立风，号善慧。《续高僧传》称傅弘，又称善慧大士、鱼行大士、双林大士、东阳大土、乌伤居士。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南朝梁代禅宗著名尊宿，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与达摩、志公共称梁代三大士。

　　松山结庵修行

　　傅大士生活在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梁朝。六朝时期国家南北分裂，尤其是两晋十六国，黄河流域充满着战争、灾祸、死亡。生活在那个时代，无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看不出有什么可靠的出路，人们过着生死无常的恶梦般的生活。而佛学是一门求解脱、讲慈悲的学说，于是佛教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学说就在各地盛行起来。南方比北方安定，随着北方土族和劳力的南迁，经济文化日渐繁荣。齐梁之际很长一段时期南北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社会比较安定，文化包括宗教都很快兴盛起来，而佛教尤为得势。当时的梁武帝、陈武帝等皇帝都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傅大士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运而生。

　　建武四年（497）五月初八日，傅大士出生在乌伤县稽亭里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里。父亲叫傅宣慈，母亲姓王。傅大士16岁娶妻，名叫留妙光。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普建，一个叫普成。

　　傅大士年轻的时候，端靖淳和，自得其乐，无所爱着，少不学问，时常和大家一起去捕鱼。傅大士捕到鱼后，每次都要把装鱼的竹笼沉到水下，使这些鱼有一个自由离去的机会。他想鱼儿能游出的都游出去，留在笼子里不出去的那才算是因果所致。他这样捕鱼，受到乡里人的讥笑，认为他是愚人。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傅大士24岁。据传，有一天，他在稽亭塘边捕鱼，依旧对鱼说：“该走的走，该留的留。”此时来了一位头陀名叫达摩，印度人，从嵩山而来，人们叫他嵩头陀，他对傅大士说：“我与你过去在此毗婆尸佛前同有誓愿，现在兜率天宫里还存有你我的衣钵，你到哪一天才回头啊？”受达摩之教，傅大士临水照影而顿悟前缘。他对嵩头陀说：“炉韛（bai）之所多纯铁，良医之门多病人，度生为急，何思安乐乎！”于是，他抛弃了渔具，和嵩头陀一同回家。因问修道之地，嵩头陀指了指松山下双梼树，说：“此可矣！”过后，傅大士就来此结庵修行，这就是以后的双林寺。

　　傅大士因受嵩头陀之教，临水照影而顿悟前缘。当代国学大师香港的南怀理先生认为这是“释迦粘花，湖叶微笑”，同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宗门作略。但傅大士悟到前缘后，便发大乘愿行，不走避世出家的高蹈路线，所以他说出“度生为急，何思安乐乎”的话。这是参禅学佛的精要所在，不可等闲视之，以后傅大士的作为都是依此愿而行。

　　傅大士在双梼树下结庵修行，山顶有黄云盘旋，所以后来这山就叫云黄山，也有人叫横云山。云黄山在今义乌佛堂镇东部，周围30里，画溪环山而过。画溪和乌伤溪汇合后向西经100余里流到东阳郡驻地，即今之金华。这里是金衢盆地东部，周围群山环抱，地形起伏，沃野数百里。

　　傅大士先在双梼（tao）树下搭了一个草棚，偕同妻子留妙光，躬耕而居，过着农禅的生活。在山坡地垦植，种满了粟、麦、瓜、果，有的时候还给别人打工。他就这样，白天劳作，晚上修学，勤奋过日子。他总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有一次，有人来偷他所种的瓜果，大士非但没有加以责怪，反而给他装满了一篮子，叫他拿回家去，表现出他大慈大悲的情怀。

　　他这样苦行了七年，修学愈加精进，渐渐地便有许多乡里人前来顶礼膜拜，在他身边聚集了很多信徒。傅大士自己也认为已得“首楞严三昧，并得无漏智”。得楞严三昧者在佛教中是非常高的境界，认为只有住十地菩萨才能得之。傅大士这一年是31岁，正是梁大通元年（527）。

　　是年，地方上发生饥荒。傅大士为了化导大众，先劝化妻子信佛，施舍了田地产业，设大法会供养诸佛大众。他作唱说：

　　舍报现天心，倾资为善会。

　　愿度群生尽，俱翔三界外。

　　归投无上土，仰恩普令盖。

　　这次大法会之后，大家普遍处在无隔宿之粮的困境之中，大士家也不例外。大士的慈悲德行，感动了地方上的人，同里的傅昉、傅旺，变卖了所有家产拿来布施。他的妻子留妙光也每天纺织佣赁赚钱。大士将这些钱都转赠给别人和修道的人。

　　傅大士是大乘佛教教义的推行者和实践者。大乘佛教的行道，为了众生可以施舍资财、眷属、妻子乃至自己的头目脑髓，但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傅大士的事迹愈来愈多，愈传愈广，大家都认为他是弥勒化身。这时，天台山有一和尚，名叫慧集，精勤佛法，闻有东阳傅大士，深解大乘，遂日夜兼程，来见大士愿为弟子。大士为他讲经说法，他也就朗然开悟。时慧集已37岁，年龄比傅大士还大6岁，又是天台山忠实的佛教信徒。他的皈依门下，为傅大士弘教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助手。

　　三次进京见梁武帝

　　傅大士从通达摩开示，经过10年的修道和弘法，在社会上已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已形成中国式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门下还聚集了一批能以生命殉道的信徒，一时人才济济。同时，寺院经济亦有所发展。到了中大通三年（531），傅大士与弟子在云黄山居室前十里许开荒种麻豆等粮食，并建造了精舍。其地由赐濑里贾，昙颖捐舍。这时他考虑到寺院地处偏僻，虽然“门徒肃肃，学侣洗洗”，惟行化一方，法不广被。必须感动人皇和京城的贵族官员，才能将他的教法普及开来，达到“通被慈悲，义无偏党”的效果。

　　但真正要感动官员和皇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梁武帝大通元年（529），傅大士的门徒傅普通，认为应该和当地官府联络沟通，就带领了100多人去县城要求晋见县令范胥。可是范胥是一个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物，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愿，给了他们一勺闭门羹。

　　中大通四年（532），新县令萧诩前来上任，松山的僧侣们认为是一个机会，地方士绅傅德宣伙同三百僧俗上县衙门，可是县令并不相信傅大士的道行，所以也没有什么表示。

　　其时，梁武帝宣扬佛教，京城高僧云集。但是傅大士没有受到邀请，他对慧集说：“上人若能修无漏圣道者，当为我到京都去，舍命完成弘法大任。”于是慧集先到了京城，陈说傅大士的德业。开始没有人理他，他就到宫门外击鼓陈述因由，结果被罚服劳役。他在服劳役中仍继续宣扬佛教，还造起了砖塔数层。主管的人看他精神可嘉，就报告上司批准，把他释放还山。

　　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年间，经几年的努力，傅大士名声渐起。中大通六年（534）正月二十八日，傅大士认为打出去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写了一道奏折，遣弟子傅旺入都致书梁高祖武皇帝，提出治国三策。书的原文是：

　　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令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无相为国，涅槃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俱禀六斋。

　　傅大士这封给皇帝的信，充分体现了佛教平等思想和摆脱儒教君君臣臣的束缚，也显示出义乌人憨直性格。

　　同年（534）十二月十九日，傅大士第一次到达京都蒋山。闰十二月八日梁武帝在善言殿接见了傅大士。

　　傅大士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触，即谈得很投机。同时梁武帝还招待他吃饭，叫他住同泰寺，后徙钟山定林寺，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从此，“京洛名僧，学徒云聚，莫不提函负帙，问慧咨禅”。大士本人则“居阴离松，卧依盘石，于四彻之中，恒泫（流）甘露；六旬之内常雨天华”。

　　翌年，梁武帝改元为大同元年（535）。正月，武帝幸华林园重云殿开法会，自讲三慧般若经。于时王侯满筵，公卿连席。皇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以大土绝世通人，故加殊礼。不一会，皇帝来了，王公大臣都去迎接圣驾，只有傅大士一人坐着不动。傅大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非但没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满，反而更受尊敬。这次讲席既散，皇帝赐之水火珠一枚，直径达一寸多，珠圆明洞澈。皇帝体察大士住在山里水火难至，故以此珠赐之，取水火于日月之意。

　　这次法会之后，梁武帝又于寿光殿单独宴请大士开讲玄妙的理论，整整谈了一天。这一次讲论什么，不得而知。徐陵在《傅大士碑文》中作了如下记载：“大士言如重颂，句备伽陀，音会宫商，义兼华藻，岂唯宝积献盖，文成七言，释子弹琴，歌为千偈而已。”

　　有一次，梁武帝请大士讲《金刚经》。才升座，大士抚尺挥案，一敲便下座。皇帝给他弄呆了。在旁边的志公问武帝会否。帝日，“不全。”志公就宣布：“大士讲经已经完毕。”再请讲，大士索拍版升座，唱四十九颂便去。

　　这个志公和傅大士是同时代人物，但志公比傅大士年长，而且声望之隆，在傅大士之先。达摩大师到中国的时期也在志公与傅大士之间。达摩大师虽然传授了禅宗的衣钵给二祖神光，但当时他们之间的教授方法与作风，仍然非常平实，的确是走定慧等所持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如来禅路线。所以南怀理先生说：“唯有志公、傅大士等中国禅，可称为中国大乘禅作略，才有透脱佛教的形式，滤过佛学的名相，潇洒诙谐，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的禅趣——‘机锋’、‘转语’。尤其以博大士的作略，影响更大。”

　　傅大士中大通六年应诏进京，大同元年（535）正月入重云殿参加皇帝举办的法会，使他得到了佛教高僧大德的敬重。如慧和法师者，年未二十已深究诸佛秘藏，讲论无敌。时归依头陀寺隐法师，及隐公将欲迁化，法师乃计谋后事，问：“谁可依止？”隐公答曰：“东阳傅大士自然智慧，深解大乘，可依为师。”于是法师礼谒请为弟子。这说明傅大士影响之大。加上这时又得到了信佛的皇帝萧衍的尊敬和器重，他的名声遂传遍朝野。

　　傅大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到四月份就回到云黄山。同年九月二日，为了感激皇恩，复遣傅旺去京都敬献如意宝珠。

　　大同五年（539），傅大士第二次进京。三月十六日，帝于寿光殿与他共论佛学真谛。傅大士阐述了“息而不灭”的道理。“息而不灭”用现在的语言说，息就是止，就是稳定，但这并不是停滞，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意思是说要在稳定的前提下存在和发展就是真谛。梁武帝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讲实用、讲功利，如此则未免流俗。大士退而作偈。十八日以偈进帝，阐述“息而不灭”的道理。其大意是：

　　事物存在和不存在是相对的，把社会看成什么都不存在，苦恼的事依然还是有的。有人对不生不灭有兴趣，那是学佛的归宿。若不对众生平等看待，就不会真正同情人民，既无同情心，就会放纵自身“为所欲为”。学佛学不到点子上，就不能够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若仍想取巧达到那种修行的最高境界，是缺乏见识。作为佛门信徒，一个现实存在的人，应该追求涅槃的最高境界。而“息而不灭”，当然不是汉梁，却是现实的辨证法，如果真正跳脱世俗的世界，才是大慈大悲，不过这样，就没有你存在的地方，也无你也无我。

　　纵观一切物质并无意识，无意识的东西，不会放逸也不怕他放逸。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自然存在，都和自己一样，都有他的欲望和需要，都要平安过日子。过去、现在、未来说到底都是空的，只有看破这一点，才能真正利益群生，共同解脱。所有的理论都是理论而已，人们要掌握它，其目的也是为了普渡群生，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私利。在这个前提下，就不会把自己束缚起来，也不会放纵自己。这样走向未来，也就是精进。

　　这一次，傅大士在京师住了一年。大同六年（540），大士辞帝东归。

　　数后月，傅大士以功德事，重新到京都。这是傅大士最后一次赴京。大士三次到京师，所度道俗不可胜计，使他成为当时佛教中的领袖，成为千佛中的一佛，成为维摩禅的祖师。

　　创建双林寺

　　自从普通元年（520），傅大士在双梼树下结庵开始，云黄山下即已逐渐形成二处精舍，聚集了许多佛教的信徒，跟着傅大士修道，但没正式建立寺院。直到他最后一次见到了皇帝，即大同六年（54O），才向皇帝建议造双林寺，并得到梁武帝的同意和支持，下诏于双梼树旁设寺。对双林寺的创建，有许多说法。徐陵记道：“时还乡党，化度乡亲。”百姓“大倾财宝，同修净福。”“大士熏禅所想，独在高岩；爱挺嘉木，是名梼树。擢本相对，似双槐于夹门。合干成阴，类双桐于空井。厥体贞劲，无爽大年。冒霜停雪，寒暑葱翠。信可以方诸坚固，譬彼娑罗。既见守于神龙，将谓疑于变鹤。乃于山根岭下，创造伽蓝。因此高柯故名双林寺矣。”

　　双林的含义，本为包含坚固高远之义的娑罗树林，其树属龙脑香料植物。通指佛陀释迦牟尼，将人涅槃时，其卧床四周各长着冬夏不凋而坚固的同根的娑罗树二株。所以傅大士在双梼树下结庵、造寺，皆表示信仰之坚固。《辞源》解释为：“梼即刚木也。”是“譬彼沙罗”的意思。“按傅大士舍宅于松山下建寺，此指松树。”楼颖著的《傅大士录》中也有松山双树的记载：“前此，两树根株异植，枝叶连理，各有祥气出木窍中，上有双鹤和鸣栖翔。”但也未指明为何种树，而有双鹤所栖者是松树的可能性较大。

　　这一年下半年，双林佛殿建成。在殿前，先有白杨一株，枝叶秀异。傅大士把这颗树砍伐，用以雕刻殿中的佛像。佛殿开光后，大士还于所伐白杨树生长的地方，造了一座九层砖塔，并写了经律1000余卷。

　　傅大士创建双林寺，正处梁武帝晚年。武帝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怠于政事，政刑弛紊，沉迷于佛教但不醒悟。他不敢面对现实，治理国家，老是迁就那些准备争夺皇位的子侄和为非作歹的王公贵戚，惟以佛教为寄托来消除烦恼。傅大士想利用佛法启发他醒悟，告诉他“只有息而不灭”才是真谛。武帝却认为“息而不灭，此则有色，有色故钝，未免流俗。”傅大士又劝说：“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也就是说“道”和“理”是不灭的，少不得的。但是梁武帝并不理解和醒悟。于是傅大士就发出“若息而灭，见苦（虽）断（犹）集”的感叹。也就是说一切是非都不管，那么社会就要沉沦到无边的苦海中去了。所以，他再也不去见皇帝了。果然不出傅大士之料，过了八九年就发生了侯景之乱，梁武帝也在侯景掌握之中，想吃一点蜂蜜都得不到，最后病死于净居殿。

　　在此期间，傅大士知道要依靠梁朝的统治阶级，已不可能，就回到乌伤县云黄山，依靠双林寺进行弘法。

　　大同八年（542），傅大士在双林寺立誓持上斋。

　　大同十年（544），傅大士把佛像经文，交给佛教信徒，又把屋宇田地资生什物全部捐出来给寺院所有。家资房屋捐舍既尽，没有住的地方，他就另搭了一茅屋立身。夫人妙光也自己建茅草屋立庵。他们没日没夜地劳动，过着清苦的生活。

　　有一次，一帮强盗持刀打抢，傅大士毫无惧色。他说：“你们要拿东西，任意拿去好了，何必动刀动枪。”结果贼去家空，数年的劳动成果只留下20担米。

　　双林寺后来名扬天下，在隋朝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钦定为五山十刹第八，香火久盛不衰。

　　三教合一的倡导者

　　三国南北朝时期，意识形态由儒人玄，由玄人佛。晋东渡后，玄学也东渡。佛学的兴起先藉玄学传播。傅大士生活在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儒学和玄学都承认“自然”的存在，而“自然”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就是“道”。但对“道”的态度就不同了。儒学认为应该“教”即应修道，而玄学认为要顺乎自然就要无为。梁武帝时玄风正盛，然而儒学的传统根基深厚，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佛教虽然在西汉末年已经传入，但一般都把它理解为黄老之学，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才有所提高。当时翻译过来的佛经，一类是小乘禅学，一类是大乘般若学。般若空宗一派学说接近玄学，合乎玄学家的口味，所以讲究义理的般若学就得到很快的传播，梁武帝还亲自讲说《三慧般着经》。佛教渐渐进入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而傅大士正如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在《中国禅学思想史》中所述：“梁武帝时代，僧副、慧初等，息心山溪，重隐逸，小乘之弊犹未能去。独傅翕超悟大乘，出入佛老，感化及于后世禅教者，翁一人也。”说明傅大士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佛教要中国化，离不开中国本土的“道”和“儒”，尤其是儒学影响很大。南北朝时范缜的《神灭论》，坚持“形神相即”，与佛教“形神相异”对抗。所以佛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难度是很大的。梁武帝用行政命令宣扬佛教，给佛教大开方便之门。不过即使如此，佛教要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儒、道之根基，要和他们互相融合，互相吸收。傅大士第一次上书皇帝，即提出上中下三善，即治国的三种对策。所谓上善般若（佛）、中善“儒”。下善施政，也是基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

　　傅大士倡导三教合一，楼颖著的《傅大士录》中也讲得很清楚：

　　大士一日，顶冠、披衲、趿履。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士以手指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遂出。故今双林寺塑大士像。顶道冠身袈裟，足极履，仿此迹也。

　　南怀谨先生说：“傅大士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法为中心”的真正精神，配上他一生的行径，等于是以身设教，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

　　儒学是入世的学问，以做人治世为目的，便以“格物、致知、忠诚、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至于学佛修道也离不开人世间，而且这是做人立身处世的基础，但是没有佛家的慈悲心肠是不能容物的。“有容德乃大，无欲性则刚”，德大至刚是一位金刚菩萨了。至于道家讲清净无为，宁静致远，理论少而智术多，没有道家的脑筋，很难制服一些混世魔王，他们从无为中显现有为，利于逆取。所以人们说“开国以道，治国由儒”，这些都是“世间法”。而佛家是要出世的，要了脱生死，超凡入圣。所谓三教合一，是指要有佛家的居心，用道家的智术和儒家的伦理，才不会走入偏激的途径。傅大士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宋朝王安石做宰相，他的厅堂里挂了一幅傅大士的画像，上面有佛印禅师题的一首赞诗：

　　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

　　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傅大士合并三家为一家的主张，在我国历史上，确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甚至是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一部分。

　　首创转轮藏法门

　　傅大士在松山修行，留下许多神妙之传说。例如，在松林中修行，发愿普渡众生，以斧为誓，每发一愿，砍树一斧，到了唐朝，树上的斧痕犹然存在。有用饲老虎的余饭团丢弃林间，相传化而为石，青白相错可作数珠。但是现代科学证明，这些“饭石”乃是磷矿。

　　傅大士上述作为，影响并不很大，但所创转轮藏法门，却影响整个佛教界，至今许多寺院尚有转轮藏之设施。清代雍和宫、颐和园都建有转轮藏，且至今尚存。宋代李诫撰《营造法式》一书，还专门介绍了转轮藏的营造法。转轮藏还于镰仑时期传入日本，日本的寺院也普遍有所设置。

　　所谓转轮藏，就是经藏的一种。而经藏就是藏经楼，也就是佛教图书馆。经藏始自南北朝，即是收藏佛教典籍之书库，又称经楼、经库、经堂、经阁、法宝殿、转轮藏、毕卢殿等。藏经楼一般陈列为一排排的书架。但是傅大士认为，经目繁多，陈列那里不是一般人可以遍读，乃于双林寺经楼当中建立一大型旋转书架，内置经书，旋转即可检出所需之书。

　　由于傅大士对宣传佛教的这一重大贡献，后世凡有造立轮藏的地方，皆设置傅大士像。像两侧塑二童子，称为笑佛．乃傅大士的两个儿子，左边为傅普建，右边为傅普成。另亦有列置运转轮藏之八大神将，即表示天龙八部。也有设四天王、梵天、帝释天、金刚乃至手持刀剑之天魔神像等，用以表示护持经法，不令其停转之意。

　　继承释迦开中国禅宗原始宗风

　　傅大士在佛教史上，可说是传奇而又神秘的人物。他的地位是早就肯定的。在中国、日本等佛教史典和高僧大德、文人学士的著作中均可以看到有关傅大士的论述和记载。古人尊奉傅大士为西天东土应化圣贤，与文殊、天亲、维摩等23人同为菩萨，列在宝志（即志公）之后，慧思、天台智者之前。近人彭楚衍著《历代高僧故事》，记载中国历史上40个高僧的故事，傅大士被列在第八位。

　　傅大士对佛学究竟作何贡献呢？傅大士的佛学思想主要收入现存的《傅大士录》中。《傅大士录》凡四卷，是唐代楼颖编录，又称《善慧大土语录》、《善慧大士录》、《大土录》。收于卍手续藏第120册。本书系辑录善慧大士傅翁之语要、业绩及其所作之诗歌，并录有往来问道者之传记。楼颖所辑者原为八卷，其文繁杂，用语俗野，宋代绍兴十三年（1143），由两浙东路安抚使楼炤，删其讹误刊定为四卷。

　　傅大士对赞论《金刚经》有贡献，《宋史》卷205“艺文志”第158页载有《傅大士、宝志金刚经赞》一卷。傅大士主要依靠“敷演句偈，阐扬经论”。所以他的佛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句偈，也就是诗句当中。而且所讲的也不以文字为意，但契合微妙至真之理，说法不过数句，使听的人能根据自己的觉悟程度而得到启示，使人揭开心眼之尘翳，洗去肺肠之垢浊。

　　日本的忽滑谷快天研究认为，傅大士思想之根柢为般若空宗，受僧肇之影响很大。如其唱《行路难》20篇，非断非常、真照无照、心相实相、般若无净、本际不可得、三空无性等题，皆合三论之旨。他还认为傅大士并非三教之调和者，因为傅大士以真空为其教之根柢，故应用老庄之虚无，其说明之方式有相似之点而已。如傅大士有偈：

　　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

　　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

　　会矛盾二语为一是傅大士思想的基本形式。如他有一首偈作如是说：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这是一首有名的禅诗。乍读起来颠三倒四，扑朔迷离，却包含着禅的境界和参禅的方法。傅大士用一颠倒了的话表达了一个永久的哲学命题，即“空”和“有”的关系。“有”的世界是一种表象，其本质是“空”的，但这个“空”，不是去掉或搬掉什么东西的“空”，也不是主观上否定客观存在的“空”，而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空，是当体即空的“空”。

　　“步行骑水牛”的含义就更加深刻了。从文字表面上看，一个行路之人，多想有一匹坐骑。倘若乘船，骑牛就是多余。引申讲，参禅的人就如同行路人，正因迷了本性才需用”参”来洞彻本来面目。傅大士用步行便无骑者，无骑者便无不骑来开示迷误的人。

　　在普通人看来，桥是静止的，桥下的水是流动的。可是傅大士却认为，人在桥上走过时，桥是流动的，底下的水是静止的。桥本不流，不流故流；水常流，流故不流。这就打破了相对的时空概念。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荒诞、离奇。但从世学的窠臼中挣脱出来，重新体悟本身和世界，既站在某个角度也不固执某个角度，以每个角度全方位看问题，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这就是般若智慧。

　　中国禅风，起自齐梁之间，因其时有志公和傅大士的影响，而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宗的知见。所以南怀道先生说：“如傅大士者，实亦旷代一人。齐梁之间禅宗的兴起，受其影响最大。而形成唐宋禅宗的作略，除了达摩为主体之外，便是志公的大乘禅、傅大士的维摩禅。也可以说，中国禅宗原始的宗风，实由达摩、志公、傅大士三大士的总括而成。僧肇与竺道生的佛学义理思想，可作为中国佛学思想超颖的造诣。但与习禅关系不大。”

　　傅大士的禅偈，并无师承关系。但其学说与后世六祖慧能的说法很相近。慧能认为如如之心就是真实，有知自心识自性说。傅大士也曾说：

　　万美同真性，千般体一如。

　　若人解此法，何用苦寻渠。

　　四生同一体，六趣会归余。

　　无明即是佛，烦恼不须除。

　　慧能认为千万之法门，无量之妙义，皆悉归自性，自性能具万德。傅大士早就说：

　　欲求真解脱，端坐自观心。

　　心性不沉浮，安住三三昧，万行悉国收。

　　至于见性成佛即心即佛等思想，更是傅大士时代的产物。傅大士曾唱：

　　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

　　行住镇相随，坐卧同居止。

　　夯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

　　欲知佛何在，只这语声是。

　　傅大士的《心王铭》，更是参禅佳作。其所阐述的心性论是后世禅学的核心和源头，即使是六祖慧能的思想也跳不出《心王铭》所唱的范围。千百年来，《心王铭》仍为禅家药笼中物。现抄录于后：

　　观心空王，玄妙难测。无形无相，有大神力。

　　能灭千灾，成就万德。体性虽空，能施法则。

　　观之无形，呼之有声。为大法将，心戒传经。

　　水中盐味，包裹胶青。决定是有，不见其形。

　　心王亦尔，身内居停。面门出入，应物随情。

　　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心，识心见佛。

　　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伟。

　　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净律净心，心即是佛。

　　除此心王，更无别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

　　心性虽空，贪嗔体实。入此法门，端坐成佛。

　　到彼岸已，得波罗蜜。慕道之士，自观自心。

　　知佛在内，不向外寻。即心即佛，即佛即心。

　　心明识佛，晓了识心。离心非佛，离佛非心。

　　非佛莫测，无所堪任。执空滞寂，于此漂沉。

　　诸佛菩萨，了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

　　身心性妙，用无能改。是故智者，放空自在。

　　莫言心工，空无体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

　　非有非无，隐显不定。心性虽空，能凡能圣。

　　是故相劝，好生防慎。刹那造作，还复漂沉。

　　清净心智，如世黄金。般若法藏，尽在身心。

　　无为法宝，非浅非深。诸佛菩萨，了此本心。

　　有缘遇者，非去来令。

　　《心王铭》唱出了直指人心的作略，认为人心“体性虽空，能施法则”，认为见心就能识佛。如“知佛在内，不内外寻”，即几乎是后世的“陆王”心学。又如“莫言心王，空无体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再如“心生虽空，能凡能圣。是故相劝，好生防慎”。这些和儒家的修身养性的讲法也无多大出入。所以今人任继愈先生也认为禅宗的心性修养方法，对宋明儒教修养心性的方法影响至深。而“即心即佛”的思想，是由宝志先唱，傅大士见而禀受之。南怀谨先生认为，此语并非始于达摩，实梁朝一种思潮。

　　傅大士对天台宗的影响

　　傅大士对天台宗的影响是很大的。大通二年（528年），他的门徒慧集本在天台山为僧，闻东阳傅大士深解大乘，遂夜行往双林投靠傅大士。承圣元年（552年），傅大士的门徒比丘法旷到天台山下烧身灭度。这些都说明傅大士对天台山的影响。傅大士文集中有二首诗：

　　独自精，其实离声名。

　　三观一心融万品，荆棘丛林皆自平。（其一）

　　独自作，问我心中何所著？

　　推检四运并无生，千端万绪何能缚。（其二）

　　“一心三观”是天台宗基本教义。一心即能观之心。傅大士“端正自观心”讲的就是这个心，《心王铭》更是“心”学之名篇。三观，即“空”、“假”、“中”三谛。知“一念之心”乃不可得，不可说，而于一心中国修空、假、中三谛者，即称“一心三观”。傅大士说“心性不沉浮，安住三三昧，万行悉回收”，也是这个意思。

　　傅大士与天台宗被尊为二祖的慧文同是“一心三观”的宣传者。天台宗智顗传罐顶，其徒缙云智威，智威之徒东阳慧威，慧威之徒玄朗乃义乌人，大都在双林寺周围的会稽、婺州一带活动，和双林关系密切，受傅大士影响很深。由于傅大士对“一心三观”透彻的理解和宣扬，得到了天台宗学人的尊敬。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在其《内佛法相承脉谱》中，就把傅大士列为天台宗二祖之一。

　　傅大士虽然是一个能“普应万机”的“绝世通人”，但并无师承关系，是个“师无所师”的人。因而，天台宗的著作中，虽有很多宣扬傅大士的记载，傅大士的舍利也被天台宗僧徒三次迎请供奉，但他在台教史中之地位难得到肯定。

　　天台宗在唐朝，因受慈恩、贤首各宗派势力的影响，相形失势。到了八祖玄朗（673~754）64代，才有起色，玄朗的弟子湛然成为中兴之祖。湛然就是以傅大士作为中兴的旗帜，来弘扬天台止观的。他在其著作《止观义例》卷中写道：“设使印度的一圣（达摩）来仪，未若兜率二生（傅大士）垂降。”“况复三观本宗《璎珞》，补处大土（指傅大士）金口亲承。故知一家教门，远禀佛经复与大士，宛如符契。”

　　傅大士所唱的一些诗偈既然能和天台宗的教义符契，傅大士的名望又久盛不衰，推出傅大士为旗帜便成为中兴台教的重大举措。加上湛然的师父玄朗是傅大士的六世孙，“玄朗愿生兜率亲近弥勒”，意欲继存先祖傅大士的衣钵。清代大学者朱一新曾说，傅大士“六世孙玄朗禅师，定慧双修，空有皆舍，衣不传而无垢，灯以续而长明”。很明显他也是先祖傅大士的继承人。玄朗的弟子很多，有新罗（朝鲜）、僧法融、理应、纯英等人。他不可能不对他的传人湛然发生影响。而巴双林寺也有天台宗的遗迹，如傅大士夫人留妙光所居“双梼庵”，后人改称为“止观庵”就是明证。

　　不平静的后半生

　　大同六年（540），启帝置双林寺，从此，傅大士一直住在松山，不再上京。中大同元年（546），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出钱二亿，才将他赎回。第二年，又在寺里住了37天，群臣花了一亿将其赎回。其时临贺王萧正德父子欲谋反逆，他发觉后哭了一场加以训诫就不追究了。正因为政刑弛紊，执法不及于亲朋故旧，王侯益加骄横，或白天公然杀人，或晚上打家劫舍。有司知之亦不敢捕，黎民百姓却动辄得咎。这些事傅大士早有所感知，他曾用佛法规劝过梁武帝，帝没有醒悟。

　　梁武帝死后，侯景立萧纲为帝，不久又把他杀了。侯景专门从事烧杀掳掠。他遣军攻浙东，鼓励诸将“破栅平城，尽屠毋赦”。江南赤地千里，白骨成堆，梁朝宗室诸王互相厮杀，最后同归于尽，由陈霸先建立了陈朝。

　　傅大士从建双林寺后，即隐居松山，他自念今生，无可从心布施，拨济众苦。他看到当时十方无边国土的一切众生，解脱无因，就发愿，请佛慈悲，解救大众。太清二年（548），发生侯景之乱。这一年，傅大士再次捐舍田园产业以设会。但是他的资产是有限的，光施财不解决问题，他就考虑用“法施”来感动上天和众生。先是持不食上斋，接着准备自焚烧身，为众生赎罪，并以此表示对罪恶行径的抗议。但是他的门徒，个个都悲号啼哭，愿以身代。他们共同发愿将欲“庄严佛刹，克己灰身，成就胜德”。大家都“伏愿师主”，“久留世间”，“接养孤穷”，“利安贫老”。并且来挽留的人愈来愈多，有比丘法脱、法坚、普济，还有居士傅长、傅远等42人。这样，傅大士就答应暂留人间。

　　太清三年（549），梁运将终，国家一片混乱。傅大士将所有资财都散给处在饥荒中的贫苦大众，并伙同门徒辛苦劳作，抬橡果、煮野菜粥度荒，还要节约粮食救济贫困。大宝元年（550）春天，乡里无牛耕作，傅大士便将耕牛送给老百姓使役，他们自己用人工代耕。承圣元年（552年）正月十六日，傅大士又舍田园家业，举行法会，目的正如他的偈中所述：“倾资为群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露雨，流注普无边。”

　　由于灾祸连年不断，“人民困苦，死亡者多”，地方上又发生水灾。他们认为是佛法欲灭之兆征，认为只有绝食和烧身灭度才能请佛住世以普渡众生。于是，弟子中有多人烧身灭度，还有割耳出血和香洒地及奉侍不食上斋者，几百人。这些事实，现代人看来是迷信和愚昧，也无济于事，且过于残忍，但它是中华民族苦难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反映了我们的先人为了个人的修持和大众的利益，不惜赴汤蹈火；也说明傅大士在当时人民中的威望，以及佛教和双林寺在当时的影响和规模。

　　在双林行道期间，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傅大士的。有一次，有一个沙门来看傅大士，他对傅大士说：“听说你修菩萨行，而修菩萨行的人，乞头与头，乞眼与眼，国城妻子，皆所不吝，今乞大士手中的香炉，你给我就是真菩萨，不给就不是菩萨。”大士说：“给你也好，不给你也好，都不能证明是菩萨或不是菩萨。”这个人就把香炉强抢了去。过了十余日，此人复来问：“我把你的香炉夺走，你怎么说呢？”大士说：“得如本有，失如本无，唯愿上人擎炉焚香，供养诸佛，生生世世增进菩提，常为善友。”这个沙门感到非常惭愧，连忙把香炉送了回来。

　　这段期间大士不时拿出粮食、财帛举办法会宣扬佛法。天嘉四年（563），他舍了50担米、30匹绢。天嘉五年（564）照样营斋，转诵法华经21遍。这一年，还在会稽铸宝王像10躯。自后五年人设六会如前。

　　傅大士的一生，就是这样“计筹度人，对机立教”，广植善根，弘扬正法，“贪嗔痴”三业俱清，“根尘识”一丝不挂，立语言以垂教，示色相以参禅。

　　到了大建元年（569），傅大士感到不能久住于世，乃作还源诗12章。同年四月，傅大士卧床不起，告诉他的儿子普建、普成：“汝等要慎护三业，精勤六度，行忏悔法，免堕三涂。”至二十四日，大士入涅槃，年73岁。

　　傅大士圆寂前，吩咐弟子于双林山顶焚烧，其灰骨一分为二，一份安山顶塔中，一份安家上塔中，两塔各作一弥勒像以标明形相。但是最后弟子们还是按儒家汉礼把他葬在山上。太建五年（573），陈宣帝下诏徐陵（南朝著名文学家）为傅大士撰写碑文。现原碑已无存，所幸碑文犹在，是义乌历史上宋代尚存的七碑之一。

　　傅大士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傅大士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双林寺数度成为佛教活动中心，历史上规模之大、历代帝王赉赐供养之盛非一般寺院可比。陈、隋两代帝王大臣数百人为护法檀越，隋文帝、隋炀帝数次作书宣敕慰问住持，使双林寺声名大震，昭彰寰宇，成为“震旦国中，庄严第一”。北宋时，双林寺尚余僧舍1200余间。英宗治平三年（1066）御赐“宝林禅寺”匾额，徽宗大观毅年（1108）赐田40顷，其时僧众以数千计之，寺内的止观庵计有尼姑上千人，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品定天下禅宗从林，宝林禅寺名列十刹之八。

　　双林寺历史上高僧辈出。除前面提及的天台宗八祖玄朗外，宋朝赞元和尚也是傅大士的后裔，再如慧集、慧和、慧则、傅旺、虚堂智愚、东阳德辉、水庵、绍大等都是有名的高僧。日本高僧最澄、源信、铁印景印、寂室无止、大拙祖能等都曾在双林为僧．其中元代尚有日本僧人24名。双林住持东渡日本的有本觉、兀庵普宁、明极楚俊等多人，其中明极楚俊对日本文学发展影响很大，至今日本队还非常崇拜他们和傅大士。双林寺出家的唐代高僧无言通到越南传教，成为越南禅宗主要派别的祖师，其史料被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成为该书所列中外古今佛教140余名重要人物之一。

　　双林寺屡劫屡兴，香火不断。新中国成立之初仍有相当规模。1994年，义乌市人民政府确定开发双林风景旅游区，在原有寺院基础上，重新规划，修复双林禅寺，恢复历史原貌，使之成为民众游览胜地和佛教圣地。

　　傅大士灭度至今已1430年了，但他的影响千秋不灭。南怀道先生说：“傅大士生于齐、梁之际，悟道以后，精进修持，及其壮盛之年，方显知于梁武帝，备受敬重。而终梁、陈之间。数十年，始终在世变频仍、生灵涂炭、民生不安中度过他的一生。他不但在东南半壁江山中弘扬正法而建立教化，而且极尽所能，施行大乘菩萨道的愿力，救灾济贫，不遗余力。当时江左的偏安局面，有他一人的德行，作为平民大众安度乱离的屏障，其功实有多者。至于见地超人，修行真实，虽游心于佛学经论之内，而又超然于教外别传之旨，如非再来人岂能如此。”傅大士一生的特点是能合“空”、“有”为一义，能将解脱修行和社会参与二者统一起来。他不但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超悟的禅师，而且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哲人，一位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