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浸GDP，夺命展家业

凡是这等要命的“崛起”与“振兴”

均属货真价实的民难国耻

文 | 黎明（杂文家）

常用“国耻”这个词的人多随声附和，深入探究过“国耻”现象与内涵的学者也寥寥无几。先简单介绍我早年“国耻研究”的三个发现：

其一，“民难”即国耻，无民难，则无国耻；

其二，内乱与“内辱”，比“外侮”危害更甚，“自作孽”导致的民难国耻远非外敌祸害可比；

其三，国耻三类型，即：具体事件，综合现象，历史阶段。

尘肺是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灰尘），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疤痕）为主的全身性疾病。重症患者极其痛苦，跪着睡觉，跪着死亡，一人患病，全家无望。由于患者均为底层劳工，死亡过程类似“水煮青蛙”，且患病后基本失去维权能力，故而患者生也默然，死也默然。

得了尘肺病不属于安全事故，这是患者的另一个人生悲剧。矿难、爆炸等导致集体伤亡的事故常令人震惊不安，同时舆论场上沸沸扬扬，其实，因尘肺病伤残死亡的人数才是最多的。据2012年的一次官方会议透露，全国煤矿有265万接尘人员，每年有5.7万人患上尘肺病，因尘肺病死亡的则有6000余人，是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的两倍。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监管总局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媒体和评论员忙不迭点赞，称颂官方“给力”。此时我应该指出，这里发生的吹捧与表扬，基于无知或麻木；在我们这儿，有一种无奈或不作为，就叫做“联合发文”。

这次的十部委文件，亮点还是有的，主要是以此方式承认，“农民工罹患尘肺病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病后得不到及时诊断、救治和赔偿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不能点赞的理由扎扎实实。多年下来，相关部门连防治尘肺病的最基础的工作都没完成。国家卫计委发布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显示，我国去年共报告职业病29972例，其中近九成为职业性尘肺病（26873例）——这个数字正是对大多数尘肺病患者检测不出、救治不了的结果。

过去卫生部仅统计国有大型煤矿的病例数，2002年底全国检出尘肺病病人58万多名。其时，专家保守估计，加上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全国有120多万尘肺病患者。十几年过去了，全国的患病、存活、发病率等基本数字，仍是一笔糊涂账。连统计关也迈不过去，耽误了许多人的性命和健康。

大概实情如何？以“开胸验肺”闻名而后又帮患者维权的张海超告诉大家，“尘肺病人能引起关注是偶然的，更多的尘肺病人死了也就死了，没有人知道”;“能够维权成功的，百分之一不到”。

2009年6月，河南新密农民工张海超通过“开胸验肺”证明自己患上了尘肺病。此前多家医院诊断其患有尘肺，但不被职业病诊断机构认可

看“国际形势”，官方应感到耻辱和压力。1995年4月，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全球消除矽肺的国际规划”，近期目标是要求世界各国在2005年前明显降低矽肺发病率，远期目标是在2015年消除矽肺这一职业卫生问题。现如今，矽肺病、尘肺病在诸多国家已经被看做“过去的疾病”，或成为局部与个案问题。

2012年7月的《 青年参考 》，曾载文称，“种种迹象显示，尘肺病（在美国）卷土重来。然而，文中提供的例证，却反映出中美两国在对待尘肺病这方面的巨大差距。比如，在世的尘肺病患者、退休矿工雷·马科姆已经83岁，而在我们这里，在这个岁数去世算是寿终正寝，正好可以拿来做个证明尘肺病并不可怕的例子。去年5月，幸运得到社会关注的尘肺病维权名人赵文海，才43岁就去世了。看这些典型事例，可知中美两国的尘肺病患者，不像是同一种病症。

2012年7月9日，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和华盛顿廉政中心根据他们的调查发布声明，称2010年4月死于西弗吉尼亚州上比格布兰奇煤矿爆炸的29名矿工的尸检结果显示，“尘肺病的患病比例高得惊人”。

人都死了，还要验尸检查有没有尘肺病，还要把检测结果公之于众，非常明显的“别有用心”。做这种事，在中国简直不可想象。我们的情况，正如国内肺移植工作领域的领军人物、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所说：“职业病诊断需要漫长的时间，甚至病人已经死亡都尚未得到诊断”。

尽管如此，没人担责，没人为此感到羞耻。

保障劳工的标准中外有别，根源在于对生命、对人权的态度不同。漠视生命，撇开国民健康和国土生态的崛起，打开潘多拉魔盒。如我过去所言，血浸GDP，夺命展家业，凡是这等要命的“崛起”与“振兴”，均属货真价实的民难国耻。

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视并有效遏制了尘肺病惨祸；而社会主义中国，却一直“逆行”，与世界快速“脱轨”。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事情，飞快地与世界“接鬼”；反之则强调中国特色，任由民难深重而拒文明世界于万里之外——这都是地地道道的国耻。

本土最“激进”的防治尘肺病计划，出自民间社团“大爱清尘”。该组织认为，在中国，完全可以像欧洲、日本、美国一样消灭尘肺病。他们做了综合的测算和分析以后，定了这样一个战略规划：经过一百年的努力，在中国消灭尘肺病。

“大爱清尘”的近期规划是，“推动并建言中央政府在2035年之前出台整体、中国600万尘肺病农民医疗及生活保障的公共政策”。而迄今，官方尚无意拿出消除尘肺病的时间表。确实，官员们没有将自身“混同于普通老百姓”。

基本根治尘肺病，或者说不让其成为社会问题，需要多长时间呢？据我观察，如果行政与司法处于正常状态，十年时间足够。1969年，在民权运动推动下，美国第一次出现了联邦层面的赔偿法案（由尼克松总统签署的《煤工尘肺补助法》），继而在1970年又通过了联邦级别的《职业安全和卫生法》。美国人“死学死用”，遂“立竿见影”。

不够英明的外国人早已用历史事实证明，即便拿半个世纪前的技术，也能将尘肺病从社会问题列表上删除。到了今天，我们英明的权力组织，凭什么让尘肺病惨剧愈演愈烈?

可以预见，大陆医疗界在治疗尘肺病的技术领域，会取得独步天下的成就。因为，本土的“患者资源”无比丰厚，中国式三期尘肺病病例，在别处不好找。在颂歌飞出天外之前，我老人家且对歌者坦言相告：面对国耻沃土培育出的国花儿，不必得意忘形。

看过十部委文件，只觉得所说的那些要求、制度以及“美德”，好看好听但飘飘忽忽。我还是说个比较现实的意见吧：十部委联合发文，不如一个松绑——你别拿尘肺病当“职业病”了，就当一般疾病，让所有医院和医生都有诊断权好了。打破职业病诊断的垄断权，就能让一批活活等死的患者，进入关注范围和救助名单。国家这样做，就是行善了。

对患者的舆论关爱万不可少。权当知耻、感恩吧，媒体人、知识分子以及所有远离粉尘环境的人们，应站出来帮助尘肺病患者发声、维权。当年，尽管张海超不顾死活开胸验肺确证自己患了尘肺病，官方检验机构对他也只是冷冷回应了一句，“开刀的医院没有做职业病诊断的资质”。若非良知尚存的媒体人盯上这件事，开胸验肺的维权人也直落个徒添苦难的结局。

而今，我指出有一种民难国耻叫“尘肺”——本来就是，只是过去没人说出来。我知道，国家的人不会承认这个国耻。不过，他们想否也否不了；强行否认的话，也不可能“为国争光”。

 2016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