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保卫战：

1937年11月23日，日军牛岛师团（第十八师团）由太湖窜抵宜兴、长兴一带，犯泗安、攻广德，旨在进取芜湖，威胁南京。蒋介石令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派下辖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率集团军阻截。唐委派第一四五师中将师长饶国华率部镇守广德。

饶国华在广德战场上与日寇浴血奋战三天三夜后于1937年12月1日凌晨以身殉国，时年43岁。日军占领广德。

图为饶国华（1894-1937），四川资阳宝台乡张家坝人

津浦路南段阻击战：

1937年12月下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部打响津浦路南段阻击战，战线绵延滁州、明光、定远、凤阳、蚌埠、和县、含山、巢县、合肥等地，历时4个月，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并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图为李宗仁(1891-1969)，广西临桂人。

  
淮河阻击战：

1938年2月1日，李宗仁着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南调第五十一军，于蚌埠、五河间淮河北岸备防固守，阻击北进渡河日军。

4月下旬合肥失守，使中国军队失去了从淮南侧击津浦路的有利条件。

5月上旬，蚌埠南岸附近的敌军抢渡淮河，向北急进，至此，于学忠之五十一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遭受敌军优势兵力压迫，向皖苏边境撤退。  

图为于学忠(1899～1964)，山东蓬莱人，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蒙城阻击战：

固守蒙城的部队是由桂军第一七三师副师长周元率领的第一○三三团。

1938年5月7日，日军步骑兵3000余人，战车30余辆攻击包围蒙城，8日拂晓，日军向蒙城北门发动总攻，9日周元壮烈牺牲，周元部除一○三三团团长凌云上率21人突围外，其余官兵2000人全部壮烈殉国。

图为周元（1895-1938），广西宁明县（时明江县）明江镇洞廊村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2月到9月，国共两党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两党关系、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改编等问题先后进行了6次谈判。

9月2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此后，经过国共两党3个月的反复磋商，将原来活动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变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下辖4个支队。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迁至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

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

新四军军部成立时，叶挺、项英等同志合影。左起：陈毅、项英、袁国平、李一氓、朱克靖、粟裕、叶挺

 第一支队挺进苏南：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于1938年5月中旬率第一支队由由岩寺地区出动，下旬抵达南陵。6月1日第一支队离开南陵，于3日夜通过芜湖宣城铁道，踏入苏境，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图为陈毅（1901-1972），四川省乐至县人

第二支队挺进皖南：

1938年7月，第二支队除第四团第一营留军部改编为警卫营外，其余部队由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率领进驻小丹阳为中心的芜（湖）当（涂）宣（城）以东地区。后分兵两路，分别开辟了江（宁）当（涂）溧（水）和芜当宣两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图为张鼎丞(1898-1981),福建永定人

第三支队挺进皖南：

1938年5月26日第三支队到达南陵县土塘，不久随军部转至泾县。7月下旬又进驻南陵格林乡六甲张村，展开于南（陵）芜（湖）宣（城）地区。1939年，第三支队在司令员谭震林的指挥和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先后取得了5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

图为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

第四支队挺进皖中、皖东：

1938年3月，高敬亭任司令员之第四支队所属4个团，在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会师后，随即向皖中挺进，先后在舒城、庐江、巢县、无为、桐城地区展开抗战。

5月12日，第九团第二营一部在巢县东南蒋家河口伏击日军，缴枪11枝，这是新四军建军后的首战。

6月至10月，先后取得大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铁树岭、三十里岗等战斗的胜利。第四支队先后扩建成东北抗日挺进纵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和游击第二纵队。

图为高敬亭（1901-1939），原名高志员，湖北省新县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采取坚决抗战的方针，开创了豫皖苏、皖东北、皖东和皖江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皖江、淮南、淮北3块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19块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恩来在皖南：

193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达太平县三门乡，后乘竹筏顺青弋江东下，在章家渡上岸，步行至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商大计，共同制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周恩来在云岭新四军军部与叶挺、项英合影

刘少奇在皖东

1939年11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抵达定远藕塘镇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接领导皖东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2月刘少奇在定远、滁县边界地区召开了3次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上做报告

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9年5月初，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到达江北，并于中旬成立了江北指挥部。

7月，江北指挥部对江北部队进行整编，任命徐海东为第四支队司令员，以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组建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

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

1942年后皖东抗日根据地称淮南抗日根据地，曾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图为罗炳辉（1897-1946），原名德富，又名南煌，云南彝良人。

皖东北（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下辖泗县、泗宿、泗五灵凤、盱凤嘉、淮泗等5县16区104镇。

1941年8月23日华中局决定将邳睢铜地区和淮宝县与皖东北地区合并，定名为淮北苏皖边区，成立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同时成立淮北军政党委员会，邓子恢任书记。

从此，皖东北根据地成为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

图为邓子恢（1896-1972），又名绍箕，福建龙岩人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8年10月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率部与吴芝圃、萧望东的部队会师，整编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随后，挺进豫东、皖北敌后，于1936年进入萧县、宿县、怀远等地区，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1940年2月，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

以书案店、新兴集为中心的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5个县政权和一个淮上办事处（辖淮远、凤台、宿南、宿东、蒙城5个县民主政府），根据地东抵津浦路，西至新黄河的睢桤太。

图为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

皖江（皖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9年1月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纵队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在皖中地区（主要包括无为、庐江、舒城、桐城、巢县、含山、江浦等地）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7日发生皖南事变后，突围的700余人先后到达无为，成为创建新四军第七师和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皖江抗日根据地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长江两岸地区，东起江浦、当涂，西至怀宁、彭泽，北濒滁河，南抵宣城、南陵。

图为曾希圣（1904-1968），湖南资兴人，曾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皖江区党委书记。

皖南事变：

1940年秋，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4日，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

1月7日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围歼，被迫自卫，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叶挺前往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谈判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遭叛徒杀害，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 

周子昆(1901-1941)，原名维宽，广西桂林人

袁国平(1906-1941)，湖南宝庆人

新四军在安徽敌后的局部反攻

1944年8月15日，彭雪枫与吴芝圃、张震率第四师主力西进豫皖苏边，在西进的4个多月中，协同兄弟部队歼灭敌伪军万余人，接受起义、投诚者3000余人，拔除据点36处，控制了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商亳公路，北抵陇海铁路，南讫涡河的广大地区，解放人口250万。

1945年大反攻中，新四军第四师部在津浦铁路徐州至固镇段破袭站中向日军发起攻击，解放了灵壁、泗县、五河、涌城、萧县、宿迁、睢宁等8座县城。

1945年新四军第七师皖南部队解放了北至 当涂、南到青弋江、东达宣城的广大地区。

攻击中的新四军第四师指战员

攻击中的新四军第七师指战员

安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8月11日，张爱萍、邓子恢、韦国清以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名义向驻淮北日伪军发出命令，敦促日伪军和伪组织向新四军投降。

9月24日，蚌埠举行日军投降仪式。李品仙以受降主官身份接受日军投降主官十川次郎投降。安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张爱萍（1910-2003），四川省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人。

李品仙（1892-1987），广西省苍梧县人

安徽人民庆祝抗战胜利

民政部先后于2014年9月1日和2015年8月24日公布了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两批共900名。

6名安徽（籍）老乡光荣在列。

在1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安徽省有六处。

抗日根据地的除奸反特斗争

皖南公安局驻地示意图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特务利用年轻貌美的女儿，拉拢腐蚀巢和大队长吴茂生，公安机关经过周密侦察，掌握其行踪后，予以逮捕处决。我们一起来看看安徽省公安厅对外披露的抗日战争中的“锄奸反特”斗争的细节。

　　成立机构开展锄奸反特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版图被日伪势力分割得支离破碎。1941年5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群众，配合新四军在长江南北安徽地区坚持对日作战，由开始的游击战，逐步建立了淮北、淮南、皖江三块抗日根据地及抗日民主政权。

　　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犹如在敌人的心脏插上了一把把利剑，日伪十分震惊和害怕。他们一面对根据地频繁发动军事进攻，一面千方百计派遣特务、汉奸进行破坏和捣乱。在这种形势下，单纯依靠军事斗争已难以应付复杂局面。为了及时开展锄奸反特斗争，打击敌特汉奸破坏活动，保卫根据地安全，三块抗日根据地在1942年以前相继建立了各级保安机构，1943年全部改为公安局。

　　公安局内设侦察科(社会科)、审讯科、教育科(干部训练班)、警卫连(看守所)等机构；所辖较大游击区也建立了公安机构，并设派出所和检查站。成立之初，各级公安机关认真选拔公安人员，严明工作纪律，加强教育训练，逐渐形成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公安队伍。

　　抗日根据地公安机关是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有四项：一是防止与镇压敌探汉奸一切阴谋暴动、暗害破坏、组织哗变和侦窃机密等反革命行为，以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二是侦察与肃清混入边区的敌探汉奸与反革命分子，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合法权利；三是维护社会治安，巩固革命秩序，保障一切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四是动员与领导民众，进行锄奸运动，施行广泛的群众锄奸教育。

佯装身份打探情报

当时，日伪特务分子的破坏手段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派遣特务分子深入我根据地、游击区或打入我内部进行收集情报、离间、策反等破坏活动；利用来往于敌占区和我根据地之间的小商小贩提供情报；利用我方投敌叛变分子提供情报；以升官发财为诱饵，对我方人员进行策反；制造谣言蛊惑人心，以及暗杀、陷害等。

　　1943年秋，日本特务机关在无为县襄安镇建立了一个特务机构，对外称“襄安洋行”，经理叫小野，该人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洋行雇员大多为中国人，以收买禽蛋为名，收买特务打进根据地，物色对象，发展特务组织，收集我方情报。襄安镇上有一妇女，被小野霸占。其夫耳濡目染共产党政策，向我方靠拢，提供了襄安洋行的一些内情。

　　公安机关决定利用这一线索，派公安干部唐树荣以女方亲戚身份打入襄安洋行，搜集情报。一日，一名特务来洋行汇报情况，不巧，小野已去南京，这个特务见唐出入自如，以为不外，便说起其在根据地刺探到的情报，以显示自己能干。

　　唐树荣感到这个特务所说情况与我根据地安全关系重大，当晚借故脱身，迅速将情报向组织汇报。两天后，这个特务被我公安机关秘密处决。数日后，小野自南京返回，得悉那个特务被杀后，对唐十分怀疑，准备“鸿门宴”试探唐树荣。千钧一发之际，唐借口上厕所，成功离开襄安洋行，安全返回公安局。

　　此外，为了获取敌特活动情况，监视敌探、汉奸的渗透、破坏，各级公安机关在敌我交界处、交通要道、重要集镇建立了不少以酒馆、商店为掩护的秘密侦察点。

　　无为县临江地区的白茆洲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紧邻三山、旧县等日伪据点，敌特经常派遣特务暗探混杂其中，窃取情报。针对这一情况，1943年，我公安机关在此物色了一侦察点，开设酒馆业务，由一名公安干部负责，三名战士负责“跑堂”，开展侦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还为根据地购买了一大批医药和急需物资。

被特务女儿色诱叛变的汉奸被惩办

　　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有相当一部分是利用叛徒、汉奸进行的。为了保障抗日根据地的安全，公安机关对于罪大恶极的叛徒、汉奸坚决予以惩办。

　　1943年，含山林头日寇特务宫必发利用其女儿年轻貌美，拉拢腐蚀我巢和大队长吴茂生，勾搭成奸后，对吴进行策反。吴即携宫女向林头日寇投降。在吴叛变不久，我公安机关经过周密侦察，掌握其行踪后，予以逮捕处决。

　　汉奸是日寇的爪牙，民族的败类，为日寇“扫荡”带路，刺探我方情报，捕杀我方人员和群众，罪大恶极。皖江抗日根据地湖东泉塘伪镇长谢清廉，经常配合日寇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对我根据地人民烧杀抢掳，无恶不作；又与襄安洋行小野勾结，搜集我方情报，对我威胁巨大。

　　1944年秋，沿江地委指示公安机关设法将谢清廉捕获，在环境紧张无法带回的情况下可就地处决。公安机关立即开展侦察，摸清谢的生活习惯、行动规律和爱好。发现谢嗜赌成性，这是一个可利用的机会。该谢依仗泉塘镇旁山上有日寇驻扎，以为游击队不敢随意进入，毫无戒备，胆大妄为。当年中秋节夜里，情报反映该谢又在镇公所赌博。公安机关立即行动，三名公安人员身着便衣，携带手枪，突然闯进镇公所，出现在谢面前，声称：“我们是黄姑闸(伪军上级单位所在地)来的，请你出来下，和你商量个事情。”该谢开始不愿出来，后经一再催促，只好跟随而来。为了不使其怀疑，公安人员仿照伪军上级讲话用语与其谈心，并向黄姑闸方向走去，行至辖区地界处，将其现场处决，为当地群众除去一害。

强娶18岁姑娘的土匪被枪决

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维护抗日根据地社会治安，公安机关进行了剿匪反霸斗争。

　　抗日根据地初建时，一些土匪招兵买马，在地方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在根据地中心区，在我公安机关打击下，匪势减弱，但在一些游击区和敌我交界处，武装土匪仍不断作恶，有的甚至打家劫舍、杀人绑架，为所欲为。

　　公安机关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其收编、争取为我所用，以及清剿。

　　桐东地区土匪刘东雄部，长期盘踞在桐东、南，与敌伪勾结，有恃无恐，杀人越货、抢劫民财，群众恨之入骨。为了安定秩序，抗日民主政府通过关系，对其争取、教育，但其贼心不死，继续危害人民，与我为敌。1944年5月，桐东地区公安机关组织人员前往其活动地区，予以清剿，歼灭其主力，打开了当地局面，建立了乡抗日民主政权。湖东地区高进塘附近发现土匪抢劫群众耕牛，湖东公安局将土匪捕获，处以死刑。

　　皖江地区的一些地主，依仗封建势力，与反动政权勾结，称霸一方，欺男霸女、强占民财。根据地成立后，这些恶霸仍不收敛，继续秘密勾结日寇，提供情报，有的继续为非作歹。为了摧毁这股势力，使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公安机关配合各地民主政权，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斗争、逮捕或处于死刑。

　　巢北恶霸何荣标，与日寇来往密切，相互勾结，依仗伪军在其村庄驻有一连兵力，欺压群众，无恶不作。1943年，五十多岁的何荣标要强娶邻村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为妾，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纷纷向我反映。经过周密安排后，我区委负责人写信给该何，以邀其开会为名，诱其就范。何接信后，趾高气扬，欣然赴会。进入会场后，我公安人员当即将其捆绑关押。次日，召开群众大会执行枪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姥山怀有一许姓恶霸地主，平时仗势横行乡里，群众敢怒不敢言；后又与日寇勾结，经常给附近日寇据点传送情报，对我威胁极大。我公安机关派精干人员将其在日寇据点附近捕获，押回审讯后，执行枪决。附近群众奔走相告。

　日军小队长率残军投降

　　1943年，各根据地反“扫荡”斗争空前紧张、艰苦。仅这一年，日伪在我根据地周边大规模“扫荡”就有两次。

　　3月17日，日寇从南京、浦口、芜湖、铜陵抽调兵力，向我巢无中心区大规模“扫荡”。4月31日，日寇又集中兵力两千，向我巢无中心区第二次大规模“扫荡”。但是，在我根据地军民奋勇反击下，均告失败。

　　在此情况下，保障根据地安全，已成为党政军民的重大任务。各级公安机关根据党组织锄奸保卫的工作部署，积极配合军事斗争，保卫了根据地的安全。公安机关通过各地情报人员，及时搜集敌人调动增减情况，及时通报军事部门；对捕捉到的敌探汉奸进行审讯，获取情报；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同时，加强盘查哨、递步哨、瞭望哨工作，组织民兵和群众，盘查来往行人，进行警戒，严防敌伪传递情报和袭击。当敌伪袭扰时，公安机关组织民兵，掩护群众转移，保障群众携带的财物安全。此外，还配合部队做好坚壁清野、分化瓦解工作。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击阶段。日寇在太平洋战场连遭失败，士气低落，军心动荡，厌战反战情绪日益增长。针对这一形势，公安机关配合敌工部门，调查日伪军内部情况，了解军官思想状况，采取不同形式争取瓦解，促使日伪投诚、起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驻巢北炯炀六铺山据点的日军一个小队二十余人，经过争取之后，由小队长川井一太郎率领，以“扫荡”为名前来投降。

　　含山伪军大队长薛汉昭与团长互相排挤。我方利用此机会，对薛做思想工作。1944年8月，薛率领全大队人马向我投诚。

　　为了不断扩大抗日武装，夺取抗战全面胜利，很多根据地群众把优秀儿女送到我方部队。尤其是1944年，我准备对日寇进行大反攻，各地掀起了参军热潮。

　　我各级公安机关十分重视扩军的保卫工作，在参军运动开始，即派员参加宣传，并对参军青年开展政审，严防奸细混入。对于敌人的谣言，认真开展侦查，宣传参军光荣，并进行辟谣。对迫害军属的犯罪分子，公安机关坚决追查惩办，从各个方面保障了扩军运动顺利进行。

　　此外，公安机关还经常配合部队袭击敌人，有效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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