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为给非洲大饥荒赈灾，

流行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

联袂摇滚歌星莱昂纳尔·里奇，

共同创作了歌曲《天下一家》。

在长达16小时的摇滚音乐会上，

45名歌星接力演绎了这首单曲，

全球共有15亿观众收听这首歌。

一年后，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受此影响，

创作了同为公益主题的《明天会更好》，

60位知名歌手联合录制了这首单曲，

仅港台两地销量，便突破25万张。

受到同样的启发，

1986年，北京首都体育馆，

开办“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

孙国庆、李玲玉、毛阿敏、

韦唯、郑绪岚等名嗓悉数到场。

内地乐坛百位歌手的这次集结，

是为了演唱郭峰的单曲《让世界充满爱》。

而在压轴登场的这首联唱之前，

108位歌手中，将有20位独唱。

其中有一个二十出头没什么名气的小伙子，

名字被列在演唱名单的倒数第三排。

那天夜里，陆续进场的观众和领导们，

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

将用一首歌震撼全场，拉开一个时代的序幕。

他的名字，就叫做崔健。

崔健原名不叫崔健，叫崔建军，

父亲是去过朝鲜的侦察兵兼小号手，

母亲是朝鲜族舞蹈团的一名成员。

1961年8月2日，崔健呱呱坠地，

出生没几个月，就闹了场大病，

连续数天高烧，身体严重脱水。

被父亲送到空政总医院输血的时候，

全身上下连可以扎针的血管都找不到。

情急之下，护士只好一顿“暴打”，

趁着崔健哇哇大哭额头血管突出，

这才在他脑门上扎了一针。

父亲将崔健抱在怀中，

琢磨着该给他取什么名字时，

心想：“你要是早一天出生就好了，

早一天就是8月1日建军节了！”

作为一个老派的军人，他希望在儿子身上，

能继承军队优良的品质和坚毅的荣光，

想来想去，他索性把儿子出生日期改了，

直接改成了8月1号，

然后给了他一个名字：崔建军。

但是，长大的崔建军觉得名字缺乏个性，

于是给自己另起了一个名字：崔健。

两个名字，发音一字之差，仿佛奇妙的隐喻，

暗示着崔健日后会发出怎样的呐喊。

因为父母有频繁的排练、表演任务，

崔健很早就被送进了全托幼儿园。

在幼儿园里，他显得特别不一样，

比同龄的孩子有更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习惯性地去独立观察和思考。

4岁那年，他跟父亲去东四人民商场，

看到一个老头在路上吃冰棍儿，

迅速挣脱了父亲的手，冲到老头面前：

“大爷，这么冷，你还吃冰棍儿？”

老头被吓了一跳，没理他，笑着走了。

崔健扭身又去找他爸，问：
“冰棍儿不是夏天吃的吗？”

15岁那年，社会上有种老式录音机，

崔健特别想要一台，直接跑去找他妈：
“我想买台录音机，你借我464块钱，

我保证以后还给你。”464块钱，

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当妈的看儿子这么认真，真就借了。

崔健喜滋滋地将录音机买回家，

第二天，便好奇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儿，

于是拿来刀子、改锥把录音机拆了。

拆是拆了，但装了一天也装不回去。

晚上父亲回来，崔健本想撒谎，

谎话还没说出口，脸就憋得通红。

崔健父亲曾说：“我儿子就那德行，

宁愿挨打，也不愿说一句谎话。”

崔健12岁那一年，

上山下乡的狂潮仍旧汹涌。

为了不让儿子跑去当农民，

崔健父亲想着让他学一样乐器，

这样便能名正言顺地进文艺团体。

那天，父亲给崔健一架手风琴，

“你把这个练好，以后会派上大用场。”

崔健懵懵懂懂地练习了几天，

最后把手风琴撂在父亲面前：“不喜欢。”

父亲又朝同事借了一支双簧管回来，

崔健坚持吹了两天，又给扔了。

父亲见状，气不打一处来。

就在这时，崔健却拿起他的小号，

费劲地吹了两声，说：“我喜欢这个。”

令崔健父亲深感诧异的是，

身体瘦弱的儿子在小号上，

居然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天赋。

崔健抓起小号没几天，

就能吹出流行歌曲《我爱我的台湾》，

开始没日没夜地练习。

这时，老师找上门来，拿出崔健的作文，

对崔健父亲说：“别让他吹什么小号了，

这孩子有文学天赋，你该让他看书写作。”

崔父一听，动摇了，可崔健偏不：

“不行，我就要吹小号！”

半年后，崔健就在文艺小组吹《长征组歌》，

一年后，更是吹出贝尔曼小号协奏曲。

崔健父亲顿时被儿子的才华给震住了，

那首曲子，多少人吹了半辈子也吹不好，

15岁的崔健却磕磕绊绊吹了下来。

没多久，沈阳文工团来人了，

想让崔健去那边当小号演奏员。

结果崔健母亲一听：“不行，

孩子从小就没在我身边长大，

以后跑那么远我更见不到人了。”

又没过几天，北京文工团来人了，

崔健这下变机灵了，瞒着母亲，

先跟父亲把事情给定了下来。

正要去，学校却又不同意了，

“你们说走就走，像什么话？”

到最后崔健哪儿也没去成，

中学毕业，上山下乡是结束了，

可崔健却成了一个待业青年。

父亲看他整日无所事事，也不催他：

“不想工作你就先在家待着，

待到有了适合你的事你再去。”

直到1981年，崔健考入北京歌舞团，

这才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小号演奏员。

这时候，他身上的反叛性也跟着出来了，

进团不久，他就留起了一头长发，

父亲看了：“你这像个什么样子，

流里流气的，赶紧去给我剪了！”

崔健跟父亲顶了两句，拗不过，

最后跑去理发摊给自己推了个光头，

回家给老爸一看：“这下您老满意了？”

又没过多久，崔健回家的时候，

身后背着一把弦乐器，也就是吉他。

父亲看了：“怎么？小号你也不吹了？”

崔健说：“吹着小号我怎么唱歌？”

那时，崔父用忧虑的眼神望着儿子，

怎么也想不到，儿子会用手边的乐器，

令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年痛哭流涕。

最开始教崔健吉他的，

是个只会三首曲子的蒙古工人。

毋庸赘言，没过半个月，

崔健会弹的曲目就超过了他，

并开始四处求教，花大量时间摸索，

白天在团里吹小号，夜里找地方练琴。

在一次外地演出上，表演完毕后，

崔健跟几个同事在后台休息，

说话间，他顺手抄起吉他，

深情款款地翻唱了那首《草帽歌》。

苍凉深沉的歌声瞬间让空气凝固了，

一个姑娘居然听得掉下了眼泪。

曲毕，身边的同事黑子对他说：
“你小子可以啊，以后有机会上台唱唱。”

但很快，崔健不满足翻唱，

他觉得总是翻唱外国歌曲没什么意思，

于是哆哆嗦嗦地提起笔来，

写下了《我爱我的吉他》和《艰难行》。

同年，他和刘元等六人组成“七合板乐队”，

偶尔搞搞小创作，大部分时间还在模仿。

1985年，崔健录制了一盘《梦中的倾诉》，

1986年，又拿十首歌集结成了《浪子归》。

但这张专辑并没有强烈的摇滚色彩，

更多的是一些乡村和民谣的旋律，

甚至带着一点舒缓、哀怨的小情小调。

那时的崔健，还在发育之中。

要知道，当时在北京地下的摇滚圈，

崔健虽然有名，但还没到首屈一指的地步，

即便在乐队里，他也是三个主唱之一。

虽然出了磁带，但在许多大人眼里看来，

他更像是个没什么正事的“小混混”。

那时玩儿摇滚的，基本上都被父母讨厌，

崔健父亲算是比较宽容的，没给多少脸色。

玩儿摇滚的朋友曹平来家里玩儿，

崔健父母也会客气地留他吃饭。

可有一天，曹平刚敲门进屋，

崔健直接就黑着脸把他叫到了外面：

“今天不在家里，我们出去吃。”

两人来到河堤上，崔健突然说：

“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这两句话，后来成了他第一首摇滚作品，

《不是我不明白》里的歌词。

想当初，中国摇滚圈的人，

有的苦练吉他，有的想做鼓手，

有的把披头士的歌唱得倍儿溜，

唯独崔健一个人选择了走原创。

他每天蹬着自行车去音乐学院旁听，

花了大量时间自学几乎没用的英语，

就是为了弄明白如何写一首曲子。

曹平回忆说：“那时他真是一无所有，

跟父母住在一套老的两居室里，

手边放着吉他、小号、乐谱、磁带，

连吃饭都要去父母的卧室。”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逼仄和窘迫中，

崔健开始了自己穿透性的呐喊。

1986年5月9日晚，

“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

很多人都说那是中国摇滚的诞生之夜。

上台前，崔健觉得穿西服太别扭了，

贝斯王迪指着自己身上的开襟大褂：

“那你穿我这个吧，我爸冬天套棉袄的。”

崔健匆忙换完，挽起宽大的袖子就登台，

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两条裤腿一高一低。

担任伴奏的键盘手梁和平永远记得，

当他在键盘上摁出第一个长音后，

崔健唱出第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

他感到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因为在那个年代，在很多人心中，

这样一个声音被盼望了太久。

崔健开口唱《一无所有》时，

台底下好多人听着都傻掉了。

因为没有人这么唱过歌，

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

片刻安静后，掌声和口哨如雷涌动，

人群的欢呼声一直持续到演出结束。

每个人都对台上这个青年感到好奇，

这个看上去邋里邋遢的小子是谁？

而当时，也有不少人愤然离席，

其中一位是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

斥责演唱会的负责人王昆说：

“你看看你看看，像什么样子！

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一无所有》之后，

首先带来气场改变的是音乐圈。

主流人士对这种唱法不置可否，

地下摇滚圈有人兴奋、有人嫉妒。

崔健在圈子里的地位迅速变重，

以至于当初想跟他竞争的人主动放弃，

连主流乐坛的人也在偷偷唱《一无所有》，

这首歌传到美国，艺术家陈丹青听了，

当即就热泪盈眶，一言不发。

乐评人金兆钧私下拿磁带转录了一盘，

一个朋友来玩儿，他拿出歌一放，

朋友说听不清唱的到底是什么，

金兆钧就把歌词一字一句写下来，

那个朋友读了两三行，嚎啕大哭。

那时，几乎所有听了《一无所有》的人，

第一反应就是震撼，心头血液叠涌，

无怪乎后来黑豹乐队的主唱秦勇说：

“唱完《一无所有》，大家都跟崔健走了。”

随后，崔健多次进北大表演。

第一次去的时候，效果一般，

气得北大才女作家、音乐人刘索拉大骂：

“我对北大的观众失望透顶！”

第二次出现在北大，崔健轻声问：

“北大的学生，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说罢，飓风般的音乐声坠击四落，

整个现场都变成了狂欢的海洋，

学生们站在凳子上疯狂地叫喊。

所有没听到崔健的人都追悔莫及。

于是北大再次找到崔健，要他务必再唱一场，

这一次，三千人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北大学子发疯一般在舞台下狂呼乱喊。

不久后，崔健再次在首体演出，

“北大崔健后援会”也随之登场。

崔健一上台，后援会成员突然起身，

打出标语开始欢呼，全程站着看完演出，

保安多次劝阻也抑制不住他们的热情。

这一幕，成了崔健演唱会司空见惯的场面，

只要是听崔健唱歌，人们就很难不站起来。

以至于很多晚会没人敢排在崔健后面，

因为没谁相信自己能比他更镇得住台。

而在另一方面，在很多主管领导眼里，

崔健的演出实在太具有“煽动性”了，

这是最让他们感到头疼的。

《一无所有》给崔健带来的，

除了赞誉，还有巨大的社会压力。

1987年初，北京交响乐团贴出海报，

以“不务正业”为由将崔健劝退。

年底，曹平帮崔健在北京一所大学张罗演出，

向校方提出要给崔健和乐手演出报酬，

校方党委书记听了，问：“给多少钱？”

曹平想了想，说：“一百元。”

书记大怒：“怎么？刚唱完《一无所有》，

他崔健就想要应有尽有啊？”

甚至在1989年崔健的一次演唱会上，

一位著名笑星听到一半就愤然离席：
“什么东西，不就是一群流氓嘛！”

1988年12月3日，

“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

崔健的获奖作品是《一无所有》，

但他却打算唱一首新歌。

因为规定一个人只能唱一首歌，

崔健就没有带乐手们上台。

当追光打到他身上时，

观众惊奇地发现他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临近结束时，崔健使劲摘下红布，

狠狠地扔在了地上，潇洒地离开舞台。

这首新歌，就是著名的《一块红布》。

第二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

原本这盒磁带几周就可以搞定，

崔健却力求完美，录了整整一年。

最后仅在四川省就订出了40万盘。

正因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

崔健在北展的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

2年前，他的门票也就七八毛一张，

这次演出居然被黄牛炒到20块一张，

尽管如此，依然一票难求。

散场以后，现场座椅被观众踩坏了六十多张，

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许出售啤酒，

所以清场时，地上堆了厚厚的一层可乐罐。

崔健何以能有这样的魅力？

很多人想用一两句话表述清楚，

可是发现自己根本就做不到。

● 导演张元说：“可能就是一种力量。”

● 音乐家梁和平说：“崔健是人性的觉醒，

很多人不是把他当偶像，而是从他身上，

看到了自己，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 美学家高尔泰说：“崔健就像是但丁，

他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启蒙，通过音乐，

达到了其他艺术形式完全达不到的作用。”

● 学者李皖说：“崔健歌曲表达的困惑，

高度契合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病症，

这在任何一个艺术门类中都堪称典范。”

这些评价，都对，但都不全面。

而就在学者和文化人研究和凝视崔健时，

官方对崔健的态度却表现得极为模糊，

直到他开始那场声势浩大的“摇滚巡演”…

1989年7月的一天，

在深圳的一家宾馆里，

崔健和梁和平等人闲聊时，

突然有人说：“明年是亚运会，

我们能不能借此机会，

组织一次为亚运集资的巡演？”

举行一次遍及全国的摇滚巡演，

这是崔健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

如果能成，对中国摇滚的意义不言而喻。

最终，通过各方面的商榷和沟通，

崔健终于得到了这次全国巡演的机会，

一场伟大的摇滚长征正式启程。

这场巡演造成的轰动效应，

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

首站，1月28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

随着崔健一句“大家准备好了吗？”，

成千上万双手跟着节奏一起挥舞，

许多人含着热泪唱完了《一无所有》，

整个会场的空气都在剧烈燃烧。

演出结束后，无数人堵在门外，

只是为了求得崔健的一张签名。

接着，3月17日的河南郑州，

这个全国出了名搞不好演出、

票价从来没敢定到高过10元的城市，

团队把票价定到了12元，依然爆满。

崔健唱《一块红布》时，全场人点燃打火机，

在会场中奋力燃烧着他们全部的激情。

在西安，费翔的演出卖掉6成票，

崔健人还没到，票就被抢售一空。

女大学生闫凯艳，喊得嗓子哑了一个星期，

几年后她毅然退学，考上了艺术学院。

如今，她叫做闫妮。若不是崔健，

她不会下决心走上艺术道路，

也不会出演电视剧《武林外传》。

在成都，姑娘唐蕾冲上舞台狂吻崔健，

她后来成为著名的“成都摇滚教母”，

专门资助新生摇滚乐队演出。

“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肖全，

那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摄影爱好者，

也是在成都遇到了崔健。演出当晚，

崔健用摇滚方式翻唱《南泥湾》，

肖全站在人群中，泪流满面…

这次摇滚巡演带来的深层意义，

直到多年后依然在大地上萌芽…

然而，1990年4月12日，

崔健团队回北京休整，按计划，

将在5月奔赴上海、南京巡演。

可没几天就接到通知：演出就此结束。

而在这之前，便早有人赶到成都，

专门给崔健传达过“三条精神”：

1、不许说煽动性的话语。

2、演出过程中不要下舞台。

3、不要让观众们站起来。

没有人明确地告诉崔健停演理由，

但从这三条指示中已可窥见一斑。

摇滚长征之路就这样中断了，

盈利得来25万元以征税名义被扣。

此后10多年，崔健在北京的演出，

要么被无故取消，要么很难拿到批文。

当《一无所有》拉开摇滚时代的序幕后，

黑豹、唐朝、魔岩三杰相继出现，

直至1994年香港红磡的演唱会，

中国摇滚在迎来辉煌的一笔后，

却又迅速关上了春天的大门，

当初那个令千万人热泪盈眶的崔健，

也在时代的幕布下转过了身去…

充满愤怒、批判和质疑的摇滚乐，

最终没能在时光中汇成一条巨流…

对于无法在北京开演唱会，

崔健从没有公开抱怨过什么。

虽然他再不能像当年那样振臂一呼，

但1990年后，还是干了不少事情。

在唯有港台歌手才能卖疯全场的广州，

崔健1991年的一场演出依旧掀起风暴，

成为90年代《一无所有》最后的呐喊。

而随着大大小小的演出越来越多，

崔健那股较真的劲儿又上来了。

因为电视台和商演提供的设备太差，

呈现的效果根本达不到他的要求，

崔健干脆推掉了各方面的邀请，

数量大约占全国演出的四分之一。

崔健说，90年代末，

自己开一辆桑塔纳去接外国朋友，

那个朋友看了他开的车之后说：
“如果中国最好的摇滚歌手只能开一辆桑塔纳，那说明中国根本没有摇滚。”

崔健听了，笑了笑自嘲道：

“这件事的根本责任在我，

按常理来说，我的确应该成为一个富人，

一个亿万富翁，然后再去带动整个圈子。”

三十多年来，崔健从没说过不接受商业，

但就个人而言，他很少接什么广告代言，

曾经有一款洋酒想找他代言，出价500万，

谈了两个月，各方面的细节都到位了，

最后时刻，崔健还是拒绝了签字。

因为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头像出现在商品上。

崔健希望有外界力量积极地推动摇滚，

但不希望任何因素去腐蚀艺术。

他知道在新时期的浪潮下，商业很重要，

但艺术不能为商业无限度的下跪屈膝。

崔健真正在意的，

还是艺术上的那个“真”字。

2002年8月7日，

崔健在北京发起“真唱运动”，

罗大佑给他敬了一个军礼，带头签名。

随后，崔健全国巡演，四处宣传真唱。

很多好事者见了，都冷笑说：

“崔健完了，自己开始炒作自己了。”

可谁都知道，崔健根本不屑那一套，

就如同郑钧说的：“崔健就是崔健，

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他站在那儿就够了。”

崔健之所以要在“真唱”上下功夫，

一方面是觉得唯有真，才能拯救音乐，

另一方面，是出于对自身的领悟：
“明星在很多人心中，就是个宠物群体，

很多人其实并不把他们当成独立的灵魂，

所以也就对这些明星没有什么高的要求，

我不想成为宠物，真才是个人该追求的。”

在《晓松奇谈》里，

高晓松谈到摇滚圈“老炮儿”时说：
“当年很多摇滚圈的人，如今都是老炮儿，

他们曾经战斗过，如今都变得云淡风轻了，

唯独崔健不是。崔健一开始就是大哥，

这么多年过去了，崔健依然是大哥，

而且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战斗姿态。”

多年来，崔健反崇拜、反偶像，

80年代末，北大学生上门朝圣，他不见，

杨澜的一个同学到他家里拜访他父母，

崔健看了，正眼都不瞧人家，丢下一句：

“我不太喜欢跟外面的人接触。”

93年去石家庄演出，因为拒绝签名，

崔健被一个女歌迷哭着指责。

但他却告诉那些喜欢他音乐的人：

“这种偶像的东西非常讨厌，

它是音乐带来的副作用，是一种病，

如果一个人自己不能尊重自己，

就更没有人能够尊重你。”

崔健拒绝当偶像，

也拒绝被外界的力量绑架。

哪怕这种绑架是“善意、正义”。

2004年，崔健的女歌迷韦志华，

组织起一批同样热心的崔健歌迷，

为一批国民党老兵救助捐赠。

最早的时候，他们使用的集体名字，

本是“北京摇滚乐爱好者”，

但后来跟老兵和当地政府一接触，

索性就用上了“崔健歌迷”，

并在每张宣传单上提到崔健的名字，

更在崔健的音乐论坛里带动更多人参与，

最终为老兵们提供了大量的救助资源。

不久后，“崔健”这个名字，

在老兵群体中家喻户晓，

很多老兵家属也开始感激“崔健”，

连当地媒体都把崔健捧上了天。

可崔健知道后，联系到韦志华说：

“这是好事儿，应该多支持，

但请不要用我的名字。”

很多人感到不解，韦志华则意识到：

“崔健之所以要对这件事说不，

是因为他本就没有做，就绝不攀附。”

在崔健看来，“真”大于一切，

他无数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艺术的真实是不能妥协的，

这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

而该成为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

2005年9与24日，

崔健再一次站上首体的舞台，

举办演唱会“阳光下的梦”。

多年来的“封杀”状态彻底解除了，

当年听他歌的人走进熟悉的场馆，

再一次听崔健唱起《一无所有》，

有的人动容，有的人沉默。

当岁月沉淀，时光匆匆流去，

听歌的人只能在回忆中打量青春。

而与此同时，崔健重回首体那一年，

一档名为《超级女声》的节目引发收视狂潮，

一个新的时代偶像凭借350万张选票诞生。

崔健的愤怒、摇滚的批判，似乎都不重要了。

摇滚乐没能开出当初人们预想的结实的花朵，

而一个崭新的娱乐至死的时代悄然来临…

崔健说现在的自己，

批判性尖锐性比以前强100倍，

但每一次演出，别人口中提起的，

依然是《花房姑娘》《一无所有》…

他有了更为成熟的编曲技巧，

每一次现场都像是一场音乐盛宴，

最新的歌曲总是坚持完美主义，

稍微不满意就全部推翻了重来。

可大众最能够接受和引起共鸣的，

还是他以前专辑里的那些老歌。

一开始，崔健也跟观众较劲儿，

后来，他慢慢理解了观众们的怀念，

也理解一个时代是如何往前走的。

为什么如今崔健再也无法引起狂欢呢？

持续采访崔健多年的王小峰曾说：

“如今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别说是崔健，谁也说不清楚。”

到而今，我们能够做的是感谢崔健，

感谢他曾将中国的音乐带到那样一个高度。

曾经在一个商业晚会上，

崔健应邀到场压轴表演，

就在台下的人反应冷淡时，

崔健忽然说：“大家站起来吧！”

结果呢，台下没有一个人响应。

尽管如此，接下来的每一个小节里，

崔健都力求完美地表演了全部曲目。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2011年的演唱会上，

当他挽起袖子叫观众们站起来时，

再没有多少人像当年那样狂热呼应。

那一刻，崔健知道，在新世界的浪潮下，

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去改变眼前的现实，

但至少，在这个混乱、高速膨胀的世界里，

还可以选择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事情，

选择清醒地观察时代，做一些坚实的思考，

而不是为虚荣和光芒去做任何媚俗的妥协。

北京交响乐团的指挥谭利华曾说过：

“我说不上来什么是所谓的摇滚精神，

但崔健身上，一直有他自己的精神。”

对一个脚踏实地的创作者、艺术家而言，

曾经山呼海啸的辉煌早晚都会成为过去，

但对自我、对艺术的追寻永远不会止歇，

那颗宝贵的、求真的心，始终熠熠闪光。

而高贵的艺术，一如真实的英雄那般，

永远不会被世界的喧嚣所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