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诞生经历了一段漫长曲折的历史，并在1989/1990年世界性的变革之后终于有效地确立了自己的编辑原则并真正成为历史考证性的版本。作者介绍了MEGA四个部分的内容以及各个部分的编辑和出版情况，并以此证明它所采用的新的编辑方式为人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提供了文本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国际马恩基金会；去意识形态化;学术化

　   德国文化和人文科学的一个特点，是将有影响力的诗人和伟大的思想家的文献遗产编辑成高质量的版本留给后世。与此同时，其中所应用的科学编辑方法也同样留给了我们。这种科学编辑方法是由卡尔·拉赫曼（Karl Lachmann）创立的，并经历了以下著名版本的编辑而最终形成自己的体系：魏默拉纳（Weimerana）版的马丁·路德著作，索菲（Sophie）版的歌德著作，以及弗里德里希·白士纳（Friedrich Beissner）创新版的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著作。今天，这些版本中蕴含的科学方法作为编辑学或文本学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同。

　　不过，与上面提到的那些伟大作家及其著作相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编辑情况则较为复杂：马克思曾于1866年2月20日给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写信说，不应该把《资本论》看作政治檄文，而应该看作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1]；但恩格斯最终还是将他们著作的出版看作是党的事务，从而将总共10万多册的文献遗产托付给了自己的两位好友，即正直的党派政治家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和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

　　在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之后，马克思著作的编辑才从政治利益格局中摆脱出来，驶向学术的港湾。朝这个学术方向跨出第一步的是俄国学者梁赞诺夫（David Rjasanov），他的悲惨命运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为人们所知。正如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梁赞诺夫于1938年1月21日在苏联最高军事法庭仅仅15分钟的诉讼审判后就被枪决了。

　　1975年，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和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研究院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尽管这项计划背负着意识形态的包袱并为政治所利用，但它仍然是马恩著作编辑走向学术道路的一个里程碑。

　　不过，这项编辑计划在1989年之后才获得学术化和国际化方面的突破，并实行了以下改革：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学术化和国际化。这是一个艰难、痛苦同时也是使MEGA获得解放的过程。这项改革分多个步骤进行，在编辑方法层面上有：修订编辑准则；摆脱政治管束；将这项计划的规模由164卷缩减到114卷，并且进行数字化创新，将编者的研究工作与排版和印刷技术进行数字化联接。

　　在机构和人员方面实行以下重要措施：逐步建立稳固的学术机构；将MEGA计划纳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科研的长期资助项目中；将出版工作由党的出版社转交给一家享有盛誉的科学出版社；编辑队伍人员的调整，跨越三大洲的编辑队伍组成了一个平等合作的国际研究网络，它取代了不懂学术、等级森严的党组织机构。这个国际研究网络的核心和协调中心便是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MEGA编辑组。

一、MEGA的编辑语言学基础

　　MEGA的编辑语言学基础是几代研究者经过理论讨论和编辑实践确立的，其中梁赞诺夫犹如一块磐石一样屹立在前面。他起草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编辑学原则，并由此——正像开始提到的那样——奠定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学术编辑传统。由于希特勒独裁和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暴政的加剧，MEGA第一版没能完成；先是在柏林，1933年后在莫斯科一共出版了12卷。尽管如此，它仍然算得上马恩著作的第一个学术版本。除了对每一个稿本予以完整收录外——一般以最后一稿为准，还采用当时的编辑技术对手稿和刊印稿中的异文予以列表，并描述文本的成文过程。文本混杂已被禁止：所有文本都遵照原稿以原著语言文字发表，另外对正字法和标点符号也按当时的标准进行通用处理，只是不同于今天的现行标准。梁赞诺夫领导的国际编辑队伍为编辑马恩著作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们对难以识别的手稿进行了编录，对匿名或以假名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作者身份的确认，对个别书信、手稿和摘录的写作日期也进行了准确的辨认。

　　在斯大林死后迎来了一段所谓的政治解冻时期，尽管莫斯科和柏林又重新开始着手梁赞诺夫的编辑计划，但经过了20年，即经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各种论争后，一个新的MEGA即第二版的出版方案才得以实施。柏林和莫斯科的学者受委托制订MEGA的编辑原则，他们吸纳了歌德和布莱希特现代版本中采用的编辑考证方法，并进行了文本学创新，使之为新的MEGA所利用，这也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有关文本形成的原则是其中的关键：不能再像以前总编辑原则所规定的那样，人为地去生成一个自以为接近作者意愿的文本，而是要对文本的最初草稿到最后定稿这一整个文本形成过程予以刊登。受上述思想原则的指导，MEGA新版即第二版有关马恩著作的编辑原则便逐渐形成了。它要求完整地收录马恩的文稿，其充分理由是：只有完整地收录马恩留下的全部遗著，即他们留下的所有手稿、刊印稿、摘录和笔记以及第三者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才能避免对马恩文稿有目的性和倾向性的选择。因此，MEGA也是第一个完整收录马恩遗著的版本——就所留传下来的和科学上可供利用的而言。这样除了已知的著作、文章和书信（第一次收录了第三者给他们的书信），又新收了一系列以前未发表过或者新发现的文章。此外，通过对作者身份的分析，马克思或恩格斯大量作品的作者身份得以证实或证伪。

　　MEGA第二版在结构上沿袭了梁赞诺夫按著作类型划分部类的方法，不过，还特地增加了一个第四部分，以收录马恩的摘录、笔记和旁注。

　　第二版所有文本都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并按原著语言和原著形式刊登，只是保留了正字法和标点符号；这就为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言宝藏、概念世界提供了语言学基础。未完成的手稿则按照作者留下来的写作状态刊登。利用现代编辑方法（理查德·施佩尔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对作品最初的思考提纲到最后定稿的全部形成过程予以呈现。在MEGA资料卷中，类似作曲家乐谱的异文表能使人对手稿到刊印稿这一整个作者亲历的文本形成过程产生形象的认识。异文表不仅使我们可以对作品的每一单个稿本进行分析，还可以对文本的整个形成过程进行分析。由此，我们就可能了解到从前所不知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方式。

　　在这些创新型的文本学原则得到各方认可的同时，MEGA作为整体工程多年来却一直饱受争议。一方面，学术界对柏林、莫斯科、前民主德国科学院和各高校所承担的出色的编辑考证工作充满敬意；另一方面，如大家所知，MEGA第二版在“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攻势”这个框架范围内被赋予了政治功能——今天还能超现实地感受到的那些年里的宣传阵势。一位主要当事人在回顾时评论道，从中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条同科学要求、编辑责任和合理性目的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段评论也道出了我的感受。每个编者长期承受的这种内心冲突直到1989年之后才得以化解。

　　1989年和1990年的重大政治变动再次危及到这项计划，但它同时也开启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新机遇——这可以用我在开头提到的概念“学术化”和“国际化”来表述。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首先争议的问题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终结之后，MEGA工作还能否继续进行以及是否有必要继续进行。这里，存在着三种选择：中止其事、另起炉灶或者在对已出版各卷和待版各卷进行全面修改和重整之后再将项目继续下去。

　　东西欧的学者对两个失败的共产主义执政党过去的这一形象工程实行了全面改革，并且引导它驶向学术港湾，即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这种转向被许多学者称作奇迹。

　　1990年10月，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旗下的马克思故居与先前的两个主要出版单位共同发起，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国际马恩基金会的创办者立足于科学共同体的团结，由于获得日本学者史无前例的资助而如虎添翼。国际马恩基金会拥有MEGA的发行权，自此便以国际合作的方式继续从事MEGA这一学术版本的编辑出版。

　　1993年，在哲学家迪特尔·亨利希（Dieter Henrich）的主持下，MEGA接受了一次国际评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学委员会根据学术评估的结果，建议将MEGA编辑计划纳入学院项目。这样，马克思著作的考证编辑在它动荡不安的历史中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家园。经过漫长的协商过程，学院出版社终于在1998年11月从卡尔·迪茨出版社手中接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出版工作。

　　1990年国际马恩基金会成立之际，MEGA已出版了34卷，此后基金会又接着出了24卷。我们在出版数量上定下的目标是：每年至少出版一卷，可能的话出版两卷，还要通过再版来保障已出卷次的供应。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在1998年之后总共新出版了18卷，并对已出的三卷进行了重印，此外，2003—2008年还出版了六卷《马克思恩格斯年鉴》。

　　正如马克斯·韦伯、约瑟夫·熊彼特以及其他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家一样，马克思也未能完成自己的经济学巨著，而只是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的几个版本。《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是由恩格斯从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大量手稿材料中整理编辑出版的，因此《资本论》的真实性至今仍然备受争议。鉴于这种情况，国际马恩基金会制订了以下研究策略和出版战略：首先完成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工作。自1998年起，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雷吉娜·罗特，有时还与日本和俄罗斯的同仁——其中主要有大谷祯之介（东京法政大学）、大村泉（仙台东北大学）和柳德米拉·瓦西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合作，共编辑了五卷（第二部分第11、12、13、14和15卷），这样第二部分（第4卷第3分册除外）就基本完成了。莫斯科同事拉里莎·米斯凯维奇去世后，未编完的这个第4卷第3分册只能暂时搁置，这一册将收录马克思为《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撰写的、以前未发表过的15个手稿，它们将在今年年底与明年年初与读者见面。有一点往往强调得不够，那就是MEGA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了所有马克思撰写的手稿和恩格斯的编辑稿以及保存下来的全部刊印稿。第二部分收录的大部分是首次发表的手稿，主要收录在第11、12和14卷。保存下来的与《资本论》有关的文稿篇幅庞大，产生于各个不同时期，就篇幅和作用而言也各不相同：除少数为《资本论》多个篇章写的总手稿和草稿之外，第2册和第3册的开头部分也有多个稿本，还有作者就单个主题写的手稿以及在收集资料时所做的札记，它们产生于1863—1881年。此外还有编者恩格斯于1883—1894年完成的编辑文稿，也就是为第2册做的编辑稿以及为第3册做的几个不同类型的编辑稿。恩格斯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的第2册和第3册的刊印稿分别收录在 MEGA第二部分第13、15卷。该部分第12卷首次发表了由恩格斯编辑的编辑稿，它在刊印稿与马克思写的第2册手稿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是恩格斯经过多重挑选和复杂加工才完成的。第二部分第12、13和15卷的资料部分提供了以前未曾有过的这些文稿与作为该文稿基础的马克思原手稿（被编在第二部分第4卷第2和第3分册以及第二部分第11、14卷中）之间的相互联系：“文稿出处索引”标明恩格斯为编辑刊印稿所采用的段落取自马克思的哪个手稿；另一个索引汇集了恩格斯重要的内容补充（第二部分第15卷），还有一个索引标明了作为刊印稿蓝本的恩格斯的编辑稿与马克思原手稿之间存在的文本差异（第二部分第12卷），最后，“章节划分比较”则介绍了各个版本在结构方面的变化。

　　正如各个卷次的编者以编辑人员特有的字斟句酌的谨慎态度在其评注和相应研究报告中指出的，这些做法为重构《资本论》的成文过程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渠道。马克思留下的未完成的著作第一次可以脱离它们的第一阐释者恩格斯而加以研究，而这一点也许就是关键。有关问题诸如马克思的研究过程是具有连续性还是非连续性，他作品留下的空间是具有开放性还是人们所臆想的完整性，这些都可以作为新的议题。上述新出卷次中编辑考证方面的论据可能会使并最终将使那些竭力想为马克思尚未终结的研究做一个公正阐释的尝试有一个结果。由于这样的文稿片断大多数没有被恩格斯收入刊印稿，而今在MEGA中首次发表了，所以可以进行分析研究了。同时人们还能依据清晰的文本线索从总体上分析恩格斯对文本解读的影响并借此回答那个争论了几十年的问题：恩格斯的刊印稿是否正确地再现了马克思的思路。

　　不用事先研究就可以断言，马克思的手稿稿本与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版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我们的编辑同事指出，马克思的手稿与恩格斯的表述重心有区别，例如在探讨利润率下降趋势以及它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影响时，马克思手稿中的各个算式表明，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未最后成形，而恩格斯的刊印稿则对人们起着引导作用并对解读过程形成强烈干预。恩格斯对计算错误的纠正也影响到人们的解读，这样，再生产模式不再以马克思原来的探求方式而是通过恩格斯修订后的表述方式把扩大再生产视作均衡增长。现在，通过手稿与刊印稿的对比终于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论》第3卷中有关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思想是怎样通过恩格斯的编辑安排而得到了强化。

　　上述这几个例子已经表明，随着MEGA第二部分的完成（上述未编完的第二部分第4卷第3分册除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将获得一个新的基础。由于这些卷次的出版，人们展开了对马克思经济学重新评价的讨论，德语区有诸如米夏埃尔·亨利希（Mechael Heinrich）这样的阐释者，在国际上亦是如此，新近出版的《再读马克思。考证版带来的新视角》都传递出这方面的信号。

　　我们在把重点放在完成MEGA《资本论》部分的同时，也加快了编辑第一部分卷次的步伐。随着我们的同事于尔根·海勒斯（Jürgen Herres）及其忠实协助者理查德·施佩尔（Richard Sperl）、罗斯玛丽·吉泽（Rosemarie Giese）和德特勒夫·马尔斯（Detlev Mares）编辑的第一部分第21卷的问世，一项十分艰巨且耗费精力的工作终于圆满结束。MEGA第一部分第21卷反映了马克思从1867年9月至1871年3月这段时间在国际工人协会（IAA）中的活动。为了反映这段史实，我们不但发表了马克思本人的文章以及对它们的当代评述，而且刊载了总委员会的168份会议记录。马克思政治上最为活跃的时期除1848—1849年革命外，就当属国际工人协会（1864—1872年）这段时间了，它被视作马克思政治生涯的高峰期。19世纪被人描绘成全球化形成的时代，鉴于此，我们理当去关注国际工人协会以及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第21卷的编辑人员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文章、发言稿以及草稿置于欧洲反对派运动这一背景之下，从而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活动与政论活动成为这场运动中交流协商过程和反思过程所固有的组成部分。

　　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由于蕾娜特·默克尔-梅利斯（Renate Merkel-Melis）（第一部分第30、31卷）和佩尔·柯斯林（Peer Ksling）（第一部分第32卷）这两位同事对编辑工作的积极参与，第一部分后面几卷的工作即恩格斯1886年10月—1895年8月的晚期著作才得以编辑出版。我们在工作中一致努力的方向是：一方面厘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期创作阶段的著作、发言稿以及他们为再版著作写的序言和跋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则从今天的认知水平出发，为诸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部分第30卷）这样的经典著作撰写准确、客观的评注，使其不再受政党语义的束缚，克劳迪娅·赖歇尔（Claudia Reichel）、 汉诺·斯特劳斯（Hanno Strau）和 克里斯蒂娜·魏克韦尔特（Christine Wekwerth）几位同事对这部分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对MEGA书信部分的几点看法

　　请允许我对MEGA书信部分谈几点看法：在手写书信已被互联网和手机取代的年代，如果还要费尽心思地去进行书信的编辑出版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出版社的清单和报纸上的讨论所提供的事实恰恰相反：编者们耗费心力出版的书信的发行量十分巨大，由于受读者欢迎而一直销量可观。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几年前祖尔坎普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六卷本的瓦尔特·本雅明书信集，与此同时，费舍尔出版社出版了弗兰茨·卡夫卡1900—1912年的书信。尼采与奥弗尔贝克夫妇之间的通信往来能与读者见面则要感谢梅茨勒出版社。在魏玛，赫尔曼·伯劳斯继任者出版社发表了莱辛写给新娘埃娃·柯尼希的情书。但值得书信出版业界特别关注的应该是汉勒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的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通信资料：这部通信集完全根据今天的编辑学标准按原著文形式发表。这种做法在某些方面不一定会让读者感到愉快，因为这部通信集无情地暴露了贝多芬在正字法和标点符号方面存在的问题。贝多芬的书写令今天的读者觉得不可思议，贝多芬对概念和名称的写法很不规范，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写错，贝多芬《不朽的情人》中的一段文字便是很好的例证。

　　最近在书信编辑方面还有一项重大成就，这就是我要向大家推荐的、由柏林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特奥尔多·冯塔纳与妻子埃米莉之间的通信集。从他们的通信中，我们可以欣赏到一幅不同寻常的时代风俗画，其中有编者所熟知的一个历史文化细节：为了防止偷盗，冯塔纳像恩格斯一样把一个英镑券分成两截，等上半截安全到达之后，他才寄出下半截。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普鲁士使馆的邮差怎样走私酸黄瓜，大衣、羊毛和李子酱的售价是多少，以及巧克力面饼是怎样制作的。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在150年前，从柏林发出的邮件不到两天便可抵达伦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与欧洲几乎所有国家以及美国的2000多人有过通信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传下来的通信有14400封，它们在MEGA第三部分中被编辑成35卷。更换出版社之后，主要由莫斯科同事编纂的第三部分共四卷不再把第三者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作为特殊部分放在附录中发表，而是把马恩写的书信以及第三者写给他们的所有信件一起按年代编排。通过把所有通信者的信件按年代顺序同等刊载，书信交往的对话性特征才显现出来。这种编辑方法为读者提供了许多方便。因为事情从现在起简单多了，例如可以由此弄清马克思和他的诗人朋友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有关党的原则与艺术自治之间紧张关系的整个争论过程，这场争论最终导致两人决裂。^[2]

　　斯蒂芬·茨威格在告别人世之前留下了一封珍贵的书信，这封信在控诉这个苦涩世界的同时，也透露出作者高尚的人格，这是一封充满艺术气息的书信。书信这门艺术在茨威格看来似乎走到了尽头，茨威格认为，报纸、打字机和电话正危及书信这门艺术；那么他将怎样看待当今的电脑和互联网呢。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到，一种媒体不会简单取代另一种媒体：电视不能消灭电影院，录音带无法取代音乐会，而摄影更不会使绘画逊色，文本和图像的数据传输就更不会让书籍消失了。就像以前人类通常所经历的那样，我们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会因为做一件事就放弃另外一件事，即总会在新的媒介与传统交流形式之间找到折衷办法。我之所以抱着这种天真的乐观态度，是因为从他人的书信中总会窥见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就像一个人戴着隐身帽坐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聆听房间里的人在说些什么；谈话的人如果知道另有他人在场是决不会说这些话的。因此，我认为没有人会放弃欣赏书信的兴趣。

三、小 结　　

　　我们在MEGA第四部分各卷次中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录与笔记，以展现他们著作各个新的侧面。激发马克思科学兴趣的有著名的学者，但也包括在科学编年史中鲜有记载的作者——这些著作家的原著在今天只有少数专业人士知道。第四部分第12卷的评论者在《新苏黎士报》上著文提请人们深思，他认为可以把MEGA第四部分“理解为思想史的一面世纪镜像。单是那些思想著作以及各类背景的作者就像展示廊一样给人以丰富的启迪，而马克思的求知欲则令人印象深刻。如果考虑到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收录了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数学、生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札记的卷次，便可度量出马克思在总体思想过程中所做的巨大努力；其结果是看到一个以前阅读中未曾见过的马克思形象：他是最后一个广博的学者——这样的马克思作为单独的个体必然受挫于汗牛充栋的材料中”。我们为此出版的第四部分第26卷通过马克思在地质学、矿物学、农业化学方面的研究将为上述观点提供新论据。

　　我现在做一个总结：我们计划中的114卷现已出版了58卷。预计2011年将完成《资本论》部分，这样一来，这个项目的重要部分就算完成了。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完成第一部分即“著作”部分，而这部分的工作重点是那些收录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的未编完的卷次，未来几年主要编辑第一部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第7卷（大部分是《新莱茵报》时期有关1848年革命的政论文章）、第一部分第16卷（《纽约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上发表的政论文章和百科条目）。与此同时，我们还将与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以及哥本哈根、维也纳和不来梅的同仁合作，完成书信部分其他卷次的编辑工作。而对于第四部分（摘录、笔记和旁注）我们将继续沿用以前的方法：首次发表那些在科学史以及专题方面有着特殊意义的文稿和材料，向读者展现马克思著作的各个新的侧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

　　[2] 参见费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60年2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载MEGA第三部分第10卷第320页。

（[德]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秘书长；黄文前、金建译，朱毅校，译校者单位：中央编译局）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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