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文章介绍了白晓燕被绑架和撕票的经过、白冰冰作为母亲营救女儿的过程，逃亡中的绑匪所犯下更多的案子。这个“台湾第一命案“将在这一篇里落幕，我也会更仔细地谈媒体在这个案子里的负面角色及影响。

1997年11月17日，在案发7个月、并历经了几场枪战后，林春生、高天明、陈进兴等三个主要凶嫌只剩下陈进兴一人还活着。

孤掌难鸣了吧？各位看官，且慢下定论。

落幕：绑架南非大使 

11月18日，陈进兴侵入位于台北市北投区的南非大使官邸，劫持南非派驻在台湾的武官卓懋祺及其家人：太太安妮、22岁的大女儿梅兰妮，12岁的小女儿克莉丝汀，以及一个7月大、他们照顾的婴儿查克。

先介绍一下查克宝宝。媒体报道里没有多提这个宝宝，而卓懋祺的回忆录里只简单介绍是“我们抚养的一个中国小男孩。”

我唯一找到一个稍微详细的解释是：查克是台湾人，有个可怜的身世，在案发的下个月就要被卓懋祺夫妇的朋友带到美国去“抚养”，在这之前请安妮代为照顾。

卓懋祺夫妇还有一个19岁的二女儿，在南非航空工作，案发时不在台湾。

案发前几天，陈进兴已经开始在台北市北投区埋伏与跟踪。他盘算好了要绑架外国人，因为这样比较有影响力。这一区，住了很多外籍人士，而且地形特殊，有助于逃避警方的追捕。

这天天还没暗，陈进兴就潜入行义路154巷20号的房子。他锁定的目标是一对住在这里的年轻夫妇，但是，左等右等，天都黑了，人还没回来。

失望离开之际，他看见一辆墨绿色丰田轿车挂着“使”字的车牌，缓缓驶进巷子。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陈进兴躲在暗处，看着车开进154巷20号隔壁房子的车库。车库门关上后，一切归于安静。他潜回20号，并从20号翻墙进入22号。

那一对住在20号的年轻夫妇：先生临时到南韩出差，妻子顺便回美国度假，刚好躲过了一劫。

这天晚上7点，卓懋祺下班回到家、停了车、锁上车库门，在三女儿克莉丝汀的钢琴声中上了二楼。克莉丝汀边弹琴，边给了她爹地一个飞吻。他继续上三楼，跟太太安妮、大女儿梅兰妮打了招呼后，换下西装，穿上家居服，从安妮手里接过查克宝宝，坐在沙发上逗他玩。

卓懋祺与查克

没一会儿，克莉丝汀神情慌张地上楼来，接下来这一幕让大家都惊呆了：一个陌生的男人，一手绕过克莉丝汀的脖子，另一手拿着一把枪口已隐沒于克莉丝汀长发中的枪，抵住她的脑袋。

他身材壮硕、头发蓬松、满脸胡须，还一身脏兮兮。

陈进兴

克莉丝汀声音颤抖着：“爹地，他就是最近电视上一直报道的那个……”

陈进兴掏出一个打开的手铐，示意卓懋祺戴上。卓懋祺把查克交给安妮，站起身来。

受过多年军事训练的卓懋祺，知道这时是展开反制行动的大好时机。但是，顾忌着一旁的家人，他二话不说立刻照做。

将卓懋祺的双手反铐之后，陈进兴让他们全家人坐在沙发上，并掏出几卷黑色的电线，牢牢绑住卓懋祺的双脚。克莉丝汀和梅兰妮也被双手双脚反绑。

轮到安妮时，她对着陈进兴说：“No!” 坚决拒绝被绑双手，因为她必须照顾查克宝宝。陈进兴也只好答应，只捆绑了安妮的双脚。

捆绑完毕，陈进兴用浓浓的台语腔调对他们说：“Sorry！”

媒体报道里有刻画了很多陈进兴对人质不停道歉、对进屋跟他谈判协商的检察官及律师下跪道谢的场景。这些行为可以让我们对他的性格窥见一二。

卓懋祺一家居住的这栋5楼洋房，每一层楼都有2到3个房间。一楼是车库；二楼是休息室、厨房、和洗手间；三楼是客厅及书房，而四楼和五楼是包括主卧室等房间。主要的挟持场景在三楼。

卓懋祺家外

一开始，陈进兴向警方报警还没人相信。最后，是先前约好在卓懋祺家见面的地毯业务员来访时感觉有异，才报警成功。

对陈进兴而言，外国人就是美国人。他此后才明白原来他挟持的是南非人。虽然不是美国人，但是是大使一家，陈进兴也满意了。

他的这条命迟早留不住，这点陈进兴了然于心。在他后来的许多陈述里，他说自己作恶多端，落网是迟早的事。警方会不计代价地逮到他，甚至击毙他，让他连上审判台的机会都没有，就像高天明和林春生的下场。

所以，他选择孤注一掷。

他知道，绑架外国人，这个脸台湾政府是丢不起的。所以他或许还有点机会在死前提出他的诉求，甚至当局还必须听。

除了要求警方不可攻坚，陈进兴还要求立即释放其妻张素贞以及妻舅张志辉，并让他们接受公平的审判。我在上一篇提到，这两人已被判刑，但陈进兴声称这两人的供词是被逼供而来的。

根据卓懋祺的回忆录，刚开始警方不顾人质的危险，潜入屋内，向屋内射击。陈进兴怒不可抑，双方随即展开枪战。整个枪战过程，陈进兴把梅兰妮押在前面当挡箭牌。

卓懋祺的回忆录

这个行为再次证明，陈进兴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可以牺牲一个无辜孩子的性命。

枪林弹雨中， 陈进兴误触板机，击伤卓懋祺及梅兰妮。他在屋内大喊：“有人受伤，赶快叫救护车！“ 刑警大队队长侯友宜进入官邸现场，将受伤的卓懋祺及梅兰妮背出来送医。这时约晚上10点10分，第一波攻击结束。

梅兰妮、卓懋祺、安妮在医院里（从左到右）

这场枪战至少在屋子里留下了 100颗弹壳。

枪声虽消停了，但紧张恐怖的气氛却不曾散去。在这异样的安静中，法新社的记者无意中得知卓懋祺家的电话，便打电活来想得到第一手消息。

这可是个外国记者。这下陈进兴来了劲，对记者打开话匣子。他重复了他的诉求。在挂上电话前，陈进兴坚决表示，他不会活着离开那栋房子，也不会释放安妮和孩子。

法新社记者立马将陈进兴的诉求告诉警方，并在半个小时内透过国际新闻网向全世界发布这篇采访报道。

通过法新社，一堆台湾的报社和电视台得到了官邸电话。不久后，《联合报》记者拨通官邸电话，在被安妮告知她们三人的平安后，要求安妮把电话交给陈进兴。这个电话采访，据说长达2个多小时。

接下来一直到隔日清晨5点多，台视新闻主播等其他许多记者，打进一通接着一通的采访电话，问尽所有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问题，占着这热线电话。

陈进兴很乐意接受采访。安妮和孩子们则在他的眼皮底下不远处打地铺：在枪口下、陈进兴的侃侃而谈声音里、门外警车一闪一闪的刺眼排灯亮光中、身体心理的无比疲倦与心神不宁下打盹儿。她们一会儿睡、一会儿醒。

半睡半醒中，安妮听到一阵男人的歌声。原来是超视女主播居然要求陈进兴唱歌给他的两个儿子听。而他也没拒绝，竟然当场唱起世界民谣催眠曲，以及台湾儿歌“两只老虎。”

第二天：逐渐松懈

前一晚，在不同的时间点，安妮和克莉丝汀都被松了绑。尽管如此，绝大部分时间里，陈进兴还是要求她们待在三楼，在他的看管范围之内。

他必须时刻待在三楼看守人质，因为房子的其他楼层有可能被警方所控制。事实也是如此。这一夜，警方的霹雳小组干员埋伏在楼下厨房，以及楼上的主卧室，只因人质安全的考虑而不能进攻。

陈进兴似乎因为误伤了卓懋祺和梅兰妮感到抱歉，而答应几乎所有克莉丝汀和安妮的要求，例如同意她们到楼下上洗手间、给宝宝冲牛奶、厨房里拿了酸奶当早饭（还递了一瓶给陈进兴，虽然他没接受）。

第二天早上，克莉丝汀趁着陈进兴答应她到一楼车里拿手机时，居然打开车库的门。她想知道外面是什么状况，便按下车库的电动控制钮，等待铁卷门缓缓上升。

空荡荡的街道一片死寂，此时记者们都躲在附近建筑物的屋顶和阳台上。听到铁卷门被打开的声音，所有的警察都四处找掩护：有的躲在墙后，有的趴在警车后面，进入备战状态。

铁卷门上升到一半，克莉丝汀按了停止钮，弯着身走了出来。

她发现自己被一排武器对准着：自动步枪、来福枪、散弹枪等。而当警察们看清眼前是个12岁的小女孩时，个个表情由极度紧张转为讶异。

大概是已经习惯了被抢指着，克莉丝汀只是冷静地说：“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救我们出来？他（陈进兴）挟持了我们12个小时，而你们除了开枪和激怒他之外，就没有办法了吗？”

一个警察从车后走出来，用英语说：“别担心，我们自有计划，只是目前忙得不可开交。你别回去了，这儿才安全。”

经过一夜一连串事件，克莉丝汀对警察的信任已大打折扣。她坚持要回屋里，“不然他会杀了我妈咪。“

她接着说：“你们最好赶快行动，让我们早点离开那儿。”说完她钻回铁门内，关上车库门，留下满脸错愕的警察们。

这时，陈进兴已在楼上气的大吼：“赶快给我回来！“面对陈进兴的怒气冲冲，克莉丝汀只是笑了笑，把手机递给了安妮。安妮立刻拨电话给在医院里的卓懋祺，克莉丝汀还兴奋地告诉她爸爸：“Daddy，我当侦探了耶！“

卓懋祺一家（克莉丝汀在前排中间）

陈进兴在采访的最后终于表示愿意与警方展开谈判。于是，挟持了14个小时，谈判才缓缓展开。

前一晚深夜，张素贞由她的母亲陪同，从看守所被押到现场的临时指挥所。

早上10点40分，在陈进兴的同意下，张素贞进入屋内，陪同的是一个身份神秘的“陈太太”，据说是张素贞的闺蜜，也有传闻称她跟政府官员关系良好。有媒体猜测，陈应该不是她的本名。

张素贞带了个包包，里面有她为陈进兴准备的食物，以及一台小小的随身听。

他们坐着：陈进兴盘腿坐在地上，其他人在沙发上。安妮、克莉丝汀、陈进兴吃着张素贞带来的三明治。

张素贞还带来了一份当局的协议书。

根据卓懋祺的回忆录，张素贞的出现确实缓和了气氛。陈进兴开始与她不断地交谈，包括讨论那份文件。安妮与英语流利的陈太太聊着陈进兴夫妻的事，边逗弄着查克宝宝。

克莉丝汀则上楼回她的房间休息，却又睡不着，好奇着外面的状况，她又跑到她房间的阳台上，看到自己再次成为所有目光和摄影机的焦点。

上午11:50分，在门外的刑警大队队长侯友宜从张素贞手里接过查克宝宝，走出官邸外，现场响起一片掌声及欢呼声。

刑警大队队长侯友宜与查克宝宝

谈判的内容大致如下：

首先，协议书中保证，检警双方承诺重新深入调查所有人包括张素贞、张志辉在白案中的涉案程度，而调查过程中若有新的证据，会加以重审。

律师谢长廷应陈进兴要求于下午12:40分进入官邸。陈进兴、张素贞、以及谢长廷三人讨论张素贞被刑求的事实及过程。根据谢长廷的回忆录，他给这个对话录了一卷录音带。

谢长廷答应为张素贞辩护，同时试着说服陈进兴投案。之后，谢长廷也在电视上公布，监察委员叶耀鹏将出面调查警方是否有拷打、凌辱张素贞的事实。

为什么谢长廷答应为张素贞辩护？他自己简单地这么说：“我曾经是政治犯，所以很了解陈进兴对法律的观点。”答应为张素贞辩护，谢长廷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包括白冰冰对他的不谅解。

 谢长廷回忆录

根据安妮的说法，谢长廷现身后，事情才真正有了转机。

陈进兴在下午四点答应释放其他人质。

4点30分，克莉丝汀独自被释放，但她坚决要和妈妈在一起。安妮和谢长廷费了好大功夫，坚决保证顶多一个小时，安妮就可以与她团聚，她才不情愿地离开。

5点20分，陈进兴表示愿意投案，但还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一下。半小时后，他交出他身上的2把手枪，让谢长廷把枪带出官邸。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都在等待陈进兴承诺的投降。这段时间对卓懋祺一家人非常难熬，凶嫌不投降，谁都没把握事情会怎么发展。而陈进兴反反复复，谁也拿他没办法。

晚上7点多，陈进兴又提出和TVBS 总经理李涛进行电话连线。在两个人50分钟的对话里，陈进兴对台湾警察的腐败大肆批评。他慷慨陈词：“我们必须改变整个警察体系！谁允许他们可以折磨、凌辱无辜的人呢？“

那谁又允许你绑架、切指、殴打、强暴、谋杀女性，为了你家人的利益挟持人质呢？这两码子事不能相提并论，我们可以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就拿别人的生命来当筹码吗？

近8点时，陈进兴走出官邸，戴着手铐，而张素贞倚着他。长达七个多月的白案缉凶行动，终于正式宣告结束。

陈进兴（左二），张素贞 （左三）

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谈一些其他主题。例如，有媒体报道，陈进兴两个儿子也在第二天下午进入官邸。也有人问，张素贞和张志辉到底有没有被行刑逼供？陈进兴在投降前要求和张素贞独处一小段时间，大约15分钟，也有媒体做很多揣测。

另外，卓懋祺一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在事件过程和事后都对陈进兴很宽大，例如安妮阻止他自杀，克莉丝汀画给陈进兴一张十字架的图，传达宗教的爱。卓懋祺夫妇事后还去监狱里看望陈进兴。这些体现了他们的信仰。

克莉丝汀画给陈进兴的图

1998年1月22日板桥地方法院对白案作出判决。

审判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陈进兴主要涉及的案子，二是张素贞、张志辉等12个次要嫌犯。陈进兴的判刑比检方求处更重，而其余次要嫌犯都比检方求处判刑轻了很多，而白冰冰的民事赔偿诉讼则被驳回。

陈进兴被判处5个死刑， 2个无期徒刑，以及59年6个月有期徒刑。

陈进兴的妻子和妻舅判决无罪，引起了高度争议。白冰冰接到两个电话是一女子打的，相信存在一个女性从犯，所以她对这两人被判无罪非常愤怒。白冰冰的委任律师也很惊讶，并全部提起上诉。

侦办此案的检察官对此判决也很不满意，也提起上诉。

同年12月24日，在白案仍然有共犯细节待厘清，以及陈进兴还涉及其他重大刑案等因素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二审判处陈进兴3个死刑，而陈进兴的妻子和妻舅依然无罪。张素贞被判无罪引起了社会骚动，很多人表示不满。

陈进兴于1999年10月6日枪决伏法，时年41岁。

林春生、高天明、陈进兴三人更新了台湾的犯罪史，而这起案件除了对社会影响重大，更成为新闻媒体伦理标准的第一负面教材。

案发期间，媒体的报道方式及行为，包括全程跟踪采访、粗暴的大标题、纵容罪犯操纵媒体等，不但侵害受害者及其家属隐私、二次伤害受害者家属、妨碍警方侦查办案，更闹剧似的将罪犯英雄化。

白冰冰后来在回忆录里曾说，报警是她在慌乱中做出的错误决定。解决绑票事件的关键第一步在于：所有的对策都必须秘密而慎重地计划以及进行。

白冰冰事后认为她应该保持冷静，不张扬此事，回家等待嫌犯的消息，深思熟虑后再采取行动。

不过，孩子被绑架了，父母大都是慌张而六神无主吧？而且，不是都说了警察是人民的保姆，是保护民众性命财产安全的英雄吗？

在这个案子里，报警的行为很明显地惹怒了绑匪。不过，被绑架了真的不应该报警吗？这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如果绑匪的动机只是钱财，他们极可能在取得赎金之后放回人质。例如这三名绑匪在逃亡期间犯下的另外两起绑架就是这么结束的。这时，只要家属配合，不过度张扬，人质很有可能安全归来。

在新闻自由的保障下，新闻出版界有采访、报道、出版，以及发行等的权利，而公民也有知情的权利。刑事新闻的记者们一般都会得知刑事案件的消息，但是会和警方保持默契：保护人质安全为最高原则。各家媒体在尽力取得最新信息的同时，会等待合适的时间点发布。

也许，著名艺人的小孩被绑架，这新闻实在太大，媒体禁不住诱惑。

于是，即使白冰冰苦苦地哀求：“拜托，不要写，不要写，真的不要写！”《中华日报》和《大成报》仍然在案发第二天的4月15日便报道了白晓燕被绑架的消息。

《大成报》后来发现可能会危及人质安全，便设法追回一万九千分印刷完并已经运出的报纸，但仍然有200多份分送出去，无法追回。《中华日报》南版以小篇幅报道白案，最后南版总编辑在指责中下台。

4月23日，《第一报道周刊》杂志在封面以下列标题“白冰冰重演七年噩梦，茶饭不思，捶心肝168小时”详细叙述案情。这时，绑匪已经四天没有联系白冰冰。这天傍晚，白冰冰才终于接到绑匪电话。

杂志一出刊，愤怒的母亲哭着向新闻局长投诉，警方立马四处搜购这本杂志，希望不要惊动绑匪。

在记者会上，白冰冰痛心地对媒体说：“你们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

4月26日凌晨，警方公布案情后，媒体终于可以对案情进行肆无忌惮、巨细靡遗的报道。

白晓燕确认遇害后，TVBS与《自立早报》刊登了被害人裸露的照片，而《中国时报》 也刊出惨遭凌虐的尸体照片。

这是对受害者的不尊重。对家属而言，自己的小孩受到这种遭遇已是万般残酷的折磨。媒体再把一个花季少女如此可怜不堪的一面留在公众视野及记忆里，是不是太过无情？

当晚的电视采访中，这位刚刚失去女儿的单身母亲含泪说了一句：“我孤儿寡母，你们不能那样欺负我。”

这是个很需要媒体以及民众共同反省的案例。

为什么媒体觉得他们必须用这种方法求生存？刊登及时信息甚至尸体照片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吗？如果是，社会及民众对新闻媒体的期望是什么？ 

记者围堵跟踪的采访方式也在侦查缉凶过程中，对警方及受害者造成很多困扰。

在追捕过程中，警方与绑匪多次发生枪战。例如在台北五常街时，不少摄影记者为了抢到第一手“精彩”镜头，不顾自身安危地混于警方中。

警员都穿了防弹衣，但是记者可没有这些装备啊！

说来也是辛苦，谁愿意为了一份工资出生入死呢？

能够理解记者的难处是一回事，但万一记者受了伤，是谁的责任呢？警方不但要和绑匪枪战，还得分神把记者推出现场。这不是给警方办案添乱吗？

据报道，在五常街和石牌的两处枪战，警方就是因为必须顾及记者安全，才导致陈进兴等人一次次的逃脱。

在挟持人质现场，卓懋祺以及女儿梅兰妮在枪林弹雨中受伤，警方好不容易把他们安全带出官邸，官邸外却因记者及采访车围堵，导致救护车无法靠近现场。

后来，还是警方故意放出错误信息，让记者们一窝蜂地去了另一个医院，卓懋祺和梅兰妮才得以顺利就医。只是，媒体记者们很快地便取得正确信息，继续以各种方式轰炸卓懋祺。

卓懋祺、查克、安妮（从左到右）

躺在医院里的卓懋祺，开始接起响个不停的电话。这时，不仅台湾媒体，南非媒体也多了起来。他对南非的媒体来者不拒，他说，“我知道这些人除了关心我们安危，也十分“饥渴”，对于任何一条新闻都不想放过，因此我只能竭尽心力地把我所知道的真相告诉他们。“

尽管如此，回忆录里的一段话仍然记录了卓懋祺的愤怒：“在我眼中，这些记者就像非洲大草原的野狗一样，这种全世界最残暴的掠食者一旦瞧见了猎物，对方就难以活命。他们逮到对方后，会用森森利齿把对方给生吞活剥，并将对方的肉一片片活生生地给扯下。”

媒体与罪犯的相互利用

记者一整夜轮番上阵打电话采访陈进兴的现象，与其说是媒体自愿被罪犯操纵的结果，不如说是媒体与罪犯的相互利用更为贴切。

媒体要抢独家报道，而罪犯要一个被看见、被听见的平台。

屋外的警察曾数次高声叫喊，打断陈进兴的电话采访，催促他赶紧进行谈判。陈进兴不愿意在压迫下进行谈判，便推说是媒体一直打电话要求采访。

但是，每个采访一结束，他就马上透过窗户对外面的媒体大喊：“我正在等你们打电话来，快啊！”看来，他对公众喊话的欲望似乎超过了谈判的欲望。

透过电视台的直播，一个多日来四处藏匿的通缉犯成为全台湾民众心里鲜活的印象：陈进兴恶言尽出，誓言报复；他述说他的不满，畅谈他犯罪的心路历程。电视机成了罪犯的传声筒。

卓懋祺对陈进兴的观察是：陈进兴讲的话“往往前后矛盾，然而却能巧妙地操纵媒体，并对全台湾人民最关心的议题大谈特谈，这样就轻易地紧紧扣住每个台湾人民的心弦。比如说，质疑警方和官僚的颟顸无能，不但能引起共鸣，甚至还能赚到同情。

为什么这会使部分民众对陈进兴产生微妙的同情心理？这就是媒体的力量。

当媒体用一种近乎讨好的语气来进行提问，加上陈进兴本人放大自己的委屈、将自己英雄化，观众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而改变。

例如，台视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以“您”称呼陈进兴，并赞许他“是条汉子”。

最后，人质安全获得释放。陈进兴走出官邸大门，现身闪光灯前的那一刻，观众以喝彩迎接，这显示不少观众对陈进兴的情绪及观点已经被相当程度地改变了。

但是，他真的值得同情和佩服吗？就如白冰冰说的，现实中的陈进兴，只不过是个一直靠绑票为生、强暴女性、在逃亡期间仍滥杀无辜的罪犯。

白晓燕，是正要绽放的豆蔻年华，却坠落在黑暗中。

面对儿女的死亡，这些受害人家长，包括白冰冰，都尽可能的想知道更多案件的真相，例如儿女在死亡前的遭遇等，以得到些许慰藉。

 白冰冰与白晓燕

追寻真相的母亲第一个想知道的是作案动机。白冰冰在回忆录里叙述，从晓燕被绑架，到尸体被发现的15个地狱般煎熬的日子，“留给我的是这么多的疑问与伤痛。”

绑匪为什么做出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对素未谋面、更无恩怨的女儿下此毒手？

白冰冰最无法原谅的是绑匪们对晓燕的残忍狠毒的行为。在没有任何麻醉的状况下，切断手指，只用铁丝缠绕止血。完全没有供给任何水和食物、性侵、把她活活打死等暴行。

白冰冰在陈进兴挟持卓家时，写了一封信给他。她希望陈进兴尽快释放人质，并表示愿意放下个人恩怨，协助陈进兴及其家人接受公平的审判。信末这么写着：“最后，我个人更请求你表现最后的善良，尽可能的让我知道幕后主使者和整个犯案的过程，不要让我的下半生陷在痛苦与惊惶。”署名“心痛的妈妈”。

心痛的妈妈白冰冰

由于另外两个同伙已经死亡，陈进兴是最后一个有可能道出真相的绑匪。透过媒体的采访，陈进兴供称，这个被他们三个称为“天衣计划“的绑架案，目的是钱财。原本他们的目标是白冰冰，但是她的行程不定，难以掌握，所以更改为白晓燕。

有没有幕后主使者？晓燕是谁杀的？是谁将小指切断，将她打到肝脏破裂？

陈进兴则回答，确实有幕后主使者，但只有林春生知道是谁。

晓燕的死因，是因为她肚子饿，他们喂她吃月饼时，哽在喉咙窒息而死的。

至于暴行：因为晓燕手指疼痛，所以给她迷幻药吃，以至于她神经错乱，又唱又跳的吵个不停。为了控制她停止吵闹，他们曾对她动粗。

根据法医检验报告，这些明显是谎言。同时，陈进兴推诿责任给另外两名死无对证的同伙，真实性也很低。

一直到伏法前，陈进兴都没有供出幕后指使者。从白冰冰的角度看来，陈进兴故意语焉不详，引起部分媒体妄加揣测，怀疑她的朋友涉案，更意图使民众对白冰冰误解。

白冰冰说，她无法活在一辈子怀疑任何亲友的情况中。

每天以泪洗面的母亲，开始思考女儿死亡的意义。而8月19日那场追捕绑匪的枪战中，一名警察因公殉职之事，给了白冰冰很大的打击。她突然了解，在这整个事件中，她不是唯一一个失去家人的受害者。她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而现在，她能做些什么呢？

命运并没有将白冰冰拉落深渊。走过悲恸，她在1997年白案结束后创立白晓燕文教基金会，业务之一包括设立警察子女奖助学金，至今已奖助数千名学童，而她自己也成为警察的终身义工。

白晓燕文教基金会奖助警察子女就学

白冰冰面对人生苦痛的态度跟有她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在上篇，我提到她在决心离开那段婚姻后回到台湾。肩负着一大家子的生计，白冰冰开始不停地工作着。

在深入了解她的成长背景后，我才能理解她为什么总是在工作。

白冰冰前半生的回忆录

首先，物资极度缺乏的环境造就了她勤奋的工作道德观。一个水桶事件清楚地说明白冰冰如何被贫穷所影响。

有一天，阿娥仔（白冰冰的小名）在一口大水井边洗着衣服，大家都走了，只剩她一个人。

为了一次能从井里打多一点儿水，她用了一只大水桶。想不到，水桶太重了，她不但拉不上来，反而被桶子拉向井里。其实，她只要放手就没事了，但是，她就是坚持着不能丢掉那只水桶。于是，她便跟那桶水奋战着，小小的身躯半吊在井口。

不知过了多久，一双手从背后抱住她，传来一声大喊：“白月娥，赶快把绳子放了！”

那是学校里的施老师。

阿娥仔还是舍不得放掉那个桶子，双手紧紧地抓着绳子。施老师只好抱着她，连人带绳子一起拉。拉了好久，终于拉了上来，水洒了一地。两个人就坐在湿地上。过了一会儿，施老师忽然放声大哭。

阿娥仔没哭。她只是想着，施老师救了她，为什么还哭呢？

后来，施老师在学校里常常特别关心她，让她有什么困难都说出来。

美丽高雅的施老师，大概一辈子都没想过，在一只水桶和自己的生命之间，居然会有人选择前者吧。

这个故事里白冰冰女士的形象，跟她在荧光幕前、流于浮泛的形象，形成如此强大的反差。我深深地被震惊了。

同时，父母从小严格的品格教养（不能偷、不能抢、不能觊觎别人的一切，包括不能看着别的小孩吃零食）养成她不服输、永远硬着头皮找出路的个性、为家人付出的责任心，懂得感恩、以及热心助人的侠义心肠。

年轻的白冰冰尽管自卑，但完全不被贫穷的处境所困。她生命中的贵人大多是因为她的不屈不饶而帮她。当她流浪于舞台之间寻找工作机会时，曾带着一封介绍信，信是这么写着的：“这女孩很乖，家境很苦，请帮助她。”

这封信让她在桃园的蓝天歌厅唱了七个多月。这段期间，她住在宿舍里，不吃早餐和午餐，晚餐在免费供应的歌厅里吃，把所有的收入都寄回家。

宿舍楼下是一家同事们都很喜欢去的豆浆店，但她从来不去。有一天，她照例缺席，家境不错的同事王可丽喊着她下去吃，过了一会儿，王可丽丢了一团小东西到白冰冰的房间里：是一张包着一块小石头的五十元钞票。

她心里觉得王可丽人真好，但仍然没去，觉得很丢脸，被看出来太穷了。

工作之余和同事喝一碗豆浆，多么合情合理，但她对自己却如此严苛，一心为家人付出。

扪心自问，我真做不到。

工作稳定后，白冰冰开始补习英文和日文。当时她在金龙酒店唱歌到深夜，早上便去南阳街（注：台北的补习街）上课进修。她努力充实自己，为更好地发展做准备，后来才有了赴日发展的机会。

从日本离婚后回到台湾，白冰冰马上开始找工作。在第一酒店，她坚定地告诉总经理徐先生“我很需要工作。”总经理为难地看了看她的大肚子，给了她一份在后台报幕，无需露脸的工作。生产完两个星期后，白冰冰就忍着身体的不适，开始登台表演。

数年后，第一酒店面临财务危机，即将倒闭。虽然白冰冰早已离开这个工作，在得知此消息后，立刻凑了十几万给徐先生。

另外，梶原一骑数次来台湾找白冰冰，试图挽回。单亲妈妈在当时的社会仍然是不受待见的。她顶着经济等各种压力，不与他见面、坚持离婚。不过，即使在费了好大的劲才离了婚，一直要到梶原一骑在1987年过世，这段梦魇才真正结束。

那段婚姻让白冰冰认清独立的重要性。

白冰冰的事业蒸蒸日上后，来往多是名流。由于她自己吃过嫁入豪门的闷亏，知道“有钱人的饭碗不好捧”（台湾俚语），所以她不富养女儿，希望训练白晓燕独立，这才让她自己搭公交上学。

这一路，有很多施老师般的贵人在她需要时，助她一臂之力。但，也有很多人朝着井口踹她一脚。

她经历了刀口下讨生活的秀场时期。1982年，白冰冰提高她在秀场演出的价格，惹怒秀场黑道老板。不久后，白冰冰在路上被刺伤，差点触及大动脉，倒在路旁，幸好被路人救起送医。

多年辛勤的工作使白冰冰的经济条件逐渐好转，而辛苦得来的财富却很不幸地招来罪犯的眼红。

1990年数名抢劫犯侵入白家抢劫，将白冰冰、她父母、以及白晓燕五花大绑，幸好被及时解救。最后是1997年这起让她抱憾终生的绑架案。

尽管一生崎岖坎坷，白冰冰仍然是白冰冰。

坚强阳光的白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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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勇敢的飞吧，燕子：白冰冰360小时惊魂日记》，白冰冰著，1998

《管芒花的春天：白冰冰的前半生》，白冰冰口述，曹铭宗著，1996《人质、谎言、录音带：谢长廷目击围捕陈进兴现场》，洪毓勋、游佩瑛著，1998

《真爱─南非武官vs. 陈进兴的故事》（“Hostage in Taipei: a true story of forgiveness and hope”），卓懋祺McGill Alexander著，李璞良译，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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