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边的邓丽君还在温柔地撩拨人的心炫，那边的崔健又拨起了摇滚之旋。他们一阴一阳，一柔一刚，用音乐来描绘中国人在那个特定年代的心路。

　　邓丽君的歌在初入中国时，受到很多非议，可这些非议和摇滚遭遇的相比，又有点小巫见大巫了。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以崔健为里程碑。在崔健之前的中国摇滚经历的是漫漫黑夜，70年代末，在中国听说过英国传奇乐队披头士的还寥寥无几。很多初初接触到摇滚乐的人，很难将摇滚和噪音区别开来。

　　但是，时移事异，时代变了，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越来越感兴趣，摇滚乐也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知。当人的眼界开阔了，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就会随之变强。人们对摇滚的态度，从忍受到理解，从理解到欣赏。1986年的一天晚上，崔健在北京工体石破天惊地一吼，中国人更是认识到摇滚的美妙之处，痛快，劲爽。

　　对于这个特别的夜晚，所有热爱摇滚的人都难以忘怀。那是在北京举行纪念1986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崔健穿着一件类似清朝时期的大褂子，两条裤脚一高一低地挽着，并身背一把破吉他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的观众还不明白这个衣冠不整的人物要干什么。此时，音乐响起，崔健唱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台下忽然陷入一片寂静，人们都惊呆了。数分钟后歌曲结束，工体里爆发出的掌声、叫好声几乎要掀翻屋顶。

　　崔健，在这一夜，将摇滚带给了中国；崔健，在这一夜，奠定了“中国摇滚乐之父”的地位。

　　每当人们回想起当时的场面，都会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们记得崔健的吟唱是怎样直率地打开他们的心扉，拷问着他们的灵魂，促使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思索。崔健用摇滚为这个曾经集体失去灵魂的民族注入了思索的动力。

　　崔健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从事文艺工作的。崔健从14岁起跟随父亲学习小号演奏，21岁那年进入北京歌舞团成为一名小号演奏员。那时候崔健开始接触摇滚乐，并且开始歌曲写作。后来他与另外6位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了“七合板”乐队，从此真正开始了摇滚的生涯。

　　《不是我不明白》是崔健写出的第一首摇滚歌曲。据崔健自己说，他的摇滚比较个人化，他只是想把他的愤怒以及个人的情感通过音乐表现出来。

　　就是这种批判式的“愤怒”使崔健用摇滚构建了一个时代。

　　1988年，崔健在中山音乐堂与“五月天”一起演出，那次演出可以被看作崔健的、也是中国摇滚乐的第一次演出。北京大学的精神是兼容并包，其有史以来就是中国年轻的、新锐思想的生长地，崔健把他的第一次演唱给了北京大学。当时，崔健希望他的歌能引起北大学子的共鸣。

　　崔健没有失望，北大学子很快就沉醉在崔健的摇滚当中，他们的心情和崔健的旋律一起起伏伏，他们和崔健一同感受着青春的躁动，他们和崔健一起表述生命的困惑。1989年，崔健又在北大举办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演唱会。他没想到，这次演出竟成了轰动京城的一件大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摇滚，当崔健受到批评压制的时候，北大的学子打出了“崔健后援会”的条幅，后援会后来发展成了一个不小的歌迷组织。

1990年，崔健开始了第一次全国巡回演出，演出的名字定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目的是为北京亚运会集资。崔健从北京走到郑州、武汉、西安，一直到成都。在郑州，崔健演唱会的票是10元一张，这在当时并不便宜，可出乎崔健预料的是，演唱会的门票很快被抢购一空。郑州是个古老的城市，很多歌星都没能打开当地老百姓的心扉，但崔健做到了，他赢得了郑州人“中、真中”的评价。

　　“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以后从头再来！”崔健的歌词简单直接，只指人心，让多少人激起生命深层的感慨，欲颠欲狂。

　　崔健的摇滚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愤怒情绪，有人曾因此质问崔健，你有吃有喝，你郁闷什么，愤怒什么啊？崔健不用对此做太多的回答，如果人吃饱喝足就心满意足了，那人又和动物有什么区别？人们的物质生活不富有，精神生活更匮乏的可怜，摇滚要唤醒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摇滚是一朵不避风雨、兀自舒展的个性之花，给绝望的人们以仅存的柔谧与仅存的希望。摇滚自一开始就具备超乎娱乐性的一般意义，与人类的灵魂以激烈的方式碰撞交谈。摇滚是迸发着生之力量的音乐，一种思想的表达手段，它可以叛逆，可以驯服，可以哀伤，可以癫狂，它是自由的，它是歌者真实内心的写照。它不重形式，它摒弃做作，它让人抛去理性，在感性的世界里直面自我。摇滚看似疯狂，可它却用疯狂来传达对自我、历史、社会的严肃思考，当铿锵有力的曲子从乐者口里传递到听者心里，摇滚就达到了目的。有人嫌摇滚吵闹，但他们却忘记了，摇滚反映的是灵魂的悸动与冲撞，它不可能绵绵软软。

　　崔健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音乐就是生活”，换言之某种音乐的诞生和流行一定与特定的社会情况密不可分。执迷于摇滚的人多半有一双善于捕捉社会变化的眼睛，和一颗感情细腻的心。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受到压制的思想之花，一旦找到出口，必然会以更迅猛、更激烈的方式盛大开放。中国的青年们在迷迷糊糊中醒来，审视父辈。他们父辈的青春被紧锁在政治迷信的神龛中，还没来得及开放便萎缩了，还没开始呐喊便失声了，再看看自己，十来年就这样无知无识地被混沌的岁月送到了今天。青年们猛地一激灵，忽然之间看到了危机也看到了方向。刚刚从梦魇中醒来，越发珍惜白天，他们不愿意重复父辈的生活，他们要认真、更加认真地在生活中思索，在思索中生活。

　　那个年代，是百废待兴的年代，也是万象更新的年代。众多思潮萌生交会，新旧事物矛盾重重，从不习惯到认识，进而深入。年轻的人们开始不满、后是呐喊，开始了与灵魂的对话。

　　摇滚的本质正好体现了人类追求自由的本性，它在传播旋律的同时，也将旋律之间流动着的思虑一起传递给人们。所有的音乐从诞生之日起就绝不仅仅是音乐，摇滚乐更是*裸地证明了，音乐还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思想的载体。

　　当青年们听到摇滚，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和自己的内心共通的方式。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崔健用沙哑的嗓音唱出的，不只是对姑娘的感慨，更多的是生命的慨问。“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难道你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歌声中分明包含着期盼和希望。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那一天，你用一块红布，蒙住了我的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看见了幸福”，崔健的所有歌曲都从来没有对幸福下过定义，却让人们感觉到它模糊又清晰地存在于不远的前方，等待自己去探求寻觅。

　　有人说喜欢摇滚的人是精神上的流浪者，如果流浪是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家园的话，那么流浪者本身就是探寻者。脚步也许会有暂时的迷乱，方向却一定会渐渐地清晰，就比如崔健的摇滚，看似轰鸣的声响，混乱的旋律里却藏着清晰和冷静的思索，它内核是安静的，只是声音大了一点。

　　无数个热爱摇滚的青年们在崔健的歌声中行走着，思索着，愤怒着，呐喊着，构成了中国一个特别的青年群体。人们把他们叫作“愤青。”“愤青”是目前国人的一大时尚现象，然而，谁都清楚，大部分的“愤青”给人的感觉不过是精力过剩的“奋青”——兴奋青年——而已，和80年代的“愤青”不可同日而语。

　　80年代的“愤青”都具有正义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勇于站在假、恶、丑的反面，端正而务实，质朴而求真。他们的愤怒是为了在混乱中寻找一丝清新的世界，他们在摇滚里横扫一切、打破一切，都是为了拼接、还原最真纯美好的梦，他们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资深摇滚乐评人严峻就是听着崔健的摇滚长大的。他说自己年少时曾经有过崇高的梦想，梦想失落后也曾经迷惘和颓废过。直到遇到摇滚，他从摇滚中找到了真实的生活，摆脱了书生气，回到了生活当中，并且一天比一天感到自己有能力去获得快乐、信心和内心充实的感觉。严峻说，在摇滚乐中人们互相激发、互相交流。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摇滚寻梦——中国摇滚乐实录》一书，就记录了一代人悲壮的身影。

　　尽管影片中那些当初玩摇滚、听摇滚的人早已淡出了时代的烟云，然而如果没有那一代人的寻觅、流浪、奔波、死磕和继续死磕，就没有中国摇滚作为精神解放力量的高大形象。如果没有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摇滚乐根本就不可能在相对封闭落后的环境中成长。

　　当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的时候，敏感的外国记者就注意到，这个时候，摇滚乐在中国不是被当作摇滚——娱乐、宣泄、生活方式来膜拜的，它的背后，是青年们渴望恢复人的价值的社会性需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摇滚在中国已经近似于一种启蒙运动。

　　从技术意义上来说，中国摇滚和世界摇滚相比还比较一般，但精神意义上的中国摇滚，或者说柏拉图意义上的中国摇滚却不容轻视，这个意义上的摇滚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一流、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摇滚能够在中国生长的原因，也是中国摇滚的感人之处。

　　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现在则忙于“还原真唱”，“真”和“原”是崔健永远的追求，即使所有的人都向生活妥协，放弃了最初的梦想，崔健还是崔健。

　　音乐与思想的距离常常为零，你可以说崔健是一个摇滚乐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思想者。而崔健自己说：“你说我是什么都可以。”这便是崔健，看似无可无不可、其实不依不从、不屈不挠的崔健。

　　紧随崔健之后，还有很多和中国摇滚史不可分离的人物和乐队，他们是：窦唯的“神秘创造”、王磊的“生命意志”、“唐朝”之风、“零点”、“黑豹”……还有许多人由于篇幅有限无法列入，还有更多人在无数个地下乐队为摇滚贡献了青春，却依旧籍籍无名，然而谁能否认他们来过，他们站在那里撑起中国摇滚独一无二的天空！

　　这几年，摇滚平淡了许多，人们说中国的摇滚由一朵野花变成了一朵塑料花。其实不是乐手们做得不好，而是大众就像冲上高速度的子弹头，只能飞速向前，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

　　劳累了一天的人回到家里，多只想听听甜软媚俗的歌，那些轻松绵软，入口即化的声音最能让人放松心情。

　　但是，甜软媚俗的歌总有一天会因“媚不了俗”而被时代抛弃，但那些直指人心的歌曲，或许在一段时光内会被忽略，却总不会真的被人遗忘，它们已经扎在了人灵魂的深处。

　　“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

　　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

　　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如今的崔健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唱《一无所有》的小青年，他的头发少了，身体发福了，可他的音乐还是一如既往地热血澎湃。在摇滚里，无所谓肉体上的衰老，只要灵魂永远活力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