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编和很多人一样《欢乐颂》中毒，开始以为是无营养的国产雷剧，没想到竟是如此好看的剧！大概是因为现实吧，我们或多或少能从五姐妹身上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这其中带给编编最深刻印象的就是理智冷静的安迪，作为一个无比成功的职场女性，她并不是别人口中的“灭绝师太”而更像是智慧与美貌并存的高手。她不像莹莹咋咋呼呼、不像关关小心谨慎、不像小美死要面子、更不像曲曲自带光环，剧中每个人跟她的每一次交流都像是高手过招，对方阵脚越乱，她就越理智！

当然，每次只要一说起剧中女强人的角色，编编总忍不住脑补一下，到底厉害霸道的职场成功女性，更适合什么样的衣服？怎么穿既能体现职场人该有的自信和骄傲，同时坦率自然毫不做作？我想剧中安迪的“女权着装”或许能为我们带来答案……譬如，干练的小西装外套搭配细蝴蝶结腰带，穿在身上而显得着装者纤瘦可爱，完美突出的腰部线条，瞬间收敛荷尔蒙超标的“男人味儿”！

刘涛《欢乐颂》剧照

一直以来，女性剧都被认为逃不出家庭、感情和婆媳，女人们不是守护婚姻，就是防火防盗防小三！而《欢乐颂》力图塑造几位截然不同的都市女性形象，这较以往国产女性剧被“婆媳”和“家庭”霸屏，的确令人惊喜。然而剧集播出一大半后，在人物特点上已经隐约让人觉察到编剧团队的“直男癌”症状，并且剧情越发展，这个症状表现越明显！

刘涛《欢乐颂》剧照

被塑造为女强人的安迪，美丽聪慧又事业成功，感情上也不乏爱慕者，算是为“女强人”正名，然而剧中一个情节却表现出直男癌编剧们的满满恶意。然而该剧的男主阵容，囊括这两年走红的靳东、杨烁，还有祖峰（小编真没做好看你谈恋爱的心理准备）。他们都深爱着女主们，张开他们的臂膀，要将女主们纳入自己强壮的的羽翼之下细心呵护！

祖峰、杨烁、靳东

也许是出于自身无法制造生命的本能的恐惧，男人们一直把女人的肉与灵据为己有，以此当作维护男权社会稳定的事业去做，强迫女性接受那些束缚她们身体的刑具。女人关在家里被打扮得像一个花瓶，而且还要屈服于男性对女人生殖繁衍、发挥诱惑的期待——致力打破那个状态是女性主义思维的关注焦点。所以，女权主义的核心是什么？答案是“身体”！就像柔软舒适的微性冷淡风，非常适合安迪这种个性的职场女性，她们除了追求外形上的精神饱满，自身的着装体验也是不能忽略。女人的自由往往先由身体开始，无论是身体的生育或美感面向，都值得从正面思考角度进一步探讨。

刘涛《欢乐颂》定妆照

然而直至二十世纪，女人才夺回身体的所有权。爵士时代Flapper Girls的流行让过去强调女性曲线美的传统审美已无法适应时代的潮流，她们便开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定女性特征，女装的整体线条简洁、直线化；宽松的剪裁、降低的腰线，长度到膝盖的裙子成了她们的着装标准。束胸衣彻底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内衣。

20年代的中产阶级女性标配：短发、H型短裙、无檐帽

Gabrielle Chanel是当时那些Flapper Girls的偶像，正是她带来了20年代“Flapper Girls”的风尚：短发，不强调腰身的H廓形及膝裙装，多串珍珠项链，发带和无檐帽。她在1923年的Harper's Bazaar访问中说：“我给了女人自由，之前她们被精致的时装装置：蕾丝、束衣、内衣和厚垫层层包围，汗流浃背，我现在把她们的身体还给了她们。”

香奈儿本身就是其品牌风格的无可替代的代言人

就在两年前的巴黎大皇宫，当Chanel的模特们举着扩音器和标语口号，大步流星地踏遍整个秀场时，人们都知道这注定又将成为大众讨论的热点。

“做你自己的造型师！”、“女士优先！”，这样直白的“女性主义”宣言和秀场内嬉笑打闹的模特，忙着拍照留念的观众形成了戏剧化对比。难道这真的是女性主义与时尚的和平互动？还只是后者绑架了前者，来为自己谋取注意？

Chanel2015春夏系列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年Chanel时装屋的创始人的确是个女性主义分子。Gabrielle Chanel独立自主的性格，令她不甘心只做男人的金丝雀，而是要开创出自己的事业。而她对于诸多传统男性服装元素的偏好，也使得Chanel的设计作品在充分考虑到了女性基本需求的情况下，同时又兼顾着不被男性审美取向左右的特质。

同期的Madeleine Vionnet、Elsa Schiaparelli等人，也都是有着类似的特点。或许是因为当时正处在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末期，赢得了投票权的女人们社会地位显著上升，而女性时尚也因此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适应起女性本身来。

左：Chanel

右：Schiaparelli

但可惜的是和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行业一样，时尚界的大部分掌权者依旧是男性。由于性别不同造成的价值偏差在所难免。例如，在女性时装设计师的作品里，大家见到的通常是方便日常工作与生活穿着的服装；而差不多是只有男性设计师，才会不断推出违反正常人体工学的极端设计。而这些男性设计师往往又都是同性恋人士。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这样出于性别、性取向不同而存在的天生厌女倾向，使得当今的时尚业摆脱不了对女性们的某种“偏见”——哪怕设计师再怎么声称自己有充分考虑到女性的需求，天生的差异性注定了这种考虑永远欠缺着完满。

时装大师Yves Saint Laurent和同性伴侣Pierre Berge

将女性主义和时尚对立起来的观点向来普遍，早在四十年代，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Simone de Beauvoir就在自己的代表作《第二性》中这样写过：“将女人禁锢成囚徒的时尚并不是为了把女人塑造成独立的个体，而是把她们当成了供男性享受的欲望对象。比起裤子来，裙子有种种不便；而高跟鞋又不适合人走路：种种都是表明，这是社会在阻碍女性们的积极性。”而设计师Miuccia Prada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也曾经讲过：“你能想象吗？我当年在六十年代时也是个女性主义分子。因此对我而言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后来在时尚界工作了。”

左：Simone de Beauvoir

右：Miuccia Prada

历史上的确不少出名的时尚单品一直是被挂着“反女性”的“罪名”，比如限制体魄身型的紧身胸衣。它的设计显而易见地违背了人体正常的生理结构，而这种设计存在的唯一目的，无非也只是要故意夸张强调体现女性生育能力的某种特定体型。比起早期的女权主义者，麦当娜对性有一个更加深远的认识，她看到了兽性和技巧性。每个月都会改变她的演出服装风格和头发颜色，麦当娜将美和愉悦融入了外表的价值。她与Jean Paul Gaultier所合作的“锥形杯”内衣是把女权主义时尚从固有的去性别特征的固有印象中带到彰扬女性本体美的一个革命性开端。

左：古代的紧身胸衣

右：“锥形杯”内衣

高跟鞋也绝对是另一个富有争议的设计。它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同样充满了男性对女性的歧视。最早的高跟鞋是仅归男性专属，高出的一块鞋跟方便人们骑马时固定卡住马镫，或者避免沾到地上的脏污。然而到了十八世纪中期，男性开始认为高跟鞋的炫耀价值高过了它本身的实用价值，这样肤浅的属性不再适合所谓受了高等教育，拥有治理国家天职的自己，这类鞋子从此便开始被视为女性专属。

早期的男士高跟鞋

而后期的陆续发展中，高跟鞋也是愈演愈烈，进化成种种与基本行走功能背驰的极端形态。而鞋跟越是细长高耸，却越是迎合广大男性的偏好。此时的高跟鞋已经完全演变成了单纯的装饰物件，而难以行走的款式意味着穿着者的行为受限，即受他人摆布的可能性不断提升。所谓Fetish Theory中的恋鞋癖即是如此，它代表着男性对于女性某种程度上的充分意淫。

恋鞋癖被应用于时尚大片中

这就难怪女性主义和时尚的关系这般微妙，甚至发生冲突。早年一些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分子，甚至还会通过焚烧内衣来表达时尚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但另一方面，尽管女性主义者常视时尚为女性的“宿敌”，但每到平等抗争运动兴起时，常常又是服装配饰等被拿来当做种种武器与道具。

例如近一个世纪前的女性主义分子，就有着鼓励穿着“绿色（Green）”、“白色（White）”和“紫罗兰色（Violet）”服装的传统，寓意为“赋予女性投票权（Give Women Votes=G.W.V.）”。特别是当需要将这类平等意识传到更广泛的人群中时，时尚在其中贡献的力量就更加明显。

“Give Women Votes”横幅

那Yves Saint Laurent的“吸烟装（Le Smoking）”又算不算是女性主义设计？这点需要考虑到它的诞生背景。吸烟装的意义并非是叫女人穿着裤装这么简单，而是强调处于上流社会，需要频繁交际宴客的一群女性，她们在等级森严的框架下突破自身限制的可能性。越是高级的社交场所，就越会对参与者的着装有着十分严苛的限制，而其中女性常是被要求着裙装来出席。

“因为裙装设计更能够展示女性们的身体。因此这样的硬性规定实际上是暗示着，在这一类社交场合中，女性是在被视为装点场面，迎合男性欣赏取向的玩物。”著名女性主义作家Sheila Jeffreys在代表作《Beauty and Misogyny》一书中写道。

左：Yves Saint Laurent设计的吸烟装

右：Hedi Slimane改良后的吸烟装

而Yves Saint Laurent的设计便是给了女性新的着装选择，从此女性身着裤装不再是只限于较为低级的体力劳动场所，而是逐渐可以夸大适用到其他任何地方。

更重要的是，尽管吸烟装的设计灵感取自于男性服饰，但它并没有因此降低了女人们天生女性化的一面。Helmut Newton拍摄过的那组照片对这点做了很好的诠释。很多人都记得那一张模特穿着吸烟装，站在幽暗巷子中的照片，但在实际出版的杂志中，这张照片的对面，是同样一位模特几乎以相同的姿态和妆容，穿着一条雪纺长裙拍摄的影像。通过两幅图片对比，读者们能感觉到：所谓的雪纺长裙并没有让模特过度的女性化，而吸烟装也没有让她表现得像个男人一般。这样一股独立自主的的力量更多是来自模特本身。由此说来，吸烟装便是为女性主义分子们提供了制服一般的保护，使得她们不再至于被戏谑成“终日想着变成男人”。

法国版《Vogue》1975年9月刊内页大片

长期以来，女性在时尚，或者说外表方面一直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媒体与广告界联手炮制出了一个又一个标准化的模型样式，人为规定所谓的完美该是如何。囊括的方面涵盖了对体型（纤细、瘦弱），毛发（长发才是女人的标志。并且定期清除体毛也是女性必备的功课），相貌，乃至服装款式等的种种限制要求。而宣传的目的只有一个：鼓励女人们渴望把自己逐渐套到这些并不合适自己的模板中，进而拉动对特定产品的不断消费。

左：A4腰

右：锁骨放硬币

那么回到开篇提到的Chanel时装秀，Karl Lagerfeld和Chanel这一季真的是在展示女性主义吗？当然不是。首先不要忘了，Karl Lagerfeld可是曾无缘无故对歌手Adele的体型肆意批评的人。这样对女性的狭隘定论注定了Karl Lagerfeld的思维只能局限在某种单一平面化，甚至过度理想化的模型里，而难以将广大的普通女性考虑进去。

说Adele是小圆球，Karl Lagerfeld致歉

其次，Chanel秀场上展示的招牌标语实际上都相当的幼稚可笑。“Boys Should Get Pregnant Too”、“Make Fashion Not War”等语句甚至完全和女性主义毫无关联，实则体现的是一种无心深究的游戏态度。就如同《卫报》的记者在报道中讲到的那样，Chanel这所谓的女性主义时装发布会，无非是又一次被重新粉饰包装过的所谓“反传统文化运动”：“到头来终究是市场掌控着一切，而它不过这一次觉得女性主义是个蛮酷的话题手段。”走下伸展台走进Chanel的店铺，周围的处境都并没有发生改变。

Chanel2015春夏系列

类似的矛盾局面在现实生活中充斥着，女演员Lena Dunham自诩是新时代的女性主义分子，处处张扬自己对于微胖体型等“常人特征”的随性自在。然而去年初在《Vogue》杂志拍摄照片传出过度修图的新闻后，Dunham却是选择站在《Vogue》一方，甚至指责批评者不懂女性爱美的天性。

女演员Lena Dunham

英国版《Elle》杂志从几年前起开始了“Rebranding Feminism”的活动，要求重新定义女性主义在当下时代的正确含义。最新一期杂志便是请来了不久前，刚刚在联合国发表过关于男女平等主题演讲的演员Emma Watson担任封面人物。但若仔细追究杂志的内容，你就会发现，《Elle》杂志倡导的新女性主义，无非是要缓和逆转早前女性主义和时尚界的对立关系，进而为女性主义分子扩大衣橱，为时装品牌扩展客户。这样一来，所谓的新女性主义，无异是被时尚界绑架作为噱头，来替广告商们发声。

“妇女署亲善大使”Emma Watson

甚至是摆明了拿女性主义作为卖点的时尚杂志《The Gentlewoman》，如果把其中的内容单挑出来加以分析，它的女性主义态度与其余传统时尚杂志们相差无几。只不过是稍显利落静谧的黑白版式，会误让人以为它对于女性主义有着别样的深刻见解。

时尚杂志《The Gentlewoman》

但女性主义态度的确又是当今流行文化中恒定主题：Beyonce的几乎每一首歌曲都是在宣扬女性独立和与男人地位平等；热门动画片《Frozen》的插曲“Let it Go”，也是同样依靠着歌颂女性自主和自立的精神态度，在全球范围内飞快蹿红。或许我们可以讲，由于在今时今日，提倡性别平等依旧是首要的社会命题之一（此时的性别平等已经将对同性恋、变性群体等小众性别团体的平等包容了进去）。但在问题尚未完全得以解决的情况下，对命题不断进行提及讨论，自然也将人们本应严肃对待的论点带到了政治正确敏感与否的表现层面上。如今，人人都是女性主义分子，至少他们对外口头上都会或多或少承认这一点。

左：Beyonce

右：Frozen

女性主义提醒着女人某种天赋的责任和使命。但时尚的诱惑又难以抗拒。女性主义者兼作家Elaine Showalter在九十年代为《Vogue》杂志撰写的文章中就提到：“对于我们这些会在《第二性》的书里偷偷夹着一本面部提升抗皱指南来阅读的姐妹们，爱好时尚的确常是一种难以启齿的小秘密。”难道说女性主义和时尚，无论追求这两者中的哪个，都注定要牺牲对方？我们的时代难不成还停留在当年“权利着装”时期，或者更早之前，女人要靠着打扮成男人才能和男性平等竞争？

女性主义者兼作家Elaine Showalter

早前Hilary Clinton在加入到美国总统竞选后，她便几乎舍弃了所有与女性特征相关的服装，终日以各类的裤装和西装外套装扮亮相。

甚至连《Vogue》杂志的主编Anna Wintour都在杂志的卷首语中奚落道：“现代的女性必须通过打扮成男性的样子，才能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受到他人的严肃对待。这一点也未免太叫人失望。”

Vivienne Westwood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则曾经这样讲过：“我觉得为女性争取权益是一件好事，但很多女性主义分子的弊病是她们总觉得女人要更高一等。结果导致事情发展到最后，她们只是在追求成为男人。”

八十年代出现的“权利着装”风潮是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的附属产物：女性们穿上肩部线条明显的西服套装，用刻意人为扩大的身形线条来彰显自己的存在，从而要求事业上与男性的相对平等。但如今的女性们，或许已经没有必要再用这样的极端手段，来展现自己不输给异性的能力资质。

八十年代“权利着装”风潮

当然，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到每一个具体的女性个体身上。如果说女性主义是为了帮助女人们寻求在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的性别平等权，那么它也应当包括女性自主选择穿戴心仪服装款式，而不会冒着被评论指责，或者承担事业和私人生活相应风险的权力。而这般说来，个体本身的偏好与聚集而成的团队权益构成了巧妙的矛盾关系。个人偏好的高跟鞋，是否真的会损伤女性整体与男性平起平坐的奋斗？这样对极端设计的欣赏，是否又是由于长期男女权利不均衡造成的习以为常？目前还没有人能提供完美的答案。

Prada艳丽表象下隐藏的是坚固的女权主义态度

实际上，女性主义也从来不是关乎女人的外表该是如何。它需要先承认女性在生理性别上的优势和弱势，进而才在心理性别上追求相应的平等。而当我们讨论时尚与女性主义的关系时，我们着重强调的是时尚在女性生理性别方面的体现。它和时尚的关系与其说是相互抵触，倒不如讲相互利用。只不过需要看着不同时期，这两者究竟哪一方力气更为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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