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青 

文学需要考验

一人分饰两角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采写   |   武靖雅

常青从国贸附近一家饭店旋转门里走进来时 ，她短发，清瘦，眼神是坚定而愉快的，走路时她步履轻健，身体挺直，整个人看起来自信而且精神十足。我们在一楼的咖啡厅坐下，“这里比较安静”，她笑着从背包里掏出一瓶酒。

常青在世界500强的跨国制药公司工作了十一年，2015年辞职离开。她是协和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之后又在美国做科研博士后。这一切似乎都跟文学没有什么关系。但她同时还是一个摇滚乐迷（广泛意义的），一个乐评人，一个写作者，是小说家“讴歌”和“丰玮”。

正如常青的第二本小说原定的题目《一人分饰两角》一样，她有两种人生，一种是深入这个复杂现实的社会人，一种是深夜里与自己交谈的疏离者，她自如地完成这二者之间的转换。“我很早就想明白了这种转换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有两种人生挺好的。”而且，她笑道，“很多事儿都是要自己买单的”。

白天啃着医学课本，

夜晚在摇滚乐里找寻自我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座江苏小城里，常青还是一个沉默的高中生，她不合群，但成绩好得惊人。她能总能在每次考试后让第二名的总分和自己差出几十分，那是让其他人即使努力追也得追一会儿的程度。她做到这一点，是为了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谈恋爱、看书、写作。

那是文学氛围浓郁的年代，即使是生活在小城市，也能在书店里买到各种文学、哲学书籍。用遥遥领先的成绩节省出来的时间里，常青喜欢逛书店，她读罗曼·罗兰，也读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而一本叫做《台港文学选刊》的杂志对她影响甚大。在这本杂志里，她读到了朱天文、朱天心、黄碧云，以及她最喜欢的台湾现代诗，诸如商禽、郑愁予、痖弦、林冷、敻虹……她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在文学社的小报上发表诗歌、散文，自己还在班上办油印小报。那时各种文学社很多，文学小报发行如此之广，以致有远在四川双流的高中生读了她的散文诗提起笔给她写信，成为她好几年的笔友。

1991年的夏天，常青要填报高考志愿了，她想选个世俗气息不是那么浓厚的专业。起初，她选了北大生物系，想要探究生命的奥秘。一位好友却在这时向她提起了一部和林巧稚有关的纪录片，她还给常青讲了林巧稚的故事。林巧稚是老协和毕业的妇产科医生，习于协和，作于协和，卒于协和。

这是常青第一次听说协和，她被纪录片中林巧稚的生活方式感动了，这里包含着自省、专注和慈悲。“可能因为当时觉得医学是比较不流俗的专业吧，而且又觉得可以有医疗技艺在身，不用趋炎附势。”于是，她在高考志愿表里擦去了“北京大学”，写上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高考时，常青数学考了满分，但语文的作文部分和政治的得分却在及格的边缘，尽管如此她的总分还是超过了协和的分数线。当接到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她在心底做好了悬壶济世的准备，然而信封里随之掉出的，是一张要求带“毛选”到河南信阳陆军学院报到的通知。原来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两年，所有北大新生在入学前都要先进行为时一年的军训。协和医科大学是八年制学制，前两年在北大生物系读预科，所以常青也要被拉到军训场，先进行一年的磨砺。

这一年所有人都是划着日历度过的，每天早晨，他们听着哨声起床，集合跑步，然后听着哨声吃饭、上课、午休……在晚上集体看完新闻联播后的两个小时是仅有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常青几乎把这些时间都用来写信，给恋人写、给高中的老师、给竞争对手写、给四川的笔友写……把茫然的思绪倾注到远方……军训的严苛生活是走出家门的第一课，甚至有男生在靶场上拿枪指向了自己。但常青跟自己说，这是对未来世界更大的训练场的演练，学习“在一定的限制里怎么生活，怎么面对自己，怎么跟自己相处”。

1992年，军训快结束时。

待到一年的军训结束，终于迈进了憧憬中的北大校园，常青却很快感到了失望，“总要有点情趣吧，会写点什么，会弹首歌，会玩点什么吧。”可是她身边的同学们除了成天占座学习、关心彼此考了多少分，就是忙着准备托福和GRE。这就是北京大学吗？“如果北大都这样，那我对中国的大学真的很失望。”

这个时候摇滚乐走进了常青的生活，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正是摇滚乐繁荣的时代，地下酒吧里到处是激情、有才的年轻人，新乐队遍地开花。北京音乐台的DJ张有待在节目里介绍各流派的乐队，他成了常青的摇滚启蒙老师。在这个阶段常青开始怀疑眼下的文学表达，她觉得文字这个载体充满了隔阂和误读，不准确，手段过于单一，而“音乐能做得比文学多很多，而且它并不需要非要靠某种物理存在（比如：文字）直白地非得‘说’出什么来。音乐可以有更多氤氲的氛围，也可以就是靠频率直击身体，产生某种共鸣”。

于是，常青开始了双重生活，白天，她在教室里埋首啃着一寸厚的医学课本，夜晚，她在学校旁只有她知道的酒吧看着北京大院青年们编杂的摇滚乐队跳上台表演。海淀图书城的步行街两边常常有很多打口带摊，他们当中有些是外地来京的民工，但他们知道哪些带子是尖儿货，哪个乐队要价高。常青的大部分钱和精力，都花在了看演出和淘带上。那时候几乎混北京的打口带市场的买手都隐约知道，有一个爱买打口带的学医学的女博士。“毕竟在一叠带子里扒拉的，很少有女生，能那么忘情地买的，更少。”

常青还写乐评，为《音乐天堂》撰稿。她也学吉他弹唱，写了歌词按照磁带上的地址寄给唱片公司。一天，宿管阿姨在喇叭里大声叫着常青的名字，她下楼看见宿舍门前站着一个背着吉他的男生，男生自我介绍说是一个流浪歌手，从唱片公司的废纸篓里翻出了常青写的歌词《荒凉》，他很喜欢，就谱了曲，专门来唱给常青听。他在当晚的北大五四讲堂的校园民谣演出上登台，说“这首歌是台下一位来自生物系的女生写的歌词”，演出后这位流浪歌手被校卫队带走了。

当八年的漫长学业即将完成，对于大多数医学院的学生来说，他们已经走上了职业生涯的流水线，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悬壶济世的理想，顺着这条流水线走下去，决策风险最小。但从常青进入医院见习起，她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并不适合医生这个职业，不适合眼前的这个医疗世界。

如果一直在这里生活，

大概就是嫁人、拿绿卡、生孩子

结束军训、医预科、医学基础课的五年征程，在协和的最后三年常青正儿八经地进入医院见习、实习。她发现自己进入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充满治病救人的情怀和理想的地方，而首先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等级里最低的是实习生，往上有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常青跟着一位老专家实习，做手术时拉勾一走神，老专家的手术钳就“啪”地打上了她的手。

1999年，常青从协和毕业。

常青也开始感受医院科室里的派系斗争。快到毕业时，一位指导常青的老专家希望她留在科里。“我手上还有一些基金，虽然不多，但是我可以给你发工资，这样至少我们爷儿俩可以每天一起探讨一些医学上的问题。”这位老专家很动情地说。如果真能有这样纯粹的环境，常青是愿意留下来的，但其实这位老专家不知道，科室里另外一派当权的主任已经把关系户塞了进来。

毕业前一年是做科研论文的时间，常青的毕业课题是研究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的凋零，看DNA中有没有什么标志物能估算出老化，选择这个课题与时间有关，与凋亡有关，用某一种嵌入肉体里的精确标志物，来衡量时间留下的痕迹。另一个目的是，学就一身DNA相关本领，以便更便捷地去美国，听原汁原味的现场蓝调和爵士乐演出。

那阵子常青总在晚上九点半拎着冰盒从学校出发，搭公交车到屠宰场，看着屠夫用刀挖出猪眼睛，然后放入冰盒，她再在半夜带着新鲜的猪眼睛回到地下室。这段经历被常青写进了她的第一本小说《九月里的三十年》——

为了买到新鲜的猪眼睛，胡琴常在晚上九点半走出普世医院的地下实验室，手里拎着一个冰盒。她只在取回猪眼睛之后才打车，打最便宜的“面的”，外表屎黄，但在胡琴眼里，象天使翅膀一般快。从医院去大红门的那一段夜路，她总是按捺着忐忑的心脏，坐上公车，中间倒一次。下车后还得快步紧赶地穿过“浙江村”。因为就目前人们的有限想像力而言，并不会把任何一个公共汽车站设在另类的“屠宰场”。

一般夜里十点半，胡琴到达屠宰场，穿上一双散发着异味的高帮雨靴，穿过血流如河的地面，耳边声音喧哗，眼前血色飞溅。在人群中、猪群中，胡琴用自己一双视力欠佳的眼睛，找秦师傅。她眼见秦师傅麻利地用刀挖出以“对”而论的猪眼睛，放入冰盒，如同从一块水果蛋糕上剜出一粒新鲜欲滴的樱桃一样轻巧。胡琴递给他五十块钱。交易结束。

一般在夜里十二点左右，胡琴回到地下实验室。这时的世界，整个就是她的了。

《九月里的三十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08

没错，半夜的协和医院地下室，整个都是常青的了。她一边用猪眼睛做实验，一边听着摇滚CD，大多数时候是Pink Floyd；一边向美国的实验室发求职简历，她想，投一千封，总有一两家会要自己的。

“医生在年轻时辛苦、琐碎、贫穷，在等级森严的医院小社会里，必须掩藏个性小心度日。如果年轻的医生有颗敏感的心，面对每日所见的生老病死、世态炎凉，唯一的逃避出路就是变得疏离和冷漠。时代已经让医生由最需要道德支撑的职业，渐渐成为疏离、冰冷的工作和谋生手段。医学在沿着所谓的‘科学’道路笔直前行的同时，也渐渐偏离了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转而专注于或者说纠缠于局部和细节，或者被更宏大的经济潮流左右产出。” 既然当下医学界的现实，与自己想象的不同，那就离开。所以常青决定去美国，不为别的，就为了能听到她喜欢的蓝调与爵士音乐。

没有投到一千封简历，常青就收到了美国两家分子生物实验室的回复。当时并没有人相信常青能够不考托福、GRE就申请成功，其他同学可都在早早就在准备这些了，到美国读PHD，再进入实验室，常青是很少没有考托福、GRE的人，她另辟蹊径，进了美国的实验室。到美国后不久，她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找一个好朋友玩，顺便就接受了实验室的负责人的面试，成了宾大医学院的基因治疗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研究员。

在费城，常青的生活又分为了黑夜和白天。白天，她在实验室里以与DNA打交道维生，每天与小白鼠作伴，面对着加样笔、细胞培养皿、离心机……到了晚上，她在一盏台灯下，面前一扇电脑屏幕，双手敲键，在聊音乐、文学、电影的网络聊天室里等着时差12小时的国内朋友一一起床，爬上线。

迎接1999新年的NASA通宵摇滚演出，与窦唯合影，同时入镜的是一位不认识的粉丝。

在孤独的异国，她开始重拾文学，在国内的文学论坛贴上自己的文字。她写得最多的是在北京的生活、在美国看的一场又一场演出。她怀念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在她心中，90年代的北京是当时世界上对自己而言最有魅力的城市。她用白天在实验室里赚来的钱买各种各样的演出票，“在耳鬓厮磨多年的CD和耳机之后，一脚跨进爵士乐与蓝调之城，满眼满耳或美妙或给劲的真切乐声”。然而尽管在美国看了那么多世界级的乐队和歌手：Tori Amos、U2、Dire Straits、B.B.King、Buddy Guy……但那种感动，仍然比不上在北京看唐朝、看窦唯、看沙子乐队的感动。

这时，常青意识到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应该结束了，来美国只是为了体验，“不能为了体验生活，最后把自己卖了”。如果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她预知自己的生活会和大部分在美国的同辈女性一样：嫁人，拿绿卡，生孩子，有了孩子之后谈论孩子能不能进常青藤，孩子进常春藤之后幽怨于孩子跟自己不亲了……在实验室工作了三年，常青辞职了。那个年代，很少有华人女性会主动放弃美国的生活。常青辞职的消息传出来，宾大两栋楼里的中国人都跑出来“采访”她，“为什么要回国呀？”

暗示的是医事之道的至高境界

回到中国，常青先是去了上海的一家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公司，公司在徐家汇一座二十四层高的写字楼里，她研读办公桌上浩瀚似海的科研论文，设计临床试验，每周介绍最新国际研究进展，见各种医学专家、有投资意向的跨国公司、政界文艺界商界名士……

两年后，常青还是决定回到让她在美国时很是想念的北京，进入了一家世界500强的跨国制药企业。

这是常青第一次从一个实验室里的研究员变成了一个与市场打交道的营销员，初入办公室的格子间，她无所适从，被人称作“傻博士”。公司绩效评估，她无从填起，连目标都没设，交上去一张大空表。她最怕的是公司组织的培训，进入公司不久，她参加一个叫做“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培训，坐在房间里听着培训老师的腔调，她几乎想夺门而出。这段经历，她在小说《B.A.D》中有所描述——

接下来一天的会，“沟通”，“decision making”，“客户”，从甲乙丙丁嘴中不时喷出。还冒出了新的词，“分享”，“analysis”，“communication strategy”……明弓几次用面巾纸捂住嘴，喉咙里发出不清不楚的呜噜呜噜声，一只蜥蜴在那里上上下下。散会遥遥无期，过敏词一只只频频砸过来。明弓瞥见座位前放着一迭白纸，一根削好的铅笔。那铅笔头，尖得像难得一见的闪着光的思想。在眼前的封闭人群，封闭房间里，它的光芒格外尖亮，耀眼如一把解决问题的解剖刀。

她抓起铅笔，每听到一个过敏词，撩起左手衣袖，尖锐的铅笔尖刺胳膊，直至露出红点，直至长长舒口气。

“需要全面review一下医学data和evidence，列出action plan，管理内、外部Customer。”八零后骏马跃出，又一段中文夹英文。

二十年前，大家不是这样说话的吧？明弓撩起左手袖子，继续用铅笔尖刺出胳膊上星星点点，那图案依稀看起来，像一个漂亮的淡红色的字：“干”。

《B.A.D》

译林出版社 2015-12

但常青从来不是一个放任自己情绪的人。“我几乎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自洽的，自我处理的，我一直觉得没必要给周围人造成影响，我不会去伤害别人，最好别人也不要知道我的存在。”她想拿自己做一个实验，看看究竟怎样在这样的环境生存下去。“实验者的意志，实验动物的意志，集于一身。快则八年，慢则十年。”

重要的是，常青还有另一个世界。黄昏，车从北京三环钻出，驶向五环开外，白日的外壳一层一层剥去，接近核心，潜入家中，常青成了作家“讴歌”。90年代的众多北京乐手中，有一位吉他手叫邓讴歌，当年在医学院上学的常青从显微镜和尸体解剖课中抬起头来，她希望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名字，也生于北京某大院的七十年代里，有一把吉他，周围有艺术气氛，她开始玩音乐，登台时长发飞扬……如今她以笔为琴，完成这另一个自己。

她起初是替杂志写专栏、做采访，一个出版界的朋友找到她，建议她出本书。当时作品畅销的冯唐也毕业于协和，比常青高一级，这位做出版的朋友想要把常青打造成一个和冯唐齐名的作家，但常青自知自己的风格和冯唐不同，写不出同样类型的作品。虽然一直想写小说，但常青把小说创作当成一件十分严肃的事，觉得那时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于是先写了两本有关“医”的书，以别种方式实现自己17岁报考协和时的那个悬壶济世之梦，弥补当初离开医生行业的遗憾。

常青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医事：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当时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关于医患的负面报道，加之亲眼目睹的医生老师、医生朋友的生活，常青感到，如今中国，去看病的病人不开心，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也不开心。也许是摇滚青年的本质暴露了，常青感到需要说出一些背后事实，保持一些理性判断，并做出一点改变。“中国的医患关系，太畸形了，其实双方都有一些信息的蒙蔽，或者自己选择不探究本质。”

《医事：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

北京出版社  2006-06

《医事》这本书试图建立起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相互理解，通过讲述现代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当下中国的医疗体制、市场和资本的侵入，揭示医生的职业生活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痛，让医生这个行业重获尊重。同时常青还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告诉我们，一个普通人如何可以比较聪明地看病，如何用最舒服、最安然的方式去面对身体和疾病。《医事》出版后，获得了2005年的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第二本《协和医事》写于协和建校九十周年，是忆古，也是对当下的一声叹息。常青查阅了协和的编年史、关于协和名医的各种传记和自传，走访了见证过协和历史的许多老教授，为了超越国内惯有的历史叙述方式，常青更多的是依靠英文资料，通过世界上对协和建校的纪录，尽量客观地还原一段历史。书中从洛克菲勒基金会“促进人类福祉”在中国建立协和医学院，写到林巧稚、张孝骞、聂毓禅等影响了中国医学进程的老协和人，再到老协和“宽进严出”的严苛育人模式、既导医术又导医德的启发式教学……还原了当初吸引常青报考的那个理想的“协和”。

《协和医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10

“协和，这两个字暗示的是：曾经对中国医学教育和中国医学的推动，医事之道的至高境界。今天的协和，更像一个警世者，提醒着人们什么是更纯粹的医学意义，什么是以实验这纯粹意义为目标的医学生活。”而且对于整日抨击今天的医疗体制的人们来说，他们其实是希望“医”这最后一根稻草不要断的，协和以前的故事会给他们希望：这个世界仍存医学温情，医学以己之力解除病痛。2016年常青计划了一趟纽约之行，去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研读史料，希望能修订一版自己更满意的版本。今年9月，《协和医事》的协和百年纪念修订版，已经上市，她说她希望写出像奈保尔的感觉，资料更完备，叙述时的肌理和文学性更强，更从容。

只存在了百余年，

每个人却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2009年，在朋友的引见下，常青认识了朱天文、朱天心、唐诺一家人，这几位从中学起就通过《台港文学选刊》熟悉的作家。当他们出现在面前，不仅与期待中的并无反差，他们的为人处事和对待写作的态度，也以更直接的方式深深触动了常青。唐诺、朱天心和儿子谢海盟一家三口至今依然住在不到二十平米的老屋中，家里没有书桌，每天早上三人来到咖啡馆，在固定的位置写作。唐诺有着严谨的写作习惯，每天要从早上八点工作到到下午两点。他经常每天写几千字，最后只取其中五百字，常青和他开玩笑，“像你这种知名度的作家，在大陆，估计有些人是把500字加水兑成2000字，还卖得挺好”。

“我见到的大陆作家没有谁给我这种感觉，这么认真地去对待写作这件事，而且好像非它不可，你不觉得有些作家后来都是玩票的、跑码头的吗？原来我对眼下的文学有一些比较犬儒的东西，但在看见他们以后，我觉得我以前那么想太不好了，因为确实有人在这个年代，仍然是非常认真地在对待写作这件事的。也许，我需要找到一种相信吧。”

在他们的感染下，常青完成了手中进行了一半的长篇小说《九月里的三十年》。这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刺激常青写这本书的是两个人的死亡，一个是当初一起泡文学论坛的朋友，三十几岁时死于癌症；一个是香港某著名女艺人曾患癌症时，求助于常青所在的抗肿瘤药物研发公司，常青本来有机会见到她，并向她介绍医学的相关知识，为了这次预订的见面，常青特意将她的所有影视歌作品逐一温习了好几遍，但最终在见面前女艺人就过世了。

小说中，故事开始于军训那年的那个九月，九月里的三十天似乎长如三十年，这三十天也为之后的三十年埋了故事的引子。常青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与两个人的死亡交织在一起，场景从医学院转到美国的基因实验室，再回到上海的抗肿瘤药物研发公司。在死亡面前，常青想到的是不可逆转的物理时间和可以延展的想象时间之间的关系，“癌症领域里的生存期，是物理时间，这世界公认的时间。此外还有一种时间，我们自己创造的时间，比如小说里的时间。在小说里，时间密度被突然被冲淡，时间刻度标准被重置，世上一天，如小说里一年，甚至无限延长。”

2009年这部小说出版后，常青想过辞职专门写作。再去台北见到朱家的作家们时，常青对他们说，“我想辞职，像你们一样，做一个自由写作者”。唐诺对她说：“文学不是一尊慈眉善目的神，它是一个魔神，它同时带着伤害和清洗，如果你自己不准备好，是没办法侍奉它的。”朱天文讲了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大学时她曾跟老师胡兰成说想要退学，胡兰成对她说：“英雄美人，你不生在此世又生在何世？”

从台北回来，常青尝试继续工作，用自律达到工作和写作的平衡。难的是一天的工作下来转换频道，“我们经常要开很长的会，一个人在会议室里待八个小时，最后出来脸都和进去前是不一样的，再出来的时候你要蜕一层皮才能转到写作的频道。” 所以常青用早上的时间写作，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第一件事是写作，写完再去上班，周末她把自己关在家里写，哪儿也不去。

第二部小说《B.A.D》在这样严苛的自律下完成了，如果说第一部小说还属于自发性的作品，这部小说就承载了更多对时代的思考。她想写的是一个“异己分子”，如何在一个试图同化她的环境里挣扎。在现代社会的异化中，人人变成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其中异化之一，是语言。有一次在捷克出差，参观完位于布拉格的卡夫卡纪念馆，从纪念馆出来走在旁边一座著名大桥上，那一刻她似乎想清楚了，要写的这部小说，是跟语言有关的，与语言的异化有关。

因为“讴歌”这个笔名总受到误解，被人以为是在歌颂什么，常青换了个笔名“丰玮”，写作新书《B.A.D》。“B.A.D综合症”是常青发明的一种新病，它指的是“由现代文明生活引发的busy, anxious, depressive，进而造成人的整体健康状态下降，包括心理疲劳、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注意力涣散、偏头痛、月经失调、性欲减退……”主人公明弓是一家跨国制药企业的产品经理，负责治疗B.A.D综合症药物的推广。但她本人也患有一种病——过敏性词语症，当听到一些“敏感词”，她会心慌，憋，闷，喘不上气，甚至呕吐，这些词包括“装腔作势的词，扑灭个性的词，工业化和商业文明异化的词，短暂娱乐并迅速泛滥的词”，排名靠前又无处不在的当属商业世界通行的“沟通”、“客户”、“分享”。

从大公司辞职前，常青接受某杂志采访，在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塑像旁留影。

常青想用一个深入大公司内部的目光，来反思“公司”这个事物的存在。公司的出现是过去一百年的产物，这么大规模地把人敛到一个楼里，规定时间规定动作，是在“公司”这个词出现之后。

书中提到，一百年前的美国，有本书叫《三英亩地与自由》：为他人工作根本就是件不快乐的事，要想过上幸福生活，一个人就应逃脱对雇主的依赖，以自己的节奏、为自己的幸福工作，离开办公室和工厂，在中美洲以适当价格购买三英亩土地，为一个四口之家提供食物，建立一个家园。但过去这一百年，出卖脑力体力换工资的人，早超出适龄工作者一半。十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九个会在毕业后投入某一组织。“每个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与生俱来就应该这样子，其实完全不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必须有一个职业？”

小说中的明弓也把自己分裂成了两个角色：明弓白和明弓黑，明弓黑在家里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小天地，称之为“赤子之心”，在里面读书敲字，明弓白在公司里进行一场实验，治好自己的“过敏性词语症”，学会一套表演术，穿着新买的灰西装，走上台，开讲幻灯片，自信而热情，曾经的过敏词出自自己嘴里，一个个脱敏。在台下，她就在纸上抄书，抵御开会的无聊，抄下卡尔维诺，庄子，老子，略萨……

到后来，明弓开始喜欢这种双频道转换的生活：“工作时想念码字，在面对码字圈子的那些人时，我又谈论商业社会的精髓，因为那里又透着一股冷酷，可以浇灭码字圈儿里的浮躁。说实话，我开始喜欢这样的双频道切换了，它适合我，我也离不开了！”

学医出身的常青，实验室和手术刀带给她的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我不喜欢那种一脚陷入文艺女青年情绪化的状态，学医是因为它的工作方法，它既接近同时又疏离，能相对理性和客观地看待一些事。”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冷静，常青能不动声色地跨越两个世界。她不认为其中的任何一种生活百分百过了以后会有多开心，全天写作她是做不了的，因为她必须去看看人世间的事儿，到生意的第一现场去了解人性，同时又不让自己完全投入社会，这是复杂性的美妙。这也是真正的考验，“一个作家穷困的时候想写作，那是他最大的寄托，但当他富有了，其他的东西也有可能分担这种寄托的时候，仍然把写作作为最大的寄托，这个时候是经过了某种检验，进入了一个相对更真实的阶段。”

两年前常青辞职离开了那家500强企业，因为十年的实验期到期了，“体验完了没必要老滞留在那儿，滞留在那儿不就傻了”。她做过一些致力于提升医生交流和处境的创业项目，也给别人做过一些自己行业内的培训，现在她希望留出更多时间读书、写作、学乐器。她依然远离文学圈，写作永远不是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写，甭管写下的东西变成什么，有的甚至没有人看到，但首先让我舒服的是它一种选择的生活方式，而这个生活方式是需要经过一系列考验的。”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常青：年轻时在上学期间，比较喜欢的是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在上初中时，读罗曼 罗兰写的名人传记《约翰 克里斯朵夫》，在高中和大学初期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他们都向我展示了某种悲壮、深沉又复杂的风格。后来比较喜欢的是帕慕克、保罗·奥斯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则是我一直在探索的未知。三年前，我曾去哥伦比亚，一路上试图理解马尔克斯脑中那些神奇的东西。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华语作家是谁？为什么？

常青：年轻时喜欢过一批台湾新诗，至今印象深刻。近些年间，是台湾作家唐诺。我欣赏他看问题的方式：上下五千年，兼顾中西，一个问题在他笔下拉开时间和空间去谈，变得辽阔和深邃。有段时间，我遇到现实困境时，就读一读他的书《尽头》。他可以跟你聊文学，也可以聊古生物学、太平洋的风怎么吹、和牛为什么美味……我欣赏这种丰富不单一的知识结构，与文学结合。如果看文笔，喜欢他那种沉静理性又诗意的语言，有时这种诗意还很抽象。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里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个圈子？

常青：我非常不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个圈子，甚至有意回避进入某个圈子。我有几位作家朋友，不多，也不会认为这是圈子。圈子分几种，有一种是真诚、纯粹的互动效果，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有几个人，这几个人能给你写下去的信心，我觉得其实有了这几个人也就够了。但现实生活里很难，很难纯粹地支撑，不少小说家连自己都支撑不下去了。

在二三十来岁的有段时间，我是比较排斥某些作家状态的，因为“不纯粹”，甚至夹杂着一些油滑，因而也从不想进入那个圈子。那段时间，我的大部分热情都转向了音乐。直到35岁，我在台湾碰到了几位纯粹的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唐诺，才重拾了对写作的信心，那种对最本质的写作追求感染了我。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常青：音乐，跑步，徒步，在异乡游荡……接下来几年打算认真地去学吉他和鼓，再学个口琴，然后就可以脖子上架着口琴，自己吹口琴弹把吉他唱歌。我至今仍然非常喜欢BLUES（蓝调）音乐，那几乎是拨动了某根我身体里的弦。

界面文化：你认为作家和评论家是否应该保持距离？

常青：绝对应该保持距离，说来可笑，我几乎都不知道评论家都有谁。可能最大的问题还是——是否真诚和纯粹，如果这个事不解决，评论文章就没办法读。如果“评论”被当成一个载体，一个交际产品，写评论文章的人不大会清醒、自省地把一些干扰因素给屏蔽掉，回到“评论”这件事的本身，当然也会影响判断力。

界面文化：你写作的习惯是什么？是否会在固定的时间写作？

常青：原来上班出差时，喜欢在飞机上写，在飞机上是一个特别好的写作时间，因为是在高空写，有一种高空感，也没有其他打扰，如果是坐从北京到广州的航班，那就更好，三个多小时的高空感。

固定的写作习惯，是我到后来越来越相信应该有的，为此我还读过不少作家的写作习惯。现在如果我打算要写一本书，我还是尽量会固定自己的时间和每天的字数。过了一定年龄，写作首先是个体力活，光是“暖手”时间，就需要一会儿。

界面文化：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常青：你指的是什么地区的影视和文学？如果是大陆的影视和文学，有一些书直接一看就是为了将来能拍成电视剧和电影写的。国外有一些，我还是可以双重欣赏的，有一些电影从另外的角度诠释了原来的那个文学作品，是两种不同角度的呈现，这恰恰是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各自所长。所以有一些作品我会既看原著也看电影。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文学的读者会更多还是更少？

常青：这个文学得先定义一下，稍微认真点的文学，读者会越来越少吧。因为它需要的你的时间和专注度不一样，有一些东西，是你不攒够两个小时，就没办法进入到地下十厘米的，但现在很多阅读习惯，是只能进入地下一厘米就差不多了。一个人打算接下来留够两个小时去看一个东西，还是只想五分钟来扫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客观发生的具体限制，有些事情就没办法深入，进而可能有一些文学会被指责为不说人话之类的。跟现代生活方式有关吧，我自己一直比较排斥生活中已经变得无孔不入的各种屏幕：手机、ipad、电脑、电视……

界面文化：我们谈论一部小说时，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你最在意其中的哪个方面？

常青：相对于前面几个，故事没有那么在意。语言结构节奏三个是同等重要。我这么说，是因为小说发展到今天，故事再不是最主要的追求，它的巅峰状态在此之前，已被前人一一触及。

还要再排是吗？那就语言跟节奏。我这么说，完全是个人观点，可能因为我同时喜欢音乐的缘故。一部打动我的小说，神奇的语言魔术加上节奏，会令人有眩晕、跳离水泥地现实地面的感觉。

界面文化：写作的时候你会想到读者吗？

常青：不会。我并不知道眼下谁有可能花时间读书，读者都是他们后来自己冒出来的。但写作时，肯定会有一个自己设想的“高标准”。比如说，我今年修订新的《协和医事》，会希望自己能写出一点点像奈保尔的那种感觉，我会有一个大概对自己的要求，比上次更高一点的要求。

《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湛庐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09

界面文化：作家是否要关注政治和公共性话题，并且有义务将这些反映到作品里？

常青：我自己不怎么关注。现实作用我承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应该有，但我也不大可能去涉及自己专业以外的其他领域，我是学医的，在一些范围内可以去做一些事，说出常识。我写《医事》是因为中国的医患关系太畸形，双方都有一些信息的蒙蔽，常识被掩盖。倒不是说特别想关心什么，但如果我看见这些，就觉得总得有人说出表面之下的一些真相、一些更多角度吧。

我自己相信打动人的作品应该是普世性的，它是穿越了时间跟空间的，太想解决问题的作品，倒比较难打动人。

界面文化：你在写作这条道路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是什么？

常青：把它作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组成，这是我对待所谓“恒久的热情”或是“一件自己认为的大事”的方式，在写的过程中每次对自己的要求会高一点，然后一笔一笔尽力去拓展这样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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