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

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

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

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

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

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

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

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

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

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

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

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

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

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

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

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一边跳皮筋一边唱。

他也差不太多，等到了青春期，看朦胧诗的年纪，我抄汪国真席慕蓉，他看北岛泰戈尔，那种翻译体的痕迹不容易脱离，在他的书里还是看得出来，比如他写《山鬼》：上帝坐在空荡荡的天堂，诗人走在寂寞的世上……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沧桑”“俯瞰”，这种词儿我们都喜欢过，用他的话说，有一种“挺正经”的劲儿。

要打破这个不容易，学了那么多年都是要对仗要排比要押韵，“用十几个排比句把对方打倒”。

我和周云蓬那时候都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题目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乡》，最后一句通常是平地里突然拔高一声儿：“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洒狗血就是满堂彩。

他一个老师挺好，调走了。有个同学写文章：“李老师，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们……”

他说，人都不会表达爱了。

男女之情也一样，他说，“说给你介绍个‘对象’，这种词就是一个很官方用语，‘对象’是一个哲学用语，介入一种男女之间的私情，让你对这个词一点都没有欲望了。还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你的‘个人问题今天解决了吗’？”

他觉得普通话本来就是一种人造语言，却硬生生地介入了人的私人生活。

他用了有语音功能的电脑之后，人有了隐私才有尊严，能更自由地阅读，比方可以私下里看《金瓶梅》，可以狂热地看武侠小说了。他说，“阅读跟恋爱一样，要私人化，隐秘化。”

后来他四处走，喜欢听地方戏，看唱粤剧的盲人，全是北宋，南宋的古诗词。还有苏州评弹，小桥流水和白蛇传，用朴素的字儿唱人心里的感情。慢慢生活中尽量用直观的语言，不要块状，不要排比，尽量亲切。

他喜欢那些新的网络语言，悲催，苦逼，给力，说更多有色彩、有力量的民间语言出来，将来的诗人会有更好的土壤，可能会写的越来越好。

在座谈的现场他放了“野孩子”的歌，是写凡高的《伏热》：

他的心就象石头一样坚强

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

他的爱就象花儿一样善良

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

他说，多简单的词儿，花儿和石头，这简直是被先锋诗人嘲笑的词，但这诗意。

6

周云蓬写过一段话，“在我的梦里，会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看到树是绿的，还是蓝的，我健康的奔跑，不用怕撞到什么。可是我梦见了她，完全是一个黑影，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从此我在梦里和白天，都是瞎的。”

这个疼，是在人心脏上捏一下。

之前他迷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的萨宾娜，追求绝对的自由，“后来才明白，人一旦投入具体生活后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法完全自由。生活一定要参与进去，然后才明白心灵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快乐是来源于不自由，你若是爱上一个人，它就是不自由的。一切专注都会损害自由”。

两人在一起，没有钱，脾气也不会好，所有的浪漫都磨没了。快分手，他在宁夏，半夜听到楼道电话响就往外跑，总觉得是她打来的，还是分了手。

他说，恋爱的这种痛苦，会让人落到地面，精神回归到肉体。崔健怎么唱的？----恋爱的时候理论都是虚的，只有分手时的疼痛才是实的。

恋爱最让人了解什么是无奈，你没法预料也不可争取，命运象磕煮熟的鸡蛋一样，不急不慢地，把人的壳一层层磕掉了，柔嫩脆弱地露出来。

他原来觉得诗与歌高于生活，这后来才明白歌和诗只是生活的流露“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故事，最后变成一首歌，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它们是没办法了”

他写了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

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

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

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期待我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

痛苦不是财富，痛苦就是痛苦，“你要知道这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你非气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写。你会想，别写那首歌了，宁愿经历好一点。”

只不过人无路可走的时候，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降临。

7

零四年以后，他经济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精神上就自在一些，幽默感在音乐里也复苏了，不那么沉重，在歌里跟李白开玩笑。

他说住在香山把过去生活里黑暗的东西消解了很多。他喜欢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一条小路拐来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刘天华、刘半农、梅兰芳、马连良，还有梁启超，“他们都静静地呆在那里，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他写了《春天责备》，说“这个诗刚写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春天很多繁茂的花，它对于人是一种责备。你比方你的生活很抑郁，生活很暗淡，它对你就是一种责备。”

他写：“我的小屋后面是树木丛生的野山坡，坡上有一片墓园，墓园旁摆放着十几个蜂箱。天气好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融入阳光，有一种催眠的作用。一个人坐上个把小时，时间缓慢逐渐凝固，感觉自己成了金黄琥珀中的一只昆虫。还有一只猫和狗，每逢我改善生活，他们都会不请自到。锅里的羊排熟了，我摸索着掀开锅盖，锅沿旁左边一只猫头右边一只狗头，都跃跃欲试着。”

这里头有一种烂熟的心平气和，他说古兰经里有句话：命运如大海，自由如小舟。你的船不可能到陆地上去航行，人要尊重一种界限，可是这只船在命运里还是可以很自由的。

他看不见字，但对《诗经》有一种嗅觉上的好感，他写：

“诗经最终长成了一株香樟树

杜甫是那种沉积的落叶

欧阳修是秋天的苦香

他说：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后来他写《牛羊下山》，包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歌词，很多来自于嗅觉上的灵感。“牛羊下山，晚炊，草木香，山气日夕佳，生火的柴火和牛粪味，陈年的米缸。嗅觉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它和艺术冲动一样的深邃原始。”

他说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

这世界是他闻出来，听出来，摸出来，踩出来的，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感觉到事物的存在，看看他写这个--------

“为什么我唱：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而不是一个叫马头，一个叫马尾？

木头里有人的向往和悔意。

张枣诗云：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不听，没有感觉，象石头一样不再闪烁。

8

在中央台录节目的时候，有观众对他说，“我非常不幸失明过，又非常幸运地重返光明，所以我想把失明时感受到的一切展现出来。”

周云蓬说，如果你失明的时候没有做好，那你能看见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好，我并不认为失明的生活会是一种艺术的来源、灵感。

他说，失明是一个存在，对他来说，走在街上，被石头绊了个跟头，这个石头就会提醒你一次，你缺了些什么，那种感觉渗透一生，没法超越。他说，“我承认它的存在，也承认没法超越，或许这就是我看待它的态度。”

有人说那你怎么保持平衡，他说我尊重我的倾斜甚至倒下，平衡是高高在上者的品质。

常有人问他，“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他说，“还可以。”

他们说，你真坚强。

他说，你要让每个人说起来，谁都挺痛苦的，痛苦是个最普通最平常最普及的东西，比电视还普及。

很多人说：“见到了你，才觉得能看见世界是这样的幸福”

他说，幸福不是比较得来的。

9

老罗心疼曾轶可，要给她录专辑，有天说约了周云蓬和小河给小曾做配器，我们都意外-----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几个人怎么掺和到一块，最后小曾果然没去，说瞧不上这音乐，他们几个人就围着个空椅子合了张影，罗永浩自己也觉得“不堪回首”，不过周云蓬说起这事儿笑呵呵，说小曾的歌挺好，词的语感很好。只不过她上了超女，所以争议大了。“如果她是一个地下乐队的，比如说‘幸福大街’的，没人会觉得她这么跑调会怎么着，左小祖咒也跑，就没人说。”

他没有阵营感，也没有剑拔弩张的东西，不刻意制造高潮，也不刻意反高潮，他只是诚实。

座谈会现场有一个年青男孩，站起来对他说，很快要到克拉玛依多少年了，让他唱一首《中国孩子》。

他说，这不是唱这歌的场合。歌也不是说“来你唱一首吧就唱的”，那对歌也不尊重。

那男孩说“那你就组织免费的纪念演唱会吧”

他说他现在不打算做这件事，他又补了一句，“不纪念，人们也会记得的，慢慢来”

我问他，好多人对你的期望就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愤怒的那个劲。

他说，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温和的生活。如果要是总是愤怒，人早活几年就给气死了，

我说，但有人对地下歌手的印象，应该像标枪和匕首一样。

他说，如果有目标可以自己去做标枪和匕首，但是不要苛求人们必须去做标枪和匕首。他写《中国孩子》也是从水与火的痛苦出发，从人的本能和感受出发去写的。

四川地震后，很多校舍倒塌，很多朋友问他，说，老周，《中国孩子》这首歌是不是专门为四川孩子再续写一段？

他说，我又不是郭沫若，才思没那么敏捷，我首先看重的是音乐的审美，而不是过分应景。

零八年一帮人去北京南站坐轻轨去天津，结果奥运期间买不到票，很可气。跟他去的朋友就说：老周，写个歌儿骂骂他们！

他说，“我很怕被这样”类型化“。其实我喜欢情绪更复杂一些的，Pink Floyd，Tom Waits那样。那需要心态更放松，不要老进入两极状态”

我说，很多人期望你能对现实进行批判。

他说，“音乐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或者是什么，那就走向另一个反面了，我觉得应该音乐人心里有数，不是应该大家一捧你，你抗议你很牛，然后你就头脑一晕你就抗议一辈子，我觉得那个是很无聊的事情，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说诗歌的第一性永远是诗性，不是工具，不是用来教化和革命的。

10

很多人面对残疾人，都容易有一种沉重感。

就好象不沉重不够尊重，当天在现场问他的问题都是这么起头的“周老师，我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啊，请问您有没有流浪的情愫？”

情愫，都是这样的词。

饭桌上刚认识的气氛里也有这个郑重的紧张，稍过一会儿就会发现，他松松垮垮喝着酒，但随手一句，可以在言辞上直接修理老罗，让我们乐不可支。他蔫坏一笑。

那天在现场，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会跟老罗和冯唐这样的流氓一起混啊。我说，哪有姑娘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只不过不好意思坏。

周云蓬也说，作为一个盲人不容易坏起来。人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你还敢坏啊，太不要脸了。

他高中的时候跟转学来的姑娘恋爱，两人约会，因为看不见，被学校发现了，他是好学生，学校认为你怎么能这样自毁身残志坚的典型，他说“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得笔直的雕像。”

他说所有弱势群体都有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比他们还稍微坏一点，但也不够坏，但多少年我总希望能摆脱道德上的约束，我凭什么不能怎么样？首先我能破坏这种约束，然后我能自愿遵守。要不就特别扭，不自由。”

他看了我采访卢安克的节目，说那是一个有诗性的人，你看他说的那句话，“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11

周云蓬在少年时代认识过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只是据说歌唱得好。

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黑鸦鸦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

周云蓬说，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

他稍有名声的时候，有一个红色推土机的公益计划，把专辑销售的全部收入将作为启动资金，购买mp3、乐器，让盲童有接触音乐和书的机会。

他前阵子到上海演出，说：“有个小男孩，问我有没有使命感，我说没有。可他偏让我有。他说我觉得你有，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你那有救赎感！这就做作了，我尽量淡化这种东西”。

他说尤其不喜欢“使命感”这个词，“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误了”。

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

我们的文化里，最有名的盲人应该是拉《二泉映月》的阿炳，周云蓬曾经去过无锡，想写一本阿炳的传记，他有一个疑问是”阿炳的音乐几乎家喻户晓，可是他是怎样生活的？以怎样的方式去爱一个女人的？最专业的历史学家也知之甚少。”

他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资料，他说，如果阿炳在天有灵，他会想“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吗去了？”

他说这事唯一给他的启示是，去理解、去爱你身边活着的人。

（本文转自生命是一场创意旅行，版权归作者所有。）